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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3岁的棉农王富国（音译）家住尘土飞扬的威捷村（Weijie，音译）。他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何时开始在这片土地耕种的。
不过，有一点他相当清楚——他将是家里最后一个在这里耕种的人。他说：“别人都离开了。”他向门外望去，村里唯一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都已人去楼空。
原因很简单。他说：“这里就是没有水。没有水就活不下去。”他家每5天只有1小时可以接取自来水，勉强够给一小块茄子地浇水，并供家人和12只绵羊使用。
“生态移民”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背景下，缺水的国情经常被人忘记。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香港咨询机构“中国水危机”（China Water Risk）的资料显示，在中国的28个省份中，有8个省的干旱程度与约旦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不相上下。
在王富国居住的甘肃省民勤县，干旱问题尤其严重。以前，这里曾是夹在内蒙古广袤沙漠之间的一片绿洲。离开这里的并非只有王富国的邻居们。1万多人已搬离这里，成为所谓“生态移民”。
中国官员将缺水列为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之一，这个问题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今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布各省用水配额，设定了截至2015年的年度消费指标。
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使缺水问题更加紧迫，因为不断扩张的城市需要更多的水资源。从现在到2030年，预计将有3亿多人转变为城市居民。
这一转型发生之际，中国人正开始对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更响亮、更尖锐的批评。在类似Twitter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Weibo）上，经常有用户上传环境遭到污染的信息。有些用户甚至叫板官员们，问他们敢不敢到自己负责保持清洁的河流中去游泳。政府无力控制河道的消息，经常使其成为民众嘲讽的对象，比如今年早些时候1.6万多头死猪沿着上海主要水道黄浦江漂浮之时。
鉴于缺水可能使经济增长突然刹车，相关的经济问题尤其令人生畏。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水资源问题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2.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高管表示，缺水已开始改变各个行业的面貌。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水资源专家蒋礼平说：“严重缺水已成为妨碍中国北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中国的缺水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并搬到城市里生活，他们会吃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食品，购买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且在家里用掉更多的水。气候变化也扮演了一定角色，导致降雨规律与河流流量发生变化。而这一切又因承受重压的农业而恶化，中国农业耗水量占到全部用水量的60%。如今，农民们必须挖得更深才能取到水，以灌溉更多的土地。
中国经济增长导致严重的污染，这也使缺水状况更加严重。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表示，“整治污染是中国水政策中最困难的方面。即便在那些不缺水的地区，污染也非常严重，可能使那里的水不可用。”中国主要江河39%的水体毒性过大，不适合与人体有任何接触。
面子工程？
突显问题严重性的一个迹象是，中国政府在当前五年计划中打算投入1.8万亿元人民币（合2910亿美元）修建水利相关基础设施，比如灌溉设施与水坝。这个金额比埃及和智利等经济体的年度GDP还要高。
民勤县王富国那样的农民失去生计，不过是缺水对中国整个商业格局构成巨大压力的一个例子。空气和土壤的大面积退化，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能源行业尤其受到缺水的威胁。在一些地区，前景光明的新技术将没有用武之地。例如，页岩气开采项目需要使用大量水进行水力压裂操作。此外，虽然中国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建设新的核电站，但出于供水和安全方面的担忧，政府也已宣布在内陆地区缓建核电站。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表示：“开采能源都离不开水。过去不缺水，人们在建设一个项目时，想的只是作业现场需要多少水。现在反过来了。当地可用的水量决定了那里能够开发多少能源。”
出于对水资源的深切担忧，中国在用水和治理水污染方面出台了一些全球最严厉的法律，不过，法治薄弱和腐败意味着执法并不连贯。一位化工行业的高管表示，“你不得不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处理厂，以满足法律要求。考虑到所需投资的金额，有关水的法律有时会让投资者犹豫。”
