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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过热与否是绕不开的老话题。观测中国经济的过热或不过热，应考虑其独特性。对于它的研判要建立在符合中国发展特征的基础上，这样才能做出阶段性及中长期的发展规划。
目前经济过热或不过热的争论比较多。过热的说法一，“新增贷款过多”。但是巨大的存贷差与传统经济学的储蓄须完全转换成投资的均衡理论相违。过热的说法二，“投资增长过度”。但是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道理又与“投资过度”相矛盾。过热的说法三，能源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以及一些价格管制因素，衡量价格水平的CPI一直不高，与以通胀水平作为指标的传统经济理论的过热判断不一致。
经济过热的指标——潜在经济增长率
存在剩余劳动力，投资就没有过度吗？“存贷差”增大就是投资不足应该加快储蓄向贷款投资的转换吗？通胀不高经济就没有过热吗？随着全球高科技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各国宏观政策调控能力不断提升，调控手段不断发展，经济周期的变化应该有新的明确的指标来界定。
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市场有不得要领的感觉。我认为有一个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的“过热”的定义非常重要，否则很难达成共识，对政策决策方面来说，也处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
经济学最基本假设是资源稀缺，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讨论经济增长指标是否过高是否过热，孤立地讨论GDP增长、投资增长率、新增贷款增长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考虑资源约束条件。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一般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大投入。这三大投入的合理匹配，将带来经济规模增长率的增长，匹配不合理，可能带来经济规模增长率的下降。
事实上，约束条件的合理匹配的“合理性”还必须满足最大约束条件。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1.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几千万城市的再就业人员，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无约束性，中国经济短期内不能以完全就业为经济增长的潜在标准，劳动力要素不是最大约束条件。
如果把资金投入近似与资本投入等同，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下，国际资本用各种方式流入中国，加大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存贷差的增加也不说明投资不足，所以资金供给过度充裕，也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技术的进步不是每时每刻发生的。在一定期间内，技术进步被视为给定。如果没有其它问题，技术进步一般成为最大约束条件。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最大约束条件
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特别是近一两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还必须在上面提到的三大投入要素之外明确另一个约束条件，就是石油能源要素。中国并不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2004年已经跃居石油第二大进口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石油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战略性的，全球围绕石油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考虑能源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规模最大化应该受到四大投入要素合理匹配的约束。在短期内，稳定的石油进口量，适当和必要增加的石油储备，石油价格对进口的影响等等能源因素，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匹配这个最大约束条件的其它要素投入的产出规模，构成中国经济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在目标。超过这个潜在增长目标，就应该被认为是经济过热，投资推动了大于潜在目标的增长就是过度投资。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造成经济失衡或者不可持续发展和其它矛盾，甚至会带来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
对于中国短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标准指标的计算，能源的最大约束条件可以由几方面的因素组成。假设国内外的石油供给水平近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首先是国外可保证进口的石油量，其次是国内开采和市场的能力，当然这不是竭泽而渔的生产量，应该是保证一定可持续性的意义上的进口和国内生产能力，最后应该加上能源有效性使用提升的因素。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在能源消耗有效性是美国的1/4，日本的1/10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增长水平。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并不能说明劳动力的匹配比现在的增长率来得更多，而且资本的投入的有效性也大大下降。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考虑，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达到美国和日本的水平，我们需要逐步加进能源有效性的约束条件，共同组成能源最大约束条件。
