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全球金融危机下,一片哀鸿,其实看看历史,古人的金融智慧一点也不逊于当今!
隋朝末年竟然糊纸壳当钱
假如我要问你,中国历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谁?你大概要说是秦始皇。
但是秦始皇固然狠辣,他还不至于对亲戚下黑手。告诉你,这方面做得最绝的,是开了历史新篇的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杨坚。
开初,杨坚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总揽大权、进封为隋王的。称帝后,因为坐的龙椅是他的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孙“禅让”给他的。这个禅让,说起来好听,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让天下服?他心里毕竟发虚,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统统杀了个干净。这样的老岳父,也着实可怕。
不过作为新的一朝开国皇帝,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他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仅这一条,“杨坚”这两个字就该在史书上大写。
他上台的路子,相信大伙都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样,以外戚身份掌兵权,趁着皇帝年幼,改旗易帜。正因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骂名,皇帝当得相当勤勉。他不仅自己节俭,不乱花公费,对百姓也能“薄赋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税费,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闹饥荒,他赶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灾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时,他坐不住了。上朝时,隋文帝把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看,流着眼泪责备自己无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级膳食,不饮酒,不吃肉。最令人惊讶的,他还以皇帝之尊,亲自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在迁移的途中,他命令侍卫不准威吓老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他就打马让路,善言抚慰。遇到路难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从,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的“地主阶级头子”的概念,相距太远了。
史书记载,隋文帝执政24年,百姓安然,物产丰富,四夷宾服,朝野欢娱(见《隋书》)——这就是古代的和谐景象。至于他生了个不肖之子杨广,后来断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整顿纪律。一上台,就开始着手货币的规范化,由国家统一铸钱。他铸的钱,还是五铢钱,不过比过去的五铢钱要重得多,因为隋朝的重量单位,是古制的3倍还多。
新币发行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隋朝的境内,用了这种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钱,所以过去散失在境外的旧五铢钱,有时就会倒流回来,掺合在新钱里面用。为了防止这种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国各关口都放上100枚新铸钱,作为样板。凡是入关者,都要把随身带的钱拿来检验,不合规格的就没收,融化了铸新钱。以后,他又连续下诏,禁旧钱、恶钱和私铸。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贴了官府通告,并且摆放了新钱的样品。
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生效,私铸还是屡禁不止。隋文帝火气大了,我的话起码一句能顶一句,现在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他命令各州县的“城管”直接到店铺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铸的钱,就一律没收销毁。得了圣旨的大隋“城管”们果然厉害,一阵清查过后,私铸钱终于绝迹。
