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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知道,写文章搞报道打官司,那是新闻记者与律师的事情,而在报刊上稿,电台有声,为别人讨公道,对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一个只有小学文化身处贫寒的农民,偏不信邪,在逆境中崛起,自学成才,坚持勤写作,苦锻炼,取得不菲成绩,发表各类新闻作品,1200多篇幅,获各级奖励70多次,被多家报社聘为特约记者,又利用自学的法律知识,为弱者撑起一片维权的蓝天。在广西资江河畔,被人们亲切地誉为“土记者”“土律师”,令许多同龄人羡慕不已。谁能想到,美丽光环的背后,我所走过的是一条布满荆棘、坎坷、曲折的不平路。
家寒辍学自奋发
祖辈务农的我出生在广西资江河畔,一个特贫困的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修通了一条四级公路,自此村里有了点现代化的气息。1984年冬,刚上过初中一年的我,因弟妹四人就读,没有经济来源,即便每人每期25元,在父母眼里也难之又难。离校辍学的那天,我的心碎了。经济上的无助,家庭压力的不堪重负,我不得已离开心爱的学校。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到家庭经济的拮据和父母眼里透露的无奈与辛酸,不甘心落后的我于是自费攻读成人中专。两年后,我获得中专文凭。之后,我又报读省立大学新闻系。2000年,我又自考法律获得资格证书。在我自学的日子里,逢到我写作,父母情愿多累点,也不喊我干农活,我心里对父母这样倾力支持我的写作心存感激。也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的真正内涵。然而文学创作有时努力与成果难成正比,虽然说我写作很努力,但收获甚微。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我的新闻处女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这让我和家人兴奋了好长阵子。
敢为正义鼓与呼
新闻处女作在国家级报刊发表后,许多人对我刮目相看,主动把身边的新鲜事、苦恼事告诉我,我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1997年春季,资江县一农民家里被盗,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当时派出所民警对报案农民置之不理,那个农民因而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没想到竟遭来一顿毒打,农民遍体鳞伤。周围群众看到事实后实在气不过,立即把情况告诉我。我深入了解,核准事实准确无误后,写稿向省委报反映,文章马上见报。该派出所负责人很快把我“请”去。叫我承认是假报道,并要求我在报纸赔偿经济损失三万元。当时情景我仍历历在目——
当年夏天,该所领导派来人从高山村接我,(那时未通公路,全靠步行)还未走到派出所办公室,该所政治指导员就把手枪“啪”的一声拍在办公桌上,吼道:“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曝我们的光?派出所这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何不报道?你这篇报道给我们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指导员继续吼道:“你今天如不承认报道失实,就别想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派出所为何这样紧张?原来,该所已向上级申报青年文明号先进单位,我那篇报道见报,那什么荣誉都泡汤了。那时候,虽说我阅历浅,但我坚信正义必能战胜划邪恶的真理,于是据理力争,并把我当时某报特约记者证亮了出来,或许是害怕舆论监督,政治指导员口气稍缓和一些。后来,这事由党委出面,到县委宣传部再转县委书记那里,才平安无事了。“因祸得福”,因这次风波,我为正义呐喊,为民说真,县委书记指示政府任我为村科技副主任。至此,多家报社吸收我为特约记者,县党报记者县文联作家协会会员。
维权路上多风险
2000年冬,我家乡的女工小连在江门新会做临时工,因骑自行车被载客摩的撞伤死亡。我第一次踏上索赔之路。这次索赔,因有交警负责调解,我代为非诉讼代理,为死者家属索回人民币九万多元,锋芒初露,第一次索赔获成功,接下来的一次索赔叫我终生难忘。2003年上半年,全国正闹“非典”;家乡打工青年小刘在深圳某厂做事下班,过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死……当时,死者家里曾派一位亲戚前往处理这件事,可祸不单行的日子偏偏降临这个家族,前往深圳车祸事件的死者家属,因为回家提取证件,在回广西途中,半路上又遇车祸身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临危受命,这两起车祸的家属又找到我再次赴粤为他们索赔。
