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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每日新闻大厦是纽约市地标建筑之一，坐落于曼哈顿最繁忙的中城东42街，位置大约在联合国总部和中央车站之间的中点上。在大堂里的巨形地球仪旁边，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个特别的募捐箱——回收任何未过期且不易变质的食品。
比这更令人惊讶的是募捐箱上的海报：一个啃着青苹果的大脑袋儿童，上面写着“纽约市每年有130万人面临饥饿，每4名儿童中几乎就有1人”。
根据纽约大学弗曼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市的贫困率一直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保持在19%～21%之间。2011年到2015年之间的数据显示，800多万纽约人中有170万处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儿童和老人的贫困率在纽约市尤为突出：儿童贫困率高达30%，全美平均为22%；贫困老人的比率则比全美平均值翻一番。更吊诡的现象是，在美国的大城市都会区，贫困率反而更高。在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纽约有将近一半人口属于穷人或接近贫穷。
据2014年的美国联邦“贫困线”标准，4人家庭（2名成人 2名17岁以下的孩子）年收入低于2.4万美元为贫困家庭。事实上，在生活成本高企的纽约，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需要达到7万美元才能负担得起房租和生活必需品。
纽约贫困率为何在几十年里居高不下？答案也很难一言蔽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第二次“衰落”的转折点，此后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明显下降。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教授托马斯·缅恩指出，这一时期开始的这种转变，使得那些低技能的贫穷劳动力得到好工作的机会大大缩减，进而导致福利大幅下降。研究纽约流浪汉对策的缅恩说，从那时开始，美国的贫困问题已“不再有特效药”。
但是，十多年前发表在美国《经济观点杂志》上的一篇論文却指出，近几十年来的数据表明，美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对贫困率水平影响甚微。“关键问题是，贫困率居高不下还与收入中位数的滞涨以及贫富差距扩大有关。”论文结语暗示贫困难解决，更多是坏政策而不是坏经济的结果。
然而，这两种归因都回避了一个美国社会结构的变量——移民。美国吸纳的移民中，主要是来自周边说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指出，在1990年至2016年期间，全国贫困人口从3360万人增加到4060万人，西语裔人口在这700万人口的增幅中占了近四分之三。
在1999年至2008年间，美国贫困名单新增180万名儿童，移民问题中心报告显示其中45%是新移民。“我们不是在生活，我们只是幸存下来。”“我3个月前迁徙到这个国家，认为会过得好些，但我发现这里一样贫穷。我想逃避，好在这里有食物救济。”这是一篇2015年的新闻报道里两个移民家庭主妇的哀叹。
开篇提到的食品回收由一家叫“城市丰收”的公益组织运作，《纽约每日新闻》是他们的合作方之一。像这样发放免费食品的救助项目，是纽约市一些贫困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0多年前，“城市丰收”的创始人发现一家餐馆用土豆皮做菜，却把去皮后的土豆扔进垃圾箱，于是她开始发起向附近餐馆回收“无用”食材的行动。现在，“城市丰收”的食品来源除了个人捐赠，还搭建了从农场、生产商到集市、餐馆的回收系统。外联事务负责人萨曼莎·帕克表示，通过全国性非盈利公益机构“喂养”美国，“我们从西部的加州，甚至加拿大，获得新鲜农产品和其他营养食品”。
这些募集来的食品通过两种渠道发放。“我们为500多个社区食品项目提供食物，而这些项目再将食物分发给贫困居民，”帕克女士说，“同时我们在纽约市有9个流动集市，全都开在公共房屋社区（纽约市政府运营的廉租房）。”流动集市每月在周末开放两次，廉租房居民按家庭人口免费领取不同份额的果蔬和食品。
