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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洋娃娃装饰的房间，一个摄像头，一个麦克风，这几乎是每一个直播平台上的女主播所有“家当”。然而，就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空间中的工作，却频传“财富神话”，近来女主播月入百万的新闻更是搅动了无数少女的心。
鉴于中国男“光棍”人数或将在2020年达到3000万，未来5年内，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有望以每年80%的速度增长。然而，“荷尔蒙经济”之外，快感正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那种福柯意义上的“生死爱欲”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它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
“网络女主播”上位记：打开一线主播的签约价，看得到与畅销书版税、一流明星片酬类似的数目
如今在中国，有人坐在摄像头前并将任何特定举动都进行直播的网络主持活动，正迅速成为一个兴隆生意，是备受一些年轻女性追捧的职业。网络直播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产业。
刘黛然（音）大学一毕业就成了一名网络女主播。开直播后不久，突然来了一位土豪在直播间里陆续砸了几十万，当月她的收入达到了入行以来的峰值。随后土豪便向刘黛然发出了见面的“要求”，在多次要求未果后，这位土豪离开了她的直播间，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刘黛然的收入又回到了从前。
刘黛然说：“许多人想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还有人问下流的问题。在男朋友的问题上，我的答案是：作为一名主持人，我永远18岁，并且永远单身；至于第二种问题，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们主持人的目的就是让观众高兴。”
主播和大玩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容易让人产生不良投射：在一些平台上，有些主播也的确会在私下发送更为出格的内容，这被称作“走私”，或者以情人的形式伴其左右。
穿着性感的主持人通常有更多粉丝。每个视频网站都宣称它们有规定禁止色情内容，但它们不可能时刻监督每个主持人。一位前主播将这叫做“爱慕行业”。而大玩家们的解释往往更耐人寻味：“你只有花钱进去，才知道乐趣所在，和不花钱有什么不同。”
通过与粉丝、游客互动，有钟情于主播个人魅力的观众，会出手送礼物。一双“水晶鞋”6.66元、一瓶“香水”5元、一条“项链”10元、一辆“跑车”50元……这些虚拟礼物都是粉丝在直播平台上购买的，它们是网络女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
为了管理及招募主播，直播平台之下往往会有众多的主播公会，他们和主播签有协议。根据协议，每个直播间每天收入的50%需要交给直播平台，剩下的50%，公司和主播三七分成。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予表现优秀的主播一些奖励。
在广州市经营三家网站的老板钟华业表示，形象好、性格易亲近、有唱歌或舞蹈等才能是网络主播聚集人气的决定性因素。多数主播的月收入都在千元级别，月收入最高的超过2万元，也有的人气主播年收入可达百万元。
据业内人士估算，中国大约有20万网络主播。他们中的多数抱着工作强度“更为轻松”的期待，各种成功的先例：四川的沈曼用了一年时间从月薪两千的 护士变成头等舱出行、五星级住宿、存折百万的小明星。打开一线游戏主播的签约价，看得到与畅销书版税、一流明星片酬类似的数目，以千万计。最大的平台叫做YY，中国公司、美国上市，市场份额在八成左右，根据它最新的财报，在线音乐和娱乐仍然是营收主要来源，超过7亿元人民币，付费用户超过180万。
“荷尔蒙产业”与“光棍”经济：中国年轻男性在网上寻求的恰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得不到的
走在马路上，她们是高回头率的美女；在网络世界里，她们会撒娇卖萌、摇身变成收入不菲的女主播。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也就是说，7个中国人里就有1人在玩网络直播，其中秀场直播一直是直播市场的主力军。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网络女主播们走红的背后，都归功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荷尔蒙经济”。这一术语与“荷尔蒙产业”同为近来中国国内媒体常见的新兴名词的标志。荷尔蒙产业涵盖了相当多迎合中国年轻男性的业务，通常还涉及一些性元素，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报道，中国男“光棍”人数或将在2020年达到3000万。许多在性方面受挫的年轻男性会把辛苦挣来的人民币花到虚拟世界里。未来5年内，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有望以每年80%的速度增长。