这次谈判倒成功,但提取现金却大费周折。4月份,这位肇事司机将赔偿协议拟好后,在深圳付一半现金,余下一半要随他前往虎门取款。没办法,为了能尽快拿到现金,我和同伴便随司机前往虎门。取钱出来,已是华灯初上,我们从一条小巷里赶紧往回赶,我和同伴商定,每人身上带5万元现金。为安全起见,我们决定就近将现金存放银行,可那时银行工作人员下班了。刚走出小巷,迎面就过来四个彪形大汉。“不好,遇上劫匪。”我马上提醒同伴保护现金。四个彪形大汉个个手中拿着大砍刀,寒光闪闪,怎么办?同伴心慌了,而我强作镇静,抱拳揖问各位兄弟们好!谁知他们看出我们是外地人,吼道:“谁与你称兄道弟,把钱留下来,放你们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阵势,以前只在电视电影中见到,今天怎么碰到自己身上了?当事人的骨肉钱10多万在我俩身上啊。见我们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叫道:“留下钱,放你们走!”见他们人多,我们不能硬拼,只是寻找机会。见两个彪形汉子手持砍刀越来越近,我俩灵机一动,大叫“警察来了,有劫匪啊!”拔腿往回跑,其中一高个子见我的包厚厚的,断定现金在我身上,举起砍刀就朝我背部砍来。当时心中未多想,奋力向前冲。见街上人多,歹徒没追上来,我总算喘了口气,真是有惊有险啊!于是我俩赶紧租上的士,从虎门花800元至东莞,赶上桂林班车,至今我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原来这些歹徒是用刀背砍人,并不想伤人性命,否则的话我小命难保了。工友们事后听我说起此次经历,都为我当时捏了一把汗。
平民愤祸起萧蔷
打工维权经历让我变得更成熟稳重了,知名度也随之提高。2000年,当地政府把我安排到学校任我代教师,因教学成绩突出,加之群众口碑好,第二年,我就被安排到乡司法办上班,“泥“腿子’变司法官,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
有人说,一块再坚硬的石头历经风雨的冲刷与磨砺,它的棱角也会磨得光溜溜的。在担任司法办主任的日子里,我专为民从维权,因而在处理事情上有些与政府意愿背道而驰。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不到两年的司法工作刚有起色,上锋一纸命令,各乡司法办凡属聘用人员一律辞退,我第一次走出乡政府。
不言失败的我循前几年走过的路摸索着,当今法制日臻完善,而人们对法律知识越来越渴求。我知道广州有家《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专门为外来打工者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减轻了许多工作压力。这种非政府行为在国外颇为盛行,既为民从提供了方便与帮助,还解决一些志识之士就业问题。基于此,我筹划创办一家信息咨询公司,专为百姓解答一些社会生活、法律上的实际问题。不时为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又结合媒体优势,做好法制宣传(因为我同时是市县级报特约记者)。2004年2月8日,我创办的信息咨询公司诞生了,开业当天,我邀请了市媒体和县有线电视台记者专程报道,当地百姓纷纷来咨询,一时间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两件在资江乃至整个八桂大地有影响力的案件,使当政者恐慌。一是当地县政府截留五个行政村老百姓的水利补偿款,数额已达一千多万元。五个村选派代表前来咨询,我咨询公司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决定运用媒体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将此事件披露出来。我随同南方某报记者深入现场采访,取得可靠证据,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村民直接到县政府上访要钱。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当县政府知道此事件又是我参与策划时,马上派人打电话给我:“你如果再插手搞水利补偿款案子,立即把你抓起来!”县公安局的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劝我放弃这个案子,别跟政府作对,要我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在强大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制约下打官司要交十几万的诉讼费,无人支付。但村民并没有放弃上访,讨回了一部分补偿款。而我因多次与县政府、新闻媒体的频繁接触,一时间成了妇孺皆知的“维权新闻人物”。二是全国比较典型的代课教师被辞退经济补偿案。本县1000多名代课教师被辞退时没有任何补偿,他们推荐我当代表向县、市、区讨公道。从法律角度讲代课教师被解除劳动合同后,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是要依法给予经济补偿的。为此,我们遵循法律法规,先派代表与县政府又进行磋商如何解决这笔补偿金。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历时四年八个月,补偿金额达700多万元。此后,当地政府为稳定我,又把我安排到县政府做了一名报刊发行员。
