在2012年全国省区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座谈会上，大家围绕当前经济运行中的最新情况和突出问题，提出了不少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针对性较强的政策建议 第一，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要在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政策上狠下功夫。针对增速下滑的情况和稳增长的需要，近期国务院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中央财政加大对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建设资金支持力度，电力、水利、城市交通、高铁等基础设施投资进度有所加快，进一步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支持民营经济和小微型、中小型企业发展等。关键是抓好落实，务求取得实效。 对于下一步的政策选择，大家提出了一些积极的政策建议。比如有同志谈到，要再看一看，要沉住气。要着急，但不能太着急。既不要急着踩刹车，也不要忙着加油门。历史的经验教训表明，过快地、过早地采取大的动作，恐怕不一定有利。一定要沉得住气、铆足劲，寻找能够正确把握经济脉搏、探索经济发展新的时机和新的着眼点。 第二，要尽快做好相关政策工具准备和预案，防止经济运行出现突发性情况。“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当前，中国整体经济社会的情况确实既有近虑也有远忧。国研中心最近在研究，究竟我们的经济速度、经济运行的底线，即经济发展速度的临界点在哪里？也就是经济下滑到什么程度，才应做相应政策调整，即如何牢牢保住经济运行的基本底线。此外，还要做好各类经济风险防范应对准备；做好在公共项目、投资的重点领域、重大装备采购等方面的政策准备；并做好相关舆论引导工作。 第三，要着力提高宏观调控政策的针对性，真正体现差异化。宏观政策要实事求是地反映各地在发展阶段、经济结构和政策需求方面的差异。不能“一刀切”，又必须“切一刀”，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实际上是对执政能力和宏观政策艺术性的考验。 第四，一些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采取措施支持光伏产业、重大装备产业的发展；解决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重视小额贷款公司存在的操作风险，加强监管；加大对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扶贫工作的投入，提高西部资源开发利用水平以及加大对县级以及中心镇建设的支持等。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一、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增速放缓的认识。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际看，我国潜在增长率在放慢。贯彻落实“十二五”主题、主线，也要求我们适当放慢经济增长速度。问题是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的合理界限到底在哪里？如何处理好稳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的关系，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我们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发展已经不可能持续，增速转缓将是一个长期必然的趋势。当然，也要防止突然出现大幅度降低的情况。国内资源以及内外部的各种制约因素都已无法支持原来那种依靠大投资、大出口、大进大出来保持高速发展的模式。 不仅经济发展的要素不能支撑高速度，社会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矛盾也不允许我们只追求高速的发展。我们认为，“十二五”确定的主题和主线，不仅在“十二五”时期要落实，还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如果能够用十年时间，真正使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适应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将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因此，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发展速度放慢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经济速度增长转缓放慢的过程当中，如何抓住战略机遇期。在增速转缓过程中，真正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处理好经济增长与转方式、调结构与社会稳定的关系，需要我们智库机构做更深入的研究，提出有理有据、有说服力的观点。 二、把握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及风险防范的关系。实践证明，仅靠经济增长并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改革开放以后，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是完全正确的。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又分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现实的情况是，我们和西方国家比，经济还要发展，人均生活水平还要提高，但是，与这个差距相对应的是，我们的社会稳定、社会风险防范、社会管理等问题越来越上升到一个更加突出的位置。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前车之覆，后车可鉴，要把社会管理提升到应有的更加重要的位置，这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且非常紧迫。 三、各类经济开发区、创新区、工业园区同质化的问题。引进同类项目，从地区本身看有利于发展经济，但从全国范围看，并不一定能实现结构性调整。目前各地还存在大量重复建设问题。比如，对于引进项目，各地都在强调自己引进了多少，和央企对接了多少，但那些总体以万亿计、十万亿计的项目如果真的都签约、都实现，其结果可能是令人担忧的。 四、中国城镇化的速度和质量的关系。毫无疑问，加速中国的城镇化，在一定时期内会成为经济增长的亮点。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从中国整体的人口经济社会结构基本情况来看，我们要研究，多快的城镇化速度对中国是合适的，并不是越快越好。现在西方很多国家走过的城市化道路、城市化率水平是否适合十三亿人的中国，值得思考。 我们还要关注，城镇化进程中带来的问题、带来的社会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个问题不仅关系着现在，还关系着中华民族的未来。现在2亿～2.5亿的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的并不多，这就出现了所谓的人口结构三元化，即城市人口两元化，农村人口两元化，交织在一起就是三元化。这个问题目前很突出。大量进城务工人员没有融入城市，不能公平公正地享受就业、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南非、印度的路子，要防止贫富分化造成大面积的城市贫困人口。 五、如何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省区市金融风险，主要体现在政府的债务风险。债务规模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是投资的效益。过去借的债搞了什么，有没有效益，有没有还款能力，财政和项目的收益能否支撑还款？这些问题值得担忧。没效益的投资，不管以什么机构作为债务方，最终都要由政府承担。一旦经济增速降低，财政收入降低，还贷压力会很大。 （作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欢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