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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自从明代《八大家文钞》入选以来，为以后各种选本推崇，建国后又是语文传统的教材，单就文体形式看，短小精悍，言简意达，显示了王安石政论的特色，但从内容上，从哲学和其社会作用上，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认识，尤其是就“壬人”和“邪说”之见，应该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关键词]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壬人” “邪说”
王安石在变法中所写的《答司马谏议书》，自从明代《八大家文钞》入选以来，为以后各种选本推崇，建国后又是语文传统的教材，“文革”中又被推崇到极至，称为法家著作的代表作。
单就文体形式看，短小精悍，言简意达，显示了王安石政论的特色。但如果从内容上分析，从哲学和其社会作用上看，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尤其是“壬人”和“邪说”之见，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它。
“壬人”辩
王安石瞧不起唐太宗和刘备，更羞作魏征、孔明，他以皋陶、稷、契、傅说、周公、孔子自居，要致君尧舜，把对变法持异议的人皆斥为“壬人”和“四凶”。帝问王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会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陛下治身无愧于尧舜。至于难壬人，疾邪说，即与尧舜实异。”
“壬人”一词，源于《尚书·舜典》“惊德允而难壬人。”汉元帝永元元年诏书中，也有“壬人在位而吉士壅蔽”的话，颜师古注引服虔的话：壬人，佞人也。
王安石多次所说的“壬人”当然是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对变法持异议者，但未免偏颇，司马光等人是一些有政治主张的进士出身的北宋重要官员，也不乏关心民生疾苦，希望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庆历新政的发起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迫切希望革除弊政，只是针对新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不同见解而已，改革的观点不一样，但改革的要求未必不一致。所以，司马光出于关心国事，写信向王表示己见，即使完全错误，至多是保守，何谈“壬人”!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批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凌驾于中书省之上。“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是“求法太速，进人太锐”。对于深知“文死谏”的苏轼来说，敢于直陈己见，特别是尖锐地指出“事不由中书省”的作法违反组织原则，难能可贵。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求外调，“壬人”会这样吗?
对变法有不同意见的还有张方平、欧阳修、刘敛、曾巩、曾布、钱公辅、孙觉等30余人。他们的意见，集中有二：一是王“拒谏”；二是王所用的四十多人大多数不是正人君子。司马光就说过：“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显然是指王安石用人不当。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说“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并致书其兄：“亦愿兄远佞人。”。王安石的学生陆佃(陆游先人)也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含蓄地说明推行变法之人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变法方针，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看看王安石所用的变法骨干分子的表现：
吕惠卿，深受王重用。对人称王为孔子，吕为颜子，王让吕作三司提举，并任经义局提举兼修撰。当王第一次罢相时，吕曾使其党变姓名投书挽留安石，安石深感其意，因乞请让韩绛代之，而惠卿佐之，时号称韩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师’。“安石复相后，吕与王的矛盾曰趋明朗化，时吕虽外知陈州。”仍上疏讼安石：“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諳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恶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待王再次倒势后，他怕王复相，“凡可以陷王安石者，无不为也。”其私心是为了在变法派内部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小集团、小帮派。他还曾经启王私人信件，向神宗密报，致使神宗认为王是欺诈：“惠卿告安石罪，发其私信，……帝以安石为欺，……”。
邓缩，始而说变法是“不世之良法”以媚王，并且’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谕，其实是“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安石罢相后，又转媚吕惠卿；王复相，又劾惠卿。实际上是见风使舵，保全自己之徒。
舒宣，初受王赞许，张商英推荐。是“打击一大片”的急先锋，凡对变法有异议者，“悉按姓名治之”，王安国也在被劾之中，又劾张商英，请求杀司马光等人，固举劾多私而落职。后又被蔡京重用。
张璟，王举荐，后媚吕惠卿。与李定共谋陷害苏轼，党事奸人章惇。谄事蔡确。
何正臣，与李定具是制造冤狱的高手，因“嫚于奉职，铨拟多牴牾”落职。
李定，乃王得意门生，深受重用，“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因不办母丧，“而不孝之名遂著”，养马不实被劫，罢官。