人怕出名猪怕壮。2008年,家乡部分农民因为与外商发生征地补偿纠纷而被政府强行镇压后不服,知道我是“维权新闻人物”,于是又找到我帮策划,后来外商向征地农民补了钱,老板埋怨政府说话不算数,政府说又是我在搬弄是非。2009年5月是个灰色的5月,这个月我第二次走出乡政府。
三度赴粤路漫漫
2009年6月,我第三次来到广东。因为几年的奔波,经济上一片空白的我,变得心力交瘁,为缓解经济上的压力,8月份,我便同老乡出海捕鱼,月薪三千元。可事与愿违,不到一星期,我就打了败仗。原来出海捕鱼并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我晕浪特别厉害,老板吓坏了,生怕我有事,赶紧支付了工资,连夜送我到码头。于是我进了江门一家陶瓷厂。
8月份,陶瓷厂是高温季节,特别炎热。我刚进厂的那阵子,是用叉车拉砖。握惯了笔杆子的我怎么能忍受如此煎熬呢?由于手脚不怎么灵便,第一天用叉车拉砖我全身湿透了无一件干衫不说,还把脚趾压伤了,不得已休息了三天,第四天上班拉砖时不小心碰到砖块,立即遭到工友的谩骂、讥讽。说什么叉车都不会用还出来打工,我忍了,只是以后小心就是。谁知那工友见我干粗活,好像不那么灵便,更加凶了。这次我忍不住发火了:“同是打工人,你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你生来就样样都会吗?如果你这么聪明,为何还出来打工,自己当老板不更舒服吗?”也许是不打不相识,以后的日子里,那位工友(贵州人)有时候主动来帮助我,教我拉砖呢!
因我在车间人缘好,干活勤快,卖力,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时不时在旁边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询问我拉砖累不累?很有亲和力,身在异乡,有人问候就会感到格外亲切。两个月后,因为这活太辛苦,我决定辞工另谋出路,当我拿辞工书找厂领导签字时,我惊讶了!原来,那个经常观察我的人竟是这个厂的厂长!我看你干活很扎实,人缘好,又看你的工作简历,是个人才,我决定调你到另外一部门!厂长说道,于是我就进了另一轻松岗位。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因为厂长直接调我过去,这样一来,就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了。我的一个老乡,在这个部门当班长六年了,唯恐厂长提拔我,危及他的“宝座”不稳。就先同其他老乡在系长、副厂长面前打“小报告”,说我经常违反操作规程,工作中他们还故意捉弄我。反正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我的声誉吧。我心想,乡里乡亲的,干嘛要这样啊?后来得知,厂长真的有意提拔我,老乡他们红眼病呢。原来如此!真的是“江湖险恶”。人往高处去,2010年春季,我选择到直辖市重庆择业。
雾都重庆被国务院划为直辖市后,各项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对人才的需求贤若渴。骄阳似火的六月,我应聘到《三峡都市报》作记者,那里是全国三峡移民区,库区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因语言上的障碍,采访交流必得用当地方言,否则工作无法进行。因为如此,报社以我不适应本地语言,把我解聘了。随后,我又找了多家用人单位,他们有一种排外的心态,又以年龄偏大为由,仅招本地人!于是我辗转重庆半年有余,再则重庆用工工资普通较低,没有我的人生目标,斟酌之下,我再度选择寻梦广东!
再赴粤敢问路在何方
冬月的广东,阳光普照,没有丝毫寒意,第十六届亚运盛会,更带给广州无限人气与财气!从有关资料了解到,近几年,打工族往江浙方向去的多,因而广东各用人单位人才缺口几十万!因此,在广东找工作不难,但要找适合自己岗位的还真不容易。看到各处张贴的招工广告,多于“急招工”,打电话询问时,招方总是问你有什么特长啊、会什么技术没有?答:普工。即然什么都不懂,年龄又偏大,那你到别处吧,我这里现在不缺人!像我等进入不惑之年,恨当年不该待在穷乡僻壤的家乡,浪费青春时光,任劳任怨工作,到头来一纸解令下岗了!除了精神上富有外(两尺多厚的荣誉证书,见证我曾走过的辉煌)物质上一片空白,甚至负债!我恨自己出来闯荡时间晚了。比及那些80、90后人才,我等还能赶上最后一趟末班车?珠三角遍地黄金,问汝识否?好男儿走在四方,时待我乎?
