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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永靖县位于甘肃省中部西南，隶属于临夏回族自治州，俗称“河州北乡”。其属于古河湟地区，西通青唐，南逾河州西乡即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等安多藏区。自秦汉以来，该地区是周边各民族经济、文化相互接触、交流融合的重要地区之一，同时也是丝绸之路南道商贾往来的必经之地，加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成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传播的重要途径。藏传佛教在永靖地区传播的历史较为久远，当地以汉族为主体，同时又与多民族杂居，汉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约80%，在汉族聚居的地区建有较多的藏传佛教寺院，并逐渐成为当地佛教的主流，这与历史上统治者对于藏传佛教的大力推广是密切相关的。
永靖地区过去为西羌之地，除了羌戎的信仰和崇拜图腾遗存外，至今未有秦汉及更早关于宗教活动的遗存。唐朝中后期，吐蕃占领河州地区长达百年，并在该地区大力推广藏传佛教，也是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传入永靖地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发展较为成熟，并形成许多教派。蒙元统治者推广藏传佛教并利用其巩固已统治地区，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在这一时期传入永靖地区。明朝统治者同样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并支持兴修寺院，这一举措为当时永靖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永靖地区，起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永乐十二年（1414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又称释迦益西）曾前往炳灵寺弘传宗喀巴教义。格鲁派传入炳灵寺之后，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超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明至清朝中期，是永靖地区藏传佛教传播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清朝初年，炳灵寺建立了活佛转世制度，这标志着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达到顶峰。
藏传佛教宗教活动的中心是寺院，寺院建筑多为金顶、梁柱、彩画、壁画。永靖地区处于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交界地区，但是漢族居多，因此，永靖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都深受汉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影响，多为汉式的木框架，顶部为歇山式的屋顶并铺有青瓦，经堂的屋顶有飞檐和斗拱，屋脊上雕有飞龙纹兽，并在两侧各有一只鹿。寺院的规模不仅取决于寺院自身的发展，同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永靖地区藏传佛教寺院规模变小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清末，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乱，永靖地区的佛教寺院毁于战火，虽屡经修复，但早已不如往昔。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寺院虽不如之前香火兴旺，但每到法会时氛围仍然是比较浓厚的。
永靖地区的僧源主要是当地的汉族民众，藏族僧侣主要来自甘南的藏区，全县现存46座寺院（包括未批准的6座）分布在全县17个乡镇，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需求。信众主要是邻近各个寺院的村庄里的村民，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日，都会有很多信众自发到寺院烧香拜佛、祈福。永靖地区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90%。大多数汉族群众不仅信奉佛教，同时也信奉道教，道教在当地也是比较兴盛的，县内大多数村落（除回族聚居的村落外）都有各自的方神庙，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很多信众既去藏传佛教寺院烧香也去方神庙拜神。当地汉族的信仰是比较世俗化的，当地藏传佛教寺院也供奉一些道教中的神灵，如在白塔寺、普护寺和红城寺均供有道教的三霄娘娘，在中庄菩萨殿供有道教的送子娘娘，在罗家洞寺供奉有吕洞宾等，这些特殊的现象在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些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永靖地区道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当地的每个寺院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较大的相关活动，但会在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法会（如罗家洞寺于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开始，白塔寺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开始）。法会期间，当地民众和寺管会相关人员为来自各个地方的信众和香客提供食物甚至住宿。法会由本寺院的寺主主持，法会期间在经堂中诵经的僧侣大多来自县城附近其他的寺院和甘南州拉卜楞寺，同时一些寺院也有汉传佛教僧侣及俗家弟子在其他经堂诵经。寺院僧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念经和信众、香客的布施，其个人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比较少的。根据佛教的教规，僧人不食荤腥，但永靖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人即使在汉族地区也是食荤腥的。该地区的僧人多为当地的汉族，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并无大的区别，以面食和米饭为主。由于条件限制，来自藏区的藏族僧人也很少吃糌粑和奶茶等，多以永靖地区饮食习惯为主。
纵观历史长河，自元明清三朝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很推崇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在永靖地区众多的宗教信仰中成为“主角”，对当地汉族和当地其他宗教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永靖地区现存四座汉传佛教寺院，其余均为藏传佛教寺院。从藏传佛教的功能来看，其对当地汉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藏传佛教可以对汉族信教群众产生教化作用。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同样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分支，主张众生平等，规劝人们不要杀生、偷盗、奸淫等，始终报以善良的目的做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在其他教育方式甚至法律无法触及到的情况下，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信教群众的心灵，从这一点来看藏传佛教有着其他教育方式很难替代的作用。