对比上一个统一大帝国晋朝的嬉皮爷们儿,杨坚的确是个干事的人,这种做什么事都脚踏实地的风范,才是大国风范。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来大唐的长安城,是那时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设计思路和布局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甚至一直影响到后世。可惜,他的接班人问题没解决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杨广谋杀,死得比王莽还不值。
隋文帝为人俭朴,但有个毛病,就是太宠儿子,国家统一铸币,他也不忘让儿子沾利,给杨广等几位皇子都赐了铸钱炉,让他们也玩玩钱币制造。这一宠,就出了大问题。
二儿子杨广一受宠,野心就大了,伪装忠厚老成,阴谋夺取了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据说杨广也装得不耐烦了,趁着照顾老爹之机,想非礼隋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这宣华夫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妹妹。陈夫人当然不从,挣脱出来,跑去向隋文帝哭诉。隋文帝气得直拍床,叫人去传大儿子杨勇,要立刻废了杨广的太子身份。
杨广慌了神,连忙勾结权臣杨素,发动了宫廷政变,用自己的卫兵调换了隋文帝的侍卫,把隋文帝的身边的嫔妃全部关进了小黑屋。当天,隋文帝就蹊跷地死了,外界都怀疑是杨广下的毒手。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性骚扰事件。
这位阴谋夺得帝位的好色之徒,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此人志大才疏,搞大工程可以,搞扎实的行政工作就不行。他上来以后,吏治大坏,钱币私铸死灰复燃,且偷工减料很厉害。不用说,这又是一轮通货膨胀,谷米涨到了每石三万钱。隋朝的物价指数,涨得老百姓吐血都跟不上,货币哪里能够用?到后来,堂堂大隋朝,人们竟然剪铁皮、裁皮革、糊纸壳(硬纸板)当钱。纸壳子当钱,全世界仅有一例吧。
他上台后,声色无度,到处游玩(巡幸),三次征高丽,也跟秦始皇似的,把帝国的油门给踩到了极限。执政第8年时,山东大旱加上大疫,他却密诏江淮地方官给他物色民间女童。他驱使男女民工百万人开大运河,又三次坐龙舟到扬州去玩耍。据《隋书》等史籍的记载,南下扬州的船队绵延有200里,船只5000艘,两岸有骑兵护卫,还要500里内的州县为这支队伍“献食”,一个州就要运送美食100车。
不过专家指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奢华,这是后世之人恨他,做了狂涨,但他每次南行都带上满朝文武却是事实。即便如此,隋炀帝的南巡,也是公元七世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豪华之旅。
横征暴敛,再加上刑法严苛,这简直就是要逼草民造反了。
到他执政13年时,果然就爆发了烈火燎原似的民变。闹了两年,直闹得遍地义军、群雄蜂起,在扬州游玩的隋炀帝被困住了,最终被部下所杀。玩吧,把脑袋玩丢了,就痛快了。已打好了百年基业的大隋,也是命太不好,遇到这样的主儿,“忽悠”一下就塌了。
说到隋朝,它在金融制度方面有一个创举,在这儿要说说,那就是“公廨钱”。
隋文帝开皇初年,朝廷发给京官与各地官员一笔钱,让他们投资商业生利,用赚来的钱作办公经费。这就是“公廨钱”,是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资本金,官员可以用它投资,也可以放贷。这个想法的初衷很好,办公经费自己筹,不用人民的纳税钱。但是实行起来,却大有问题。
官员不是圣人,官场沾不得钱,这是被无数先例所证明了的。你再怎么是开皇盛世,也挡不住官员大多都姓“贪”。实行了8年之后,工部尚书苏孝慈看不下去了,上书说:公廨钱发下去之后,各级官员就一个心眼放高利贷,“惟利是求,烦劳百姓,败损风俗。”(《隋书》)这话的意思,咱们都能领会,说得还是相当克制的。什么叫“败损风俗”?是当官的家里,窖藏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吧?
隋文帝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又观察了3年,发觉确实不行,才下诏禁止用公廨钱放贷取利,而投资经商还是允许的。
总体来说,大隋朝的开国气象很恢弘,给咱们民族争了气。虽然它很短命,白白给后来大唐做了一套嫁衣裳,但它的功劳、它的教训应该记住。开一个国,不容易,要死很多人,但败掉一个国,却很容易,而且会死更多的人。
