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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剿匪”军官钦佩的事业
在中央苏区各项事业中，有一项连国民党“剿匪”军官们都深为钦佩并认为“足资仿效”的事业，便是教育事业。
苏区实行的是普遍的教育，据阿伪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６日在《斗争》上发表的《论消灭文盲运动》解释，苏维埃政权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不让一个工农分子是文盲……每个青年儿童入校读书，每个成年受补习教育”。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苏区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有以读书识字、增智明理为任务的儿童教育，年龄一般在７至１５岁，其形式有列宁小学、列宁高级小学、列宁中学，以及幼儿园（３～６岁）、托儿所（１～５岁）；有训练专门技术人员的职业教育，年龄一般在１３岁至１８岁，如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女子学校；有以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为任务的成人教育，年龄一般在１６岁至４５岁，其形式有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牌及各种寓教于乐的业余文化活动。还有提高文化水平和领导才能的干部教育，如各种大学、党校、干部学校；有增强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军事教育，如各种军事学校等等。
五年义务教育多是自愿的，家长及孩子们大都有文化的要求。同时，教育管理部门也想了不少办法，他们走村串户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当时苏区上演了一部非常红火的话剧，名叫《不识字的害处》，通过错把“忙”写成“亡”引起一场虚惊的剧情，通俗地向农民们说明没有文化、不识字和不会写字的痛苦和害处，动员群众不但让子女上学，自己也要积极学文化。该剧上演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苏区群众争相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学校。
对那些不愿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也搞点“强迫”教育。强迫教育多由青年团和少先队来执行。据毛泽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对不入学者，“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方法虽然有些过激，其用心却是良好的。
成人教育是苏区教育的一个亮点。在中央苏区里，１６岁以上的青年与成年一般都要入夜校学习，４５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来读的。群众对这种形式非常欢迎，都说“夜学顶好”。为方便群众识字，每村都在路旁屋壁上挂上识字牌。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次次都绘上图画，由小学老师负责。
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教育部门的努力，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１９３４年３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３１９９所，学生约１０万人；补习夜校４５６２所；识字组２３２８６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１２万人；俱乐部１９１７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９３００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
苏区的教育成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宁都后，派人对刚占领的全县进行社会调查，据年底完成的《宁都社会调查》记载：宁都成为苏区前，全县设有中学１所，小学１５所，私塾亦有不少，但苏区建立后，到１９３３年８月止，全县除划设长胜、洛口两地区外，８３乡共设有列宁小学１８４所，夜校３８６所，俱乐部１１４个，识字班５８６１个。苏区“对于教育，似更积极……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为更积极。作者对比苏区建立前后极其悬殊的教育状况后，得出感慨：虽然立场不同，但苏区对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
红色报刊走进千万家
报纸在苏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统计，中央苏区当时办有大小报纸３４种。
苏区报纸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红星报》连重要的社论都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字，消息通讯更只有几十字到一两百字。各种小专栏图文并茂，生动活泼。《青年实话》完全按照农村青年的特点说话，常常把支援前线的政治任务变成通俗生动、充满生活气息的口号。在春耕中，它对青年农民提出“一定要做到红军有饭吃”；在支前时，它对青年妇女提出“不让一个红军哥哥打赤脚”，发动她们做３０万双军鞋。它刊登的《十劝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在青年中广泛流传。
红色报刊以群众喜爱的内容和风格赢得了读者，由此进入苏区千万百姓家中。据报道，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红色中华》的发行量已达四五万份，《青年实话》发行２８０００份，《斗争》在江西苏区的发行量也达到２７１００份，《红星报》虽然只在军队中发行，发行量也达到１７０００份。
廉政风暴清蛀虫
中华苏维埃政权在廉洁自律方面是非常严格的，先后多次发出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如１９３２年２月，人民委员会发布《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１２月１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的第二号训令，等等。并且不断地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蛀虫，对贪污腐化分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给他们以藏身之所。
