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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经验证明，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无不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诸多环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就整个清朝文化艺术中的绘画来说，更是这样。从清初的顺治年间，一直到嘉庆，这一时期政治巩固、经济发展、社会安定，故这一时间段的绘画业，也一直处于繁茂、昌盛的景象，尤其“康乾盛世”期间，绘画业的发展最盛。画坛人才辈出，突出的如“四王”、“四僧”、“金陵八家”、“新安画派”、“扬州八怪”等等。康熙皇帝雅好绘画，极喜藏书画，就任命进士出身，“四王”之一的王原祁充当朝廷书画谱馆总裁，赐著名画家唐岱“画状元”，相当有贡献的画家，被授予中书、知州等官职，还屡屡御赐匾额等。这些殊荣褒奖更促进了绘画业的繁盛。但到了嘉庆之后的道光、咸丰年间，绘画业则呈现衰落景象。内乱纷起、外患猛增的恶劣环境下，皇帝和达官贵族已无暇关注这项艺术事业。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社会动乱，民不聊生，大多数从事绘画的人，都为生存而逃命，难于精于画业，能有大贡献的著名画家，越来越珍稀。潘天寿先生《中国绘画史》在论及此阶段绘画界状况时，说“嘉（庆）、道（光）、咸（丰）之画家，虽为数殊多，然有特殊造诣，能贡献于一时画学者殊鲜。仅有汤贻汾、王学浩、钱杜、黄钺、张向陶、戴熙以及浙西三妙之黄易、奚冈、吴履等允称后起之秀。”今天，我就和大家一起来精赏、细读戴熙的珍品画作。
戴熙，字醇士，号鹿床，又号榆庵、松屏、井东居士、鹿床居士等。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嘉庆六年（1801年），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享年五十有九。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三十一岁进士及第，随之入仕。咸丰初，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鸦片战争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其忧国忧民，对人民的苦难十分关注和同情，诚如他题画诗所表露：“早起到陂塘，归来每夕阳；得鱼不自饱，辛苦为谁忙？”愤怒地喊出人间的不平，同时希望人们和他一样去思考，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到底是谁造成的。清政府鱼肉人民，对列强的侵略则割地赔款，这种行为他阻止不了，但他绝不愿与此腐败无耻的统治集团为伍，遂借口身体有疾，辞官归里。为振兴民族精神，他毅然投身于教育事业，当了著名的崇文书院的主讲。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取了南京（今江苏南京市），作为农民起义政权的“天京”，随之南北攻战。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军攻陷杭州（今浙江杭州市），这位曾是清王朝兵部右侍郎重臣的戴熙，不愿为农民政权服务，为保持对清政权的愚忠晚节，他写下绝命词之后，立即投池自尽。在其行动的影响下，其五十五岁的弟弟、著名书画家戴煦也跟着跳井以殉。其死后，清朝廷追赠其尚书衔，赐谥号文节，故后人常尊称其为戴文节。