在结束隋朝、开讲唐朝之前,咱们还要交代一个不能忽略的国家——高昌国。这是个西域古国,也是咱们古代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国家,大家不免有点陌生,其实它和中原渊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东南、著名的火焰山下。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这个“高昌”,与汉朝大有关系。西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士卒,携带家属前往那个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吧。汉元帝时,又在当地修建了军事壁垒,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为那地方“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称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垒(见《北史•西域传》)。高昌之名,由此而来。
西晋的时候,高昌升格为郡。后来北方闹起了十六国,高昌也还是郡,先后属于其中的五国。到公元460年,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个当地人为王,这才建立了高昌国。后来高昌国更换了四个政权,其中有三个王族都是汉族人,最后一个叫麴氏高昌。高昌是个小国,在几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立刻就有亲近感,投向了隋朝。
当时的国王鞠伯雅,曾两次入隋朝贡,他的儿子鞠文泰随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阳和长安没回去,算是留学吧。高昌国跟隋炀帝的关系很铁,还出兵协助过隋炀帝攻打高丽。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上,记载着有他们用钱的情况。
高昌国人所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钱、银钱和铜钱三大类。麴氏高昌自己也铸了钱,叫做“吉利钱”,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钱币一起流通。高昌国所用的银钱,比较有特色,最轻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几百文。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随葬的财物清单,看那上面记载,有的随葬品竟然有金钱万文、银钱百万文。——这高昌国难道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先不用惊讶。
据专家考证,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不会把钱这么糟蹋,估计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字的大小,可能与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关。
高昌国人确实很聪明,这一点超过了现代人,为了表示对已逝亲人的孝敬,往清单上填点大数,就成了,连纸糊的别墅、小车都全免了。填写几个数字,就表示财富。这种做法,深得当今“金融资本”运作的精髓。
出土文书里还有一些借据,从中能看出,高昌国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这些借据,所列条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协议一样,甚至还要详细些,有的甚至写明:一旦签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也就是反悔的话,要加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隋灭以后,高昌国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对脾气,与突厥搞到了一起,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这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大军灭了高昌国,在那儿设置了高昌县。
此前,玄奘西行取经就路过高昌。当年玄奘走到相当于今天的哈密一带,高昌国王专门派人把他接了过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计划行程中,但高昌国王却执意邀请他去。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王,就是当年在洛阳留学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见到玄奘后,感觉相见恨晚,立刻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还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导师。国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葱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可见鞠文泰是何等真诚。
