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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国内出现了思想上的徘徊与经济上的阻滞，而国际格局则风云变幻、形势复杂多变。在此背景下，1992年初，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上海视察，发表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谈话指出了深化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前行方向。今年是“南方谈话”发表的第29年，也是改革开放43周年。再读此番谈话，不禁感慨其精神和思想不仅没有过时，相反历久弥新。从历史背景、核心思想、历史意义、现实启迪四个方面，回味“南方谈话”的奥义。
關键词：“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1-0001-04
1992 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这次“南方谈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南方谈话”具有重要地位和伟大意义，它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明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贡献了指路明灯式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继任的几届最高领导人都对“南方谈话”给予过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1]
一、历史背景
1.国内背景。一是思想认识方面。在南方谈话前夕，我们国家有些人仍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姓“资”姓“社”的问题搞得人心惶惶，对改革的怀疑发展到了对改革的否定。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处于整个偏“左”的舆论导向中。那时的国内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船只，无法加速给力，只能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二是经济发展方面。思想认识方面的禁锢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许多人担心我党的政策有变，都在等待观望，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及推行市场经济，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8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8%，1989—199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低谷时期。此外，作为市场主体，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199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2]
2.国际环境。一是国际共产主义受挫。1989—1992年，我国处于相对孤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震荡。先是1990年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剧变，次年苏联解体。二是西方势力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借着世界格局变动的关键时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加大和平演变的力度。从1989年开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裁。
二、核心思想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而又充满机遇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十个要点。
1.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南方谈话”首先对“何为社会主义”这一关键问题做了全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句概括非常精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使人醍醐灌顶的境界。其内容有三层含义：首先，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换句话说，要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把重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形式和手段，但“消灭”和“消除”是两个逐渐的过程，不是同时达到。最后，社会主义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最终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是“共同富裕”。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两段话的意义在于：首先，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我国“三步走”的百年大计能否实现;其次，只有百年大计的实现才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3.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南方谈话”正面回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认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党内外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被画上了终止符，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由此改革开放掀起了新的高潮，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对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有着激烈争论，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就这一问题给予回答：“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予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可以说，邓小平清晰明了地论述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对计划与市场的界定;二是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运用这两种手段;三是过去社会主义只实行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运用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到，“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的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我党和国家不断成长、永葆活力的精神源泉，也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精神。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二者相互统一、不可分割。邓小平重申这一精神，目的是告诫人民：如若故步自封、思想僵化，则无法面对和解决我国发展中的问题，更不能令中国加快步伐前进。只有思想得到解放，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基本国情，按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实事求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 6.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南方谈话”之前国内国际的复杂形势，既给坚持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机遇。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番话的重点在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5]。回顾改革开放42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思想魅力。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
7.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南方谈话”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腐成果令世界惊叹。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8.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教育事业是民族振兴的根本事业，科学技术创新是一个民族能力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驱动。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指出科学与教育的重要性，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由此可见，邓小平始终强调实现现代化的两个战略是科学和教育。更重要的是，科学教育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重点，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走向。
9.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着重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而这之中，发展更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核心问题。在谈话中，邓小平重申：“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10.从严治党。“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想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會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谈话中，邓小平清醒地告诫全体党员干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主张从共产党的严作风、严反腐和严制度三方面进行“从严治党”。首先作风建设，要反对形式主义，提倡多办实事。邓小平提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第二廉政倡廉，“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最后是制度建设，对此邓小平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力挽狂澜的浩然气魄和卓越胆识，以坚毅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突出问题，步伐铿锵，撼人心魄，其力度之强劲、成效之显著、影响之广泛令世人瞩目，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成就，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最大亮点。
三、历史意义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打破了改革的僵局，宣告了整顿治理旧阶段的终结和改革开放深化新阶段的来临，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信心，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谈话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回应并澄清了长期阻碍人们思想和理解的许多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谓是“南方谈话”的精神之魂，彻底澄清了党内外的某些认识误区和思想迷误，实现了全党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谈话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形成了系统化的思想理论，排除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顾虑，消除了错误认识的干扰，明确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在整个南方考察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这就是告诉我们，只有解放思想、理论创新，才能为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大胆突破提供先决条件。