戴熙于诗、书、画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但就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之大来说，还是他的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故有的文献评其是：“诗与书并有名于时，画尤入神品。”他的山水画，师法王，王是清初画坛正统派“四王”中的技法全面、成就突出的画家，被当世誉为“海内第一”。师法和传承王画风的画家们，创立了“虞山派”。戴熙作为王画风的宗学者，自然属于“虞山派”，因而形成他的画构图平稳、笔致清腴秀雅又屡显古趣的特色。但在用笔的技巧上，他又以“四王”中的王原祁为师宗，先笔后墨，连皴带染，由淡而浓、自疏而密地反复皴擦和干笔积累，形成一种“色中有墨，墨中有色”，浑厚沉雄的用笔与元气淋漓的墨色相融合的特点。王原祁是“娄东派”的祖师，因此从绘作技法上说，他又是“娄东派”，可以说他是画坛少见的“两栖”画家。同时，他又大力吸收明代及其以前的各家之长，成就为自家风格。他还善写花卉，擅竹石小品，是位多面手的艺术家。清代著名书画评论家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评其是：“笔意师法耕烟（王），极有功力，临古之作，形神俱得”、“所写竹石小品，停匀妥贴”，将其名入“书画名家”之列。其画作成就，与同时代著名画家汤贻汾齐名，张树英《中国清代艺术史》认为：“汤（贻汾）、戴（熙）二人在道（光）、咸（丰）年间享有盛誉，被时人认为有振起之势，差可配享‘四王’”。可见戴熙画作名位之高，影响之大。就其家庭而言，绘画亦成了家风，他的弟弟戴煦和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是书画家，诚如杨仁恺《中国书画》所云：戴熙“其弟煦和诸子，均善山水。”他一生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等著作传世。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细读戴熙这位清代画坛“后起之秀”的几幅珍品画作：
先赏戴熙的《春山烟雨图》（图1）。这幅画两侧，有一副行楷所书的对联。这种“书画配”的形式，是民间居室中堂的传统摆设，今天民居中还常能见到。此幅居于“中堂”正中的是山水画。设色纸本，画面纵131厘米，横44厘米。丛山自近而远地绵延伸去，仿佛通向无极。丛山的各个峰岭之上，铺设着疏散的苍翠树木、成片的青草和闪着绿光的苔藓，野花和山杏正破蕊吐艳。山腰处飘荡着明净的云层，像似将云中的尘微冲刷得干干净净。山岭之下，有被岗丘分割得不成方圆的水域，各处的水岸和岸边的水中，有好几处的民居建筑，还有一挺立于岸边水中的大亭阁。无论是亭阁抑或民居，底层均是诸多根木柱扎往水底做支撑，这种建筑形式，在江南山区水边人家是常见的，俗称“千条腿”。亭阁中有两人，面对面地像似在谈天又若如钦酒，这种点景人物的设置，为山水的美景增添了情趣。整个画面的山、水、云、林、花、草、石、屋之中，都显得那么的静雅、和谐，共同构建成山中雨后的春天妙境。
