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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教授在谈到如何观察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时说，“中国虽然在上世纪末期把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初步搭建起来，但是市场化改革其实还处于‘进行时’阶段，旧体制的许多部分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那么，中国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到了“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笔者认为，这是非常深刻的“点穴”之论。
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
近些年，媒体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
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简言之，既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需要加速增长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如果为了防止泡沫继续膨胀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
宏观调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他说，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来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我们耳朵听出老茧的“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中央政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是英明的，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列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主线”。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 何清涟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
显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前些年，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除了体制性障碍消除得不够快，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强调 “创新驱动”，要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吗? 但技术创新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非常困难。目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非常困难。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同志在谈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时，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
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我们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何清涟教授说，为了推进改革，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的思想。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得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最顶层的设计是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确实初步建立了这样的经济体制。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改革已经30多年了，人们的思想与日俱进，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也有更多不同的看法，比如“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各有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何清涟教授在这些方面，自有非常独特的见地。他认为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目前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关于国有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归结为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简单地说，就是国有经济要向战略性部门集中，而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退出。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制。后面这个问题，最近特别引起热议。
关于财政体制的完善，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即“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
关于金融市场，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很多，但是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中国目前两方面都有问题。一是金融创新不足，开放得不够；二是监管上也有问题。主要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现在投资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关于小微企业。由于小微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的融资难等经营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越来越尖锐。即便在大量注入信贷、扩需求保增长的时候，小微企业也很难贷到款。如果小微企业不能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甚至失业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攻坚战势必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者”；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
近些年，媒体一直在说，必须注意中国经济存在的内外失衡。其中内部失衡的主要表现是投资率过高、消费率过低。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出台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来保持增长率，这种货币政策使过剩的流动性大量积累。于是，经过一段时间，货币超发和流动性泛滥所引起的一些消极的后续效应开始显现。主要的标志之一是，资产价格的剧烈上升，其中最突出的是房地产价格飙升和泡沫急剧膨胀。此外，消费物价指数CPI也开始上升。这就导致了一种两难的状况。
中国经济的两难问题，简言之，既缺乏内在的驱动力又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目前中国一方面消费需求仍然不足，需要加速增长内在驱动力；另一方面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通货膨胀压力增大。近几年关于宏观经济调控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着如何处理这种两难问题的。很显然，如果非要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保持很高的增长率，就要进一步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去推动经济增长。但是货币超发的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出来，此时再火上浇油就会出很大的问题。反过来，如果为了防止泡沫继续膨胀和CPI居高不下，就要紧缩。如果紧缩的力度不够，经济过热的状态不会改变，房地产价格也下不来；而力度过大，也怕GDP增速下降过快，甚至出现经济的“硬着陆”。