这可给玄奘出了大难题,取经大业难道就这么半道泡汤了?他一连三天绝食抗争,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应放行。这位颇有性情的高昌国王,还为玄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物资,足够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这些物资里,就有西域一带通用的货币,计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钱,还有绫绢等五百匹。最重要的,是高昌国王还给西域各国的国王写了介绍信,说要去西方取经的,是我的弟弟,请多照顾——玄奘的取经路,从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来《西游记》里说唐僧过火焰山一节,还真不是完全瞎掰。
这个消失了的高昌古国,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诗》第878卷收录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高昌童谣》,全文是: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我们终于到了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
“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海山记》)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能无动于衷。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哪儿还会还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尚书》里说:“民惟邦本”。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头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
隋朝末年竟然糊纸壳当钱
假如我要问你,中国历史上最狠心的皇帝是谁?你大概要说是秦始皇。
但是秦始皇固然狠辣,他还不至于对亲戚下黑手。告诉你,这方面做得最绝的,是开了历史新篇的隋朝第一个皇帝——隋文帝杨坚。
开初,杨坚是以外戚身份任宰相、总揽大权、进封为隋王的。称帝后,因为坐的龙椅是他的女婿死后,他的小外孙“禅让”给他的。这个禅让,说起来好听,骨子里……嘿嘿,怎么能让天下服?他心里毕竟发虚,竟然把自己女婿的家族、也就是北周皇室统统杀了个干净。这样的老岳父,也着实可怕。
不过作为新的一朝开国皇帝,他的功劳就太大了。
他于开皇九年(589年)灭陈,统一了中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年的分裂。仅这一条,“杨坚”这两个字就该在史书上大写。
他上台的路子,相信大伙都能看得很清楚,走的是王莽、曹操、司马懿的路子。尤其和王莽一模一样,以外戚身份掌兵权,趁着皇帝年幼,改旗易帜。正因为如此,他深怕后世留下骂名,皇帝当得相当勤勉。他不仅自己节俭,不乱花公费,对百姓也能“薄赋敛”。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少收税费,千方百计减轻群众负担。
开皇十四年(594年),关中闹饥荒,他赶忙派人去了解百姓吃的是什么。得知灾民吃的是豆粉拌糠时,他坐不住了。上朝时,隋文帝把这些食物出示给群臣看,流着眼泪责备自己无能,下令撤消了自己日常的高级膳食,不饮酒,不吃肉。最令人惊讶的,他还以皇帝之尊,亲自率领饥民到较为富庶的洛阳就食。在迁移的途中,他命令侍卫不准威吓老百姓。遇见扶老携幼的,他就打马让路,善言抚慰。遇到路难走的地方,他就命令左右侍从,帮助挑担的灾民通过。这样的皇帝,与我们头脑中长期以来的“地主阶级头子”的概念,相距太远了。
史书记载,隋文帝执政24年,百姓安然,物产丰富,四夷宾服,朝野欢娱(见《隋书》)——这就是古代的和谐景象。至于他生了个不肖之子杨广,后来断送了他的江山,那就不是他能左右的了。
隋文帝还非常重视整顿纪律。一上台,就开始着手货币的规范化,由国家统一铸钱。他铸的钱,还是五铢钱,不过比过去的五铢钱要重得多,因为隋朝的重量单位,是古制的3倍还多。
新币发行后,出现了新的情况:因为隋朝的境内,用了这种足值而又分量超重的好钱,所以过去散失在境外的旧五铢钱,有时就会倒流回来,掺合在新钱里面用。为了防止这种取巧,隋文帝就下令在全国各关口都放上100枚新铸钱,作为样板。凡是入关者,都要把随身带的钱拿来检验,不合规格的就没收,融化了铸新钱。以后,他又连续下诏,禁旧钱、恶钱和私铸。在各州的商店里,都贴了官府通告,并且摆放了新钱的样品。
可是这样的禁令,并没生效,私铸还是屡禁不止。隋文帝火气大了,我的话起码一句能顶一句,现在怎么说了跟没说一样。他命令各州县的“城管”直接到店铺里去查,只要不是官铸的钱,就一律没收销毁。得了圣旨的大隋“城管”们果然厉害,一阵清查过后,私铸钱终于绝迹。
对比上一个统一大帝国晋朝的嬉皮爷们儿,杨坚的确是个干事的人,这种做什么事都脚踏实地的风范,才是大国风范。