几经辗转,我应聘到江门新会一家公司上班,上班五天制,薪水还过得去。工作之余,工友们搓麻将,泡网吧的时候,我待在出租屋里,在天马行空般的方格纸中释放哀愁,爬格子的我唯对文字情有独钟。或许,在格子中亦能找回我的梦想吧……
责 编:熊正红
家寒辍学自奋发
祖辈务农的我出生在广西资江河畔,一个特贫困的农家。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修通了一条四级公路,自此村里有了点现代化的气息。1984年冬,刚上过初中一年的我,因弟妹四人就读,没有经济来源,即便每人每期25元,在父母眼里也难之又难。离校辍学的那天,我的心碎了。经济上的无助,家庭压力的不堪重负,我不得已离开心爱的学校。俗话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看到家庭经济的拮据和父母眼里透露的无奈与辛酸,不甘心落后的我于是自费攻读成人中专。两年后,我获得中专文凭。之后,我又报读省立大学新闻系。2000年,我又自考法律获得资格证书。在我自学的日子里,逢到我写作,父母情愿多累点,也不喊我干农活,我心里对父母这样倾力支持我的写作心存感激。也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望子成龙”的真正内涵。然而文学创作有时努力与成果难成正比,虽然说我写作很努力,但收获甚微。
功夫不负有心人,1995年,我的新闻处女作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这让我和家人兴奋了好长阵子。
敢为正义鼓与呼
新闻处女作在国家级报刊发表后,许多人对我刮目相看,主动把身边的新鲜事、苦恼事告诉我,我的影响力逐渐提高。
1997年春季,资江县一农民家里被盗,向当地派出所报案。当时派出所民警对报案农民置之不理,那个农民因而说了几句气愤的话,没想到竟遭来一顿毒打,农民遍体鳞伤。周围群众看到事实后实在气不过,立即把情况告诉我。我深入了解,核准事实准确无误后,写稿向省委报反映,文章马上见报。该派出所负责人很快把我“请”去。叫我承认是假报道,并要求我在报纸赔偿经济损失三万元。当时情景我仍历历在目——
当年夏天,该所领导派来人从高山村接我,(那时未通公路,全靠步行)还未走到派出所办公室,该所政治指导员就把手枪“啪”的一声拍在办公桌上,吼道:“我们什么地方得罪你了,曝我们的光?派出所这么多好人好事你为何不报道?你这篇报道给我们带来多大损失你知道吗?”指导员继续吼道:“你今天如不承认报道失实,就别想走出派出所的大门。”派出所为何这样紧张?原来,该所已向上级申报青年文明号先进单位,我那篇报道见报,那什么荣誉都泡汤了。那时候,虽说我阅历浅,但我坚信正义必能战胜划邪恶的真理,于是据理力争,并把我当时某报特约记者证亮了出来,或许是害怕舆论监督,政治指导员口气稍缓和一些。后来,这事由党委出面,到县委宣传部再转县委书记那里,才平安无事了。“因祸得福”,因这次风波,我为正义呐喊,为民说真,县委书记指示政府任我为村科技副主任。至此,多家报社吸收我为特约记者,县党报记者县文联作家协会会员。
维权路上多风险
2000年冬,我家乡的女工小连在江门新会做临时工,因骑自行车被载客摩的撞伤死亡。我第一次踏上索赔之路。这次索赔,因有交警负责调解,我代为非诉讼代理,为死者家属索回人民币九万多元,锋芒初露,第一次索赔获成功,接下来的一次索赔叫我终生难忘。2003年上半年,全国正闹“非典”;家乡打工青年小刘在深圳某厂做事下班,过马路时被一辆货车撞死……当时,死者家里曾派一位亲戚前往处理这件事,可祸不单行的日子偏偏降临这个家族,前往深圳车祸事件的死者家属,因为回家提取证件,在回广西途中,半路上又遇车祸身亡。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临危受命,这两起车祸的家属又找到我再次赴粤为他们索赔。
这次谈判倒成功,但提取现金却大费周折。4月份,这位肇事司机将赔偿协议拟好后,在深圳付一半现金,余下一半要随他前往虎门取款。没办法,为了能尽快拿到现金,我和同伴便随司机前往虎门。取钱出来,已是华灯初上,我们从一条小巷里赶紧往回赶,我和同伴商定,每人身上带5万元现金。为安全起见,我们决定就近将现金存放银行,可那时银行工作人员下班了。刚走出小巷,迎面就过来四个彪形大汉。“不好,遇上劫匪。”我马上提醒同伴保护现金。四个彪形大汉个个手中拿着大砍刀,寒光闪闪,怎么办?同伴心慌了,而我强作镇静,抱拳揖问各位兄弟们好!谁知他们看出我们是外地人,吼道:“谁与你称兄道弟,把钱留下来,放你们走!”我生平第一次看到这阵势,以前只在电视电影中见到,今天怎么碰到自己身上了?当事人的骨肉钱10多万在我俩身上啊。见我们没有反应,其中一个叫道:“留下钱,放你们走!”见他们人多,我们不能硬拼,只是寻找机会。见两个彪形汉子手持砍刀越来越近,我俩灵机一动,大叫“警察来了,有劫匪啊!”拔腿往回跑,其中一高个子见我的包厚厚的,断定现金在我身上,举起砍刀就朝我背部砍来。当时心中未多想,奋力向前冲。见街上人多,歹徒没追上来,我总算喘了口气,真是有惊有险啊!于是我俩赶紧租上的士,从虎门花800元至东莞,赶上桂林班车,至今我想起来仍心有余悸。原来这些歹徒是用刀背砍人,并不想伤人性命,否则的话我小命难保了。工友们事后听我说起此次经历,都为我当时捏了一把汗。
