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19年和1920年苏联发表两次对华宣言，宣称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归还沙俄在中国取得之一切权益，但北京政府苛刻地要求苏联政府赔偿其内战时中国商人的损失和保证不做改变中国体制的宣传。对此，苏联是无法答应的。然而国际形势在变,苏联政局日趋稳定，政权日益巩固，国力增强；随着英、意、挪等国的承认苏联，国际掀起了承认苏联的潮流，其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为最大限度地维护在华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态度也愈加强硬，中国失去了解决中苏问题的最佳时机。
1923年，在国内呼声和苏联建交要求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成立了中俄交涉督办，以王正廷为主任。苏俄也派出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首的代表，开始中俄建交谈判交涉。9月，加氏在北京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但是关于中东路问题和蒙古撤军问题等提出了与前面宣言不一致的方案，双方难以就此等问题达成协议。几经曲折后，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亲自与苏联代表加拉罕密谈，最终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件声明书、2件换文和1件议定书，两国领事关系随之恢复。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天津《大公报》，从当时苏联态度和手法的改变、中国特殊的社会氛围、复杂的政治局面和东交民巷等方面分析中苏建交曲折的原因。
一、苏联崛起，难舍本国利益
苏俄经过了十月革命和三年的平乱反干涉战争，基本上稳定了国内政局，巩固了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国力逐渐恢复。加之其在外交上的努力“略谓凡熟识国际关系者，莫不深议苏联在此期间国际地位骤然增高……欧洲各国与俄关系渐见进展云云”。1924年初随着英、意等国的无条件承认，掀起了一股承认苏联的浪潮，苏联逐渐摆脱孤立的地位，国际国内形势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紧迫了，对中国的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从而改变了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时许下的一些承诺。
作为资深外交家的加拉罕知道，要拒绝过去所做的承诺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预先进行大量社会舆论的说服工作，以免苏俄外交的新立场被用作反苏的工具。加氏在一次回答记者时说：“他将与中国人民缔约，既然是与人民缔约，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当然应该承认条约的有效性，即使中国有人想卖国而缔结有利于苏俄的条约，他也决不会与之缔约。”在随后的一个招待会宴会上，他重申了这一点。这种面向人民大众的外交手法，是鉴于前几次访华的失败，苏联对华外交策略的改变，虽然不甚符合国际外交惯例，但适应了中国社会上兴起的“国民外交”浪潮。而且还广泛与地方势力派、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做出和日本谈判的姿势，让人民对政府施加压力，以对抗列强对北京政府的干预，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就某些问题条款做出让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苏俄在华利益。
二、各方势力难有统一内政
1924年是民国混乱局面典型的一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为之耳”。难有一个各地方都认可的中央政府，刚刚结束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因被排挤而辞职。奉系的“东北王”张作霖退回关外，正准备东山再起，逐鹿中原。南方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正在苏联的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增强广州政府的势力，准备北伐，消灭北洋军阀，统一中国。曹锟贿选后，孙中山在广东大元帅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警告列强不得承认其“僭窃”政权，还与皖系的卢永祥和东北奉系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东北王”张作霖虽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退回关外，但是中苏建交谈判的关键问题——中东铁路问题，就与东北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有相当势力半独立的奉系在中央鞭长莫及时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能力付诸行动。