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2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的一则新闻被广泛转载——“教育部党组、驻教育部纪检组积极探索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注重抓早抓小，加大‘谈话函询’力度，2016年按照不少于5%的比例，对18人的回复情况进行了抽查核实。其中八人因未如实向组织说明情况和问题，甚至提供虚假情况、对抗组织调查，受到严肃处理，二人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一人被免去校级领导职务。”
　　这样的处理，并不是首次出现在公众视野。
　　2016年8月10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在头条位置发布消息称：“今年上半年，中纪委‘谈话函询’中管干部507件次，比去年同期增长60.4%。”
　　其后，《人民日报》政文部的微信公众号解读说：在中纪委的“谈话函询”中，“有个别中管干部因为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不珍惜组织多次给予的教育挽救机会，对抗组织审查，在组织谈话和书面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最终被给予党纪政纪处分，离开了原先的重要岗位”。
　　执纪实践中，党员干部在面对“谈话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有哪些具体表现呢？
　　观察教育部抽查核实的18名局级干部中部分领导干部在回复组织函询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可“窥一斑而知全豹”——有的直接以“纯属诬陷”或“不属实”简单予以否定；有的故意拖延回复时间；有的因组织函询影响了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有的在接受组织函询时，对重点问题和敏感问题避而不谈；有的把问题推给历史背景、客观因素，不从自身查找问题和根源；有的以集体决策、符合条件等为由，回避存在的问题；有的缺乏主动认错悔改的态度，不珍惜组织给予的机会。更为严重的是，个别领导干部虚构事实、对抗组织审查；在回复函询时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甚至在组织约谈、调查过程中与相关人员串供或伪造、销毁、转移、隐匿证据，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那么，如何认定处理“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的行为”？
　　《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刊发的中央纪委案件审理室钟纪晟的署名文章提出，执纪审理实践中，对此类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应注意把握好以下问题：
　　第一，关于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行为的性质问题。《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把此类行为表述为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行为，在分则中单独作为违反组织纪律行为予以认定，对情节较重的可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
　　第二，关于在组织进行谈话、函询时，“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与“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的区别。执纪实践中，存在被审查人在得知被组织调查后，为掩盖违纪事实，主动采取向本单位党委书记、纪委书记或有关组织“汇报思想、呈报书面材料”等形式提供虚假情况，企图干扰、妨碍组织调查。对此，我们研究认为，“不如实向组织说明问题”与“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掩盖事实”之间，在行为发生的时间节点、主观目的、违纪性质类别等方面存在不同。不如实向组織说明问题行为，应当发生在组织“谈话函询”阶段，属于“被动”地说明问题，否认或隐瞒、编造、歪曲违纪事实；且组织“谈话函询”所涉及的问题具有一般性或比较笼统，不涉及严重违纪问题。而向组织提供虚假情况的行为，应当是采取“主动”向组织和有关领导同志提供虚假情况的方式，混淆是非，设置障碍，蓄意干扰、妨碍正常的调查工作，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五十七条第（四）项的规定，按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行为认定。
　　此外，该文章认为，“谈话函询”问题一般都是从违反组织纪律角度认定，但是对那些经组织多次“谈话函询”，仍隐瞒真相、欺骗组织的恶劣行为，可考虑转化为违反政治纪律行为来认定。比如，一个市委书记在省纪委函询后说假话，省纪委书记与其谈话后继续隐瞒真相，在省委书记与其谈话后仍欺骗组织，甚至以辞职、提前退休等方式对抗组织，那么，这个市委书记的行为可以考虑按违反政治纪律、对抗组织审查性质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