假如在这个最大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9％，这个增长率就是可参考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这个指标的确定是合理的，超过9％的经济增长指标太多就应该被认为有过热的成份了，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超过9％乃至更高的水平，投资增长就应该有过度投资之虑了。
加入能源使用有效性约束的增长率，可以有一个相对确定优化配置其他资源的基准。传统经济理论证明，在给定技术进步，不断增加劳动力，或者不断增加资本投入，超过一定的投入水平以后，经济总体增长，但经济规模增长率会递减。石油有效性约束条件与技术进步约束条件一样，并不是不断增加投入就能带来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盲目的投资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并不完全的市场化，地方政府的业绩冲动有可能带来负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扩张行为。阶段性的界定经济增长潜在目标，可以有效地界定投资过剩，适当遏制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避免过度投资给总体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冲击。
中长期来说，新的技术的进步，或者可再生能源和石油替代品的的产生，最大约束条件的限制放宽，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匹配比例会加大，将会提升潜在增长率。
当然9％是我们的一个假设，是否成为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指标，有关部门应该利用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做进一步更科学、更详细、更充分的论证。我们也会做进一步更严格的探讨，这里想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形势，特别是过热不过热的分析要有一个指标，使经济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否则很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不过热也要有标准
不过热也有各种说法。
不过热说法之一，“发展中国家就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所以高投资是理所当然的，投资高增长不是过热的信号。这里的似是而非还是在于“高”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就只能靠投资推动增长，高投资推动发展的模式是否具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道路，等等。笼统地说高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也是模糊概念，缺乏科学根据的指导。
不过热说法之二，产能过剩会导致价格下降、利润减少、通货紧缩、经济下滑。这个说法的误导之处是产能过剩未必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产能不是产量，过度的产能如果不是过度释放，而是按照市场需求生产，供给不会过剩，经济不会下滑。而且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概念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长突然从9.5％降至6％，经济下滑就值得担心了。如果经济增长从9.5％下降到8.5％应该是适度调整，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近年来，全球经济能够保持一种低通胀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没有受到大起大落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升，使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平缓。正确的宏观经济的管理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正确的政策是基于对经济形势和将来的趋势的准确判断。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经济的“过热”还是“不过热”进行比较明确的界定，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学的定义下达成共识。
总之，“过热”还是“不过热”都不应该泛泛而谈。设置合理和科学的经济判定指标很有必要，并且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充分的论证和分析。否则会扭曲市场的判断，也误导宏观政策的决策，不但无助于经济周期的调整，还可能促使经济更不稳定。
目前经济过热或不过热的争论比较多。过热的说法一，“新增贷款过多”。但是巨大的存贷差与传统经济学的储蓄须完全转换成投资的均衡理论相违。过热的说法二，“投资增长过度”。但是巨大的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压力和投资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的道理又与“投资过度”相矛盾。过热的说法三，能源价格上升的压力。但是由于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和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供给，以及一些价格管制因素，衡量价格水平的CPI一直不高，与以通胀水平作为指标的传统经济理论的过热判断不一致。
经济过热的指标——潜在经济增长率
存在剩余劳动力，投资就没有过度吗？“存贷差”增大就是投资不足应该加快储蓄向贷款投资的转换吗？通胀不高经济就没有过热吗？随着全球高科技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各国宏观政策调控能力不断提升，调控手段不断发展，经济周期的变化应该有新的明确的指标来界定。
国内外经济学家们对中国经济形势的分析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市场有不得要领的感觉。我认为有一个符合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的科学的“过热”的定义非常重要，否则很难达成共识，对政策决策方面来说，也处于无所适从的两难境地。
