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以儒家为核心的传统中国文化强调仁、义、礼、智、信等道德标准。然而在实际生活中，除“圣人”、“君子”外的绝大多数人无法一以贯之的执行，多沦为为功利的道德，甚至是假仁义、假道德、假道学等。例如，“修文德以来之”“内圣外王”，则更体现出一种有目的性的道德功利主义。本文以《周易》为分析对象，简要地介绍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的道德功利主义。
　　关键词：道德；道德功利主义；《周易》
　　中图分类号：J0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4115（2014）07-83-1
　　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礼”，就是以道德仁义来作为衡量一切的最高标准，否定人的自我述求，“存天理，灭人欲。”然而，西方功利主义理论则认为，追求个人利益，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道德只是实现个人利益的手段。中国传统文化认为道德既是一般人的行为准则，更是君王得天下、安天下的首要条件。《荀子·尧问》有：“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归道。”《荀子·臣术》有：“故道德仁义定而天下正。”在古代中国，家、国、天下才是社会关系的核心，个人只是构成社会关系的很小的一部分，其权利的要求被“道德仁义”无限放小，个人的一切行动都要符合家、国、天下的整体道德要求。先贤们在典籍中不断倡导重义轻利，强调“君子怀德”。然而，在实际生活中绝大多数人却更重视实际利益的实现。道德功利主义，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形成，一方面道德成为一切的最高标准，但日益沦为形式，而实际上为功利而道德却越来越普遍。有“道”而“德”则“得”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就是强调修己之德而得王天下。
　　《周易·系辞上》有云：“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玩其辞”、“玩其占”是“君子”所为，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君子者何，道德者也。故《大戴礼记·易本命》有云：“子曰：‘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奇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周易·系辞上》又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百姓日用”为何不能知，就在于百姓绝大多数人无法达到君子的境界。百姓日用无非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以及升官发财等，他们无法或者很难能达到圣人的境界。管子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很多事情在圣人那里可以实现，但一旦换了对象就非常困难。“昔者圣人之作《易》”是“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而非将《易》在算命测吉凶上无限发挥。事实证明，在现在“圣人已死”的环境下，道德功利主义已充斥了《周易》。我们可以发现街头算命卜卦的人，无不是打着《周易》的旗号进行的。
　　为什么《周易》会被道德功利主义所充斥，原因无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鼓吹道德至上，而在实践中却又很难实现。如太史公论伯夷、叔齐、颜渊善贤之人与盗跖暴戾之人的下场迥异，善恶并没有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终有报，反而被历史开了个玩笑。这种善恶终有报的思想是一种“天人感应”的思想，人的一切行动都被超人的力量“天所注视”，人的行动一旦违背了由人自己所制定而被“天”所认可的道德体系就会遭到“天”的惩罚。后来，佛教传入中国，其因果报应的思想无疑使得“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思想更加具有影响力。然而，历史的事实经常推翻这种结论。在关汉卿的笔下，窦娥更是道出了人们的心声：“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善恶有报，是一种以道德为先导，功利为目的的思想，与传统文化的“道德至上”相违背，“君子怀德”，“小人怀利”。“君子”的道德动机是使自己成为道德典范，如行善不求报，而不是如“小人”那样是为了追求功利。然而，“小人”们所濡染的环境却是要始终追求“道德”，与现实的无法实现相遇就形成了很多的假道德、真伪善。“存天理，灭人欲”也变成了一句口号，变成了束缚人们思想的空话。《周易》由于其自称能“存吉亡凶”，趋利避害，故好事者常常怀以功利之心而利用之，对于《周易》倡导“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往往视而不见，由此在道德与功利之间的较量中，功利往往成为最终目的，道德只是徒具手段的作用，《周易》的道德功利主义由此而滥觞。佛教的传入，与儒家文化相结合，因果报应，世道轮回。人们为避恶而从善，为进入西方极乐世界而从善，这种道德的功利主义愈发被世人利用，而影响至今。
　　参考文献
　　[1]肖群忠.论“道德功利主义”：中国主导性传统伦理的内在运行机制[J].哲学研究，1998，（01）.
　　作者简介：
　　李琴，女，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方向：英汉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