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排行榜”
　　上海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官方微博“轨交警花”发布“乞讨排行榜”，对常在地铁中乞讨的人进行排名，２２岁的何某以３０９次位居第一，８８岁的陈老太以３０２次暂列第二。
　　——不否认社会上存在假乞丐，更有甚者利用孩子来欺骗公众的同情心，这部分人无疑是文明社会的伤疤，但这是不是就可以对整个乞丐群体鄙视之，搞所谓的“乞讨排行榜”呢？回答是否定的。毕竟排行榜中大多是老弱病残者，是真正的穷人，值得同情。更重要的是，这么做不是一个城市管理者对民众的应有态度。
　　（摘自《羊城晚报》 刘义杰／文）
　　“选择性服务”
　　南京市民丁先生存款时被ＡＴＭ机吞去一万元，被银行工作人员告知要等两个工作日才能处理，随后丁先生假称机器多吐了３０００元，五分钟后银行客服便赶到。
　　——自己的钱出了问题就十万火急立马赶到，客户的钱出了问题就不慌不忙，这样的“选择性服务”其实是不折不扣的霸王条款。自己的利益比天还大，储户的利益比针尖还小，这是本末倒置。如果某些银行总是这样一副大老爷做派，最终被砸掉的将是自己的饭碗。
　　（摘自《济南日报》 刘昌海／文）
　　“钓鱼抓嫖”
　　西安市民张先生向媒体爆料，称自己被警察“钓鱼抓嫖”，交了３０００元罚金没有任何处罚证明。
　　——行政罚款作为一种最普遍的行政处罚，主要目的在于惩戒违法者并加大违法成本。然而，“钓鱼抓嫖”的警察却将本来属于执法手段的行政罚款，变成行政执法的主要目的，将制止违法的执法目的降格成为牟利的手段。这种以“站街女”为诱饵，将违法行为作为渔利手段以猎取罚资的行为，正是“始于作伪，终于无耻”的集中体现。从本质上说，“钓鱼执法”强大的生命力来源于“执法经济”的存在。这种将手段与目的颠倒的行为，不仅本身违法，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政府公信力。
　　（摘自《新京报》 朱 巍／文）
　　“高速免费”
　　“高速路节日免费”政策出台后，一些地方找各种理由拖延出台细则。
　　——这种对“高速免费”的观望、拖延、推诿与抵制，是意料之中的态度，是已经被收费惯坏了的地方政府和公司必然有的反应。只是没想到在中央的政令下，既得利益集团会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抵触。以往虽然也有“政令出不了中南海”的现象，但起码会把表面文章做得很漂亮，表面支持，暗里抵制，可一些地方政府在“高速免费”上一直拖着不出台执行细则，足见这一次遇到了多大的利益阻力。
　　收费时雷厉风行，免费时比登天还难，这种现象在“高速免费”上再一次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请神容易送神难，收费容易免费难，“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惯坏了一些地方政府和公司，甚至养出了一群蛀虫。现在想让他们切割一点儿收费利益，仿佛要了他们的命。
　　（摘自《中国青年报》 曹 林／文）
　　“限价房”
　　海南省海口市２００９年开始修建近万套公务员限价商品房，低价销售给公务员。
　　——尽管“权力保障房”的消息屡屡传出，但一些实权部门惮于权力自肥的骂名，总是“只做不说”，但在海口，公务员享受远低于市价的限价房，却很有些不避人言的味道。之所以如此，恐怕与权力集体自肥无人担责的心理暗示有关。就海口限价房指标转让一事，与其追问一些公务员怎么敢违反禁令私下转让指标，不如追问，为什么会有公务员限价房？
　　（摘自《河北青年报》 赵 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