画面左上方，有画家行书的五言四句题画诗：“山腰湿乱云，木叶下疏雨。诗翁亦何心，诗句生眼底。”题画诗下标明作画日期是“乙巳秋七月拟文待诏画法。”款落：“醇士戴熙”。下钤“戴熙”白文印、“醇士”朱文印。“乙巳”，乃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可知此画是戴熙四十四岁时的作品。“诏”是皇帝的诏命，而“待诏”，即言候命的意思。此“文待诏”，则是明代书坛画界的大家人物“吴中四杰”之一的文徵明。文氏五十四岁时，经江苏巡抚李克成举荐，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待诏一职，他虽然强烈不满朝廷上下的明争暗斗和为官荣枯无常的政治现象，在这一官职上只干了三年多的时日，即坚决去职南归，可在书坛画界留下了个“文待诏”的别称。说明戴熙是以文徵明的绘画风格写出了这幅《春山烟雨图》。
画面的两侧，是画家行楷所书的一幅对联，上下联均纵128.5厘米，横28.5厘米，洒金纸本。上联：“清墅一番风雨歇”，下联：“凭阑十里芰荷香”。款署：“熙伯一兄属。醇士戴熙”，钤“戴熙”、“醇士”白、朱文两印。与画面的落款完全相同，画与联同是戴熙为“熙伯一兄”所作。画与联，意相同，情相连，可谓是戴熙艺术高品的诗、书、画大融汇。
鉴于《春山烟雨图》和这幅配联的精妙高品和神韵有加，历来为收藏家们所青睐。画面的右下角钤有“赵叔孺氏珍藏之记”朱文鉴藏长印，标志此画与联的收藏者。赵叔孺，晚清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清末及民国名重一时的书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绘画上，他的山水、花鸟作品，皆擅胜场，求艺于其的达五十余人，是“海上画派”的名家之一。此画能为著名的画家所珍藏，可见此画的品位之高和影响之巨。
次读戴熙的第二幅画：《秋江芦雁图》（图2）。这是幅设色纸本立轴山水画。画面纵124.5厘米，横42厘米。整个画面在淡淡的黄澄色笼罩之下，给人一种深秋风霜的肃杀景象。高峰突起，曲折盘旋，峰巅、山腰、山麓、水边，各处散而疏的树木，除松竹依然苍劲翠绿之外，其余都呈现在衰落、凋零之中：落叶飘地，枝条光秃，枫林碎红，岸柳枯黄。岸柳的一侧，有茅屋数间，屋的底脚，也是由多根木柱做支撑，同样属于江南山区水边的那种“千条腿”民居建筑形式。屋中两位点景人物忽隐忽现。岭半近江处，有一四脚木亭，孤独地立在坪场之上，给秋景增添了情韵；而岭的另一面，江浦之地芦苇丛生，寒霜已催发出白色的叠叠芦花。江上的天空，一队呈“人”形的大雁，正低飞欲下，可见这是飞往庞大芦苇丛中避寒过冬的北雁，是一群“早背胡霜过戍楼，又随寒日下汀洲”（唐·罗邺《雁》）的“大雁南飞”形态。自江边至峰顶，曲曲折折小路相通，山谷之中，亦有步步石阶往上攀登。霜秋之境，江中是一派碧波净水，远处隔江绵延不断的群山，也显得出乎寻常的清静，展现出江南山水的和谐、幽然之境。
画面右上方，有画家行楷五言题画诗：“寒叶萧萧下，江山忽已秋。一声芦雁起，清梦落沧州。散秩愧无补，故圆知见求。羡君别神武，浩荡寄闲鸥。”款落：“道光丁未九月容翁属画。醇士戴熙并题。”钤“醇士”朱文印、“戴熙”白文印。题画诗右首又有“是病也”三字朱文长印。“道光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是年戴熙四十六岁。农历“九月”，当属晚秋时节，此画是身在深秋绘江南秋景也。“容翁属画”之“容翁”，戴熙《习苦斋画絮》（卷五）在此题画诗下注：“为周容斋”，“羡君别神武，浩荡寄闲鸥”两句，告知此“容翁”，乃是原为退休的武官或将帅，现为据“浩荡”之情的“闲鸥”了。一个“羡”字，说明作此画时，画家尚在朝廷的官职上，屡屡辞官未得批准。“散秩”，乃说画家官职在“翰林院翰林学士”任上；“愧无补”，是说面对清王朝“忽已秋”的“江山”政局，也做不出扭转乾坤的贡献来，因而感“愧”。“是病也”三字，是倾吐画家当时的“心病”，因处于难于挽回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政局，又“见求”回“故园”的请求又不获准的痛苦时所绘制此画。
