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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詹姆士·穆尼，在各种管理学书中有时会提到，却总是寥寥数笔，语焉不详。这也难怪，穆尼的身前身后，有着大量光彩夺目的管理名家，前有法约尔、泰罗，后有巴纳德、西蒙，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比穆尼在管理思想史上的地位要高。法约尔和泰罗，是古典管理学的开山鼻祖，穆尼不管有多么杰出，哪怕他对组织理论做出了多么重要的完善和修正，在人们眼里充其量不过是法约尔理论的追随者。巴纳德和西蒙，是现代管理理论的学派宗师，穆尼在当时对组织理论的前沿探索，对于后来者来说，最大的贡献也不过是为巴纳德理论的诞生铺路奠基。穆尼被“夹在中间”，只能怪自己生不逢时了。
不要说同身前身后的名家相比，就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穆尼的名气也赶不上与他同期的古立克和厄威克。从继承和发展法约尔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古立克和厄威克对法约尔的传承，无愧于管理过程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厄威克对管理原则的总结，古立克七职能说的提出，无疑都是对法约尔思想的进一步提炼和完善。而穆尼的思想，人们虽然也归之于管理过程学派，但他不是完全按照法约尔的思路展开的。在从实践经验中总结管理理论方面，穆尼恐怕比不上古立克和厄威克二人。同厄威克的《管理备要》、古立克的《组织理论笔记》相比，他们二人对现实管理的问题探讨，立足于经验证明的色彩更为鲜明。尽管穆尼自己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确实也以经验提炼和实际事例作为自己的基本叙述方式，但是，穆尼更偏重于对组织运行机制的思考。再加上古立克和厄威克以管理咨询为业，古立克的成就表现在为美国政府提供顾问方面，厄威克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术领域而且著述等身，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和对学界的影响，显然要比穆尼大。穆尼研究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经营活动的“捎带”。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商业谈判活动。而且对他个人而言，由于民众对他与纳粹的来往有看法，澄清在民间外交活动中同纳粹德国的密切关系造成的社会误解，要比组织研究的压力更大也更迫切。所以，穆尼的学术活动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穆尼的学术成就，既不是法约尔和巴纳德等人的思想所能包含的，也不是古立克和厄威克等人的研究所能替代的。他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在管理思想上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的独到之处，就是把自己由处在古典和现代管理理论夹缝之间的“生不逢时”，变成了联结二者必不可少的“恰逢其时”。
穆尼的首要贡献，就是在法约尔和巴纳德的理论之间搭起了一座思想桥梁。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法约尔创立的管理过程学派，同巴纳德创立的社会系统学派差别极大，不具有学理上的同构性。法约尔的著述中，集中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管理是什么?二是管理者应该怎样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具有法约尔烙印的五大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而这一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由于法约尔没有完成他的著作，所以，他的论证在逻辑推导和思想体系的严密性上略嫌不足。而穆尼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穆尼对组织的研究独创了自己的路线：以普遍存在的组织现象探求组织的本质，由此提出协调原理；再由协调原理推导出权威在组织中的作用，用权威引出组织的等级原理；然后由等级分工的差异，推导出直线与参谋的不同表现，引导出职能原理。这种思路，已经超出了经验总结性质，而是一种组织的运行机理研究。穆尼对组织的这种研究，不再雷同于管理过程学派常用的职能划分或者要素排列方式，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学术解释。他不再对管理进行元素化的还原论追究，也不再对经营实践进行经验理性的归纳，而是着力于对组织的本质说明，为巴纳德的协作系统理论开了先声。正因为如此，本文在principle-词的翻译上，没有采用常见的“原则”，而是换为更能反映本质性的“原理”。尽管人们把穆尼看作法约尔的传人之一，但穆尼的学术思路，越过了法约尔的雷池，开启了一条研究组织的新路。看过穆尼的书后，再看巴纳德后来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不难发现，巴纳德致力于讨论组织本质的论证思路和方法，甚至巴纳德研究组织所用的词语和例子，同穆尼有极大的相似度。这种相似不是沿袭和照搬，而是一种学术风格的传承。从法约尔到穆尼，再从穆尼到巴纳德，有着清晰的学术脉络。仅仅这一条理论线索，就足以使穆尼在管理思想史上睥睨群雄。