由此来看，王安石的“壬人”观，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组织上打击了多数人，掩盖了变法中的问题，导致后来的变法遭到了朝野人士的一致反对。也使一些急进之徒、投机分子钻了空子。这些人披着改革的外衣，热衷于权势、地位，不择手段满足个人私欲，也给了反对变法的人以口实，王安石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两次罢官，都与其亲信也攻击他有关。
“邪说”辩
“邪说”一词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我欲正人心，患邪说”。
“邪说”。王安石指对变法的不同意见，除司马光书信中的几个观点外，尚有不少人向神宗或王安石提出过。如：
文彦博和孙觉都并不反对变法，但反对王所重用之人。熙宁元年，陆琬曾就青苗法推行中的问题说“脱岁俭不能偿逋，适陷之死地”意思是说贫民贷了青苗钱，如遇灾荒年，偿还不了，反而陷贫民于死地。舜俞说得更直接：青苗法使民“卖田宅，质妻孥”，结果更促使大地主兼并，违背变法初衷。朱光庭也劝神宗“去其不便”于民者。当然系统论述变法利弊得失的除了司马光，就是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了。后来连神宗本人也向王安石提出了疑问。
由于推行变法的人不详察民情，强行推行法令，瞎指挥，出现一些问题是不足怪的。连王安石学生陆佃也指出“推行不能如初意，如青苗之立也”，并向王指出“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不是听!王安石甚至说：“司马光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未免过于偏激!王安石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新法中的弊病，没有思考如何克服其弊端，反而排斥一切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甚至一些出发点很好的建议，导致了自己和新法的悲剧。
王安石在辟“邪说”同时，编《三经新义》，其注解由他和吕惠卿及其子王秀负责，并颁布天下作为参加考试的士人必读书，他还搞了部《字说》，对汉字重新解释。这些书，当时就有不少异议，后来也失传了，说明价值也并不高。史载，早在熙宁四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提出“一道经”。熙宁五年，就，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三经新义》颁行后，“士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可以看出他“辟邪说”是为了“树己说”，造成“一言堂”，形成“道路以目”的恐怖气氛。也把变法推向了绝路，王安石二次罢相，归金陵后，心无旁骛，一心归佛，都是证明。
对此后果，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唐垌对神宗说：“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复知有陛下。”“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赵忭说：“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辈，骚动天下。安石强辩自用，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网民，顺非文过。近者台谏侍从，多以言不听而去。”
结语
“辟邪说，难壬人”，是一个整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王安石的逻辑，谁反对变法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壬人，凡不支持或反对变法的意见，都是邪说。这种不加具体分析的简单化做法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他看不到异议中的合理因素，更看不到异议者的爱国情怀。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邪说”、“壬人”观不能说不是其失败的主观原因。
从这个观点的影响来看，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导致了极端封建专制：一言堂、文字狱……只要看看“文革”中“四人帮”对此文的兴趣，就完全明白其中缘由了。
因此，对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的“辟邪说，难壬人”必须重新认识。
[关键词] 王安石 《答司马谏议书》 “壬人” “邪说”
王安石在变法中所写的《答司马谏议书》，自从明代《八大家文钞》入选以来，为以后各种选本推崇，建国后又是语文传统的教材，“文革”中又被推崇到极至，称为法家著作的代表作。
单就文体形式看，短小精悍，言简意达，显示了王安石政论的特色。但如果从内容上分析，从哲学和其社会作用上看，很有重新认识的必要，尤其是“壬人”和“邪说”之见，必须实事求是地评价它。
“壬人”辩
王安石瞧不起唐太宗和刘备，更羞作魏征、孔明，他以皋陶、稷、契、傅说、周公、孔子自居，要致君尧舜，把对变法持异议的人皆斥为“壬人”和“四凶”。帝问王安石：纳免行钱如何；或云，提汤瓶人亦会出钱，有之乎?安石曰：“若有之，必经中书指挥，中书实无此文字。陛下治身无愧于尧舜。至于难壬人，疾邪说，即与尧舜实异。”
“壬人”一词，源于《尚书·舜典》“惊德允而难壬人。”汉元帝永元元年诏书中，也有“壬人在位而吉士壅蔽”的话，颜师古注引服虔的话：壬人，佞人也。
王安石多次所说的“壬人”当然是指以司马光为首的对变法持异议者，但未免偏颇，司马光等人是一些有政治主张的进士出身的北宋重要官员，也不乏关心民生疾苦，希望改变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的想法，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庆历新政的发起者，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迫切希望革除弊政，只是针对新法执行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不同见解而已，改革的观点不一样，但改革的要求未必不一致。所以，司马光出于关心国事，写信向王表示己见，即使完全错误，至多是保守，何谈“壬人”!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曾批评制置三司条例司的设置，凌驾于中书省之上。“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是“求法太速，进人太锐”。对于深知“文死谏”的苏轼来说，敢于直陈己见，特别是尖锐地指出“事不由中书省”的作法违反组织原则，难能可贵。由于政见不合，他主动请求外调，“壬人”会这样吗?
