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关键词 史学 天人关系 宇宙本体论 人性论
　　〔中图分类号〕K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1-0132-05
　　
　　21世纪以来，中国史界已在“补课”和“超越”两点上——补“实证史学”之不足，超越西方史论——达成发展共识。（周祥林：《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三大趋势——“21世纪中国史学学术研讨会”侧记》，《史学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但取长补短也好，后来居上也罢，源头未清，则流绪何堪！相反，基于中国传统史学的生发原型、初始学性及其“元问题”和问学本旨的历代衍变，逐一检讨史学本体论的建构流变史，进而拷问并重整史学“现代化”的本体论根基，当属关键。
　　一、天人相与：“巫史同源”的古风及其意义
　　近世以降，学者论及中国“史原”，皆已关注“巫史同源”的原始习俗。例如，梁启超先生要将三代时期列为中国学术的“胚胎时代”，证据就是说它孕育了中华民族一切的道德法律和制度学艺，而其学术特点，“全在天人相与之际，而枢纽于两者之间者，则祝与史皆有力也。”此中，祝、史二者，是上古学术一水分流的两大亚种。发展到后世，事繁业精，人员日盛，分工趋密，差距渐远。对此，梁先生又发现，二者虽各有衍变和侧重——前者主天，有司祭、司历之别；后者近人，花开两枝——“志事的史家”（儒家之祖）和“推理的史家”（道家之祖）。（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文集之六》，《饮冰室合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9年，第9页。）但是，“天人相与”的主题和巫史共学的格局，依旧未大变。有了梁先生的学术史发见，我们就可以理解，孙诒让先生整理《墨子》，洞悉出司马迁史学的一个最原本格调——“论六家之旨，尊儒而宗道”（孙诒让：《墨子传略第一》，《墨子后语上》，《墨子闲诂》，孙启治点校，中华书局，2001年。）它就不再仅仅只是秉承父志的家学结果了。因为无论是“志事”者之“尊儒”倾向，还是“推理”者之“宗道”情结，二者在根源处，并无大异，早就是上古史学的合理遗存。
　　初民时代，天灾盛于人祸，人类命运之厄，大体皆系于以天为代表的自然外界，故天人关系才是整个时代的“真问题”。《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为解决这个“真问题”，人类也就催生了诸如此类“天人”对应式的叙说方式和思维格式。此中，巫史之流辈出——他们总纳社会经验，基于方术迷信、神话故事、传说风谣等知识单元，由术及学，建构了最初口耳相传的学问——一种基于天人关系的原生态的“天学”，也就成长为中国上古史学之初型；传说时代的知识垄断集团——巫祝及其学术分野，亦浮出水面。其实，冯天瑜先生通论中国学术流变，已将这些巫、史、祝、卜，称誉为“中华第一代学人”。（冯天瑜：《中国学术流变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9页。）
　　这些“天学”经营者，受神本文化熏染，亦巫亦史，身份诡秘，概以“天人关系问题”为中国学问的“元问题”，进而体天法地，依神道设教，亲自尝试着解读并贯通“天、地、人”三才之道，以期于消灾弥乱。所以，在生民眼中，巫史“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足堪“沟通天人”的权威。大凡祭祀、战争等部落要事，皆必请询于此辈，他们确然是当时最紧要、最务实和最受欢迎的人物。从字源学上来看，“际”古体为“際”，构字本意，强调的无非就是需要选择一个中介人，祭告上苍，通天达神，虚实相应，好去为生民提供出种种际遇和启示。《国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