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分水岭。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7]。它重申了改革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同时发展市场经济的总体策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此外，“南方谈话”也指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手段，即发展经济既要注重效率效益，又需要兼顾公平。此番谈话中“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后来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对南方谈话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
3.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折。“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突破，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8]站在国际格局的高度，邓小平认清国际大势，把握住时代特征，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重大理论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进入历史新阶段。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突破了苏联模式，使中国经济再次转到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南方谈话”不仅审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现实，还重新科学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指导地位，为全党同志及各族人民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南方谈话”首次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序幕。没有“南方谈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恐怕难以确立。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相继做出若干《决定》，对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全面提升。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2万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10万亿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创下10.6%的峰值，总量达到41.30万亿元，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99.07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6.1%。
5.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收官之篇，“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和最终形成。邓小平理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理论成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谈话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路径和阶段、基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障、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谈话是对其原始理论观点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
6.深化改革开放的总遵循。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坚决表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要害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和选好接班人，同时要依靠正确的组织路线确保政治路线。他还认为，要把重点放在民主、法治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上，不断改进党员干部作风，选择精英担任重要职务。同时，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要力争使经济发展由弱变强，稳步提升综合国力。改革就是革弊兴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创新。“南方谈话”实现了党内思想统一，振奋了民族精神，打破了停滞不前的改革僵局。“南方谈话”深刻而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也反映了建设和改革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同时澄清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途径。
四、现实启迪
1.正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如前所述，“南方谈话”前夕国内外历史背景，当时国内存在很多思想上的争论，这些矛盾的存在，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继续发展。对这些问题，邓小平采取了不可避免，毫不掩饰，明确和坦率的态度，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分析和解决。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仍存在如貧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南方谈话”揭示出我们应该甄别过时的东西，重视没有涉及的内容，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直面探究出现的新问题。
2.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是因为我们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因为它科学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凸显了一些复杂的矛盾。诸如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社会责任下降等问题，都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要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2019年12月以来，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深深地教育了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3.创造和利用国内外条件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环境，认为要勇于借鉴和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就是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以开放促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的特征：一是从过去主要着力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地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二是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三是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现在有重大开放的举措，不管自贸区或者新区各种开放举措，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四是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五是过去的开放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是以商品要素的流量型的开放，今后会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
4.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提出现阶段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为奋斗目标，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是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尺度。这里达到“共同富裕”的正确路径是共享发展。习近平在《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
习近平提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35—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结语
可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系统地总结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经验和教训。面对争议和矛盾的问题，他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庆幸，28年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这番谈话，给中国带来了后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我们仍然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43年进程里，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接一个地突破艰难险阻。我们更加庆幸的是，在“新常态”背景下，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面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以惊人的胆识、巨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智慧，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明確了发展方向，为中国的继续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感谢那个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们将“不忘初心”，以坚定的毅力和勇气，攻坚克难，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2] 吴松营.记录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台前幕后[J].世纪，2018，（2）：6.
[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J].政策，2018，（12）：18.
[4] 汪庆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纲领之作——纪念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发表两周年[J].学理论，1994，（2）：4.
[5] 迟成勇.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邓小平研究，2018，（4）：121.
[6]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7] 金民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价值和当代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2）：18.
[8] 孙大力.南方谈话与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2，（2）：22.
[9] 杨立业.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J].现代交际，2018，（15）：207.
[10]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03-18.
關键词：“南方谈话”;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21）01-0001-04
