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客观的审视，真实再现我国70年来的教育历史，表现其兴废过程，展示其成败得失，揭示其经验教训。全书按历史编年为序，分为四卷。其中第一卷名为“筚路蓝缕”，主要是展现1949—1966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至“文化大革命”前共17年的教育实践；第二卷名为“山重水复”，主要是展现1966—1976年的共和国教育历史；第三卷名为“柳暗花明”，主要展现1976—1992年的中國教育景象，重点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教育体制改革和文化界空前活跃的政治经济背景；第四卷名为“乘风破浪”，主要是展现1992—2019年的中国教育实践，重点展现了全球化背景下共和国在努力建成现代教育强国之路上的种种改革及探索。
　　恢复高考宛如冬天里的一把火，顷刻间点燃了广大青年的读书热情，全国上下读书学习蔚然成风。图书馆、新华书店里人头攒动，成为最拥挤、最热闹的地方。蒙满了灰尘的旧课本，一时间洛阳纸贵，人们到处寻找。
　　1978年的春天，被录取的新生们迈入大学的校门。在“教育要革命”的岁月里他们虚掷了太多的光阴。大学，这个本该属于他们的知识殿堂，却整整让他们等了几年甚至十几年。此刻，他们相信只有知识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他们恶补，就像干渴已久的禾苗，贪婪地吮吸着每一滴雨露。
　　当时的大学校园里流行“三抢”：一“抢”是抢座位，抢教室的位子。每次上课前，同学们都会早早来到教室，用书抢占前排的位子，自己占好了还帮别人占。女生们更是抱成团，哗啦一下子就要占掉十几个座位；二“抢”也是抢座位，抢自修室的位子。有人甚至用废书长期“占踞”着一些好座位，以致常常引起纠纷 ；三“抢”依然是抢座位，抢图书馆的位子。早晨图书馆还没开门，门外就已排起了长队。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政教系1977级学生许纪霖，如今已是知名学者，他在回忆大学生活的文章中写道：
　　“当年的大学图书馆哪像现在门可罗雀，其热门程度，只有牛市里的证券交易所可比。晚上六点半开门，五点半就要等在门口去抢座位。不仅抢座位，还要抢杂志。大门一开，就直扑事先瞄好的目标，晚一步就势必落入他人之手！”
　　除了图书馆，许纪霖们“最常去的地方就算书店了……我们常常利用课间15分钟的休息时间，去看看有何新书。教室在河西，要来回跑步才赶得上。即使这样，也乐此不疲：要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书，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实在比如今股市中的新股还紧俏，你晚到一步，就会遗憾终生”。
　　如今，恢复高考已经走过40多年的历程。40多年来，通过高考，有两亿多人成为各行各业的佼佼者。高考，不仅为国家选拔了一批又一批的人才，而且改变了许多普通人的命运。在此，选取两位以作说明。
　　蒙进喜是陕西澄城人，1977年考生，录取院校为北京林学院（现北京林业大学），现在是一家公司老总。
　　蒙进喜出生在澄城县庄头镇蒙家村，从小就禀赋聪明，学习优异。1973年高中毕业后，瘦小的蒙进喜撑起养家糊口的重担，到煤矿和硫磺矿先后当矿工。尽管是临时工，但他干活踏实认真。1977年10月的一天，他刚从矿井上来，便听到矿区大喇叭广播说马上要高考了，这消息如春雷，让他和许多人震惊，继而喜出望外。
　　“当时情况非常特殊，一本书都没有。”蒙进喜说，课本早送人了，高考报了名，就在准备复习时，突然身患伤寒。距高考仅有20天时仍未痊愈，他只好找出以前的学习笔记，咬着牙带着病痛复习。
　　高考前一天，病痛让他无法入眠，索性爬起来复习，直到高考当天凌晨三四点才睡着。1977年12月9日高考第一天，首场考数学，蒙进喜本想放弃，后在同学劝说下才坚持参加考试。结果，因身体缘故，几道原本会做的大题却做错了。
　　一整天，他心里都很难过。第一天高考结束，他天黑才回到家，简单吃碗红苕面条就上床休息。第二天稍微有了精神继续参加考试。1978年春天，蒙进喜踏上北去列车，第一次到了首都，踏进了当时的北京林学院的大门，成为木材机械加工专业的学生。
　　时过多年，提起当年的作文题“难忘的一天”，蒙进喜仍清楚地记着开头：
　　“今天，当我坐在窗明几净的考场参加高考时，内心激动万分。高中毕业后，我从来没有想到，还能有今天这个机会考大学。没想到党和政府能给我们这批年轻人这么好的机会，让自己有机会成才……如果考上大学我就有机会深造，我的命运跟随国家命运将改变提升……”
　　20世纪70年代末，天安门广场，华灯下，复习高考内容的青年。知识改变命运这一信念，越发坚定地扎根在年轻人心中。
　　评论家李国平，同样是1977年考生。1976年1月，高中毕业一年的他作为知青在所在县云阳公社樊尧大队插队，和来自咸阳、西安等地的知青一起在砖瓦窑场干活。“作为当年高考知青，我至今感念我所插队的生产队。”时隔40多年，李国平的思绪依然清晰如昨。
　　他回忆道，当年生产大队支书、大队长对知青们都很关心。高考前一个月，知青们不用再在砖瓦窑场干活，可回家复习。1977年12月9日，李国平骑着自行车，从家里赶了30里路，到了云阳考点参加高考。
　　李国平说，当年填报志愿时，因为不太懂专业，第一志愿报的是武汉大学图书管理系，在当时全国仅有两所高校设有此专业，除了武大，就是北大。因喜欢读书，误认为考上图书管理专业就可常在图书馆看书了。当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李国平成为西北大学中文系的一名新生，这是他的第二志愿。当年中学同校6个班300多人中，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李国平始终认为自己是时代的幸运儿。
　　1978年春，李国平走进了西北大学校园，当时同班71人年龄相差10多岁，他和其他4名同学年龄最小，只有18岁。李国平自己也没想到，6年后，他会走进陕西省作家协会大院，成为《延河》编辑部编辑，更幸运的是，与著名作家路遥、陈忠实、贾平凹成为同事。贝弗里奇曾说过：“成年人上升高度只能达到青年时期打下基础的一半。”李国平这样阐释这句话的含义：一个人在青年时期做事的积累有多么充分，就能决定自己在未来上升空间有多大。
　　再看看如下名单：1978年3月，时年31岁的老鬼，30岁的罗中立、何多苓、霍东龄，22岁的刘学红，19岁的杨千走进大学校园。他们是从570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的幸运儿。在大学之门关闭了10余年之后，1977年12月，平均每29个考生中就有1个如愿以偿。从走进考场起，那代人是追赶时间的一群人：70年代忙着上学，80年代忙着出国、下海，90年代忙着晋级、当总裁、办展览、发表著作……
　　杜成宪
　　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工程”第一首席专家，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教育理论与教育史组成员，曾任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系主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理事长，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中国考试史等研究。主要作品包括《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中国幼儿教育史》《教育史学》《幼儿教育思想史》等。曾荣获宝钢优秀奖、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邓小平理论研究一等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