苏维埃大规模的反贪污运动是从１９３３年底开始的。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的一天，谢觉哉受毛泽东的指派到瑞金县苏检查工作。经了解，群众反映县苏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行为严重，谢老决定认真地查一查。经过几天的清查，一条大蛀虫被挖了出来：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仅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３４项，就合大洋２０００余元。
谢觉哉将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十分气愤，说出了那句后来写入“二苏大”报告的名言：“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唐仁达被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年１２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训令》指出：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１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
（甲）贪污公款在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乙）贪污公款在３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
……
２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同时，中央工农检察部作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分子从严从快惩处，任何人不得隐瞒、庇护，否则，就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要求杜绝一切浪费现象，对于浪费者，除依照财政条例罚款外，责令其所在机关赔偿。
为了方便群众检举，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有控告箱。
贪污腐败分子的另一大克星便是审计了。审计通过审核国家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来揭露贪污腐败现象。
苏维埃审计机构是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二苏大”设立的。２月３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阮啸仙当选为首任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上任后，首先审查中央机关。通过审查揭发出中央机关会计科长和科员１０人、管理科长和科员８人、总务处３人犯有贪污行为，共贪污公款２０５３．６６元。随之，一批批贪污犯罪分子被检举出来，有中央政府管理处左祥云贪污公款案，有福建省文书贪污公款案，有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贪污儿童捐款案，有福建省军区互济会主任吞没公物金戒指案……
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８日，中央工农检查院对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中央苏维埃机关中的贪污案件进行判决：
判处“二苏大”基建工程处长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前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６年监禁。
……
经过一段时期的严厉打击，到１９３４年５月，中央苏区各级机关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肃清。
在进行反贪污斗争的同时，中央苏区还开展了节约运动。
这些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苏区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了干群关系。一些苏区群众受到干部精神的感动，特将它编成一首歌，歌词唱道：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饭包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访贫农。
１９３４年春天，中央苏区又开展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节省运动。
这场节省运动成绩巨大。据报道，在节省运动中，瑞金县苏在３月间裁减冗员２８０余人，节省粮食４０００多斤；江西省妇女节省大洋２６００元；整个中央苏区在３月到６月的３个月中共节省大洋８０万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总结说：“在节省８０万元的号召下，各级行政经费一般的减少了４０％以上，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又一个铜板。”
在中央苏区各项事业中，有一项连国民党“剿匪”军官们都深为钦佩并认为“足资仿效”的事业，便是教育事业。
苏区实行的是普遍的教育，据阿伪１９３３年１１月２６日在《斗争》上发表的《论消灭文盲运动》解释，苏维埃政权教育的目标，就是要“不让一个工农分子是文盲……每个青年儿童入校读书，每个成年受补习教育”。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苏区建立了自己完整的教育体系，包括：有以读书识字、增智明理为任务的儿童教育，年龄一般在７至１５岁，其形式有列宁小学、列宁高级小学、列宁中学，以及幼儿园（３～６岁）、托儿所（１～５岁）；有训练专门技术人员的职业教育，年龄一般在１３岁至１８岁，如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职业中学、女子学校；有以扫除文盲、普及文化知识为任务的成人教育，年龄一般在１６岁至４５岁，其形式有夜校、半日学校、补习学校、识字班、识字牌及各种寓教于乐的业余文化活动。还有提高文化水平和领导才能的干部教育，如各种大学、党校、干部学校；有增强军事知识和技能的军事教育，如各种军事学校等等。
五年义务教育多是自愿的，家长及孩子们大都有文化的要求。同时，教育管理部门也想了不少办法，他们走村串户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当时苏区上演了一部非常红火的话剧，名叫《不识字的害处》，通过错把“忙”写成“亡”引起一场虚惊的剧情，通俗地向农民们说明没有文化、不识字和不会写字的痛苦和害处，动员群众不但让子女上学，自己也要积极学文化。该剧上演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苏区群众争相把自己的孩子送往学校。
对那些不愿接受义务教育的人，也搞点“强迫”教育。强迫教育多由青年团和少先队来执行。据毛泽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长冈乡调查》中写道，对不入学者，“学生去‘捉’，捉来有罚扫地的，有罚禁闭的，罚饿饭的也有个把”。方法虽然有些过激，其用心却是良好的。
成人教育是苏区教育的一个亮点。在中央苏区里，１６岁以上的青年与成年一般都要入夜校学习，４５岁以上的“老同志”也有来读的。群众对这种形式非常欢迎，都说“夜学顶好”。为方便群众识字，每村都在路旁屋壁上挂上识字牌。牌上绘图写字，两天三天一换，每次少的两个字，多的三个字，次次都绘上图画，由小学老师负责。