宏观调控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认为，正确的政策应该是“长短兼顾”、“标本兼治”。从短期层面来说，应该采取总体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但仍要充分灵活，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前功尽弃。他说，我们要认识到，短期政策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在用灵活稳健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来尽力维持经济稳定的同时，必须把主要注意力放到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上去。所谓解决长期发展的问题，就是我们耳朵听出老茧的“要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中央政府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的决策是英明的，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列为“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主线”。 为什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或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被反复提出了30多年，到现在还是没有实现? 何清涟教授认为，“这是因为转变遇到了体制问题。总体来说粗放发展是源于政府主导的发展方式。”
政府主导有两个重要含义：一方面是政府掌握了太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另一方面是发展服从于各级政府的政绩目标。1992年的十四大确定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然而，经过这么多年的改革，政府仍然保持着支配资源的大部分权力。有了以上两个原因，各级政府官员就会用自己手中支配资源的权力来营造自己的“政绩”，主要表现为GDP的增长速度。
显然，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得消除这些体制性的障碍。但消除这些障碍并不容易，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变得说得多、做得少了。特别是前些年，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一种开倒车的现象，不是朝着市场化方向发展，而是朝着加强政府和某些国有企业垄断权力的方向发展。除了体制性障碍消除得不够快，还有一个问题，我们不是强调 “创新驱动”，要靠技术创新提高经济效率吗? 但技术创新的商品化和产业化却非常困难。目前，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技术人员数量早已是世界第一了，就质量而论也不差，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相当先进的技术发明，有些技术甚至突破了世界前沿。但是遗憾的是，这些技术的商品化和产业化非常困难。而困难的根源就是缺乏有利于创新、有利于创业的制度环境。这也就是为什么胡锦涛同志在谈到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时，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刻不容缓”的高度。
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
我们发现，2011年以来，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提升现有产业结构转型的步伐，但使用的往往还是“政府主导发展”的旧体制和老办法。这样做，不但欲速则不达，而且会造成种种消极的后果。何清涟教授说，为了推进改革，中共中央的“十二五建议”中提出了“改革要有顶层设计”的思想。现在在中国的经济体制、法治国家建设、教育科研体制等具体体制中积累了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改革应该从哪里着手呢？首先得要有一个顶层设计。最顶层的设计是明确我们到底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社会体制。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不同的社会群体似乎都达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共识：建立一个比一般的欧美市场经济中政府起更大作用的“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中国在本世纪初期，确实初步建立了这样的经济体制。然而，“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过渡性的经济体制，它有两种发展前途：一种是政府在市场成熟起来以后逐步从微观经济领域退出，去做它应该做的事情。这会迎来一个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富有竞争性的市场经济。另一种是加强政府对于经济的管控和市场的干预，这可能会变成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改革已经30多年了，人们的思想与日俱进，对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也有更多不同的看法，比如“中国模式”的讨论，就意味着人们心中的目标模式是各有不同的，这就需要执政党对顶层设计做出恰当的选择。何清涟教授在这些方面，自有非常独特的见地。他认为从经济体制方面来说，目前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关注：
关于国有经济。1997年的十五大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向，就是把国有经济改革归结为两方面内容。第一个，是要对国有经济的布局进行有进有退的战略性调整，简单地说，就是国有经济要向战略性部门集中，而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退出。第二个，是国有企业的民营化改制。后面这个问题，最近特别引起热议。
关于财政体制的完善，议论得比较多的是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不对称，即“财政收入和支出责任不对称”。也就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和县以下政府的支出责任过大而收入不足以应付。这个问题长期存在，引起了很多不良后果，包括公共服务提供不够。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来增加收入。
关于金融市场，这些年来西方国家金融创新很多，但是监管上存在诸多问题，而中国目前两方面都有问题。一是金融创新不足，开放得不够；二是监管上也有问题。主要强调实质性审批，而不强调合规性监管。现在投资资金总规模很大，但是运作得不是很好，存在着有权力背景的人“临门一脚、强制入股、捞了就走”的情况。因此，这些方面的改革势在必行，否则会对中国的资本市场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关于小微企业。由于小微企业是创新的主要来源，它们的融资难等经营环境问题，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解决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目前的银行体制和监管形势下，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依然越来越尖锐。即便在大量注入信贷、扩需求保增长的时候，小微企业也很难贷到款。如果小微企业不能有一个良好的经营环境，我们的技术创新、新技术的产业化就会碰到很大的障碍。甚至失业也会成为一个大问题。
总之，目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一系列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从根本上说，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公平竞争的市场。而所有改革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政府自身的改革。换言之，政府自身的改革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中的关键。由于政府改革会涉及到政府工作人员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所以容易形成“光说不练”、不能推进的顽疾。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改革攻坚战势必会遇到种种阻力和障碍。其中最主要的阻力和障碍，一个是来自所谓“特殊既得利益者”；另一个是来自旧的意识形态。所以全面的改革不但要有顶层设计和具体的实施方案，还要有去除各种阻力障碍的决心和令行禁止的执行力，这样才有可能取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