穆尼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管理学研究的方法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古立克和厄威克等人。尽管穆尼没有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后人那种哲学化的说明，但是，这种方法上的独创渗透在他的书中。概括起来，就是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丰富经验和学术敏感，对组织进行感性与理陛、建构与演化、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全面论证。他对组织的理解之所以独到，得益于这种方法。相对于学院派来说，他有着雄厚的经验积淀；相对于经理人来说，他有着自觉的学术意识；相对于数学家来说，他重视感悟式的知道；相对于实践者来说，他推祟逻辑式的推理。因此，尽管他的著作用语略显累赘，没有拿起学术架子，却不折不扣地悟出了学术之道。他的现实影响不如古立克和厄威克，但他的学术悟性在二人之上。
穆尼的第三个贡献，是站在社会和国家的角度研究管理。他的眼界超越了企业，也超越了管理本身，放眼于对社会发展的思考来论证组织。这正是他和赖利不厌其烦地对组织进行历史梳理的原因之一。在《工业，前进j》中，前半部分几乎都是历史分析，由历史引出了组织原理的论证，这种论证的落脚点又放在工业社会。正是这种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怀，使他的管理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后来的德鲁克，也曾经强调过他是以社会研究而不是管理研究为职业，同穆尼极为相似。究其原因，穆尼是为了战胜经济大萧条而研究组织，德鲁克是通过反思纳粹的兴起而研究社会，两人的考虑角度具有共同点。没有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就难以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学术水准。
单就穆尼对管理过程学派的影响而言，穆尼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学术作用。以管理过程学派的戴维斯(Ralph CurrierDayis)为例，1927年，原来在温彻斯特武器公司任职的戴维斯受命在通用汽车公司研究所建立了管理部，不久，他在这里读到法约尔的著作。1934年以后，戴维斯提出了“有机职能”概念，把管理职能确定为计划、组织、控制三种，尤其关注对管理职能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后来把研究重点转向高层管理。根据戴维斯的经历，学者断定，他在温彻斯特任职期间受到同时在这一公司供职的亚历山大·丘奇(A.H.Church)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断，他在通用汽车工作期间有可能受到穆尼的影响。而“有机职能”思想的提出，正是管理过程学派从经验归纳走向学术流派的标志。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穆尼关心的是“组织结构和设计的机制”。国内一些学者引用这一观点时，“机制”一词找不见了，就剩下了“结构”。再进一步，就是把他的三个原理等同于管理过程学派所说的职能划分，而忽视其内在的思想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样，穆尼就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在管理职能划分上提出了三职能说的代表，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三职能”“五职能”“七职能”的不同。即便把他看作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人物，也是排名靠后的“之一”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往对于穆尼的思想贡献被低估了。当我们看到穆尼以身体和精神的关系比喻组织与管理的关系时，当我们推敲穆尼把组织目标看作宗教教义的词义内涵时，我们不难感受到穆尼著作中的那种学术追求。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看，有必要对穆尼的组织理论进行再次发掘。
不要说同身前身后的名家相比，就与同时代的人相比，穆尼的名气也赶不上与他同期的古立克和厄威克。从继承和发展法约尔思想体系的角度看，古立克和厄威克对法约尔的传承，无愧于管理过程学派第二代的代表，厄威克对管理原则的总结，古立克七职能说的提出，无疑都是对法约尔思想的进一步提炼和完善。而穆尼的思想，人们虽然也归之于管理过程学派，但他不是完全按照法约尔的思路展开的。在从实践经验中总结管理理论方面，穆尼恐怕比不上古立克和厄威克二人。同厄威克的《管理备要》、古立克的《组织理论笔记》相比，他们二人对现实管理的问题探讨，立足于经验证明的色彩更为鲜明。尽管穆尼自己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确实也以经验提炼和实际事例作为自己的基本叙述方式，但是，穆尼更偏重于对组织运行机制的思考。再加上古立克和厄威克以管理咨询为业，古立克的成就表现在为美国政府提供顾问方面，厄威克一辈子没有离开学术领域而且著述等身，他们对政府的影响和对学界的影响，显然要比穆尼大。穆尼研究组织，在一定意义上是一种经营活动的“捎带”。他的时间和精力，基本上都投入商业谈判活动。而且对他个人而言，由于民众对他与纳粹的来往有看法，澄清在民间外交活动中同纳粹德国的密切关系造成的社会误解，要比组织研究的压力更大也更迫切。所以，穆尼的学术活动并未能一直持续下去。