他登基后下令修建的西京,就是后来大唐的长安城,是那时候的“世界第一城”。西京的设计思路和布局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日本、朝鲜的都市建设,甚至一直影响到后世。可惜,他的接班人问题没解决好,晚年被自己的次子杨广谋杀,死得比王莽还不值。
隋文帝为人俭朴,但有个毛病,就是太宠儿子,国家统一铸币,他也不忘让儿子沾利,给杨广等几位皇子都赐了铸钱炉,让他们也玩玩钱币制造。这一宠,就出了大问题。
二儿子杨广一受宠,野心就大了,伪装忠厚老成,阴谋夺取了他哥哥杨勇的太子位。隋文帝病重之后,据说杨广也装得不耐烦了,趁着照顾老爹之机,想非礼隋文帝宠爱的宣华夫人。这宣华夫人不是别人,就是亡国之君陈后主的妹妹。陈夫人当然不从,挣脱出来,跑去向隋文帝哭诉。隋文帝气得直拍床,叫人去传大儿子杨勇,要立刻废了杨广的太子身份。
杨广慌了神,连忙勾结权臣杨素,发动了宫廷政变,用自己的卫兵调换了隋文帝的侍卫,把隋文帝的身边的嫔妃全部关进了小黑屋。当天,隋文帝就蹊跷地死了,外界都怀疑是杨广下的毒手。
这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后果最严重的一次性骚扰事件。
这位阴谋夺得帝位的好色之徒,就是著名的隋炀帝。此人志大才疏,搞大工程可以,搞扎实的行政工作就不行。他上来以后,吏治大坏,钱币私铸死灰复燃,且偷工减料很厉害。不用说,这又是一轮通货膨胀,谷米涨到了每石三万钱。隋朝的物价指数,涨得老百姓吐血都跟不上,货币哪里能够用?到后来,堂堂大隋朝,人们竟然剪铁皮、裁皮革、糊纸壳(硬纸板)当钱。纸壳子当钱,全世界仅有一例吧。
他上台后,声色无度,到处游玩(巡幸),三次征高丽,也跟秦始皇似的,把帝国的油门给踩到了极限。执政第8年时,山东大旱加上大疫,他却密诏江淮地方官给他物色民间女童。他驱使男女民工百万人开大运河,又三次坐龙舟到扬州去玩耍。据《隋书》等史籍的记载,南下扬州的船队绵延有200里,船只5000艘,两岸有骑兵护卫,还要500里内的州县为这支队伍“献食”,一个州就要运送美食100车。
不过专家指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奢华,这是后世之人恨他,做了狂涨,但他每次南行都带上满朝文武却是事实。即便如此,隋炀帝的南巡,也是公元七世纪世界上绝无仅有的豪华之旅。
横征暴敛,再加上刑法严苛,这简直就是要逼草民造反了。
到他执政13年时,果然就爆发了烈火燎原似的民变。闹了两年,直闹得遍地义军、群雄蜂起,在扬州游玩的隋炀帝被困住了,最终被部下所杀。玩吧,把脑袋玩丢了,就痛快了。已打好了百年基业的大隋,也是命太不好,遇到这样的主儿,“忽悠”一下就塌了。
说到隋朝,它在金融制度方面有一个创举,在这儿要说说,那就是“公廨钱”。
隋文帝开皇初年,朝廷发给京官与各地官员一笔钱,让他们投资商业生利,用赚来的钱作办公经费。这就是“公廨钱”,是朝廷发给各级官员的资本金,官员可以用它投资,也可以放贷。这个想法的初衷很好,办公经费自己筹,不用人民的纳税钱。但是实行起来,却大有问题。
官员不是圣人,官场沾不得钱,这是被无数先例所证明了的。你再怎么是开皇盛世,也挡不住官员大多都姓“贪”。实行了8年之后,工部尚书苏孝慈看不下去了,上书说:公廨钱发下去之后,各级官员就一个心眼放高利贷,“惟利是求,烦劳百姓,败损风俗。”(《隋书》)这话的意思,咱们都能领会,说得还是相当克制的。什么叫“败损风俗”?是当官的家里,窖藏不知又增加了多少吧?
隋文帝没有马上采取行动,又观察了3年,发觉确实不行,才下诏禁止用公廨钱放贷取利,而投资经商还是允许的。
总体来说,大隋朝的开国气象很恢弘,给咱们民族争了气。虽然它很短命,白白给后来大唐做了一套嫁衣裳,但它的功劳、它的教训应该记住。开一个国,不容易,要死很多人,但败掉一个国,却很容易,而且会死更多的人。
在结束隋朝、开讲唐朝之前,咱们还要交代一个不能忽略的国家——高昌国。这是个西域古国,也是咱们古代华夏大家庭中的一员。这国家,大家不免有点陌生,其实它和中原渊源甚深。它的位置,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东南、著名的火焰山下。这里是古代西域的一个交通枢纽,也是出葡萄美酒的地方。
这个“高昌”,与汉朝大有关系。西汉宣帝时,朝廷派了士卒,携带家属前往那个地方屯田,且耕且守,算是古代的“生产建设兵团”吧。汉元帝时,又在当地修建了军事壁垒,成为汉朝在西域的政治中心。因为那地方“地势高敞,人庶昌盛”,所以称作高昌壁,又叫高昌垒(见《北史•西域传》)。高昌之名,由此而来。
西晋的时候,高昌升格为郡。后来北方闹起了十六国,高昌也还是郡,先后属于其中的五国。到公元460年,一个叫柔然的民族攻破了高昌,立了一个当地人为王,这才建立了高昌国。后来高昌国更换了四个政权,其中有三个王族都是汉族人,最后一个叫麴氏高昌。高昌是个小国,在几股强大势力的夹缝中生存。麴氏高昌原先是依附突厥的,隋朝一建立,它立刻就有亲近感,投向了隋朝。
当时的国王鞠伯雅,曾两次入隋朝贡,他的儿子鞠文泰随父第一次入隋后,就留在了洛阳和长安没回去,算是留学吧。高昌国跟隋炀帝的关系很铁,还出兵协助过隋炀帝攻打高丽。
在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上,记载着有他们用钱的情况。
高昌国人所使用的货币,包括金钱、银钱和铜钱三大类。麴氏高昌自己也铸了钱,叫做“吉利钱”,和中原、西域的其他钱币一起流通。高昌国所用的银钱,比较有特色,最轻的是半文,最重的有好几百文。在出土文书中,还有一些随葬的财物清单,看那上面记载,有的随葬品竟然有金钱万文、银钱百万文。——这高昌国难道个个都是超级富豪?