对变法有不同意见的还有张方平、欧阳修、刘敛、曾巩、曾布、钱公辅、孙觉等30余人。他们的意见，集中有二：一是王“拒谏”；二是王所用的四十多人大多数不是正人君子。司马光就说过：“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谄谀之士，于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显然是指王安石用人不当。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说“恨知人不明，聚敛太急尔!”并致书其兄：“亦愿兄远佞人。”。王安石的学生陆佃(陆游先人)也说：“法非不善，但推行不能如初意。”。含蓄地说明推行变法之人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变法方针，没有能够达到预期的目标。
下面我们再看看王安石所用的变法骨干分子的表现：
吕惠卿，深受王重用。对人称王为孔子，吕为颜子，王让吕作三司提举，并任经义局提举兼修撰。当王第一次罢相时，吕曾使其党变姓名投书挽留安石，安石深感其意，因乞请让韩绛代之，而惠卿佐之，时号称韩为‘传法沙门’，惠卿为‘护法善师’。“安石复相后，吕与王的矛盾曰趋明朗化，时吕虽外知陈州。”仍上疏讼安石：“安石尽弃素学，而隆尚纵横之末数，以为奇术，以至諳诉胁持，蔽贤党奸，移怒行很，方命矫令，罔上恶君。凡此数恶，力行于年岁之间，莫不备具，虽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如此。”待王再次倒势后，他怕王复相，“凡可以陷王安石者，无不为也。”其私心是为了在变法派内部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小集团、小帮派。他还曾经启王私人信件，向神宗密报，致使神宗认为王是欺诈：“惠卿告安石罪，发其私信，……帝以安石为欺，……”。
邓缩，始而说变法是“不世之良法”以媚王，并且’又贻以书颂，极其佞谕，其实是“笑骂从汝，好官须我为之。”安石罢相后，又转媚吕惠卿；王复相，又劾惠卿。实际上是见风使舵，保全自己之徒。
舒宣，初受王赞许，张商英推荐。是“打击一大片”的急先锋，凡对变法有异议者，“悉按姓名治之”，王安国也在被劾之中，又劾张商英，请求杀司马光等人，固举劾多私而落职。后又被蔡京重用。
张璟，王举荐，后媚吕惠卿。与李定共谋陷害苏轼，党事奸人章惇。谄事蔡确。
何正臣，与李定具是制造冤狱的高手，因“嫚于奉职，铨拟多牴牾”落职。
李定，乃王得意门生，深受重用，“又陷苏轼于罪，是以公论恶之”因不办母丧，“而不孝之名遂著”，养马不实被劫，罢官。
由此来看，王安石的“壬人”观，不仅不符合实际，而且更重要的是从组织上打击了多数人，掩盖了变法中的问题，导致后来的变法遭到了朝野人士的一致反对。也使一些急进之徒、投机分子钻了空子。这些人披着改革的外衣，热衷于权势、地位，不择手段满足个人私欲，也给了反对变法的人以口实，王安石可谓“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其两次罢官，都与其亲信也攻击他有关。
“邪说”辩
“邪说”一词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我欲正人心，患邪说”。
“邪说”。王安石指对变法的不同意见，除司马光书信中的几个观点外，尚有不少人向神宗或王安石提出过。如：
文彦博和孙觉都并不反对变法，但反对王所重用之人。熙宁元年，陆琬曾就青苗法推行中的问题说“脱岁俭不能偿逋，适陷之死地”意思是说贫民贷了青苗钱，如遇灾荒年，偿还不了，反而陷贫民于死地。舜俞说得更直接：青苗法使民“卖田宅，质妻孥”，结果更促使大地主兼并，违背变法初衷。朱光庭也劝神宗“去其不便”于民者。当然系统论述变法利弊得失的除了司马光，就是苏轼《上神宗皇帝书》了。后来连神宗本人也向王安石提出了疑问。
由于推行变法的人不详察民情，强行推行法令，瞎指挥，出现一些问题是不足怪的。连王安石学生陆佃也指出“推行不能如初意，如青苗之立也”，并向王指出“外间颇以为拒谏”。安石曰：“吾岂拒谏者，但邪说营营，顾不是听!王安石甚至说：“司马光所言尽害政之事，所与尽害政之人!”未免过于偏激!王安石自始至终没有意识到新法中的弊病，没有思考如何克服其弊端，反而排斥一切与自己不同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甚至一些出发点很好的建议，导致了自己和新法的悲剧。
王安石在辟“邪说”同时，编《三经新义》，其注解由他和吕惠卿及其子王秀负责，并颁布天下作为参加考试的士人必读书，他还搞了部《字说》，对汉字重新解释。这些书，当时就有不少异议，后来也失传了，说明价值也并不高。史载，早在熙宁四年，王安石就曾向神宗提出“一道经”。熙宁五年，就，置京城逻卒，察谤议时政者，收罪之。《三经新义》颁行后，“士子以经试于有司，必宗其说，少异辄不中程。”可以看出他“辟邪说”是为了“树己说”，造成“一言堂”，形成“道路以目”的恐怖气氛。也把变法推向了绝路，王安石二次罢相，归金陵后，心无旁骛，一心归佛，都是证明。
对此后果，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说：“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唐垌对神宗说：“天下但知惮安石威权，不复知有陛下。”“逆意者虽贤为不肖，附己者虽不肖为贤。”赵忭说：“制置条例司建使者四十辈，骚动天下。安石强辩自用，诋天下公论以为流俗，违众网民，顺非文过。近者台谏侍从，多以言不听而去。”
结语
“辟邪说，难壬人”，是一个整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按王安石的逻辑，谁反对变法或提出异议，谁就是壬人，凡不支持或反对变法的意见，都是邪说。这种不加具体分析的简单化做法是形而上学的典型表现。他看不到异议中的合理因素，更看不到异议者的爱国情怀。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原因是复杂的，“邪说”、“壬人”观不能说不是其失败的主观原因。
从这个观点的影响来看，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导致了极端封建专制：一言堂、文字狱……只要看看“文革”中“四人帮”对此文的兴趣，就完全明白其中缘由了。
因此，对王安石的《答司马谏议书》一文中的“辟邪说，难壬人”必须重新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