帕克提到的500多个社区食品项目中，纽约公共食仓是较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公共食仓位于中央公园北端的东哈莱姆。
以东96街为界，很难想象，在弹丸之地的曼哈顿还存在这样一片房价洼地。离最繁华的中城不过十几分钟车程，东哈莱姆的街头却满是萧瑟之气。罕有光鲜的商业设施，有的只是旧杂货店、简陋的小餐馆，炸鸡店和便利店品牌在此地自成一统。窗户密密匝匝的深褐色大型公寓楼之间，常见非洲裔青年三五成群聚在空旷的社区公园一角。
这里是整个城市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帮困设施的集中地——8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36个毒品酒精戒断设施以及37个心理健康治疗所。
和东哈莱姆隔着哈莱姆河相望的布朗克斯区，同样以非洲裔和拉丁裔居民为主，在纽约州、市两级都是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地区，6岁以下儿童超过两成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布朗克斯的东南片，是垃圾处理场、刑事犯拘留所和政府廉租楼的集中地。街上，身形肥胖和饥肠辘辘的人比比皆是，两者都是贫困的典型特征。更糟糕的是，研究发现新千年以来，这些高犯罪率社区更成了穷人扎堆的地方，低收入家庭的密度和贫困程度都有加剧的趋势。
建于1980年的纽约公共食仓除了提供免费食物，还可以在里面免费淋浴、理发和使用自动洗衣机。运营资金来自纽约市健保部门的拨款，也有私人和基金的捐助。
公共食仓周一到周五供应堂食早餐，周一、周三、周五还能在这里吃到晚餐。来这里的人们只需要提供生日信息，就能办理一张带有芯片的卡，即使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可以申请。工作人员会专门给流浪者准备无需烹饪的食品包。
领取食品的仓库周三到周六开放，甚至可以在网上下单。上午11时不到，在一楼像银行大堂的大平层里，三四十名衣着简陋的人坐在椅子上等待，大多数是非洲裔和西语裔居民。食品项目主管安德雷·汤普森说，这些客人已经通过平板电脑里的目录完成“点单”，领取食物的数量取决于家里有几口人。 二楼有点像超市或菜市场，粮食、奶制品、果蔬和小零食分装在叠起来的塑料盒里。“把提货区和等候区分开，使用网络下单，不仅提高效率，更让受助者保持尊严，”汤普森说，“这里每天平均要接待两三百人，最多时达到400人。最远有从史泰登岛过来的。”
经过数十年发展，纽约的社会扶贫体系越来越成熟，但面对日益庞大的需求，服务提供方仍在不断补位。“我们原本预计食物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需求每年都在增加。”公共食仓项目发展部门的梅丽塔·格林丽芙说。
除了不断完善和扩张的社会求助组织，政府在治理贫困方面如何作为？
联邦政府层面，美国对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经济援助的AFDC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曾施行半个多世紀。直到1996年，AFDC被更严格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取代。对于AFDC的批评，集中在变相鼓励生孩子、阻碍女性就业。与AFDC相比，TANF的最大变化在于鼓励通过就业脱贫。法案规定，个人一生中接受福利援助的上限为60个月（相当于5年），且必须在接受援助后24个月内找到工作。
这一以就业为导向的福利改革政策在纽约实施了很多年。据缅恩介绍，数年前，纽约现任市长德布拉西奥发起新的改革。在布隆伯格时期，市政府向技能培训机构购买服务，是按接受培训的人数支付费用。现在改为按受培训人员的“表现”付费：受训人员必须就业，培训机构才能获得额外的“人头费”。
“新政策以成就为导向。”缅恩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培训机构更喜欢这种基于“表现”的绩效，因为“表现”越好，就能获得更多政府拨款。不过，也有一名开设计算机培训机构的华人老板私下表示，新政下的再就业培训审核比以前严格很多，招生受到不小影响。
在缅恩的调研中，德布拉西奥的顾问班克斯对他说，在以前的一刀切政策下，“如果你申请福利，政府不关心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只要去工作就行，通常是那些低技能低价值的工作。”过去30年，作为法律援助代表，班克斯一直为纽约贫困者的福利和政府打官司。“现在，我们首先要问福利申请者，你需要学习英语吗？你需要高中文凭吗？你想学习这种或那种技能吗？然后仔细评估”。
