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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副总理一场接地气的小组讨论，引发了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的热潮。决策失误、过程失控、监管不力、争议解决不当，一系列问题困扰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每年数百亿元的损失，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控变革势在必行。
“你在那边收购牧场养羊，成本那么高，刚才你又说要在那里搞高尔夫，是不是买牧场搞旅游？”3月9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人大山东代表团第五分组，不断追问在澳大利亚养羊的龙口南山集团董事长宋作文。
宋作文在澳大利亚收购了5个牧场，还有铜矿、铝矿等。在王岐山的一番追问下，宋作文才说了老实话，养羊的真正目的是搞旅游。王岐山还是担心外国人把宋作文的土地给收走，毕竟土地、能源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问题。王岐山寄望走出去的企业们无论是认识还是见识，一定要积累经验，否则走出去就存在政治风险、安全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充满机遇，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有企业亏损高达数百亿元。
投资决策失误、过程失控、监管不力、争议解决方式不当、文化差异等问题，已经成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主要因素。王岐山提出，商务部有义务为企业走出去做基础服务，尤其是要充分提示风险，为企业风险预警提供一手信息。
王岐山小组接地气
走出去要多做少说
“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3月9日上午9点，王岐山走进了山东代表团第五分组，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还没有来得及鼓掌，王岐山突然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王岐山说自己参加小组讨论，是来接地气，听大家实话的。
宋作文在发言的时候说，南山集团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投资。王岐山对南山集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家集团公司成立于1978年，旗下有60多家企业，拥有铝业、纺织服饰、金融、航空、地产等多个产业。
2009－2010年，中国对澳投资163亿澳元，其中75%流向采矿业。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排名第三的对澳投资国。王岐山对南山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很好奇：“你在澳大利亚投资什么？”宋作文一口气介绍了牧场、铝矿、铜矿，还有高尔夫。王岐山对宋作文去澳大利亚养羊很是不解，尽管澳大利亚的羊毛价格比国际上便宜5%，但是算上其他成本，在澳大利亚养羊成本太高了不划算。在王岐山的追问下，宋作文才承认95%的羊毛都是国际市场买的。
更让王岐山好奇的是宋作文一边养羊，一边还在搞高尔夫，如果是因为中国缺地，到澳大利亚买一块地来养羊，说不过去，这背后肯定跟旅游有关。在王岐山的追问之下，宋作文才说南山集团想在那里搞个老年度假休闲中心。王岐山说他相信宋作文的决策。
以养羊的名义去搞旅游地产、休闲服务产业，以便拿到更多的矿产资源，这样的经营套路在中国很普遍，可是在澳大利亚有风险么？王岐山没有直说。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对中国的投资客是很谨慎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雷格·埃默森曾经这样说：“我建议中国更多尝试资源领域以外的投资，如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从宋作文给王岐山的介绍可以窥见，南山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澳大利亚政客们其实并不欢迎财大气粗的中国买家，西澳州州长科林·巴内特比埃默森说的更直接，他建议中国公司遵循日本模式，到澳大利亚扮演个财务投资角色就行了，不要试图控股或者买下澳大利亚当地公司。
在澳大利亚圈地养羊、开铜矿、铝矿的南山集团可能会在资源税方面遭遇不确定性风险。王岐山在9日的小组讨论时提醒，走出去应该多做少说，土地问题、能源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问题，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防范风险。
海外资产问题多多
每年损失数百亿
“2005年以前，中国出口企业因外国企业赖账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此后每年都以105亿－170亿美元的数额递增。”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主席杨俊文很认真地说，“这个数字是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损失严重。”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
201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2011年1-5月对外直接投资203.5亿美元，同比增长42.3%。到了12月末，增速降至1.8%。不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的35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76亿美元，同比增长59.9%。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头依然强劲。
根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2011年出台的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流量的5.2%，超过日本、英国，位居全球第五。万季飞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子太快，在欧债危机加剧、经济复苏走势不稳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二十国峰会（G20），还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海外投资战略。
