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陈楠 20世纪80年代生人，籍贯河北。毕业于西北大学，古代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语言学教学工作，兼任出版社古籍编审。
在我们平时的记忆中，曾巩是排在“唐宋八大家”之末的。而我只是在学生时代为了考试记住了曾巩这个名字，之后很多年也不曾读过他的文章。直到有一天泡图书馆，翻开一本书信集，看到了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一文，文中对一代宗师、文坛盟主欧阳修表示感谢，谢谢他为自己祖父写了墓志铭。字里行间看得到真诚与坦荡，没有刻意的客套，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在感谢与钦佩之余还表达了“立言”的社会意义，表达了对道德与文章两者兼胜的赞许，也说出了自己行文的追求。读去不觉艰涩，道理跃然纸上，毫不做作。这才明白唐宋古文运动，有多少文人才子投身其中，“唐宋八大家”必然卓尔不凡，曾巩能与欧苏王并列，必有他的过人之处。
曾巩为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生而聪明，十二岁就“文词甚伟”，未冠之时已名闻四方。曾巩入太学后上书欧阳修，欧阳修云“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很有个性，长于策论，轻于时文，故屡试不第。时文是什么？时文就是骈文、四六。南北朝以来，文章的骈俪化趋势明显，人们追求对偶排比，追求辞藻华丽，追求运用典故，不光需要审美欣赏的文章如此，就连奏折也是一片“唯美风”。唐代韩愈、柳宗元对此深感不安，认为文章失去道统，一味追求华丽并不是正途。他们发起古文运动，用传统的写作方式写“古文”，与当时流行的“时文”抗衡，身体力行，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改革“时文”之弊。但唐末五代之时，奢靡浮华之风又起，并成功进驻宋初文坛与科举取士领域。欧阳修、王安石之辈追随韩柳之志，完善韩柳理论实践不足之处，同时也写得一手好骈文。
曾巩就不是这样了，他长于思辨说理，并不在意骈文写作，导致三十八岁才登进士第，授太平州司法参军。后召入编校史馆书籍，之后外放做官，历知多州，政绩颇佳，后人提起曾巩，评价不仅仅是散文家，还有一个名号——政治家。
受性格和处事方式影响，曾巩为文主张先道德后辞章，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便显出与其他几位大家的不同来。曾巩文自然纯朴、周详古雅。《宋史》对其文章也有评述：“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些评价都十分客观。
这一篇《墨池记》虽然篇幅短小，但很好地体现了曾巩散文创作的特点，也能看到他别有不同的立意。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为了借助先贤名声显扬本地文化意蕴，亲题“晋王右军墨池”几个大字，盛情邀请曾巩为文作记。但曾巩并没有用文采给他证明天下王羲之墨池好几处，你这一处最可能为真迹等等。而是巧妙借题发挥，略略叙述墨池之后，笔锋一转，改论王羲之本人，明确指出“书圣”的成就来自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顺理成章地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文章短小，只有三段，起首一番铺垫，然后才写出“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日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关于“王右军墨池”真伪之事，曾巩并不多言，只借古人荀伯子之文说出，甚至还在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曾巩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清晰而具体。 “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
交代清楚之后，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人议论了，可是曾巩反倒不着急了。他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一方面肯定王羲之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其曾“自休于此”，即曾到过临川一带，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临川城东墨池遗迹的来历。
层层铺垫之后，文章由叙述转到议论，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傳》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曾巩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无须旁征博引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紧接着又说：“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比单纯的学习更重要。