由于中央政府的重视和教育部门的努力，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１９３４年３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３１９９所，学生约１０万人；补习夜校４５６２所；识字组２３２８６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１２万人；俱乐部１９１７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９３００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
苏区的教育成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承认。１９３４年１１月，国民党军队占领宁都后，派人对刚占领的全县进行社会调查，据年底完成的《宁都社会调查》记载：宁都成为苏区前，全县设有中学１所，小学１５所，私塾亦有不少，但苏区建立后，到１９３３年８月止，全县除划设长胜、洛口两地区外，８３乡共设有列宁小学１８４所，夜校３８６所，俱乐部１１４个，识字班５８６１个。苏区“对于教育，似更积极……遍设列宁小学及俱乐部，尤以消灭文盲运动为更积极。作者对比苏区建立前后极其悬殊的教育状况后，得出感慨：虽然立场不同，但苏区对教育的“办理精神足资仿效”。
红色报刊走进千万家
报纸在苏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统计，中央苏区当时办有大小报纸３４种。
苏区报纸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短小精悍，通俗易懂。《红星报》连重要的社论都一般不超过１０００字，消息通讯更只有几十字到一两百字。各种小专栏图文并茂，生动活泼。《青年实话》完全按照农村青年的特点说话，常常把支援前线的政治任务变成通俗生动、充满生活气息的口号。在春耕中，它对青年农民提出“一定要做到红军有饭吃”；在支前时，它对青年妇女提出“不让一个红军哥哥打赤脚”，发动她们做３０万双军鞋。它刊登的《十劝郎当红军》、《共产青年团礼拜六歌》在青年中广泛流传。
红色报刊以群众喜爱的内容和风格赢得了读者，由此进入苏区千万百姓家中。据报道，１９３３～１９３４年，《红色中华》的发行量已达四五万份，《青年实话》发行２８０００份，《斗争》在江西苏区的发行量也达到２７１００份，《红星报》虽然只在军队中发行，发行量也达到１７０００份。
廉政风暴清蛀虫
中华苏维埃政权在廉洁自律方面是非常严格的，先后多次发出惩治贪污腐化的文件，如１９３２年２月，人民委员会发布《帮助红军发展战争、实行节俭经济运动》的第三号通令；１２月１日，中央工农检察人民委员部发布《关于检查苏维埃政权机关和地方武装中阶级异己分子及贪污腐化动摇分子》的第二号训令，等等。并且不断地清除苏维埃机关中的蛀虫，对贪污腐化分子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不给他们以藏身之所。
苏维埃大规模的反贪污运动是从１９３３年底开始的。
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的一天，谢觉哉受毛泽东的指派到瑞金县苏检查工作。经了解，群众反映县苏一些干部利用职权侵占群众利益，贪污浪费行为严重，谢老决定认真地查一查。经过几天的清查，一条大蛀虫被挖了出来：瑞金财政部会计科长唐仁达仅侵吞各军政机关交来的余款、群众退回公债谷票款、变卖公共物件款及隐瞒地主罚款等３４项，就合大洋２０００余元。
谢觉哉将调查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十分气愤，说出了那句后来写入“二苏大”报告的名言：“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唐仁达被送到中央政府最高法庭接受审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这年１２月，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训令》指出：
“为了严格惩治贪污及浪费行为，特规定惩罚办法如下：
１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
（甲）贪污公款在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
（乙）贪污公款在３００元以上５００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
……
２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因玩忽职守而浪费公款，致使国家受到损失者，依其浪费程度处以警告、撤销职务以至一个月以上三年以下的监禁……”
同时，中央工农检察部作出《怎样检举贪污浪费》的指示，要求各级政府采取果断措施，对所检举的贪污分子从严从快惩处，任何人不得隐瞒、庇护，否则，就会给革命带来更大的危害。要求杜绝一切浪费现象，对于浪费者，除依照财政条例罚款外，责令其所在机关赔偿。
为了方便群众检举，中央工农检察部增设了一个控告局，并在各机关单位、街道路口设有控告箱。
贪污腐败分子的另一大克星便是审计了。审计通过审核国家年度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来揭露贪污腐败现象。
苏维埃审计机构是在１９３４年１月召开的“二苏大”设立的。２月３日，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阮啸仙当选为首任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上任后，首先审查中央机关。通过审查揭发出中央机关会计科长和科员１０人、管理科长和科员８人、总务处３人犯有贪污行为，共贪污公款２０５３．６６元。随之，一批批贪污犯罪分子被检举出来，有中央政府管理处左祥云贪污公款案，有福建省文书贪污公款案，有闽赣省黎川县儿童局书记贪污儿童捐款案，有福建省军区互济会主任吞没公物金戒指案……
１９３４年２月２８日，中央工农检查院对群众检举揭发出来的中央苏维埃机关中的贪污案件进行判决：
判处“二苏大”基建工程处长左祥云死刑，立即执行；
判处前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６年监禁。
……
经过一段时期的严厉打击，到１９３４年５月，中央苏区各级机关的贪污浪费现象基本上得到了肃清。
在进行反贪污斗争的同时，中央苏区还开展了节约运动。
这些运动的开展，大大激发了苏区工作人员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了干群关系。一些苏区群众受到干部精神的感动，特将它编成一首歌，歌词唱道：
苏区干部好作风，
自带饭包去办公，
日着草鞋干革命，
夜走山路访贫农。
１９３４年春天，中央苏区又开展了一场规模更大的节省运动。
这场节省运动成绩巨大。据报道，在节省运动中，瑞金县苏在３月间裁减冗员２８０余人，节省粮食４０００多斤；江西省妇女节省大洋２６００元；整个中央苏区在３月到６月的３个月中共节省大洋８０万元。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总结说：“在节省８０万元的号召下，各级行政经费一般的减少了４０％以上，实现了每人每天节省二两米、一分钱又一个铜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