画面的右下角，有“虚斋审定”、“莱臣心赏”两鉴藏印。其实“莱臣”、“虚斋”同是一个人，是抗日战争期间尚在世的善书擅画的艺术家庞元济。其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今浙江辖境）人。其靠卖字画积资，成为全国有名的民族企业家和大收藏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其相继在上海、杭州、绍兴、苏州等地开办了缫纱、纱厂、机器造纸、米行、药店、钱庄等行业。又靠丰厚的经济势力，不断收藏图书、字画、古玩，成为当时全国第一的收藏家，与同为收藏大家的张伯驹，世称“南庞北张”，其晚年，抗战期间寓居上海。此戴熙《秋江芦雁图》珍品，也被其列入“珍藏”之列。
下面再识戴熙的第三幅画《琴言鹤听图》（图3）。为绢本、设色的水墨山水画。画面纵124.5厘米，横42厘米。群峰摩天，峦嶂层叠。山腰之间、层峰之中，飘荡着清净的浮云，数条瀑布，自峰巅直下飞流，在穿越山谷时，又有诸山泉水汇入，形成硕大的水流，泄至山麓，成为巨溪。山下的巨石之上、溪岸的滨水之地，均是松杉挺拔，青翠苍健。溪边的岸柳和灌木，刚刚吐出新芽，披伏在山峦各地的野草、山花，也正在破蕊而出。这里的枝条，并未全绿；这里的花，也未到争彩竞艳之时，给人的印象是：这正是一幅早春的风景图。巨松之侧的平滩之上、临水溪边，有一身着棉袍的老者席地而坐，他不是在垂钓，而是面对瀑布水入溪口处抚琴弹奏，老人悠然的神态，那琴声与入溪口的水声的和谐，表现出人与自然情趣的相协调，琴声与水声，汇聚成一曲美妙奇特的音乐。如此美妙的琴音，可惜在如此偌大山林、水边却无一人来倾听。巨松的另一侧，却有一只高大的白鹤，丝毫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凝听琴声，被美妙的神曲所陶醉。
画面左上方，有画家自题行草体四言诗：“岩峦蟠空，松杉夹径。上有飞泉，匏笙玉磬。浩然独往，鼓我清兴。不落文字，琴言鹤听。”款署：“己酉初春写寄爱庐太先哂正。醇士戴熙。”下钤“与江南徐河阳郭同名”白文印。题诗之前又有“南史斋人”朱文印，画面右下角有“玉音古雅”朱文印，此两印同属鉴藏印。戴熙一生中的“己酉”，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是年戴氏四十八岁。据我所知，“与江南徐河阳郭同名”落款印，在戴熙的画中少见，“同名”不是说与徐郭这个人名字相同，而是指两人“同”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同”在这一年榜上有“名”。“太先”，也不是自己宗族的长辈，而是寓意早于自己的前进士。此题画诗与画面所绘，可谓“诗情画意”的大聚汇，大融和，题画诗之妙，更增添、吸引赏画人对此画的独钟情愫。此幅，乃是画家于“初春”时节，给人们留下的初春时节的风景图。
最后，我们来赏读戴熙的第四幅画：《秋树图》（图4）。这是幅设色、纸本的水墨扇面画。山峦起伏，主峰突起，远山近岭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山上山下，到处铺设着野草野树，这些树中，惟有“寒松耸拔倚苍岑，绿叶扶疏自结阴”（唐·王睿《松》），其余均在凋落之中，红的枫叶，也零落地下坠，山花丛中，也只有菊花呈现出“霜间开紫蒂，霜下发金英”的态势，除此再不见花开。叠嶂的山峰之间，有石阶小径，曲折地通向远山。云烟从群山间腾起，显得有些飘渺无定向。近岗之上，野林之下，宽大的土坪上，有由四根巨粗木柱撑起的茅亭，给偌大空旷的群山之中，带来点人的气息。总言之，这是幅“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唐·刘禹锡《秋词》）、“黄叶如霜后，清风似水边”（唐·顾非熊《早秋雨夕》）的秋天景色。