先不用惊讶。
据专家考证,这不可能是真的。谁也不会把钱这么糟蹋,估计是象征性的数字,数字的大小,可能与墓主生前的富裕程度有关。
高昌国人确实很聪明,这一点超过了现代人,为了表示对已逝亲人的孝敬,往清单上填点大数,就成了,连纸糊的别墅、小车都全免了。填写几个数字,就表示财富。这种做法,深得当今“金融资本”运作的精髓。
出土文书里还有一些借据,从中能看出,高昌国通行的借款利率,是月息10分,也就是100‰。这些借据,所列条款就跟今天的借款协议一样,甚至还要详细些,有的甚至写明:一旦签字,“各不得反悔,悔者一罚二”,也就是反悔的话,要加倍赔偿对方的经济损失。
隋灭以后,高昌国不知怎么的,跟唐太宗不大对脾气,与突厥搞到了一起,严重威胁丝绸之路的安全。唐太宗哪里吃你这套,于贞观十四年(640年),派大军灭了高昌国,在那儿设置了高昌县。
此前,玄奘西行取经就路过高昌。当年玄奘走到相当于今天的哈密一带,高昌国王专门派人把他接了过去。高昌原不在玄奘的计划行程中,但高昌国王却执意邀请他去。
这是为什么?
因为这个国王,就是当年在洛阳留学的王子鞠文泰。鞠文泰虔信佛教,见到玄奘后,感觉相见恨晚,立刻与玄奘结拜为兄弟,还要把玄奘留在高昌,做他的精神导师。国王的态度非常坚决,说:“虽葱山可转,此意无移。”葱山是什么山?就是今天的帕米尔高原。可见鞠文泰是何等真诚。
这可给玄奘出了大难题,取经大业难道就这么半道泡汤了?他一连三天绝食抗争,到第四天上,鞠文泰只好答应放行。这位颇有性情的高昌国王,还为玄奘提供了数量惊人的物资,足够在往返路上用20年的。这些物资里,就有西域一带通用的货币,计有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钱,还有绫绢等五百匹。最重要的,是高昌国王还给西域各国的国王写了介绍信,说要去西方取经的,是我的弟弟,请多照顾——玄奘的取经路,从此之后就走上了坦途。看来《西游记》里说唐僧过火焰山一节,还真不是完全瞎掰。
这个消失了的高昌古国,太令人神往了。《全唐诗》第878卷收录的第二首诗,就是一首《高昌童谣》,全文是: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
我们终于到了可以扬眉吐气一回的时候了。因为接下来要讲的,是大唐。
魏晋以来,中原打仗像走马,好端端的国土被践踏了一遍又一遍,一直闹到隋末。大唐名臣魏征是亲历过战乱的,曾有感慨说:“宁为太平犬,不为乱世人!”现在的愤青们,喜欢喊打喊杀,不过喊喊也就算了。真正经历了战乱的人,不伤心到极点,一个大活人怎愿意去做狗。
兵火一来,实际上是没人可以幸免的。不仅百姓狼狈逃命,精英也奔窜如狗。《三国志》上记载:“当今千里无烟,遗民困苦。”《晋书》上记载,“流尸满河,白骨蔽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戴之人”。这样的史书,真是一卷读罢头飞雪。
当然,南北朝的百余年间,北魏、南梁也曾有过几十年的稳定期,堪称难得。
不知你发现没有?我们这个民族,不仅讲究诗书礼乐,而且骨子里也是个优秀的商业民族。
一旦稳定,北魏的洛阳,立刻就成了世界贸易中心,“百国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贾贩,日奔塞下”(《洛阳伽蓝记》)。南梁的建康城,更是后来居上,有人口百万,商贩云集。商业繁华程度不仅超过了北方,也远胜于前代。这种超强的经济自我恢复能力,在隋朝时也创出了奇迹,但隋炀帝却将经济繁荣视为自己天大的功劳,任意挥霍,不知爱惜,终于将百姓陷于水火。