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能充分体现曾巩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关注，也能体现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曾巩此篇文章重在“论”而不在“记”，乍一看似乎偏离了中心，然而发完一部分议论，笔锋一转，翻回头来说王盛约自己作记的意图就是劝勉后学者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这样，一顶高帽发给王盛，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曾巩先生之借题发挥不可谓不妙呀！
在我们平时的记忆中，曾巩是排在“唐宋八大家”之末的。而我只是在学生时代为了考试记住了曾巩这个名字，之后很多年也不曾读过他的文章。直到有一天泡图书馆，翻开一本书信集，看到了曾巩的《寄欧阳舍人书》一文，文中对一代宗师、文坛盟主欧阳修表示感谢，谢谢他为自己祖父写了墓志铭。字里行间看得到真诚与坦荡，没有刻意的客套，也没有华丽的辞藻，在感谢与钦佩之余还表达了“立言”的社会意义，表达了对道德与文章两者兼胜的赞许，也说出了自己行文的追求。读去不觉艰涩，道理跃然纸上，毫不做作。这才明白唐宋古文运动，有多少文人才子投身其中，“唐宋八大家”必然卓尔不凡，曾巩能与欧苏王并列，必有他的过人之处。
曾巩为江西南丰人，世称“南丰先生”，生而聪明，十二岁就“文词甚伟”，未冠之时已名闻四方。曾巩入太学后上书欧阳修，欧阳修云“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很有个性，长于策论，轻于时文，故屡试不第。时文是什么？时文就是骈文、四六。南北朝以来，文章的骈俪化趋势明显，人们追求对偶排比，追求辞藻华丽，追求运用典故，不光需要审美欣赏的文章如此，就连奏折也是一片“唯美风”。唐代韩愈、柳宗元对此深感不安，认为文章失去道统，一味追求华丽并不是正途。他们发起古文运动，用传统的写作方式写“古文”，与当时流行的“时文”抗衡，身体力行，从理论和创作两个方面改革“时文”之弊。但唐末五代之时，奢靡浮华之风又起，并成功进驻宋初文坛与科举取士领域。欧阳修、王安石之辈追随韩柳之志，完善韩柳理论实践不足之处，同时也写得一手好骈文。
曾巩就不是这样了，他长于思辨说理，并不在意骈文写作，导致三十八岁才登进士第，授太平州司法参军。后召入编校史馆书籍，之后外放做官，历知多州，政绩颇佳，后人提起曾巩，评价不仅仅是散文家，还有一个名号——政治家。
受性格和处事方式影响，曾巩为文主张先道德后辞章，在这一思想支配下，曾巩的文章便显出与其他几位大家的不同来。曾巩文自然纯朴、周详古雅。《宋史》对其文章也有评述：“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司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这些评价都十分客观。
这一篇《墨池记》虽然篇幅短小，但很好地体现了曾巩散文创作的特点，也能看到他别有不同的立意。抚州州学教授王盛为了借助先贤名声显扬本地文化意蕴，亲题“晋王右军墨池”几个大字，盛情邀请曾巩为文作记。但曾巩并没有用文采给他证明天下王羲之墨池好几处，你这一处最可能为真迹等等。而是巧妙借题发挥，略略叙述墨池之后，笔锋一转，改论王羲之本人，明确指出“书圣”的成就来自于其后天的不懈努力，从“羲之之书晚乃善”的事实，说明一种技能的成功，是“以精力自致”的，并进而提出“深造道德”，更须努力，顺理成章地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学习技艺尚且如此，提高个人道德修养更应如此。
文章短小，只有三段，起首一番铺垫，然后才写出“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日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关于“王右军墨池”真伪之事，曾巩并不多言，只借古人荀伯子之文说出，甚至还在之后用了“岂信然邪”这样一个设问句：难道这是真的吗？曾巩从地理位置、外形特点、得名缘由三个方面，扼要介绍了临川墨池，清晰而具体。 “临池学书.池水尽黑”，说明了王羲之平时学书的刻苦专一，“费尽精力”，为下文的即事立论提供了论据，埋下了伏笔。
交代清楚之后，文章似乎可以顺势发展，进人议论了，可是曾巩反倒不着急了。他追叙了王羲之的一段经历，一方面肯定王羲之厌恶浑浊官场，喜爱山水名胜，追求自在闲适生活的清高品格，同时又为引出其曾“自休于此”，即曾到过临川一带，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临川城东墨池遗迹的来历。
层层铺垫之后，文章由叙述转到议论，生发出一番富有哲理的精辟论述：“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王羲之是杰出书法家，素有“书圣”美名。但据《晋书·王羲之傳》所载，他的书法起初不比同时的书法家庾翼、郗喑高明，直到晚年才臻于精善，进人妙境。有一次，庾翼见到他用草书写的一封信，不由得大为惊叹，认为可与“草圣”张芝争胜。曾巩紧紧抓住“晚乃善”三字，无须旁征博引就顺理成章地作出了“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制者，非天成也”的正确论断，语气委婉但又十分坚定。紧接着又说：“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后来的人没有能赶得上王羲之的，莫非他们在学习方面所下的苦功不够吗？这样看来，在学习上下的苦功是不能少的呵！然而作者写作的最终目的，又并非是单纯强调学习，在他看来，提高道德修养比单纯的学习更重要。
文章思想并无新颖之处，但能充分体现曾巩对儒家道统思想的关注，也能体现作者讲求行文布局，叙事条理清楚的特点。曾巩此篇文章重在“论”而不在“记”，乍一看似乎偏离了中心，然而发完一部分议论，笔锋一转，翻回头来说王盛约自己作记的意图就是劝勉后学者像王羲之一样勤勉于学。这样，一顶高帽发给王盛，不仅拔高了王盛的思想境界，而且使前文的发挥都成了题中之言，旨中之语了。曾巩先生之借题发挥不可谓不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