经济学最基本假设是资源稀缺，经济学研究的是资源有效配置的理论。讨论经济增长指标是否过高是否过热，孤立地讨论GDP增长、投资增长率、新增贷款增长是没有意义的，需要考虑资源约束条件。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一般是资本、劳动力和技术进步三大投入。这三大投入的合理匹配，将带来经济规模增长率的增长，匹配不合理，可能带来经济规模增长率的下降。
事实上，约束条件的合理匹配的“合理性”还必须满足最大约束条件。
在中国目前的情况，1.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几千万城市的再就业人员，形成劳动力供给的无约束性，中国经济短期内不能以完全就业为经济增长的潜在标准，劳动力要素不是最大约束条件。
如果把资金投入近似与资本投入等同，在当前全球流动性过剩的大环境下，国际资本用各种方式流入中国，加大中国经济的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存贷差的增加也不说明投资不足，所以资金供给过度充裕，也不会成为经济增长的约束条件。
技术的进步不是每时每刻发生的。在一定期间内，技术进步被视为给定。如果没有其它问题，技术进步一般成为最大约束条件。
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最大约束条件
但是在中国现阶段，特别是近一两年的经济增长模式中，还必须在上面提到的三大投入要素之外明确另一个约束条件，就是石油能源要素。中国并不是石油资源丰富的国家，2004年已经跃居石油第二大进口国，对石油进口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石油在全球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是战略性的，全球围绕石油的争夺从来没有停止过。经济的发展对石油的依赖越来越大，我们不得不考虑能源资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因此中国经济增长模型的规模最大化应该受到四大投入要素合理匹配的约束。在短期内，稳定的石油进口量，适当和必要增加的石油储备，石油价格对进口的影响等等能源因素，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约束条件。
匹配这个最大约束条件的其它要素投入的产出规模，构成中国经济现阶段经济增长的潜在目标。超过这个潜在增长目标，就应该被认为是经济过热，投资推动了大于潜在目标的增长就是过度投资。如果不加以控制就会造成经济失衡或者不可持续发展和其它矛盾，甚至会带来社会、政治和国际关系的不稳定。
对于中国短期内的潜在经济增长标准指标的计算，能源的最大约束条件可以由几方面的因素组成。假设国内外的石油供给水平近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首先是国外可保证进口的石油量，其次是国内开采和市场的能力，当然这不是竭泽而渔的生产量，应该是保证一定可持续性的意义上的进口和国内生产能力，最后应该加上能源有效性使用提升的因素。我们的经济增长是在能源消耗有效性是美国的1/4，日本的1/10的粗放型增长模式下的增长水平。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浪费并不能说明劳动力的匹配比现在的增长率来得更多，而且资本的投入的有效性也大大下降。从发展的可持续性来考虑，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达到美国和日本的水平，我们需要逐步加进能源有效性的约束条件，共同组成能源最大约束条件。
假如在这个最大约束条件下，经济增长率是9％，这个增长率就是可参考的潜在增长率。如果这个指标的确定是合理的，超过9％的经济增长指标太多就应该被认为有过热的成份了，投资增长推动经济增长的力度超过9％乃至更高的水平，投资增长就应该有过度投资之虑了。
加入能源使用有效性约束的增长率，可以有一个相对确定优化配置其他资源的基准。传统经济理论证明，在给定技术进步，不断增加劳动力，或者不断增加资本投入，超过一定的投入水平以后，经济总体增长，但经济规模增长率会递减。石油有效性约束条件与技术进步约束条件一样，并不是不断增加投入就能带来同样水平的经济增长，盲目的投资可能造成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特别是由于中国经济并不完全的市场化，地方政府的业绩冲动有可能带来负经济增长率的投资扩张行为。阶段性的界定经济增长潜在目标，可以有效地界定投资过剩，适当遏制地方政府盲目招商引资和投资冲动，避免过度投资给总体经济带来不稳定的冲击。
中长期来说，新的技术的进步，或者可再生能源和石油替代品的的产生，最大约束条件的限制放宽，资本投入和劳动力投入的匹配比例会加大，将会提升潜在增长率。
当然9％是我们的一个假设，是否成为短期内潜在经济增长指标，有关部门应该利用统计数据进行计算，做进一步更科学、更详细、更充分的论证。我们也会做进一步更严格的探讨，这里想强调的是，对于经济形势，特别是过热不过热的分析要有一个指标，使经济分析有一个共同的平台，否则很难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局面。
不过热也要有标准
不过热也有各种说法。
不过热说法之一，“发展中国家就是靠投资推动经济发展的”所以高投资是理所当然的，投资高增长不是过热的信号。这里的似是而非还是在于“高”到什么程度是合理的，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就只能靠投资推动增长，高投资推动发展的模式是否具有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中国是否一定要走与其它发展中国家同样的道路，等等。笼统地说高投资是发展中国家的特点，也是模糊概念，缺乏科学根据的指导。
不过热说法之二，产能过剩会导致价格下降、利润减少、通货紧缩、经济下滑。这个说法的误导之处是产能过剩未必导致通货紧缩和经济下滑。产能不是产量，过度的产能如果不是过度释放，而是按照市场需求生产，供给不会过剩，经济不会下滑。而且经济下滑、通货紧缩的概念也需要进一步明确。经济增长突然从9.5％降至6％，经济下滑就值得担心了。如果经济增长从9.5％下降到8.5％应该是适度调整，大可不必大惊小怪。
近年来，全球经济能够保持一种低通胀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没有受到大起大落的经济危机的冲击，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各国宏观调控水平的提升，使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平缓。正确的宏观经济的管理政策是很重要的，但是正确的政策是基于对经济形势和将来的趋势的准确判断。所以，我们有必要对当前经济的“过热”还是“不过热”进行比较明确的界定，在一个合理的经济学的定义下达成共识。
总之，“过热”还是“不过热”都不应该泛泛而谈。设置合理和科学的经济判定指标很有必要，并且还需要进行严格的、充分的论证和分析。否则会扭曲市场的判断，也误导宏观政策的决策，不但无助于经济周期的调整，还可能促使经济更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