“海外投资机遇很多，但是也蕴含着风险，如果我们防范和应对不当，就会在海外投资项目伊始埋下隐患，最终导致投资越多，损失越大。”尽管万季飞没有透露具体的失败投资，但是在政协小组讨论的时候说，现在亏损的企业太多，有的企业亏损超过百亿元。
杨俊文认为，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很不合理，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而直接投资及援助项目则集中在亚洲、非洲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商业贸易服务经济尽管遍布全球，但是比重不大。杨俊文指出，现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资产结构中，纯金融资产比重过大，实体经济投资偏少，国企比重大，民企比重小，这都是海外资产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万季飞认为，中国很多企业在投资前未能充分考虑美国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加上在海外投资超越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边界，最终只能以国内盈利资产弥补海外亏损。杨俊文认为，现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集中体现在海外资产运作的科学立项、防空监管、预警机制都不到位，才会出现债务沉重、经营亏损等问题，加上驻外企业管理者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强，决策性不够亦影响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资产安全。
杨俊文认为，随着中国在各国外交和战略定位方面发生变化，加上海外投资与资产比重的增加，常常面对外国失利的群体挑衅，还要应对繁杂的经济纠纷，“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煽动议题，以及中国境外劳务人员屡遭绑架伤害等事件，都严重危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资产的安全。
海外投资风险防控变革
“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储，绝大部分拿去买了美债，美国人还不停地印刷美钞，搞得我们的美元资产不断贬值，为啥就不能弄点外储来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呢？”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质问参加小组讨论的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
傅军抱怨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到海外并购容易遭遇抵制，尤其是在资源类的海外并购屡遭碰壁，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动用外储来为民企的海外并购提供资金支持。杨俊文认为，鉴于国际上对中国各类企业海外资产运作戒心很大，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中国可以转换海外资产运作主体，可联合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或共同出资，或有中国出资，以国内民营企业名义在境外注册公司，联合外国公司共同进入第三国，以此规避政治歧视。
王岐山在9日的小组讨论上认为，国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走出去各有千秋，政府多做一点服务，多做一点风险提示，国别风险、地区风险等等。王岐山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商务部有义务为走出去的企业做基础服务，商务部掌握的信息多，各使馆都有经济参赞，他们要为走出去的企业多做一点风险提示。
万季飞认为，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一定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商会、协会的作用，国外的各个行业一般都是商会、协会出面协调很多纠纷，监测和预测海外投资的风险，所以中国一定要建立政府跟商、协会联动的风险预警机制，对风险进行分析、报警、预控和处理，对企业进行及时引导。
“过去中国驻外使馆及其他机构都是垂直式向国内上级部门发送信息，或汇送相关材料，可是这些机构职能的局限性，往往这些信息和材料未能善加利用。”杨俊文建议，在国务院秘书局下设国外信息综合局，专司汇总及处理驻外机构掌握到的海外投资地投资环境与形势情况，并在综合分析总结后下达相关部门，促进信息的互通，最终做到物尽其用，监督有道。
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都是单兵作战，协调机制欠缺。万季飞认为，从管理的角度，政府要对海外投资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预防无序和盲目，对海外的投资要进行跟踪、测评、激励、问责，防范和规避风险。政府、银行、保险、商会、协会、仲裁机构、法院等要为海外投资提供政策、信息、技术、资金、法律和争议解决等服务，支持促进海外投资合法规范。对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政府可以签署双边、多边以及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减持争取提交缔约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保障海外投资安全和避免损失。
全国政协常委、國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专职监事王永庆透露，现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正在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全面摸底，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非常的庞杂，需要提高监管标准。王永庆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相关的规范措施也正在进一步的制定之中，相信很快在投资决策、风险控制、监督管理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变。
万季飞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配套法律法规，就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监管、保险、争议解决等做出规范，保护并促进海外投资健康发展。近年很多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由于没有在合同中约定仲裁而只能在东道国法院诉讼解决，亦或约定将争议在境外仲裁，结果由于人生地疏而陷于不利的境地，甚至蒙受巨大损失，建议中国有关法律在制定或者修订的时候，应倡导争议在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等。