但是，穆尼的学术成就，既不是法约尔和巴纳德等人的思想所能包含的，也不是古立克和厄威克等人的研究所能替代的。他以自己的研究方式，在管理思想上进行了独特的探索。他的独到之处，就是把自己由处在古典和现代管理理论夹缝之间的“生不逢时”，变成了联结二者必不可少的“恰逢其时”。
穆尼的首要贡献，就是在法约尔和巴纳德的理论之间搭起了一座思想桥梁。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法约尔创立的管理过程学派，同巴纳德创立的社会系统学派差别极大，不具有学理上的同构性。法约尔的著述中，集中于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管理是什么?二是管理者应该怎样做?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形成了具有法约尔烙印的五大要素和十四条管理原则。而这一体系的形成，主要是对实践经验的总结，由于法约尔没有完成他的著作，所以，他的论证在逻辑推导和思想体系的严密性上略嫌不足。而穆尼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穆尼对组织的研究独创了自己的路线：以普遍存在的组织现象探求组织的本质，由此提出协调原理；再由协调原理推导出权威在组织中的作用，用权威引出组织的等级原理；然后由等级分工的差异，推导出直线与参谋的不同表现，引导出职能原理。这种思路，已经超出了经验总结性质，而是一种组织的运行机理研究。穆尼对组织的这种研究，不再雷同于管理过程学派常用的职能划分或者要素排列方式，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学术解释。他不再对管理进行元素化的还原论追究，也不再对经营实践进行经验理性的归纳，而是着力于对组织的本质说明，为巴纳德的协作系统理论开了先声。正因为如此，本文在principle-词的翻译上，没有采用常见的“原则”，而是换为更能反映本质性的“原理”。尽管人们把穆尼看作法约尔的传人之一，但穆尼的学术思路，越过了法约尔的雷池，开启了一条研究组织的新路。看过穆尼的书后，再看巴纳德后来出版的《经理人员的职能》，不难发现，巴纳德致力于讨论组织本质的论证思路和方法，甚至巴纳德研究组织所用的词语和例子，同穆尼有极大的相似度。这种相似不是沿袭和照搬，而是一种学术风格的传承。从法约尔到穆尼，再从穆尼到巴纳德，有着清晰的学术脉络。仅仅这一条理论线索，就足以使穆尼在管理思想史上睥睨群雄。
穆尼的第二个贡献，是在管理学研究的方法上超越了同时代的古立克和厄威克等人。尽管穆尼没有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后人那种哲学化的说明，但是，这种方法上的独创渗透在他的书中。概括起来，就是以一个职业经理人的丰富经验和学术敏感，对组织进行感性与理陛、建构与演化、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全面论证。他对组织的理解之所以独到，得益于这种方法。相对于学院派来说，他有着雄厚的经验积淀；相对于经理人来说，他有着自觉的学术意识；相对于数学家来说，他重视感悟式的知道；相对于实践者来说，他推祟逻辑式的推理。因此，尽管他的著作用语略显累赘，没有拿起学术架子，却不折不扣地悟出了学术之道。他的现实影响不如古立克和厄威克，但他的学术悟性在二人之上。
穆尼的第三个贡献，是站在社会和国家的角度研究管理。他的眼界超越了企业，也超越了管理本身，放眼于对社会发展的思考来论证组织。这正是他和赖利不厌其烦地对组织进行历史梳理的原因之一。在《工业，前进j》中，前半部分几乎都是历史分析，由历史引出了组织原理的论证，这种论证的落脚点又放在工业社会。正是这种对社会、对人类的关怀，使他的管理思想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后来的德鲁克，也曾经强调过他是以社会研究而不是管理研究为职业，同穆尼极为相似。究其原因，穆尼是为了战胜经济大萧条而研究组织，德鲁克是通过反思纳粹的兴起而研究社会，两人的考虑角度具有共同点。没有这种看问题的角度，就难以达到“一览众山小”的学术水准。
单就穆尼对管理过程学派的影响而言，穆尼也起到了比较重要的学术作用。以管理过程学派的戴维斯(Ralph CurrierDayis)为例，1927年，原来在温彻斯特武器公司任职的戴维斯受命在通用汽车公司研究所建立了管理部，不久，他在这里读到法约尔的著作。1934年以后，戴维斯提出了“有机职能”概念，把管理职能确定为计划、组织、控制三种，尤其关注对管理职能之间逻辑关系的探讨，后来把研究重点转向高层管理。根据戴维斯的经历，学者断定，他在温彻斯特任职期间受到同时在这一公司供职的亚历山大·丘奇(A.H.Church)的影响。那么我们同样可以推断，他在通用汽车工作期间有可能受到穆尼的影响。而“有机职能”思想的提出，正是管理过程学派从经验归纳走向学术流派的标志。
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穆尼关心的是“组织结构和设计的机制”。国内一些学者引用这一观点时，“机制”一词找不见了，就剩下了“结构”。再进一步，就是把他的三个原理等同于管理过程学派所说的职能划分，而忽视其内在的思想性和逻辑的严密性。这样，穆尼就变成了一个仅仅是在管理职能划分上提出了三职能说的代表，他的贡献仅仅在于“三职能”“五职能”“七职能”的不同。即便把他看作管理过程学派的第二代人物，也是排名靠后的“之一”而已。我们有理由认为，以往对于穆尼的思想贡献被低估了。当我们看到穆尼以身体和精神的关系比喻组织与管理的关系时，当我们推敲穆尼把组织目标看作宗教教义的词义内涵时，我们不难感受到穆尼著作中的那种学术追求。从管理思想史的角度看，有必要对穆尼的组织理论进行再次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