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传统知行观,特别是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资源,对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坚持“知行相资以为用”,即要坚持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开展好实践教学环节,通过加强实践教学引导学生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同时也要坚持加强对实践的总结,将实践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知识。通过理论与实践的互动,引导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关键词:知行观;思想政治理论课;借鉴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这一论述告诉我们,不仅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的文化生产和生活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进行的。这一观点同样也告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牢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样还需要充分“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些材料。
一、王夫之“行可兼知,知不可以兼行”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知”与“行”是中国人很早就关注的一对范畴,《左传·昭公十年》就记载总结出了“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观点,《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提出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自提出“知”“行”之别以后,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就围绕着“知”与“行”的关系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形成了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等诸多观点,从而使“知行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别具特色的问题之一。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先秦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思想,立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读,在批判佛教和陆王心学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可兼知,知不可以兼行”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建立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思想体系,将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发展到一个巅峰。
王夫之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相互依存中才能发挥知和行的作用,“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为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知和行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在对立统一中知行相互作用,而且知行的相互作用过程是循环不断的过程,“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知行并进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
王夫之在肯定“知行相资以为用”,肯定知和行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知对行的决定性作用。王夫之认为在知行关系中,知起着决定作用。首先,行是知的源泉,认为“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只有通过实践,人才有可能获得知识;其次,王夫之认为知只有在行中才能得到检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检验知的真假,王夫之在这里已经接近于提出真理标准的问题了。在此基础上,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行中包括着知,统率着知,但知却不能包括行,不能统率行,王夫之的这一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实践高于认识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肯定行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王夫之并不否定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强调“行”的决定作用时,也高度重视行对知的反作用,认为知是保证行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察事物所以然之理,察之精而尽其变,此在事变未起之先,见机而决,故行焉而无不利”,知同样也是相当重要的,人如果能够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能够及时进行决策,就对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君子之知,以审行也”。
二、“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观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借鉴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也就是“知”的问题,实践也就是“行”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知”与“行”的结合问题。虽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包括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们在知行的关系问题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践问题没有建立起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观,即没有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但他们就知行问题所进行的探讨,特别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就知行关系所做的探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经验,坚持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毛泽东在1937年写成的《实践论》一文中很好地阐述了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认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这一论述既是从理论总结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与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对理论本身的认识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使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毛泽东对实践的高度及坚持“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上升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标准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不搞无所谓的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因为坚持从实践出发,因此中国抓住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时机,勇敢地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判断已经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所接受,从“知”的层面上来说,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知”的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在行的层面上得到解决,就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课程设置与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复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觉得是在重复相同的内容,因此在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中学习热情往往不高,甚至有部分学生出现厌学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掌握了理论,理解了理论,一旦要他们独立自主地分析问题,他们往往又难以把握住 问题的本质,难以把握住事物发展的方向,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生缺乏实践的锻炼。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完善实践教学制度。要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提供制度、条件和环境保障,确保不流于形式。”要让学生真正理解理论,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在实践过程中理解理论,升华理论。
二是要注意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对实践教学的理论总结,要将实践的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的是实践是为了检验真理,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知”往往与现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这种差距就必须依赖于“行”——实践来弥补。但就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知”——来说,学习过程中的“知”都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为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行”——的目的就不再是检验的目的,而是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是为了通过加强感性认识来提高理性认识的水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的重要性,“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毛泽东所强调的要将实践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中,也就是从“行”向“知”转变的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必须在将学生带入社会进行实践的基础上,在带领学生获得大量感性认识材料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回归到理论本身的学习上来,回归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来。
坚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为指导开展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这就是“知行相资以为用”的唯物主义知行观作为一种方法论对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论借鉴。