平民愤祸起萧蔷
打工维权经历让我变得更成熟稳重了,知名度也随之提高。2000年,当地政府把我安排到学校任我代教师,因教学成绩突出,加之群众口碑好,第二年,我就被安排到乡司法办上班,“泥“腿子’变司法官,我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工作。
有人说,一块再坚硬的石头历经风雨的冲刷与磨砺,它的棱角也会磨得光溜溜的。在担任司法办主任的日子里,我专为民从维权,因而在处理事情上有些与政府意愿背道而驰。也许是命运的捉弄,不到两年的司法工作刚有起色,上锋一纸命令,各乡司法办凡属聘用人员一律辞退,我第一次走出乡政府。
不言失败的我循前几年走过的路摸索着,当今法制日臻完善,而人们对法律知识越来越渴求。我知道广州有家《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专门为外来打工者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同时也为政府部门减轻了许多工作压力。这种非政府行为在国外颇为盛行,既为民从提供了方便与帮助,还解决一些志识之士就业问题。基于此,我筹划创办一家信息咨询公司,专为百姓解答一些社会生活、法律上的实际问题。不时为他们提供法律上的帮助,又结合媒体优势,做好法制宣传(因为我同时是市县级报特约记者)。2004年2月8日,我创办的信息咨询公司诞生了,开业当天,我邀请了市媒体和县有线电视台记者专程报道,当地百姓纷纷来咨询,一时间咨询的人络绎不绝。其中两件在资江乃至整个八桂大地有影响力的案件,使当政者恐慌。一是当地县政府截留五个行政村老百姓的水利补偿款,数额已达一千多万元。五个村选派代表前来咨询,我咨询公司经与有关部门协商,决定运用媒体与法律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将此事件披露出来。我随同南方某报记者深入现场采访,取得可靠证据,将事实真相公布于众。村民直接到县政府上访要钱。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当县政府知道此事件又是我参与策划时,马上派人打电话给我:“你如果再插手搞水利补偿款案子,立即把你抓起来!”县公安局的领导多次找我谈话,劝我放弃这个案子,别跟政府作对,要我做代表们的思想工作。在强大的压力和经济上的制约下打官司要交十几万的诉讼费,无人支付。但村民并没有放弃上访,讨回了一部分补偿款。而我因多次与县政府、新闻媒体的频繁接触,一时间成了妇孺皆知的“维权新闻人物”。二是全国比较典型的代课教师被辞退经济补偿案。本县1000多名代课教师被辞退时没有任何补偿,他们推荐我当代表向县、市、区讨公道。从法律角度讲代课教师被解除劳动合同后,按照《劳动法》有关规定,用人单位是要依法给予经济补偿的。为此,我们遵循法律法规,先派代表与县政府又进行磋商如何解决这笔补偿金。经过不懈努力,我们终于成功了。历时四年八个月,补偿金额达700多万元。此后,当地政府为稳定我,又把我安排到县政府做了一名报刊发行员。
人怕出名猪怕壮。2008年,家乡部分农民因为与外商发生征地补偿纠纷而被政府强行镇压后不服,知道我是“维权新闻人物”,于是又找到我帮策划,后来外商向征地农民补了钱,老板埋怨政府说话不算数,政府说又是我在搬弄是非。2009年5月是个灰色的5月,这个月我第二次走出乡政府。
三度赴粤路漫漫
2009年6月,我第三次来到广东。因为几年的奔波,经济上一片空白的我,变得心力交瘁,为缓解经济上的压力,8月份,我便同老乡出海捕鱼,月薪三千元。可事与愿违,不到一星期,我就打了败仗。原来出海捕鱼并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我晕浪特别厉害,老板吓坏了,生怕我有事,赶紧支付了工资,连夜送我到码头。于是我进了江门一家陶瓷厂。
8月份,陶瓷厂是高温季节,特别炎热。我刚进厂的那阵子,是用叉车拉砖。握惯了笔杆子的我怎么能忍受如此煎熬呢?由于手脚不怎么灵便,第一天用叉车拉砖我全身湿透了无一件干衫不说,还把脚趾压伤了,不得已休息了三天,第四天上班拉砖时不小心碰到砖块,立即遭到工友的谩骂、讥讽。说什么叉车都不会用还出来打工,我忍了,只是以后小心就是。谁知那工友见我干粗活,好像不那么灵便,更加凶了。这次我忍不住发火了:“同是打工人,你有什么了不起,难道你生来就样样都会吗?如果你这么聪明,为何还出来打工,自己当老板不更舒服吗?”也许是不打不相识,以后的日子里,那位工友(贵州人)有时候主动来帮助我,教我拉砖呢!