1992 年1月18日至2月21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前往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视察，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后被称为“南方谈话”。这次“南方谈话”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南方谈话”具有重要地位和伟大意义，它深刻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指明了处于十字路口的中国未来发展方向，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贡献了指路明灯式的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继任的几届最高领导人都对“南方谈话”给予过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从理论上深刻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问题，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1]
一、历史背景
1.国内背景。一是思想认识方面。在南方谈话前夕，我们国家有些人仍摆脱不了“阶级斗争”的思维方式，姓“资”姓“社”的问题搞得人心惶惶，对改革的怀疑发展到了对改革的否定。可以说，当时的中国处于整个偏“左”的舆论导向中。那时的国内像一艘缺乏明确前进方向的船只，无法加速给力，只能随波逐流，甚至原地打转。二是经济发展方面。思想认识方面的禁锢束缚了经济的发展，许多人担心我党的政策有变，都在等待观望，这种情况严重阻碍了扩大对外开放、深化体制改革及推行市场经济，国内的经济发展速度明显放慢。1988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8.8%，1989—1990年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低谷时期。此外，作为市场主体，不少企业倒闭、职工下岗。199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谈到：“比较突出的是经济效益下降，国家财政比较困难。”[2]
2.国际环境。一是国际共产主义受挫。1989—1992年，我国处于相对孤立的国际政治环境中：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连遭挫折，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失败，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震荡。先是1990年柏林墙倒塌，紧接着东欧剧变，次年苏联解体。二是西方势力和平演变。西方国家借着世界格局变动的关键时机，加紧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加大和平演变的力度。从1989年开始，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外交关系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制裁。
二、核心思想
正是在这样复杂多变而又充满机遇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下，邓小平发表了“南方谈话”，其中的核心思想可以概括为十个要点。
1.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本质。“南方谈话”首先对“何为社会主义”这一关键问题做了全新的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这句概括非常精确，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了使人醍醐灌顶的境界。其内容有三层含义：首先，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作为一条主线始终贯穿于社会主义。换句话说，要区分什么是社会主义，应该把重点放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上。正如邓小平曾指出的：“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4]其次，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形式和手段，但“消灭”和“消除”是两个逐渐的过程，不是同时达到。最后，社会主义是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最终的奋斗方向和目标是“共同富裕”。
2.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他还说：“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两段话的意义在于：首先，党的基本路线，关系到我国“三步走”的百年大计能否实现;其次，只有百年大计的实现才可以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
3.姓“资”姓“社”的判断标准。“南方谈话”正面回应了姓“资”姓“社”的争论。邓小平认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使党内外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被画上了终止符，极大地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根本转变。由此改革开放掀起了新的高潮，为此后的改革开放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国家对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一直有着激烈争论，但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也就这一问题给予回答：“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予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可以说，邓小平清晰明了地论述了有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认识：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不在于对计划与市场的界定;二是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发展的手段，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运用这两种手段;三是过去社会主义只实行计划经济，束缚了生产力发展，因此必须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运用才能更好地发展经济。
5.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说到，“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以及“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的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是我党和国家不断成长、永葆活力的精神源泉，也是改革开放的核心精神。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二者相互统一、不可分割。邓小平重申这一精神，目的是告诫人民：如若故步自封、思想僵化，则无法面对和解决我国发展中的问题，更不能令中国加快步伐前进。只有思想得到解放，才能全面客观地分析基本国情，按照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实事求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事业而努力。 6.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南方谈话”之前国内国际的复杂形势，既给坚持马克思主义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也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带来了不小的机遇。邓小平在谈话中指出：“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这番话的重点在于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要以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行动指南，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崇高理想，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终身[5]。回顾改革开放42年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开创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充分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和思想魅力。习近平总书记说：“没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理想，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6]
7.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南方谈话”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在推进经济建设的同时，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老虎苍蝇一起打”，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腐成果令世界惊叹。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也取得阶段性成果。
8.大力发展科学与教育。教育事业是民族振兴的根本事业，科学技术创新是一个民族能力的象征，也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驱动。邓小平在谈话中多次指出科学与教育的重要性，他说，“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我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我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由此可见，邓小平始终强调实现现代化的两个战略是科学和教育。更重要的是，科学教育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重点，还关系到现代化建设全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命运走向。
9.和平与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的最后着重强调：“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而这之中，发展更是当今时代主题的核心问题。在谈话中，邓小平重申：“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
10.从严治党。“南方谈话”中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的想法，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會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谈话中，邓小平清醒地告诫全体党员干部“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邓小平主张从共产党的严作风、严反腐和严制度三方面进行“从严治党”。首先作风建设，要反对形式主义，提倡多办实事。邓小平提到，“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要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多做少说。”第二廉政倡廉，“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最后是制度建设，对此邓小平指出：“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以力挽狂澜的浩然气魄和卓越胆识，以坚毅的政治勇气和历史担当，着力解决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突出问题，步伐铿锵，撼人心魄，其力度之强劲、成效之显著、影响之广泛令世人瞩目，开启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成就，是凝聚党心民心的最大亮点。
三、历史意义
1.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南方谈话”打破了改革的僵局，宣告了整顿治理旧阶段的终结和改革开放深化新阶段的来临，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信心，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谈话精神可以说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重要的思想解放，回应并澄清了长期阻碍人们思想和理解的许多重大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可谓是“南方谈话”的精神之魂，彻底澄清了党内外的某些认识误区和思想迷误，实现了全党在思想认识和行动上的高度统一。谈话为改革指明了方向，形成了系统化的思想理论，排除了党员和群众的思想顾虑，消除了错误认识的干扰，明确了中国前进的方向，为加快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了充足的思想准备。在整个南方考察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这就是告诉我们，只有解放思想、理论创新，才能为改革开放实践中的大胆突破提供先决条件。