扇面左上端，有画家行书自题语：“王司农有秋树卷，设色古艳，无一俗笔，因效其法。子敬尊兄属。”落款：“醇士戴熙”。钤“醇士”、“戴熙”两小方印。因此，可知此画是戴熙仿效王司农“秋树卷”笔法。所谓“王司农”，即清初画坛“四王”中的王原祁，“司农”，是古代汉时即设立的主管钱粮的重臣、大官，又称大司农，清朝时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故俗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因王原祁履历上曾官户部侍郎，故有了“王司农”称谓。由于是效仿，故此扇面中蕴藏着“王司农”作画的用笔技巧：先笔后墨，连皴带染，由淡而浓、由疏而密地反复皴擦和干笔积墨，使画面显得融和而又厚重，使浑厚沉雄的用笔与元气淋漓的墨色相和谐，令笔墨和色彩溶而为一，达到“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的艺术特色。这幅扇画，正是“虞山派”画家戴熙又栖身“娄山派”的实证。
此扇面山水画，与前面三幅山水画一样，都是赠人之作。但与前三画相较，从画中的笔法技巧、题画语内容以及笔力字体的变化等方面揣摸，可推断出此扇面画作，早于前三幅绘制，也就是戴熙四十岁以前的青年时期的作品。
戴熙离今天的岁月并不长，但由于他的生命还不到六十岁，故他留给后世的画作并不是太多，据余不完全统计，除一些博物馆外，个人收藏他的画者，并不多。为了让今天的收藏者对这位“差可‘醇享四王’”的道、咸时期著名画家、“后起之秀”者有所认识、了解，便于对他遗作的搜求与珍藏，故笔者撰了这篇拙文。（责编：唐陌楚）
戴熙，字醇士，号鹿床，又号榆庵、松屏、井东居士、鹿床居士等。清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生于嘉庆六年（1801年），卒于咸丰十年（1860年），享年五十有九。道光十二年（1832年），其三十一岁进士及第，随之入仕。咸丰初，入翰林院为翰林学士，累官至兵部右侍郎。鸦片战争后，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其忧国忧民，对人民的苦难十分关注和同情，诚如他题画诗所表露：“早起到陂塘，归来每夕阳；得鱼不自饱，辛苦为谁忙？”愤怒地喊出人间的不平，同时希望人们和他一样去思考，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到底是谁造成的。清政府鱼肉人民，对列强的侵略则割地赔款，这种行为他阻止不了，但他绝不愿与此腐败无耻的统治集团为伍，遂借口身体有疾，辞官归里。为振兴民族精神，他毅然投身于教育事业，当了著名的崇文书院的主讲。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于咸丰三年（1853年）攻取了南京（今江苏南京市），作为农民起义政权的“天京”，随之南北攻战。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天国军攻陷杭州（今浙江杭州市），这位曾是清王朝兵部右侍郎重臣的戴熙，不愿为农民政权服务，为保持对清政权的愚忠晚节，他写下绝命词之后，立即投池自尽。在其行动的影响下，其五十五岁的弟弟、著名书画家戴煦也跟着跳井以殉。其死后，清朝廷追赠其尚书衔，赐谥号文节，故后人常尊称其为戴文节。