艾瑞咨询互娱分析师王静怡称，2015年的调研报告显示，游戏直播平台用户中，19岁到35岁用户达到68%，男女比例为4：1。她预测2016年，每个月看一次直播平台的用户数可能在1亿左右。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中国网络主播的粉丝多是普通年轻人、中年男性和沉迷网络的宅男等，不过赠送昂贵礼物的都是富豪或者“官二代”，中国有很多“有钱的闲人”。
贝吉塔（音）是股市淘金者，现金充裕，号称以亿计。他已经在某直播平台花了200多万，其中80万花在一位主播身上。“不是所有人都抱着想要和主播发生什么才刷礼物的，那些人很庸俗。”贝吉塔说。
一名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工作的24岁男性表示他每天都会收看网络主播的节目，并称“也没有女朋友，算是消遣吧。送礼物是对主播的肯定”。他每月收入八九千元，其中近10%被用来送礼物给主播。
另外，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也助推了网络直播产业的发展。与十年前或更早时候不同，更快的网速让在线播放变得更加容易，让普通人可以成为网络主持人或观看节目。视频网站也从视频上传和在线点播的简单2.0，变成了可以在线视频直播秀、直播过程中可交流的深度2.0。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说：“在线视频网站迎合了社会需求，人们忙碌且面临压力，他们需要有什么让他们感受温暖和安全。中国年轻男性在网上寻求的恰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得不到的：年轻貌美女性的青睐、社会认可和自信。” 被肤浅的“性快感”：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生死爱欲”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
“荷尔蒙经济”之外，网络直播的泛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今年《新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网络视频直播节目的观众群中，过半（61%）观众年龄是22岁以下的男性——真正意义上的95后。说95后遭遇“光棍危机”显然为时尚早。而且，从单纯的性欲满足来说，层出不穷的社交软件已为现实中的性爱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为什么他们依然 醉心于虚拟世界的女主播？
在《无缘社会》一书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颇为相似的群体的图景——今天的日本年轻人越来越依赖虚拟世界，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交友和性爱丧失兴趣，他们被称为“草食男”、“御宅族”和“不再做爱的一代人”。
日常生活中肉身性的性与爱都需要他者的介入，但在虚拟空间内，在压倒性的便利的前提下，你不需要为此付出太多的劳动，甚至你的全部行为只缩减成单纯的观看和点赞。而发生在现实中的性爱，即便是约炮，也需要付出许多劳动。
在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看来，色情是一种最典型的耗费，是对人自身那些遭到禁忌的自然部分的回望和留恋。“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它包含着人类的喜悦和不安、恐惧和战栗”。色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计划的破坏，从而具有某种颠覆性。
巴塔耶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色情”的实质：个人理性无比，工于算计，且越来越冷漠。他哀叹道： 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色情都消失了，甚至连“粗俗”也没有了，惟有冷漠和下流。
如此说来，网络直播上的“软色情”，其实是色情的反面，是视觉伦理的一次绿色清理。表面上看，香蕉、美腿和颜值都在释放荷尔蒙，但本质上这是一种战战兢兢 的、小心谨慎的情欲，一种排除所有危险因素的观看。愿意为清纯完美的女主播一掷万金的男性们，恰恰是恐惧真正的色情所携带的“恐惧和战栗”，转而追求一种 “小清新”“小确幸”风味的色情。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所言，今天的虚拟性爱或网络性爱的泛滥相当于剥除咖啡因的咖啡、无脂肪的奶酪、无籽西瓜，其实是“没有性的性”（sex without sex），这是一种臣服于压倒性的便利但同时不需要支付性的风险和麻烦的性。
从某种程度上，不论是日本的“草食男”还是中国的直播观众群体，都是所谓 “娇贵化主体”——在一个社会向精致的文明化迈进之时，娇贵化主体向文明化背后保守的中产阶级道德敞开怀抱，他们尊贵的情感塑造无法容忍过于激进的行动和表达。体现在性这一问题上，他们越在虚拟化的世界里所需无度，就越惮于接受、包容乃至体验日常生活里种种越轨的性实践。