然而，许多人质疑，严厉的法律和在水利基础设施上投入的巨额资金，能否真正缓解中国的水危机？有些中国科学家猛轰占据政府水利战略核心地位的昂贵工程，包括将把南方水资源引流数千公里至北方以缓解缺水状况的浩大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总耗资至少将达410亿美元，同时，随着施工队开凿新河道与水库，已有逾30万人被安置到别处。其他旨在缓解北方缺水的措施，比如在天津附近海岸兴建的大批海水淡化厂，也都成本高昂，且能耗很大。
王富国居住的民勤县，就是中国过度迷信水利工程招致恶果的典型案例。大型工程一直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标志。毛泽东时代的1958年，渴望向领导人效忠的学生们在民勤县唯一的水源——石羊河上筑起一座大坝。但水库注满水之后不久，石羊河下游的青土湖便干涸并消失了。此前青土湖位于民勤县这块绿洲的核心位置。
随着湖水的干涸与石羊河流量减少，民勤的农户开始从地下抽水灌溉庄稼。结果地下水位降低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几个世纪来阻挡沙漠进犯的树木和灌木都死掉了。植被遭到破坏之后，沙漠开始侵袭这片一度苍翠繁茂的地区。有些地方，沙丘已吞噬了整栋房屋。
民勤县的困境终于开始引起国家的重视。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走访了民勤县，宣告：“我们一定要打赢民勤保卫战，不会让它从地图上消失。”中国政府为此拨款47亿元人民币（合7.67亿美元）。这对中国最穷省份之一来说可谓天文数字，但与中国政府在全国水利工程上的巨大投入相符。
然而，中国管理水资源的方法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没什么改变。耗资巨大的项目不但没有改善情况，反而激怒了民勤的许多人，他们认为这些不过是毫无用处的面子工程。
他们最关注的是青土湖。该湖几十年前就枯竭了，但政府开凿了一个新的运河网络，让青土湖“起死回生”。当水沿着运河流向该湖时，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看着河水流过，令他们震惊的是，当他们在附近的土地严重干旱之时，政府竟然投入这么多资源去建造一座人工湖。今天的青土湖就像是沙丘中的一小块湿地，在堤坝、管道和地下密封剂的帮助下保住了水分。
“它根本不可持续，”美国堪萨斯大学（Kansas University）研究人员、在民勤县待了18个月的Kuoray Mao在提到新青土湖时表示。“所有这些钱其实不过肥了官僚们，而不能改善农民们的生活。”
在民勤县建起人工湖之际，中国其他地方也陷入水利工程违背初衷的类似窘境。耗资2540亿元人民币、2006年完工的三峡工程，一直受到淤泥蓄积、滑坡、污染和生态退化的困扰。去年，中国国务院警告称，三峡大坝面临“刻不容缓的问题”。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各地，在政府资助下快速兴建的灌溉基础设施，加速了地下含水层的消耗。
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民勤更有理由引发公众的愤怒。一位要求匿名的前农户说：“这里的人们对政府非常不满，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建一座湖，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难过了。”
作为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重建青土湖计划的一部分，农民私人开挖的井都被关闭了，水价也提高了，日子比以往更加艰难。政府向每个农民提供可浇灌2.5亩土地的水，但绝不会更多。
中国领导人正宣扬“中国梦”，承诺让中国人提高收入，并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人们很难看出，民勤这样的地方将如何实现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愿景。
尽管成千上万农民已离开民勤，但在留下来的人当中，自杀和抑郁相当常见。棉农王富国表示，他和妻子也想过离开，但最终放弃了。他说：“哪里也不需要我们。”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译者：何黎）
不过，有一点他相当清楚——他将是家里最后一个在这里耕种的人。他说：“别人都离开了。”他向门外望去，村里唯一一条街道两旁的房子都已人去楼空。
原因很简单。他说：“这里就是没有水。没有水就活不下去。”他家每5天只有1小时可以接取自来水，勉强够给一小块茄子地浇水，并供家人和12只绵羊使用。
“生态移民”
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的背景下，缺水的国情经常被人忘记。中国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香港咨询机构“中国水危机”（China Water Risk）的资料显示，在中国的28个省份中，有8个省的干旱程度与约旦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不相上下。
在王富国居住的甘肃省民勤县，干旱问题尤其严重。以前，这里曾是夹在内蒙古广袤沙漠之间的一片绿洲。离开这里的并非只有王富国的邻居们。1万多人已搬离这里，成为所谓“生态移民”。
中国官员将缺水列为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难题之一，这个问题涉及社会、政治和经济层面。今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布各省用水配额，设定了截至2015年的年度消费指标。
中国迅猛的城市化进程使缺水问题更加紧迫，因为不断扩张的城市需要更多的水资源。从现在到2030年，预计将有3亿多人转变为城市居民。
这一转型发生之际，中国人正开始对政府的治理方式提出更响亮、更尖锐的批评。在类似Twitter的社交网站新浪微博（Weibo）上，经常有用户上传环境遭到污染的信息。有些用户甚至叫板官员们，问他们敢不敢到自己负责保持清洁的河流中去游泳。政府无力控制河道的消息，经常使其成为民众嘲讽的对象，比如今年早些时候1.6万多头死猪沿着上海主要水道黄浦江漂浮之时。