戴熙于诗、书、画方面，均有精深的造诣，但就其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之大来说，还是他的画，尤其是他的山水画，故有的文献评其是：“诗与书并有名于时，画尤入神品。”他的山水画，师法王，王是清初画坛正统派“四王”中的技法全面、成就突出的画家，被当世誉为“海内第一”。师法和传承王画风的画家们，创立了“虞山派”。戴熙作为王画风的宗学者，自然属于“虞山派”，因而形成他的画构图平稳、笔致清腴秀雅又屡显古趣的特色。但在用笔的技巧上，他又以“四王”中的王原祁为师宗，先笔后墨，连皴带染，由淡而浓、自疏而密地反复皴擦和干笔积累，形成一种“色中有墨，墨中有色”，浑厚沉雄的用笔与元气淋漓的墨色相融合的特点。王原祁是“娄东派”的祖师，因此从绘作技法上说，他又是“娄东派”，可以说他是画坛少见的“两栖”画家。同时，他又大力吸收明代及其以前的各家之长，成就为自家风格。他还善写花卉，擅竹石小品，是位多面手的艺术家。清代著名书画评论家秦祖永在《桐阴论画》中评其是：“笔意师法耕烟（王），极有功力，临古之作，形神俱得”、“所写竹石小品，停匀妥贴”，将其名入“书画名家”之列。其画作成就，与同时代著名画家汤贻汾齐名，张树英《中国清代艺术史》认为：“汤（贻汾）、戴（熙）二人在道（光）、咸（丰）年间享有盛誉，被时人认为有振起之势，差可配享‘四王’”。可见戴熙画作名位之高，影响之大。就其家庭而言，绘画亦成了家风，他的弟弟戴煦和他的儿子们，个个都是书画家，诚如杨仁恺《中国书画》所云：戴熙“其弟煦和诸子，均善山水。”他一生有《习苦斋诗文集》《习苦斋画絮》等著作传世。
下面，我们就来欣赏、细读戴熙这位清代画坛“后起之秀”的几幅珍品画作：
先赏戴熙的《春山烟雨图》（图1）。这幅画两侧，有一副行楷所书的对联。这种“书画配”的形式，是民间居室中堂的传统摆设，今天民居中还常能见到。此幅居于“中堂”正中的是山水画。设色纸本，画面纵131厘米，横44厘米。丛山自近而远地绵延伸去，仿佛通向无极。丛山的各个峰岭之上，铺设着疏散的苍翠树木、成片的青草和闪着绿光的苔藓，野花和山杏正破蕊吐艳。山腰处飘荡着明净的云层，像似将云中的尘微冲刷得干干净净。山岭之下，有被岗丘分割得不成方圆的水域，各处的水岸和岸边的水中，有好几处的民居建筑，还有一挺立于岸边水中的大亭阁。无论是亭阁抑或民居，底层均是诸多根木柱扎往水底做支撑，这种建筑形式，在江南山区水边人家是常见的，俗称“千条腿”。亭阁中有两人，面对面地像似在谈天又若如钦酒，这种点景人物的设置，为山水的美景增添了情趣。整个画面的山、水、云、林、花、草、石、屋之中，都显得那么的静雅、和谐，共同构建成山中雨后的春天妙境。
画面左上方，有画家行书的五言四句题画诗：“山腰湿乱云，木叶下疏雨。诗翁亦何心，诗句生眼底。”题画诗下标明作画日期是“乙巳秋七月拟文待诏画法。”款落：“醇士戴熙”。下钤“戴熙”白文印、“醇士”朱文印。“乙巳”，乃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可知此画是戴熙四十四岁时的作品。“诏”是皇帝的诏命，而“待诏”，即言候命的意思。此“文待诏”，则是明代书坛画界的大家人物“吴中四杰”之一的文徵明。文氏五十四岁时，经江苏巡抚李克成举荐，被朝廷授予翰林院待诏一职，他虽然强烈不满朝廷上下的明争暗斗和为官荣枯无常的政治现象，在这一官职上只干了三年多的时日，即坚决去职南归，可在书坛画界留下了个“文待诏”的别称。说明戴熙是以文徵明的绘画风格写出了这幅《春山烟雨图》。
画面的两侧，是画家行楷所书的一幅对联，上下联均纵128.5厘米，横28.5厘米，洒金纸本。上联：“清墅一番风雨歇”，下联：“凭阑十里芰荷香”。款署：“熙伯一兄属。醇士戴熙”，钤“戴熙”、“醇士”白、朱文两印。与画面的落款完全相同，画与联同是戴熙为“熙伯一兄”所作。画与联，意相同，情相连，可谓是戴熙艺术高品的诗、书、画大融汇。