1924年，黑龙江省当局与苏维埃俄国航海机关签订了《中俄航行黑松之新约》。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以后，苏联已开始从各方面援助孙中山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当北京政府拒绝草约后，加氏直接致电孙中山，声明“北京军阀专图私利，中俄邦交难臻妥协，愿移一切档案，与帅开诚办理”。北京政府风闻苏联正与东三省和广州当局磋商恢复外交关系，使“起大恐慌”。南方政府的孙中山，也派伍朝枢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而且还一直电邀加氏前往广东与南方政府谈判。
三、东交民巷制约政府决策
苏俄政府的种种积极表现说明了其想与中国建交的愿望,但北京政府却仍坚持“协约国趋势为准”的政策，屡次失去了收回国权的极好时机。主要的日、美、法等列强还没有承认苏联，他们也要阻止中国承认苏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很深，“日俄恢复正式邦交及日俄会议为其尚远也，其观念实为取消共产主义，承认私产享有权，俄即可唾手而得列强之承认”。而北京政府不得不仰其鼻息，交涉督办王正廷说：“我国位居于亚洲，与苏俄关系情形异于意英，且日美对俄未有承认意思，吾人亦何必急。”
3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致牒外交部，指出道胜银行所拟订的关于中东铁路的各种办法，“如不取得道胜银行之许可，不得有所变更”，否则“法国公使或其他代表中东路各股东或其他公使馆必行提出抗议。同时，各项债权之要求，用其他关于利息上损失之请求，亦必相继而至，则贵国政府财政状态将愈趋于纷乱”。3月14日，日美两国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警告，只是行动没有公开化而已，更有传说日、美、法缔结密约。东交民巷的这种干涉给了加拉罕借口，他将中俄交涉破裂的责任归之为中国政府受到外力压迫。“国民外交”的兴盛对列强干涉北京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给予北京政府以强大的压力。
从上文诸多因素分析，中苏建交受到多方面势力的干涉，不论直接与间接。但是北京政府能在这种困难的境地，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在那种非对等的外交环境下，仍签订了中俄近代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李桃英.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苏关系［J］.许昌学报，2004（6）
［2］英国首先承认苏俄［N］.大公报，1924-02-11（3）
［3］加拉罕对华之态度［N］.大公报，1924-02-11（3）
［4］苏俄永为东方民族之良友表示［N］.大公报，1924-02-11（3）
［5］上海，国民时报［N］.大公报，1924-02-11（3）
［6］伍朝枢由奉归谈话［N］.大公报，1924-02-11（3）
［7］日本作欲俄国取消共产主义［N］.大公报，1924-02-11（3）
［8］王正廷不肯先承认苏联［N］.大公报，1924-02-11（3）
［9］法国对中东路问题提出警告［N］.大公报，1924-02-11（3）
［10］日美法缔结密约［N］.大公报，1924-02-11（3）
（责任编辑庞丹丹）
1923年，在国内呼声和苏联建交要求的压力下,北京政府成立了中俄交涉督办，以王正廷为主任。苏俄也派出以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为首的代表，开始中俄建交谈判交涉。9月，加氏在北京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但是关于中东路问题和蒙古撤军问题等提出了与前面宣言不一致的方案，双方难以就此等问题达成协议。几经曲折后，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亲自与苏联代表加拉罕密谈，最终于1924年5月31日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及7件声明书、2件换文和1件议定书，两国领事关系随之恢复。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主要依靠天津《大公报》，从当时苏联态度和手法的改变、中国特殊的社会氛围、复杂的政治局面和东交民巷等方面分析中苏建交曲折的原因。
一、苏联崛起，难舍本国利益
苏俄经过了十月革命和三年的平乱反干涉战争，基本上稳定了国内政局，巩固了无产阶级布尔什维克的统治，国力逐渐恢复。加之其在外交上的努力“略谓凡熟识国际关系者，莫不深议苏联在此期间国际地位骤然增高……欧洲各国与俄关系渐见进展云云”。1924年初随着英、意等国的无条件承认，掀起了一股承认苏联的浪潮，苏联逐渐摆脱孤立的地位，国际国内形势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紧迫了，对中国的态度也随之强硬起来，从而改变了1919年和1920年两次对华宣言时许下的一些承诺。