鉴于缺水可能使经济增长突然刹车，相关的经济问题尤其令人生畏。世界银行（World Bank） 2007年公布的一份报告称，水资源问题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2.3%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企业高管表示，缺水已开始改变各个行业的面貌。
世界银行驻北京的水资源专家蒋礼平说：“严重缺水已成为妨碍中国北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中国的缺水本身在某种程度上是由经济增长引发的。随着人们越来越富有，并搬到城市里生活，他们会吃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食品，购买更多的水资源密集型产品，并且在家里用掉更多的水。气候变化也扮演了一定角色，导致降雨规律与河流流量发生变化。而这一切又因承受重压的农业而恶化，中国农业耗水量占到全部用水量的60%。如今，农民们必须挖得更深才能取到水，以灌溉更多的土地。
中国经济增长导致严重的污染，这也使缺水状况更加严重。中国科学院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夏军表示，“整治污染是中国水政策中最困难的方面。即便在那些不缺水的地区，污染也非常严重，可能使那里的水不可用。”中国主要江河39%的水体毒性过大，不适合与人体有任何接触。
面子工程？
突显问题严重性的一个迹象是，中国政府在当前五年计划中打算投入1.8万亿元人民币（合2910亿美元）修建水利相关基础设施，比如灌溉设施与水坝。这个金额比埃及和智利等经济体的年度GDP还要高。
民勤县王富国那样的农民失去生计，不过是缺水对中国整个商业格局构成巨大压力的一个例子。空气和土壤的大面积退化，正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
中国能源行业尤其受到缺水的威胁。在一些地区，前景光明的新技术将没有用武之地。例如，页岩气开采项目需要使用大量水进行水力压裂操作。此外，虽然中国正以创纪录的速度建设新的核电站，但出于供水和安全方面的担忧，政府也已宣布在内陆地区缓建核电站。
厦门大学能源经济学家林伯强表示：“开采能源都离不开水。过去不缺水，人们在建设一个项目时，想的只是作业现场需要多少水。现在反过来了。当地可用的水量决定了那里能够开发多少能源。”
出于对水资源的深切担忧，中国在用水和治理水污染方面出台了一些全球最严厉的法律，不过，法治薄弱和腐败意味着执法并不连贯。一位化工行业的高管表示，“你不得不建设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处理厂，以满足法律要求。考虑到所需投资的金额，有关水的法律有时会让投资者犹豫。”
然而，许多人质疑，严厉的法律和在水利基础设施上投入的巨额资金，能否真正缓解中国的水危机？有些中国科学家猛轰占据政府水利战略核心地位的昂贵工程，包括将把南方水资源引流数千公里至北方以缓解缺水状况的浩大工程。
“南水北调”工程总耗资至少将达410亿美元，同时，随着施工队开凿新河道与水库，已有逾30万人被安置到别处。其他旨在缓解北方缺水的措施，比如在天津附近海岸兴建的大批海水淡化厂，也都成本高昂，且能耗很大。
王富国居住的民勤县，就是中国过度迷信水利工程招致恶果的典型案例。大型工程一直是共产党统治的一个标志。毛泽东时代的1958年，渴望向领导人效忠的学生们在民勤县唯一的水源——石羊河上筑起一座大坝。但水库注满水之后不久，石羊河下游的青土湖便干涸并消失了。此前青土湖位于民勤县这块绿洲的核心位置。
随着湖水的干涸与石羊河流量减少，民勤的农户开始从地下抽水灌溉庄稼。结果地下水位降低了。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几个世纪来阻挡沙漠进犯的树木和灌木都死掉了。植被遭到破坏之后，沙漠开始侵袭这片一度苍翠繁茂的地区。有些地方，沙丘已吞噬了整栋房屋。
民勤县的困境终于开始引起国家的重视。2007年，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走访了民勤县，宣告：“我们一定要打赢民勤保卫战，不会让它从地图上消失。”中国政府为此拨款47亿元人民币（合7.67亿美元）。这对中国最穷省份之一来说可谓天文数字，但与中国政府在全国水利工程上的巨大投入相符。
然而，中国管理水资源的方法自毛泽东时代以来没什么改变。耗资巨大的项目不但没有改善情况，反而激怒了民勤的许多人，他们认为这些不过是毫无用处的面子工程。
他们最关注的是青土湖。该湖几十年前就枯竭了，但政府开凿了一个新的运河网络，让青土湖“起死回生”。当水沿着运河流向该湖时，农民们聚集在一起看着河水流过，令他们震惊的是，当他们在附近的土地严重干旱之时，政府竟然投入这么多资源去建造一座人工湖。今天的青土湖就像是沙丘中的一小块湿地，在堤坝、管道和地下密封剂的帮助下保住了水分。
“它根本不可持续，”美国堪萨斯大学（Kansas University）研究人员、在民勤县待了18个月的Kuoray Mao在提到新青土湖时表示。“所有这些钱其实不过肥了官僚们，而不能改善农民们的生活。”
在民勤县建起人工湖之际，中国其他地方也陷入水利工程违背初衷的类似窘境。耗资2540亿元人民币、2006年完工的三峡工程，一直受到淤泥蓄积、滑坡、污染和生态退化的困扰。去年，中国国务院警告称，三峡大坝面临“刻不容缓的问题”。在中国北部和中部各地，在政府资助下快速兴建的灌溉基础设施，加速了地下含水层的消耗。
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地方比民勤更有理由引发公众的愤怒。一位要求匿名的前农户说：“这里的人们对政府非常不满，他们花了这么多钱建一座湖，但我们的生活变得更难过了。”
作为耗资数百万美元的重建青土湖计划的一部分，农民私人开挖的井都被关闭了，水价也提高了，日子比以往更加艰难。政府向每个农民提供可浇灌2.5亩土地的水，但绝不会更多。
中国领导人正宣扬“中国梦”，承诺让中国人提高收入，并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人们很难看出，民勤这样的地方将如何实现领导人提出的中国梦愿景。
尽管成千上万农民已离开民勤，但在留下来的人当中，自杀和抑郁相当常见。棉农王富国表示，他和妻子也想过离开，但最终放弃了。他说：“哪里也不需要我们。”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