鉴于《春山烟雨图》和这幅配联的精妙高品和神韵有加，历来为收藏家们所青睐。画面的右下角钤有“赵叔孺氏珍藏之记”朱文鉴藏长印，标志此画与联的收藏者。赵叔孺，晚清鄞县（今浙江宁波市）人，清末及民国名重一时的书画家、鉴赏家和收藏家。绘画上，他的山水、花鸟作品，皆擅胜场，求艺于其的达五十余人，是“海上画派”的名家之一。此画能为著名的画家所珍藏，可见此画的品位之高和影响之巨。
次读戴熙的第二幅画：《秋江芦雁图》（图2）。这是幅设色纸本立轴山水画。画面纵124.5厘米，横42厘米。整个画面在淡淡的黄澄色笼罩之下，给人一种深秋风霜的肃杀景象。高峰突起，曲折盘旋，峰巅、山腰、山麓、水边，各处散而疏的树木，除松竹依然苍劲翠绿之外，其余都呈现在衰落、凋零之中：落叶飘地，枝条光秃，枫林碎红，岸柳枯黄。岸柳的一侧，有茅屋数间，屋的底脚，也是由多根木柱做支撑，同样属于江南山区水边的那种“千条腿”民居建筑形式。屋中两位点景人物忽隐忽现。岭半近江处，有一四脚木亭，孤独地立在坪场之上，给秋景增添了情韵；而岭的另一面，江浦之地芦苇丛生，寒霜已催发出白色的叠叠芦花。江上的天空，一队呈“人”形的大雁，正低飞欲下，可见这是飞往庞大芦苇丛中避寒过冬的北雁，是一群“早背胡霜过戍楼，又随寒日下汀洲”（唐·罗邺《雁》）的“大雁南飞”形态。自江边至峰顶，曲曲折折小路相通，山谷之中，亦有步步石阶往上攀登。霜秋之境，江中是一派碧波净水，远处隔江绵延不断的群山，也显得出乎寻常的清静，展现出江南山水的和谐、幽然之境。
画面右上方，有画家行楷五言题画诗：“寒叶萧萧下，江山忽已秋。一声芦雁起，清梦落沧州。散秩愧无补，故圆知见求。羡君别神武，浩荡寄闲鸥。”款落：“道光丁未九月容翁属画。醇士戴熙并题。”钤“醇士”朱文印、“戴熙”白文印。题画诗右首又有“是病也”三字朱文长印。“道光丁未”即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是年戴熙四十六岁。农历“九月”，当属晚秋时节，此画是身在深秋绘江南秋景也。“容翁属画”之“容翁”，戴熙《习苦斋画絮》（卷五）在此题画诗下注：“为周容斋”，“羡君别神武，浩荡寄闲鸥”两句，告知此“容翁”，乃是原为退休的武官或将帅，现为据“浩荡”之情的“闲鸥”了。一个“羡”字，说明作此画时，画家尚在朝廷的官职上，屡屡辞官未得批准。“散秩”，乃说画家官职在“翰林院翰林学士”任上；“愧无补”，是说面对清王朝“忽已秋”的“江山”政局，也做不出扭转乾坤的贡献来，因而感“愧”。“是病也”三字，是倾吐画家当时的“心病”，因处于难于挽回陷入半殖民半封建的政局，又“见求”回“故园”的请求又不获准的痛苦时所绘制此画。
画面的右下角，有“虚斋审定”、“莱臣心赏”两鉴藏印。其实“莱臣”、“虚斋”同是一个人，是抗日战争期间尚在世的善书擅画的艺术家庞元济。其字莱臣，号虚斋，浙江吴兴（今浙江辖境）人。其靠卖字画积资，成为全国有名的民族企业家和大收藏家。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起，其相继在上海、杭州、绍兴、苏州等地开办了缫纱、纱厂、机器造纸、米行、药店、钱庄等行业。又靠丰厚的经济势力，不断收藏图书、字画、古玩，成为当时全国第一的收藏家，与同为收藏大家的张伯驹，世称“南庞北张”，其晚年，抗战期间寓居上海。此戴熙《秋江芦雁图》珍品，也被其列入“珍藏”之列。
下面再识戴熙的第三幅画《琴言鹤听图》（图3）。为绢本、设色的水墨山水画。画面纵124.5厘米，横42厘米。群峰摩天，峦嶂层叠。山腰之间、层峰之中，飘荡着清净的浮云，数条瀑布，自峰巅直下飞流，在穿越山谷时，又有诸山泉水汇入，形成硕大的水流，泄至山麓，成为巨溪。山下的巨石之上、溪岸的滨水之地，均是松杉挺拔，青翠苍健。溪边的岸柳和灌木，刚刚吐出新芽，披伏在山峦各地的野草、山花，也正在破蕊而出。这里的枝条，并未全绿；这里的花，也未到争彩竞艳之时，给人的印象是：这正是一幅早春的风景图。巨松之侧的平滩之上、临水溪边，有一身着棉袍的老者席地而坐，他不是在垂钓，而是面对瀑布水入溪口处抚琴弹奏，老人悠然的神态，那琴声与入溪口的水声的和谐，表现出人与自然情趣的相协调，琴声与水声，汇聚成一曲美妙奇特的音乐。如此美妙的琴音，可惜在如此偌大山林、水边却无一人来倾听。巨松的另一侧，却有一只高大的白鹤，丝毫不动地站在那里，像在凝听琴声，被美妙的神曲所陶醉。