由于牵涉到很多程序和法律的更改，新政策真正开始启动只是最近的事。“是否奏效仍有待观察，但坦率地说，我对此仍有疑虑，”关于福利和贫困问题，不管采用怎样的政策，“我更愿意管理它，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在采访最后，缅恩重复了自己的观点。
（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3月14日）
比这更令人惊讶的是募捐箱上的海报：一个啃着青苹果的大脑袋儿童，上面写着“纽约市每年有130万人面临饥饿，每4名儿童中几乎就有1人”。
城市越富为何穷人越多
根据纽约大学弗曼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报告，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市的贫困率一直高于全美平均水平，保持在19%～21%之间。2011年到2015年之间的数据显示，800多万纽约人中有170万处在贫困线以下。其中，儿童和老人的贫困率在纽约市尤为突出：儿童贫困率高达30%，全美平均为22%；贫困老人的比率则比全美平均值翻一番。更吊诡的现象是，在美国的大城市都会区，贫困率反而更高。在金融危机后的2011年，纽约有将近一半人口属于穷人或接近贫穷。
据2014年的美国联邦“贫困线”标准，4人家庭（2名成人 2名17岁以下的孩子）年收入低于2.4万美元为贫困家庭。事实上，在生活成本高企的纽约，有研究表明家庭年收入需要达到7万美元才能负担得起房租和生活必需品。
纽约贫困率为何在几十年里居高不下？答案也很难一言蔽之。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正是美国经济第二次“衰落”的转折点，此后美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明显下降。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分校教授托马斯·缅恩指出，这一时期开始的这种转变，使得那些低技能的贫穷劳动力得到好工作的机会大大缩减，进而导致福利大幅下降。研究纽约流浪汉对策的缅恩说，从那时开始，美国的贫困问题已“不再有特效药”。
但是，十多年前发表在美国《经济观点杂志》上的一篇論文却指出，近几十年来的数据表明，美国宏观经济的变化对贫困率水平影响甚微。“关键问题是，贫困率居高不下还与收入中位数的滞涨以及贫富差距扩大有关。”论文结语暗示贫困难解决，更多是坏政策而不是坏经济的结果。
然而，这两种归因都回避了一个美国社会结构的变量——移民。美国吸纳的移民中，主要是来自周边说西班牙语的拉美国家。《华盛顿邮报》一篇文章提供的数据指出，在1990年至2016年期间，全国贫困人口从3360万人增加到4060万人，西语裔人口在这700万人口的增幅中占了近四分之三。
在1999年至2008年间，美国贫困名单新增180万名儿童，移民问题中心报告显示其中45%是新移民。“我们不是在生活，我们只是幸存下来。”“我3个月前迁徙到这个国家，认为会过得好些，但我发现这里一样贫穷。我想逃避，好在这里有食物救济。”这是一篇2015年的新闻报道里两个移民家庭主妇的哀叹。
社会公益机构帮困补位
开篇提到的食品回收由一家叫“城市丰收”的公益组织运作，《纽约每日新闻》是他们的合作方之一。像这样发放免费食品的救助项目，是纽约市一些贫困地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30多年前，“城市丰收”的创始人发现一家餐馆用土豆皮做菜，却把去皮后的土豆扔进垃圾箱，于是她开始发起向附近餐馆回收“无用”食材的行动。现在，“城市丰收”的食品来源除了个人捐赠，还搭建了从农场、生产商到集市、餐馆的回收系统。外联事务负责人萨曼莎·帕克表示，通过全国性非盈利公益机构“喂养”美国，“我们从西部的加州，甚至加拿大，获得新鲜农产品和其他营养食品”。
这些募集来的食品通过两种渠道发放。“我们为500多个社区食品项目提供食物，而这些项目再将食物分发给贫困居民，”帕克女士说，“同时我们在纽约市有9个流动集市，全都开在公共房屋社区（纽约市政府运营的廉租房）。”流动集市每月在周末开放两次，廉租房居民按家庭人口免费领取不同份额的果蔬和食品。
帕克提到的500多个社区食品项目中，纽约公共食仓是较有代表性的机构之一。公共食仓位于中央公园北端的东哈莱姆。