关键词:知行观;思想政治理论课;借鉴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个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条件下继续从事先辈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改变旧的条件。”这一论述告诉我们,不仅人类的物质生产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我们的文化生产和生活也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的进行的。这一观点同样也告诉我们,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不仅要牢牢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导地位,紧密联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同样还需要充分“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在其历史进程中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思想材料,当前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必须充分利用好这些材料。
一、王夫之“行可兼知,知不可以兼行”的唯物主义知行观
“知”与“行”是中国人很早就关注的一对范畴,《左传·昭公十年》就记载总结出了“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的观点,《古文尚书·说命中》也提出了“非知之艰,行之惟艰”的观点。自提出“知”“行”之别以后,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就围绕着“知”与“行”的关系展开了长时间的争论,形成了行先于知,由行致知;知之明也,因知进行;以行验知,以行证知;知行并进,相资为用等诸多观点,从而使“知行观”成为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别具特色的问题之一。
王夫之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先秦荀子以来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思想,立足于唯物主义的观点,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知行”观进行了唯物主义的解读,在批判佛教和陆王心学唯心主义知行观的基础上,提出了“行可兼知,知不可以兼行”的唯物主义知行观,建立了比较系统、全面的唯物主义知行观思想体系,将中国唯物主义的知行观发展到一个巅峰。
王夫之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提出“知行相资以为用”的观点,认为知和行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方面,在相互依存中才能发挥知和行的作用,“知行相资以为用,惟其各有致功,而亦各有其效,故相资以为用,则于其相互益知其必分矣。同者不相为用,资于异者乃和同而起功,此定理也。”知和行既是相互区别的,又是相互统一的,在对立统一中知行相互作用,而且知行的相互作用过程是循环不断的过程,“繇知而知所行,繇行而行则知之,亦可云并进而有功。”知行并进的过程也就是人的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
王夫之在肯定“知行相资以为用”,肯定知和行的相互作用的重要性的同时,进一步强调知对行的决定性作用。王夫之认为在知行关系中,知起着决定作用。首先,行是知的源泉,认为“非力行焉者,不能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也”。只有通过实践,人才有可能获得知识;其次,王夫之认为知只有在行中才能得到检验,“行焉可以得知之效”,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检验知的真假,王夫之在这里已经接近于提出真理标准的问题了。在此基础上,王夫之提出“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君子之学,未尝离行以为知也。”行中包括着知,统率着知,但知却不能包括行,不能统率行,王夫之的这一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实践高于认识的唯物主义思想。
在肯定行的决定作用的前提下,王夫之并不否定知对行的反作用。在强调“行”的决定作用时,也高度重视行对知的反作用,认为知是保证行顺利进行的重要前提,“察事物所以然之理,察之精而尽其变,此在事变未起之先,见机而决,故行焉而无不利”,知同样也是相当重要的,人如果能够认识和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能够及时进行决策,就对行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君子之知,以审行也”。
二、“知行相资以为用”的知行观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借鉴作用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理论也就是“知”的问题,实践也就是“行”的问题,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就是“知”与“行”的结合问题。虽然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包括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们在知行的关系问题都存在着这样或者那样的缺陷,特别是在社会历史领域的实践问题没有建立起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实践观,即没有建立起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但他们就知行问题所进行的探讨,特别是以王夫之为代表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就知行关系所做的探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是必须回到实践中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在实践中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我们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从事革命和建设的一个基本经验,坚持唯物主义知行观的毛泽东在1937年写成的《实践论》一文中很好地阐述了知和行——认识和实践的关系问题,认为“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把实践提到第一的地位,认为人的认识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并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毛泽东这一论述既是从理论总结上得出的结论,也是从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经验与惨痛教训中得出的结论。对理论本身的认识和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使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高度重视实践的作用。毛泽东对实践的高度及坚持“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被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领导集体上升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标准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人不搞无所谓的争论,“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农村改革是如此,城市改革也应如此”。因为坚持从实践出发,因此中国抓住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的大好时机,勇敢地闯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洗礼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判断已经为广大的中国民众所接受,从“知”的层面上来说,这一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知”的层面的解决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能够在行的层面上得到解决,就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来说,由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课程设置与高中阶段的思想政治课教学在内容上有一定的重复性,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往往觉得是在重复相同的内容,因此在大学阶段的思想政治理论学习过程中学习热情往往不高,甚至有部分学生出现厌学情绪。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真正掌握了理论,理解了理论,一旦要他们独立自主地分析问题,他们往往又难以把握住 问题的本质,难以把握住事物发展的方向,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学生缺乏实践的锻炼。针对这种情况,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中强调,要“完善实践教学制度。要从本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2个学分、从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现有学分中划出1个学分开展本专科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探索实践育人的长效机制,提供制度、条件和环境保障,确保不流于形式。”要让学生真正理解理论,就必须加强实践教学,在实践过程中理解理论,升华理论。
二是要注意加强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特别是要加强对实践教学的理论总结,要将实践的经验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结合起来。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人注重的是实践是为了检验真理,因为在探索的过程中,“知”往往与现实是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的,这种差距就必须依赖于“行”——实践来弥补。但就当前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内容——“知”——来说,学习过程中的“知”都是已经经过实践检验了的,为实践所证明了的真理,因此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实践——“行”——的目的就不再是检验的目的,而是通过实践加深对理论的理解,是为了通过加强感性认识来提高理性认识的水平。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从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过渡的重要性,“要完全地反映整个的事物,反映事物的本质,反映事物的内部规律性,就必须经过思考作用,将丰富的感觉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改造制作工夫,造成概念和理论的系统,就必须从感性认识跃进到理性认识。这种改造过的认识,不是更空虚了更不可靠了的认识,相反,只要是在认识过程中根据于实践基础而科学地改造过的东西,正如列宁所说乃是更深刻、更正确、更完全地反映客观事物的东西。”
毛泽东所强调的要将实践中所获得的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的过程中,也就是从“行”向“知”转变的过程,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当前高校的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必须在将学生带入社会进行实践的基础上,在带领学生获得大量感性认识材料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回归到理论本身的学习上来,回归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解和把握上来。
坚持将理论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以理论为指导开展实践,在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的理解,这就是“知行相资以为用”的唯物主义知行观作为一种方法论对当前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方法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