万季飞还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搭建符合国际惯例的企业治理平台，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制与组合。杨俊文则建议中国与被投资国当地机构合作，成立以股份制形式的金融基金机构，专职推动、支持双方民营企业的合作发展，金融基金机构的形式可以多元化，诸如贷款银行、投资银行、合作基金等，让有限的资金推动更大经济层面的合作，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
据了解，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截至2011年6月末，中资金融机构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共设有97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收购、参股16家境外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企业投资交易以及管理过程中，他们都会利用自身的布局和信息优势，帮助中国企业设计稳定安全的交易结构和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
“你在那边收购牧场养羊，成本那么高，刚才你又说要在那里搞高尔夫，是不是买牧场搞旅游？”3月9日上午，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在人大山东代表团第五分组，不断追问在澳大利亚养羊的龙口南山集团董事长宋作文。
宋作文在澳大利亚收购了5个牧场，还有铜矿、铝矿等。在王岐山的一番追问下，宋作文才说了老实话，养羊的真正目的是搞旅游。王岐山还是担心外国人把宋作文的土地给收走，毕竟土地、能源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问题。王岐山寄望走出去的企业们无论是认识还是见识，一定要积累经验，否则走出去就存在政治风险、安全风险。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会长万季飞认为，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充满机遇，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挑战，有企业亏损高达数百亿元。
投资决策失误、过程失控、监管不力、争议解决方式不当、文化差异等问题，已经成為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失败主要因素。王岐山提出，商务部有义务为企业走出去做基础服务，尤其是要充分提示风险，为企业风险预警提供一手信息。
王岐山小组接地气
走出去要多做少说
“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3月9日上午9点，王岐山走进了山东代表团第五分组，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还没有来得及鼓掌，王岐山突然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王岐山说自己参加小组讨论，是来接地气，听大家实话的。
宋作文在发言的时候说，南山集团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投资。王岐山对南山集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因为这家集团公司成立于1978年，旗下有60多家企业，拥有铝业、纺织服饰、金融、航空、地产等多个产业。
2009－2010年，中国对澳投资163亿澳元，其中75%流向采矿业。中国已成为继美国和英国之后排名第三的对澳投资国。王岐山对南山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很好奇：“你在澳大利亚投资什么？”宋作文一口气介绍了牧场、铝矿、铜矿，还有高尔夫。王岐山对宋作文去澳大利亚养羊很是不解，尽管澳大利亚的羊毛价格比国际上便宜5%，但是算上其他成本，在澳大利亚养羊成本太高了不划算。在王岐山的追问下，宋作文才承认95%的羊毛都是国际市场买的。
更让王岐山好奇的是宋作文一边养羊，一边还在搞高尔夫，如果是因为中国缺地，到澳大利亚买一块地来养羊，说不过去，这背后肯定跟旅游有关。在王岐山的追问之下，宋作文才说南山集团想在那里搞个老年度假休闲中心。王岐山说他相信宋作文的决策。
以养羊的名义去搞旅游地产、休闲服务产业，以便拿到更多的矿产资源，这样的经营套路在中国很普遍，可是在澳大利亚有风险么？王岐山没有直说。澳大利亚的政客们对中国的投资客是很谨慎的，澳大利亚贸易部长克雷格·埃默森曾经这样说：“我建议中国更多尝试资源领域以外的投资，如畜牧业和农产品加工业。”
从宋作文给王岐山的介绍可以窥见，南山集团在澳大利亚的投资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澳大利亚政客们其实并不欢迎财大气粗的中国买家，西澳州州长科林·巴内特比埃默森说的更直接，他建议中国公司遵循日本模式，到澳大利亚扮演个财务投资角色就行了，不要试图控股或者买下澳大利亚当地公司。
在澳大利亚圈地养羊、开铜矿、铝矿的南山集团可能会在资源税方面遭遇不确定性风险。王岐山在9日的小组讨论时提醒，走出去应该多做少说，土地问题、能源问题在任何国家都是政治问题，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防范风险。
海外资产问题多多
每年损失数百亿
“2005年以前，中国出口企业因外国企业赖账而造成的损失超过1000亿美元，此后每年都以105亿－170亿美元的数额递增。”全国政协委员、澳门生产力暨科技转移中心主席杨俊文很认真地说，“这个数字是商务部的统计资料，损失严重。”
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32个国家和地区的3391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实现直接投资600.7亿美元，同比增长1.8%。截至2011年年底，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在全球178个国家（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万家,累计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3220亿美元。