因我在车间人缘好,干活勤快,卖力,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这个人时不时在旁边观察我的一举一动,询问我拉砖累不累?很有亲和力,身在异乡,有人问候就会感到格外亲切。两个月后,因为这活太辛苦,我决定辞工另谋出路,当我拿辞工书找厂领导签字时,我惊讶了!原来,那个经常观察我的人竟是这个厂的厂长!我看你干活很扎实,人缘好,又看你的工作简历,是个人才,我决定调你到另外一部门!厂长说道,于是我就进了另一轻松岗位。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因为厂长直接调我过去,这样一来,就引起一些人的妒忌了。我的一个老乡,在这个部门当班长六年了,唯恐厂长提拔我,危及他的“宝座”不稳。就先同其他老乡在系长、副厂长面前打“小报告”,说我经常违反操作规程,工作中他们还故意捉弄我。反正就是千方百计贬低我的声誉吧。我心想,乡里乡亲的,干嘛要这样啊?后来得知,厂长真的有意提拔我,老乡他们红眼病呢。原来如此!真的是“江湖险恶”。人往高处去,2010年春季,我选择到直辖市重庆择业。
雾都重庆被国务院划为直辖市后,各项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对人才的需求贤若渴。骄阳似火的六月,我应聘到《三峡都市报》作记者,那里是全国三峡移民区,库区移民来自四面八方,因语言上的障碍,采访交流必得用当地方言,否则工作无法进行。因为如此,报社以我不适应本地语言,把我解聘了。随后,我又找了多家用人单位,他们有一种排外的心态,又以年龄偏大为由,仅招本地人!于是我辗转重庆半年有余,再则重庆用工工资普通较低,没有我的人生目标,斟酌之下,我再度选择寻梦广东!
再赴粤敢问路在何方
冬月的广东,阳光普照,没有丝毫寒意,第十六届亚运盛会,更带给广州无限人气与财气!从有关资料了解到,近几年,打工族往江浙方向去的多,因而广东各用人单位人才缺口几十万!因此,在广东找工作不难,但要找适合自己岗位的还真不容易。看到各处张贴的招工广告,多于“急招工”,打电话询问时,招方总是问你有什么特长啊、会什么技术没有?答:普工。即然什么都不懂,年龄又偏大,那你到别处吧,我这里现在不缺人!像我等进入不惑之年,恨当年不该待在穷乡僻壤的家乡,浪费青春时光,任劳任怨工作,到头来一纸解令下岗了!除了精神上富有外(两尺多厚的荣誉证书,见证我曾走过的辉煌)物质上一片空白,甚至负债!我恨自己出来闯荡时间晚了。比及那些80、90后人才,我等还能赶上最后一趟末班车?珠三角遍地黄金,问汝识否?好男儿走在四方,时待我乎?
几经辗转,我应聘到江门新会一家公司上班,上班五天制,薪水还过得去。工作之余,工友们搓麻将,泡网吧的时候,我待在出租屋里,在天马行空般的方格纸中释放哀愁,爬格子的我唯对文字情有独钟。或许,在格子中亦能找回我的梦想吧……
责 编:熊正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