画面左上方，有画家自题行草体四言诗：“岩峦蟠空，松杉夹径。上有飞泉，匏笙玉磬。浩然独往，鼓我清兴。不落文字，琴言鹤听。”款署：“己酉初春写寄爱庐太先哂正。醇士戴熙。”下钤“与江南徐河阳郭同名”白文印。题诗之前又有“南史斋人”朱文印，画面右下角有“玉音古雅”朱文印，此两印同属鉴藏印。戴熙一生中的“己酉”，乃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是年戴氏四十八岁。据我所知，“与江南徐河阳郭同名”落款印，在戴熙的画中少见，“同名”不是说与徐郭这个人名字相同，而是指两人“同”是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同”在这一年榜上有“名”。“太先”，也不是自己宗族的长辈，而是寓意早于自己的前进士。此题画诗与画面所绘，可谓“诗情画意”的大聚汇，大融和，题画诗之妙，更增添、吸引赏画人对此画的独钟情愫。此幅，乃是画家于“初春”时节，给人们留下的初春时节的风景图。
最后，我们来赏读戴熙的第四幅画：《秋树图》（图4）。这是幅设色、纸本的水墨扇面画。山峦起伏，主峰突起，远山近岭几乎占据了整个画面。山上山下，到处铺设着野草野树，这些树中，惟有“寒松耸拔倚苍岑，绿叶扶疏自结阴”（唐·王睿《松》），其余均在凋落之中，红的枫叶，也零落地下坠，山花丛中，也只有菊花呈现出“霜间开紫蒂，霜下发金英”的态势，除此再不见花开。叠嶂的山峰之间，有石阶小径，曲折地通向远山。云烟从群山间腾起，显得有些飘渺无定向。近岗之上，野林之下，宽大的土坪上，有由四根巨粗木柱撑起的茅亭，给偌大空旷的群山之中，带来点人的气息。总言之，这是幅“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唐·刘禹锡《秋词》）、“黄叶如霜后，清风似水边”（唐·顾非熊《早秋雨夕》）的秋天景色。
扇面左上端，有画家行书自题语：“王司农有秋树卷，设色古艳，无一俗笔，因效其法。子敬尊兄属。”落款：“醇士戴熙”。钤“醇士”、“戴熙”两小方印。因此，可知此画是戴熙仿效王司农“秋树卷”笔法。所谓“王司农”，即清初画坛“四王”中的王原祁，“司农”，是古代汉时即设立的主管钱粮的重臣、大官，又称大司农，清朝时因户部主管钱粮田赋，故俗称户部尚书为大司农。因王原祁履历上曾官户部侍郎，故有了“王司农”称谓。由于是效仿，故此扇面中蕴藏着“王司农”作画的用笔技巧：先笔后墨，连皴带染，由淡而浓、由疏而密地反复皴擦和干笔积墨，使画面显得融和而又厚重，使浑厚沉雄的用笔与元气淋漓的墨色相和谐，令笔墨和色彩溶而为一，达到“色中有墨，墨中有色”的艺术特色。这幅扇画，正是“虞山派”画家戴熙又栖身“娄山派”的实证。
此扇面山水画，与前面三幅山水画一样，都是赠人之作。但与前三画相较，从画中的笔法技巧、题画语内容以及笔力字体的变化等方面揣摸，可推断出此扇面画作，早于前三幅绘制，也就是戴熙四十岁以前的青年时期的作品。
戴熙离今天的岁月并不长，但由于他的生命还不到六十岁，故他留给后世的画作并不是太多，据余不完全统计，除一些博物馆外，个人收藏他的画者，并不多。为了让今天的收藏者对这位“差可‘醇享四王’”的道、咸时期著名画家、“后起之秀”者有所认识、了解，便于对他遗作的搜求与珍藏，故笔者撰了这篇拙文。（责编：唐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