2.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分水岭。南方谈话，“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7]。它重申了改革要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同时发展市场经济的总体策略，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分水岭。此外，“南方谈话”也指出了共同富裕的实现手段，即发展经济既要注重效率效益，又需要兼顾公平。此番谈话中“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后来党的十五大确立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对南方谈话精神的全面贯彻落实。
3.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转折。“以南方谈话精神为指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两大突破，即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8]站在国际格局的高度，邓小平认清国际大势，把握住时代特征，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提出重大理论创新，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中国进入历史新阶段。在毛泽东探索的基础上，邓小平成功地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未来发展的道路，既超越了资本主义，又突破了苏联模式，使中国经济再次转到了高速发展的轨道。“南方谈话”不仅审视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的现实，还重新科学地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指导地位，为全党同志及各族人民树立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心。 4.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南方谈话”首次明确指出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时代的序幕。没有“南方谈话”，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恐怕难以确立。谈话之后，中共中央相继做出若干《决定》，对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民生活全面提升。自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了持续的高速发展时期：国内生产总值从1991年的2万亿元增长到2001年的10万亿元;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创下10.6%的峰值，总量达到41.30万亿元，意味着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99.07万亿元，比2018年增长6.1%。
5.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作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收官之篇，“南方谈话”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成熟和最终形成。邓小平理论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的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一理论成果是整个中国共产党智慧的结晶。谈话系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路径和阶段、基本任务、外部条件、政治保障、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赖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谈话是对其原始理论观点的系统总结，也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最终形成。
6.深化改革开放的总遵循。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坚决表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而要害在于制定正确的路线和选好接班人，同时要依靠正确的组织路线确保政治路线。他还认为，要把重点放在民主、法治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上，不断改进党员干部作风，选择精英担任重要职务。同时，发展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经济发展呈现周期性，要力争使经济发展由弱变强，稳步提升综合国力。改革就是革弊兴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发展、自我完善和自我创新。“南方谈话”实现了党内思想统一，振奋了民族精神，打破了停滞不前的改革僵局。“南方谈话”深刻而系统地总结了国内外的经验教训，也反映了建设和改革的积极和消极方面，同时澄清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途径。
四、现实启迪
1.正视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各种矛盾。如前所述，“南方谈话”前夕国内外历史背景，当时国内存在很多思想上的争论，这些矛盾的存在，影响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继续发展。对这些问题，邓小平采取了不可避免，毫不掩饰，明确和坦率的态度，以问题为导向进行分析和解决。如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仍存在如貧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官员腐败等等问题。“南方谈话”揭示出我们应该甄别过时的东西，重视没有涉及的内容，总结新的实践经验，直面探究出现的新问题。
2.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信念。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不仅是因为我们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因为它科学地揭示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改革开放42年来，中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在发展过程中，中国逐渐凸显了一些复杂的矛盾。诸如马克思主义信仰缺失，社会责任下降等问题，都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我们要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第一位，坚定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9]2019年12月以来，我国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实践，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深深地教育了全国人民，更加坚定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
3.创造和利用国内外条件发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认真地分析了国内外环境，认为要勇于借鉴和汲取一切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就是要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并以开放促发展。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不仅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际环境，也促进了世界各国的发展。中国的开放出现了五个新的时代性的特征：一是从过去主要着力于增加出口转变为既支持出口也鼓励进口，而且努力地降低关税以增加进口;二是从鼓励吸引外资转变为既鼓励吸引外资也积极地走出去投资，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三是从过去沿海为主，逐步递推到内陆，现在有重大开放的举措，不管自贸区或者新区各种开放举措，东西南北中全方位开放;四是过去以工业制造业开放为主，现在服务业、服务贸易和制造业全方位开放;五是过去的开放以商品进出、资金要素的进出为主，是以商品要素的流量型的开放，今后会进一步转化为制度规则型的开放。
4.共同富裕是最终目标。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共同富裕，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正式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十九大提出现阶段要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渴望为奋斗目标，可以说实现共同富裕是衡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尺度。这里达到“共同富裕”的正确路径是共享发展。习近平在《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中说：“我们要随时随刻倾听人民呼声、回应人民期待，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经济社会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10]
习近平提出，综合分析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国发展条件，分两个阶段来安排。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那时，人民生活更为宽裕，中等收入群体比例明显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2035—2050年，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五、结语
可以说，邓小平的“南方谈话”系统地总结了1978—1992年改革开放的头十年经验和教训。面对争议和矛盾的问题，他科学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等一系列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庆幸，28年前邓小平同志发表了这番谈话，给中国带来了后续20多年的高速发展。今天，我们仍然庆幸的是，在改革开放的43年进程里，我们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个接一个地突破艰难险阻。我们更加庆幸的是，在“新常态”背景下，面对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面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再次以惊人的胆识、巨大的勇气和极大的智慧，为中国的发展道路明確了发展方向，为中国的继续前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感谢那个风云激荡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们将“不忘初心”，以坚定的毅力和勇气，攻坚克难，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8.
[2] 吴松营.记录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的台前幕后[J].世纪，2018，（2）：6.
[3]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J].政策，2018，（12）：18.
[4] 汪庆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纲领之作——纪念邓小平同志《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发表两周年[J].学理论，1994，（2）：4.
[5] 迟成勇.论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贡献与时代价值——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J].邓小平研究，2018，（4）：121.
[6]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7.
[7] 金民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价值和当代思考[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2）：18.
[8] 孙大力.南方谈话与九十年代的改革和发展[J].中共党史研究，2002，（2）：22.
[9] 杨立业.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J].现代交际，2018，（15）：207.
[10]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J].人民日报，2013-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