其次，藏传佛教具有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作用。藏传佛教从最初大规模传入汉族地区，使得很多汉族群众成为藏传佛教的信教者，这就导致汉藏两个民族的群众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它是联系汉藏两个民族之间情感的纽带，不仅加强了两个民族间的沟通互信，而且也增进了两个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最后，藏传佛教促进汉藏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藏传佛教兴起后，很多地方都兴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不仅仅是当地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且也是当地经济、文化、艺术乃至发展旅游的主要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藏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相互借鉴、相互沟通，从而促进汉藏两个民族在以上方面的繁荣发展，为共同建设伟大的中华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
永靖藏传佛教寺院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和保护。宗教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之前受损的寺院逐步得到修复和重建，群众有了更好的场所举行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二是当地宗教人士自身的影响力对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三是宗教本身有其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历经时间的考验，很难在短时间内消亡，其需要被积极引导使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是宗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被传承的社会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信教群众的生存需求和精神需求。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其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一时很难在人们心中消除。
永靖地区现存的寺院基本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的，由政府部门批准重建，分布比较合理，几乎覆盖了永靖县的每个乡镇（回族聚居的部分乡镇除外）。这些寺院可以惠顾到各个乡镇的信教群众在寺院进行烧香、祈福等宗教活动。因此，永靖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存在和布局在短时间内暂时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变化，从客观条件分析，大寺院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僧人前去来修行、学习;从主观条件分析，僧人更愿意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条件较好的寺院生活和学习。一些位于县城边缘、规模较小的寺院里只有两三个僧人，甚至有时没有僧人主持寺院。比如川城镇、王台镇、杨塔乡等地处山区，当地寺院里的僧人相对较少，而离县城较近的刘家峡镇和太极镇的寺院僧人相对较多，这些寺院的经济状况远超于位于山区的寺院。
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成为藏传佛教传入永靖地区的开端。总的来说，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藏传佛教在永靖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宗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不同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和载体。藏传佛教传入永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佛教在永靖地区的存在和发展，由于该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因此藏传佛教的传入不仅加强了汉藏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今后我们在建设寺院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僧人队伍的建设发展，不断完善寺院相关制度，提高僧人的文化水平，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永靖地区过去为西羌之地，除了羌戎的信仰和崇拜图腾遗存外，至今未有秦汉及更早关于宗教活动的遗存。唐朝中后期，吐蕃占领河州地区长达百年，并在该地区大力推广藏传佛教，也是在这一时期，藏传佛教传入永靖地区。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发展较为成熟，并形成许多教派。蒙元统治者推广藏传佛教并利用其巩固已统治地区，藏传佛教萨迦派、噶举派在这一时期传入永靖地区。明朝统治者同样大力推崇藏传佛教，并支持兴修寺院，这一举措为当时永靖地区藏传佛教的发展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永靖地区，起始于明朝永乐年间。永乐十二年（1414年）藏传佛教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的弟子释迦也失（又称释迦益西）曾前往炳灵寺弘传宗喀巴教义。格鲁派传入炳灵寺之后，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超之前任何一个时期。明至清朝中期，是永靖地区藏传佛教传播最广泛、最深入的时期。清朝初年，炳灵寺建立了活佛转世制度，这标志着藏传佛教在当地的传播和发展达到顶峰。
藏传佛教宗教活动的中心是寺院，寺院建筑多为金顶、梁柱、彩画、壁画。永靖地区处于多民族文化融合交流的交界地区，但是漢族居多，因此，永靖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建筑都深受汉式寺庙建筑风格的影响，多为汉式的木框架，顶部为歇山式的屋顶并铺有青瓦，经堂的屋顶有飞檐和斗拱，屋脊上雕有飞龙纹兽，并在两侧各有一只鹿。寺院的规模不仅取决于寺院自身的发展，同时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永靖地区藏传佛教寺院规模变小与社会动荡密切相关。清末，西北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战乱，永靖地区的佛教寺院毁于战火，虽屡经修复，但早已不如往昔。新中国成立后，这些寺院虽不如之前香火兴旺，但每到法会时氛围仍然是比较浓厚的。