以东96街为界，很难想象，在弹丸之地的曼哈顿还存在这样一片房价洼地。离最繁华的中城不过十几分钟车程，东哈莱姆的街头却满是萧瑟之气。罕有光鲜的商业设施，有的只是旧杂货店、简陋的小餐馆，炸鸡店和便利店品牌在此地自成一统。窗户密密匝匝的深褐色大型公寓楼之间，常见非洲裔青年三五成群聚在空旷的社区公园一角。
这里是整个城市失业率最高的地区，也是帮困设施的集中地——8个无家可归者收容所、36个毒品酒精戒断设施以及37个心理健康治疗所。
和东哈莱姆隔着哈莱姆河相望的布朗克斯区，同样以非洲裔和拉丁裔居民为主，在纽约州、市两级都是儿童贫困率最高的地区，6岁以下儿童超过两成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布朗克斯的东南片，是垃圾处理场、刑事犯拘留所和政府廉租楼的集中地。街上，身形肥胖和饥肠辘辘的人比比皆是，两者都是贫困的典型特征。更糟糕的是，研究发现新千年以来，这些高犯罪率社区更成了穷人扎堆的地方，低收入家庭的密度和贫困程度都有加剧的趋势。
免费食物需求逐年增加
建于1980年的纽约公共食仓除了提供免费食物，还可以在里面免费淋浴、理发和使用自动洗衣机。运营资金来自纽约市健保部门的拨款，也有私人和基金的捐助。
公共食仓周一到周五供应堂食早餐，周一、周三、周五还能在这里吃到晚餐。来这里的人们只需要提供生日信息，就能办理一张带有芯片的卡，即使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也可以申请。工作人员会专门给流浪者准备无需烹饪的食品包。
领取食品的仓库周三到周六开放，甚至可以在网上下单。上午11时不到，在一楼像银行大堂的大平层里，三四十名衣着简陋的人坐在椅子上等待，大多数是非洲裔和西语裔居民。食品项目主管安德雷·汤普森说，这些客人已经通过平板电脑里的目录完成“点单”，领取食物的数量取决于家里有几口人。 二楼有点像超市或菜市场，粮食、奶制品、果蔬和小零食分装在叠起来的塑料盒里。“把提货区和等候区分开，使用网络下单，不仅提高效率，更让受助者保持尊严，”汤普森说，“这里每天平均要接待两三百人，最多时达到400人。最远有从史泰登岛过来的。”
经过数十年发展，纽约的社会扶贫体系越来越成熟，但面对日益庞大的需求，服务提供方仍在不断补位。“我们原本预计食物需求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但事实恰恰相反，需求每年都在增加。”公共食仓项目发展部门的梅丽塔·格林丽芙说。
政府几度改革仍在摸索
除了不断完善和扩张的社会求助组织，政府在治理贫困方面如何作为？
联邦政府层面，美国对低收入家庭孩子提供经济援助的AFDC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曾施行半个多世紀。直到1996年，AFDC被更严格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计划TANF（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取代。对于AFDC的批评，集中在变相鼓励生孩子、阻碍女性就业。与AFDC相比，TANF的最大变化在于鼓励通过就业脱贫。法案规定，个人一生中接受福利援助的上限为60个月（相当于5年），且必须在接受援助后24个月内找到工作。
这一以就业为导向的福利改革政策在纽约实施了很多年。据缅恩介绍，数年前，纽约现任市长德布拉西奥发起新的改革。在布隆伯格时期，市政府向技能培训机构购买服务，是按接受培训的人数支付费用。现在改为按受培训人员的“表现”付费：受训人员必须就业，培训机构才能获得额外的“人头费”。
“新政策以成就为导向。”缅恩在调研过程中发现，一些培训机构更喜欢这种基于“表现”的绩效，因为“表现”越好，就能获得更多政府拨款。不过，也有一名开设计算机培训机构的华人老板私下表示，新政下的再就业培训审核比以前严格很多，招生受到不小影响。
在缅恩的调研中，德布拉西奥的顾问班克斯对他说，在以前的一刀切政策下，“如果你申请福利，政府不关心你的问题是什么，你只要去工作就行，通常是那些低技能低价值的工作。”过去30年，作为法律援助代表，班克斯一直为纽约贫困者的福利和政府打官司。“现在，我们首先要问福利申请者，你需要学习英语吗？你需要高中文凭吗？你想学习这种或那种技能吗？然后仔细评估”。
由于牵涉到很多程序和法律的更改，新政策真正开始启动只是最近的事。“是否奏效仍有待观察，但坦率地说，我对此仍有疑虑，”关于福利和贫困问题，不管采用怎样的政策，“我更愿意管理它，而不是直接解决问题。”在采访最后，缅恩重复了自己的观点。
（摘自《解放日报》2018年3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