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初，我获得了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的“优秀青年自然科学奖学金”，去瑞典皇家卡罗琳斯卡医学院诺贝尔神经生理研究所继续科研工作。
　　这个研究所十分讲究开明和平等，每天下午大家坐在一起喝咖啡，从所长到清洁工，不分贵贱，进来以后就坐在桌边。最使我惊讶的是，当所长不在的时候，他的办公室总是敞开的，每个工作人员都可以自由进出，翻阅他书架上的书，只要留下借条，可以随时将此书借回家里。
　　刚到所里时，我对这一切还感到很不习惯，一时适应不过来，更不敢轻举妄动。有一天，所长不在，一位年长的同事看到我动作拘束，就主动帮助我。
　　他带我走进所长的办公室，告诉我：进门的右墙边的书架上放的虽是所长私人珍藏的书刊和文献，但我们可以自由阅读;进门前方的书桌上放的都是所长的私人信件，我们不能乱动等等，给我细细地讲解了很多注意事项。
　　最后，他指着书桌旁边的一个有点像金属制成的抽屉柜，庄重地告诉我：这是所长的绝密保险箱，里面放着有关当年诺贝尔医学奖被提名者以及所长为此收集的所有资料。那是我们的绝对禁区！
　　这次经历以后，我发现除了找人开会、谈话，或者打电话，所长办公室的门确实总是敞开着。
　　我又发现，每星期六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他都准时来到办公室，然后一反常规地将门关上。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所长将周末这段没有日常烦事、没有电话和旁人干扰的时间用来审阅一些有关下一届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资料……
　　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还没有四通八达的互联网，要读文献就必须走进图书馆阅读，至少要到图书馆复印那些文献。当然，所长也需要阅读有关诺贝尔奖被提名者的一些原始文献，为了保密起见，有关的文件复印都必须由评选委员会秘书处进行，不许公开。
　　有一個星期一早上，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他的秘书今天病了，问我能不能帮他跑一趟。然后他将一个密封的信封交给我，要我将它交给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秘书处的A女士，并一再强调：一定要带回A女士签过的收据。
　　到了那里，那位A女士接收了那个信封以后，首先检查了它是否完整无缺，然后在收据上签了字。最后，她又从身后的书架上拿下一个厚厚的、密封的A4信封（里面装着以前复印的文献），要我在一张接收表格上签了字以后，再交给我。
　　回到所里以后，我将这个厚厚的信封交给了所长，检查了它的完整无缺以后，他在一个接收表格上填了日期和时间，我们各自签了字，然后他将这个厚厚的信封放进了保险箱里，我的差事就算完成了。
　　以前我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工作的时候，要与那些世界著名的学者交流或者请他们来演讲，比登天还难。可是到了斯德哥尔摩以后就不一样了，那些举世闻名、重金难请的世界学术权威，会毛遂自荐甚至自己掏钱到卡罗琳斯卡学院为我们演讲。有些世界著名的学府和学术权威甚至会自告奋勇地向我们这些“无名小卒”提出合作项目并愿意担负所需资金。
　　在斯德哥尔摩工作的两年中，我也借了光，结识了好几个“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有机会和他们一起喝酒聊天;也曾经带他们以及他们全家参观斯德哥尔摩;更和他们的研究所有过一些合作。
　　其中一位是德裔美国人托马斯·祖德霍夫博士，后来我们也成为好朋友，长年合作，先后在《自然》和其他一流杂志上共同发表过一些文章。
　　记得2013年祖德霍夫博士获得了诺贝尔奖以后，我第一时间给他发去了祝贺的电邮：“祝贺你终于如愿以偿！”他回答说：“谢谢你的祝贺！是的，我现在终于可以去干一些自己想干的事了！”
　　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有一个不成文的老规矩：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不仅要作一次公开的学术演讲，还必须在诺贝尔奖颁发仪式前一天的晚上参加医学院的青年学生和学者举办的啤酒派对，他们有义务跟年轻人喝酒聊天。
　　1994年的得奖者是美国的Gilman和Rodbell，我也参加了那次啤酒派对，跟他们喝酒聊天，谈得海阔天空。我记忆最深的是有一个学生问Gilman：“怎么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有没有什么窍门？”Gilman听了以后大笑起来：“如果你要为获得诺贝尔奖而搞科研，那你还不如去买彩票，因为获彩票头奖的几率要比获诺贝尔奖大得多！所以你只能凭着个人兴趣去搞科研，至于谁才能获得诺贝尔奖？”随后他抬起头来往天上看：“那只有上帝才知道！”——这也许就是西方人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一种解释吧。
　　（凤义摘自2018年10月2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