作为资深外交家的加拉罕知道，要拒绝过去所做的承诺不能一蹴而就，必须预先进行大量社会舆论的说服工作，以免苏俄外交的新立场被用作反苏的工具。加氏在一次回答记者时说：“他将与中国人民缔约，既然是与人民缔约，则无论地方政府还是中央政府，当然应该承认条约的有效性，即使中国有人想卖国而缔结有利于苏俄的条约，他也决不会与之缔约。”在随后的一个招待会宴会上，他重申了这一点。这种面向人民大众的外交手法，是鉴于前几次访华的失败，苏联对华外交策略的改变，虽然不甚符合国际外交惯例，但适应了中国社会上兴起的“国民外交”浪潮。而且还广泛与地方势力派、社会各界人士交流，做出和日本谈判的姿势，让人民对政府施加压力，以对抗列强对北京政府的干预，使北京政府不得不就某些问题条款做出让步，最大限度地保留了苏俄在华利益。
二、各方势力难有统一内政
1924年是民国混乱局面典型的一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兵强马壮为之耳”。难有一个各地方都认可的中央政府，刚刚结束第一次直奉战争，直系曹锟、吴佩孚取得了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总统黎元洪因被排挤而辞职。奉系的“东北王”张作霖退回关外，正准备东山再起，逐鹿中原。南方以孙中山为核心的国民党正在苏联的帮助下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改组国民党，增强广州政府的势力，准备北伐，消灭北洋军阀，统一中国。曹锟贿选后，孙中山在广东大元帅府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警告列强不得承认其“僭窃”政权，还与皖系的卢永祥和东北奉系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一触即发。
“东北王”张作霖虽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战败，退回关外，但是中苏建交谈判的关键问题——中东铁路问题，就与东北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有相当势力半独立的奉系在中央鞭长莫及时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也有能力付诸行动。1924年，黑龙江省当局与苏维埃俄国航海机关签订了《中俄航行黑松之新约》。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以后，苏联已开始从各方面援助孙中山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州政府。当北京政府拒绝草约后，加氏直接致电孙中山，声明“北京军阀专图私利，中俄邦交难臻妥协，愿移一切档案，与帅开诚办理”。北京政府风闻苏联正与东三省和广州当局磋商恢复外交关系，使“起大恐慌”。南方政府的孙中山，也派伍朝枢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而且还一直电邀加氏前往广东与南方政府谈判。
三、东交民巷制约政府决策
苏俄政府的种种积极表现说明了其想与中国建交的愿望,但北京政府却仍坚持“协约国趋势为准”的政策，屡次失去了收回国权的极好时机。主要的日、美、法等列强还没有承认苏联，他们也要阻止中国承认苏联。日本和苏联的矛盾很深，“日俄恢复正式邦交及日俄会议为其尚远也，其观念实为取消共产主义，承认私产享有权，俄即可唾手而得列强之承认”。而北京政府不得不仰其鼻息，交涉督办王正廷说：“我国位居于亚洲，与苏俄关系情形异于意英，且日美对俄未有承认意思，吾人亦何必急。”
3月13日法国驻华公使傅乐猷致牒外交部，指出道胜银行所拟订的关于中东铁路的各种办法，“如不取得道胜银行之许可，不得有所变更”，否则“法国公使或其他代表中东路各股东或其他公使馆必行提出抗议。同时，各项债权之要求，用其他关于利息上损失之请求，亦必相继而至，则贵国政府财政状态将愈趋于纷乱”。3月14日，日美两国也对中国政府提出了警告，只是行动没有公开化而已，更有传说日、美、法缔结密约。东交民巷的这种干涉给了加拉罕借口，他将中俄交涉破裂的责任归之为中国政府受到外力压迫。“国民外交”的兴盛对列强干涉北京政府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给予北京政府以强大的压力。
从上文诸多因素分析，中苏建交受到多方面势力的干涉，不论直接与间接。但是北京政府能在这种困难的境地，面对各方面的压力，在那种非对等的外交环境下，仍签订了中俄近代以来第一个平等条约，取得了一定成绩，这是难能可贵的。
参考文献
［1］李桃英.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中苏关系［J］.许昌学报，2004（6）
［2］英国首先承认苏俄［N］.大公报，1924-02-11（3）
［3］加拉罕对华之态度［N］.大公报，1924-02-11（3）
［4］苏俄永为东方民族之良友表示［N］.大公报，1924-02-11（3）
［5］上海，国民时报［N］.大公报，1924-02-11（3）
［6］伍朝枢由奉归谈话［N］.大公报，1924-02-11（3）
［7］日本作欲俄国取消共产主义［N］.大公报，1924-02-11（3）
［8］王正廷不肯先承认苏联［N］.大公报，1924-02-11（3）
［9］法国对中东路问题提出警告［N］.大公报，1924-02-11（3）
［10］日美法缔结密约［N］.大公报，1924-02-11（3）
（责任编辑庞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