2011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受欧债危机的影响，呈现高开低走的态势，2011年1-5月对外直接投资203.5亿美元，同比增长42.3%。到了12月末，增速降至1.8%。不过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12年1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的35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43.76亿美元，同比增长59.9%。中国企业走出去势头依然强劲。
根据联合国贸易法委员会2011年出台的世界投资报告，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占全球流量的5.2%，超过日本、英国，位居全球第五。万季飞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步子太快，在欧债危机加剧、经济复苏走势不稳的背景下，无论是在二十国峰会（G20），还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上，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海外投资战略。
“海外投资机遇很多，但是也蕴含着风险，如果我们防范和应对不当，就会在海外投资项目伊始埋下隐患，最终导致投资越多，损失越大。”尽管万季飞没有透露具体的失败投资，但是在政协小组讨论的时候说，现在亏损的企业太多，有的企业亏损超过百亿元。
杨俊文认为，中国海外资产结构很不合理，金融资产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而直接投资及援助项目则集中在亚洲、非洲及拉美等发展中国家，商业贸易服务经济尽管遍布全球，但是比重不大。杨俊文指出，现在中国走出去的企业资产结构中，纯金融资产比重过大，实体经济投资偏少，国企比重大，民企比重小，这都是海外资产结构不合理的表现。
万季飞认为，中国很多企业在投资前未能充分考虑美国金融危机等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加上在海外投资超越企业经营管理能力的边界，最终只能以国内盈利资产弥补海外亏损。杨俊文认为，现在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亏损集中体现在海外资产运作的科学立项、防空监管、预警机制都不到位，才会出现债务沉重、经营亏损等问题，加上驻外企业管理者经验不足，责任心不强，决策性不够亦影响境外企业的投资与资产安全。
杨俊文认为，随着中国在各国外交和战略定位方面发生变化，加上海外投资与资产比重的增加，常常面对外国失利的群体挑衅，还要应对繁杂的经济纠纷，“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等煽动议题，以及中国境外劳务人员屡遭绑架伤害等事件，都严重危及中国海外投资与资产的安全。
海外投资风险防控变革
“中国3万多亿美元的外储，绝大部分拿去买了美债，美国人还不停地印刷美钞，搞得我们的美元资产不断贬值，为啥就不能弄点外储来支持民营企业走出去呢？”全国政协委员、新华联集团董事长傅军质问参加小组讨论的商务部副部长姜增伟。
傅军抱怨说，中国的国有企业到海外并购容易遭遇抵制，尤其是在资源类的海外并购屡遭碰壁，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动用外储来为民企的海外并购提供资金支持。杨俊文认为，鉴于国际上对中国各类企业海外资产运作戒心很大，尤其是有政府背景的企业，中国可以转换海外资产运作主体，可联合港澳同胞及海外侨胞，或共同出资，或有中国出资，以国内民营企业名义在境外注册公司，联合外国公司共同进入第三国，以此规避政治歧视。
王岐山在9日的小组讨论上认为，国营企业也好，民营企业也好，走出去各有千秋，政府多做一点服务，多做一点风险提示，国别风险、地区风险等等。王岐山说，中国企业走出去，商务部有义务为走出去的企业做基础服务，商务部掌握的信息多，各使馆都有经济参赞，他们要为走出去的企业多做一点风险提示。
万季飞认为，建立海外投资风险预警机制一定要充分发挥政府与商会、协会的作用，国外的各个行业一般都是商会、协会出面协调很多纠纷，监测和预测海外投资的风险，所以中国一定要建立政府跟商、协会联动的风险预警机制，对风险进行分析、报警、预控和处理，对企业进行及时引导。
“过去中国驻外使馆及其他机构都是垂直式向国内上级部门发送信息，或汇送相关材料，可是这些机构职能的局限性，往往这些信息和材料未能善加利用。”杨俊文建议，在国务院秘书局下设国外信息综合局，专司汇总及处理驻外机构掌握到的海外投资地投资环境与形势情况，并在综合分析总结后下达相关部门，促进信息的互通，最终做到物尽其用，监督有道。
中国企业走出去现在都是单兵作战，协调机制欠缺。万季飞认为，从管理的角度，政府要对海外投资进行宏观调控和政策指导，预防无序和盲目，对海外的投资要进行跟踪、测评、激励、问责，防范和规避风险。政府、银行、保险、商会、协会、仲裁机构、法院等要为海外投资提供政策、信息、技术、资金、法律和争议解决等服务，支持促进海外投资合法规范。对于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政府可以签署双边、多边以及国际投资保护协定，减持争取提交缔约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保障海外投资安全和避免损失。
全国政协常委、國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专职监事王永庆透露，现在商务部等多个部门正在就中国企业走出去进行全面摸底，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海外投资，非常的庞杂，需要提高监管标准。王永庆说，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相关的规范措施也正在进一步的制定之中，相信很快在投资决策、风险控制、监督管理方面会有很大的改变。
万季飞认为，中国应该考虑制定《中国对外投资法》及配套法律法规，就海外投资项目的审批、监管、保险、争议解决等做出规范，保护并促进海外投资健康发展。近年很多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由于没有在合同中约定仲裁而只能在东道国法院诉讼解决，亦或约定将争议在境外仲裁，结果由于人生地疏而陷于不利的境地，甚至蒙受巨大损失，建议中国有关法律在制定或者修订的时候，应倡导争议在中国涉外仲裁机构仲裁等。
万季飞还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搭建符合国际惯例的企业治理平台，实现国际资源的优化配制与组合。杨俊文则建议中国与被投资国当地机构合作，成立以股份制形式的金融基金机构，专职推动、支持双方民营企业的合作发展，金融基金机构的形式可以多元化，诸如贷款银行、投资银行、合作基金等，让有限的资金推动更大经济层面的合作，提升中国企业在海外的竞争力。
据了解，为支持中国企业走出去，截至2011年6月末，中资金融机构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共设有97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收购、参股16家境外机构。这些机构在中国企业投资交易以及管理过程中，他们都会利用自身的布局和信息优势，帮助中国企业设计稳定安全的交易结构和科学合理的融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