我曾经读到过后世文人描写的隋末惨象,那真是字字惊心:
“百姓存者无几,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殍盈郭。狗彘厌人之肉,乌鸢食人之余,闻臭千里,骨积如山。目断平原,千里无烟。残民削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海山记》)相信稍微懂一点古文的朋友,看了都不能无动于衷。
唐朝人民之所以有福,是因为奠定初唐格局的唐太宗,是亲眼见过隋朝崩溃的人,他不敢不爱惜民力。爱惜民力,是害怕江山顷刻间也会同样倾覆。他又是靠政变登上皇位的人,所以必须做得勤勉谨慎。勤勉谨慎,是要以英名掩盖自己的不清白。
“封建社会”,最大的道理是什么?是秩序——君臣、父子、夫妻。李世民是破坏了秩序的人,在古代是大逆不道。他必须用一个更大的道理,来取得统治的合法性,并塞住后人的口。哪儿还会还有更大的道理?
有,就是孟子的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的思想又来自更早的《尚书》,这是中国儒家经典“五经”中最重要的一部。《尚书》里说:“民惟邦本”。我们要感谢儒家给我们留下的这个终极真理:民为国家之本——它能使帝王敬畏。
唐太宗就很敬畏,他的勤政为民做得相当的好。此后,这个接力棒又由武则天、唐玄宗接了过去,因此就有了赫赫盛唐。
我们这个民族,只要上天给我们50年到100年的和平,就总能做到经济上的全世界“最牛”。这种经济奇迹,是好皇帝和百姓共同创造的。只可惜,百姓永远都是“最牛”的百姓,而皇帝却不都是好的皇帝。要说唐朝的经济,跟它的政治、文化一样,可以分为前后两期。一个“安史之乱”,把大唐一刀砍成两半,前期和后期的景象很不同。
唐玄宗李隆基,一开头皇帝做得还很谨慎,重用了两个好宰相姚崇和宋璟,把大唐的经济推到了顶峰。那时候全国哪儿最繁荣?现在的人恐怕很难猜到。告诉你:一是扬州,二是益州。那时的扬州,确切地说,还不单是指现在江北的那个扬州,而是相当于今天的南京一带。益州,在唐代叫剑南道,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这是大唐市场经济最发达的两个地方。
当时两地在天下有美名,号称“扬一益二”,那该是古代的上海、深圳了吧。
说到商业,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唐代的集市贸易。它在初期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要在政府指定的地点进行,这个地点就叫“市”。商人只能在“市”内开店做生意。与“市”相对的,是“里坊”,也就是居民小区。两下里是不能互相渗透的。交易的时间,也有规定。中午时击鼓三百声,买卖双方进场,开始交易。到日落之前,摇铃三百声,大家散场。当时长安城里,有东西两个“市”,各有“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珍奇,皆所积集”(《唐两京城坊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