永靖地区的僧源主要是当地的汉族民众，藏族僧侣主要来自甘南的藏区，全县现存46座寺院（包括未批准的6座）分布在全县17个乡镇，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广大信教群众的需求。信众主要是邻近各个寺院的村庄里的村民，每月农历初一和十五日，都会有很多信众自发到寺院烧香拜佛、祈福。永靖地区以汉族为主体，汉族人口约占当地人口的90%。大多数汉族群众不仅信奉佛教，同时也信奉道教，道教在当地也是比较兴盛的，县内大多数村落（除回族聚居的村落外）都有各自的方神庙，每月农历初一、十五，很多信众既去藏传佛教寺院烧香也去方神庙拜神。当地汉族的信仰是比较世俗化的，当地藏传佛教寺院也供奉一些道教中的神灵，如在白塔寺、普护寺和红城寺均供有道教的三霄娘娘，在中庄菩萨殿供有道教的送子娘娘，在罗家洞寺供奉有吕洞宾等，这些特殊的现象在藏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是完全不存在的，这些现象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永靖地区道教和藏传佛教之间的相互渗透和影响。
当地的每个寺院一般情况下几乎没有较大的相关活动，但会在每年举行一次为期三天的法会（如罗家洞寺于每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开始，白塔寺于每年农历三月十七日开始）。法会期间，当地民众和寺管会相关人员为来自各个地方的信众和香客提供食物甚至住宿。法会由本寺院的寺主主持，法会期间在经堂中诵经的僧侣大多来自县城附近其他的寺院和甘南州拉卜楞寺，同时一些寺院也有汉传佛教僧侣及俗家弟子在其他经堂诵经。寺院僧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于念经和信众、香客的布施，其个人家庭提供的经济支持是比较少的。根据佛教的教规，僧人不食荤腥，但永靖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僧人即使在汉族地区也是食荤腥的。该地区的僧人多为当地的汉族，日常生活与饮食习惯并无大的区别，以面食和米饭为主。由于条件限制，来自藏区的藏族僧人也很少吃糌粑和奶茶等，多以永靖地区饮食习惯为主。
纵观历史长河，自元明清三朝以来，历代统治阶级都很推崇藏传佛教，因此藏传佛教在永靖地区众多的宗教信仰中成为“主角”，对当地汉族和当地其他宗教产生了很大影响。目前，永靖地区现存四座汉传佛教寺院，其余均为藏传佛教寺院。从藏传佛教的功能来看，其对当地汉族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影响：
首先，藏传佛教可以对汉族信教群众产生教化作用。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同样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分支，主张众生平等，规劝人们不要杀生、偷盗、奸淫等，始终报以善良的目的做事。无论是在过去还是在当下，在其他教育方式甚至法律无法触及到的情况下，藏传佛教在一定程度上净化了信教群众的心灵，从这一点来看藏传佛教有着其他教育方式很难替代的作用。
其次，藏传佛教具有促进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作用。藏传佛教从最初大规模传入汉族地区，使得很多汉族群众成为藏传佛教的信教者，这就导致汉藏两个民族的群众有了共同的宗教信仰——藏传佛教，它是联系汉藏两个民族之间情感的纽带，不仅加强了两个民族间的沟通互信，而且也增进了两个民族间的团结互助，这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最后，藏传佛教促进汉藏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沟通和交流。藏传佛教兴起后，很多地方都兴建藏传佛教寺院。这些寺院不仅仅是当地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而且也是当地经济、文化、艺术乃至发展旅游的主要场所。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汉藏两个民族在经济、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相互借鉴、相互沟通，从而促进汉藏两个民族在以上方面的繁荣发展，为共同建设伟大的中华文明作出巨大的贡献。
永靖藏传佛教寺院之所以能长期存在，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从改革开放以后人们的宗教信仰得到尊重和保护。宗教恢复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之前受损的寺院逐步得到修复和重建，群众有了更好的场所举行宗教活动和宗教仪式;二是当地宗教人士自身的影响力对当地信仰藏传佛教的群众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现象;三是宗教本身有其诞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历经时间的考验，很难在短时间内消亡，其需要被积极引导使其与社会发展相适应;四是宗教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一种被传承的社会文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信教群众的生存需求和精神需求。宗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诞生，其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一时很难在人们心中消除。
永靖地区现存的寺院基本上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放的，由政府部门批准重建，分布比较合理，几乎覆盖了永靖县的每个乡镇（回族聚居的部分乡镇除外）。这些寺院可以惠顾到各个乡镇的信教群众在寺院进行烧香、祈福等宗教活动。因此，永靖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存在和布局在短时间内暂时不会发生较大的变化。但是也会出现一些其他的变化，从客观条件分析，大寺院凭借其自身的优势，可以吸引更多的僧人前去来修行、学习;从主观条件分析，僧人更愿意在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条件较好的寺院生活和学习。一些位于县城边缘、规模较小的寺院里只有两三个僧人，甚至有时没有僧人主持寺院。比如川城镇、王台镇、杨塔乡等地处山区，当地寺院里的僧人相对较少，而离县城较近的刘家峡镇和太极镇的寺院僧人相对较多，这些寺院的经济状况远超于位于山区的寺院。
藏传佛教传入炳灵寺，成为藏传佛教传入永靖地区的开端。总的来说，无论是在过去的历史长河中还是在当下快节奏的社会，藏传佛教在永靖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等方面都产生深远的影响。作为一种宗教，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不同文化沟通和交流的纽带和载体。藏传佛教传入永靖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佛教在永靖地区的存在和发展，由于该地区以汉族为主体，因此藏传佛教的传入不仅加强了汉藏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也促进了民族间的融合。今后我们在建设寺院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僧人队伍的建设发展，不断完善寺院相关制度，提高僧人的文化水平，使其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从而助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