快感正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那种福柯意义上的“生死爱欲”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它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
鉴于中国男“光棍”人数或将在2020年达到3000万，未来5年内，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有望以每年80%的速度增长。然而，“荷尔蒙经济”之外，快感正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那种福柯意义上的“生死爱欲”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它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
“网络女主播”上位记：打开一线主播的签约价，看得到与畅销书版税、一流明星片酬类似的数目
如今在中国，有人坐在摄像头前并将任何特定举动都进行直播的网络主持活动，正迅速成为一个兴隆生意，是备受一些年轻女性追捧的职业。网络直播成为一项蓬勃发展的产业。
刘黛然（音）大学一毕业就成了一名网络女主播。开直播后不久，突然来了一位土豪在直播间里陆续砸了几十万，当月她的收入达到了入行以来的峰值。随后土豪便向刘黛然发出了见面的“要求”，在多次要求未果后，这位土豪离开了她的直播间，而且再也没有出现。刘黛然的收入又回到了从前。
刘黛然说：“许多人想知道她有没有男朋友，还有人问下流的问题。在男朋友的问题上，我的答案是：作为一名主持人，我永远18岁，并且永远单身；至于第二种问题，我就跟他们开玩笑，我们主持人的目的就是让观众高兴。”
主播和大玩家之间的这种关系容易让人产生不良投射：在一些平台上，有些主播也的确会在私下发送更为出格的内容，这被称作“走私”，或者以情人的形式伴其左右。
穿着性感的主持人通常有更多粉丝。每个视频网站都宣称它们有规定禁止色情内容，但它们不可能时刻监督每个主持人。一位前主播将这叫做“爱慕行业”。而大玩家们的解释往往更耐人寻味：“你只有花钱进去，才知道乐趣所在，和不花钱有什么不同。”
通过与粉丝、游客互动，有钟情于主播个人魅力的观众，会出手送礼物。一双“水晶鞋”6.66元、一瓶“香水”5元、一条“项链”10元、一辆“跑车”50元……这些虚拟礼物都是粉丝在直播平台上购买的，它们是网络女主播的主要收入来源。
为了管理及招募主播，直播平台之下往往会有众多的主播公会，他们和主播签有协议。根据协议，每个直播间每天收入的50%需要交给直播平台，剩下的50%，公司和主播三七分成。除此之外，公司还会给予表现优秀的主播一些奖励。
在广州市经营三家网站的老板钟华业表示，形象好、性格易亲近、有唱歌或舞蹈等才能是网络主播聚集人气的决定性因素。多数主播的月收入都在千元级别，月收入最高的超过2万元，也有的人气主播年收入可达百万元。
据业内人士估算，中国大约有20万网络主播。他们中的多数抱着工作强度“更为轻松”的期待，各种成功的先例：四川的沈曼用了一年时间从月薪两千的 护士变成头等舱出行、五星级住宿、存折百万的小明星。打开一线游戏主播的签约价，看得到与畅销书版税、一流明星片酬类似的数目，以千万计。最大的平台叫做YY，中国公司、美国上市，市场份额在八成左右，根据它最新的财报，在线音乐和娱乐仍然是营收主要来源，超过7亿元人民币，付费用户超过180万。
“荷尔蒙产业”与“光棍”经济：中国年轻男性在网上寻求的恰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得不到的
走在马路上，她们是高回头率的美女；在网络世界里，她们会撒娇卖萌、摇身变成收入不菲的女主播。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在线直播平台数量接近200家，网络直播平台用户数量已经达到2亿。也就是说，7个中国人里就有1人在玩网络直播，其中秀场直播一直是直播市场的主力军。
美国《外交政策》双月刊网站发表文章称，中国网络女主播们走红的背后，都归功于中国日益增长的“荷尔蒙经济”。这一术语与“荷尔蒙产业”同为近来中国国内媒体常见的新兴名词的标志。荷尔蒙产业涵盖了相当多迎合中国年轻男性的业务，通常还涉及一些性元素，无论是明显的还是隐晦的。
据新加坡亚洲新闻频道报道，中国男“光棍”人数或将在2020年达到3000万。许多在性方面受挫的年轻男性会把辛苦挣来的人民币花到虚拟世界里。未来5年内，中国网络直播行业有望以每年80%的速度增长。
艾瑞咨询互娱分析师王静怡称，2015年的调研报告显示，游戏直播平台用户中，19岁到35岁用户达到68%，男女比例为4：1。她预测2016年，每个月看一次直播平台的用户数可能在1亿左右。
日本《朝日新闻》报道称，中国网络主播的粉丝多是普通年轻人、中年男性和沉迷网络的宅男等，不过赠送昂贵礼物的都是富豪或者“官二代”，中国有很多“有钱的闲人”。
贝吉塔（音）是股市淘金者，现金充裕，号称以亿计。他已经在某直播平台花了200多万，其中80万花在一位主播身上。“不是所有人都抱着想要和主播发生什么才刷礼物的，那些人很庸俗。”贝吉塔说。
一名在广告公司做设计工作的24岁男性表示他每天都会收看网络主播的节目，并称“也没有女朋友，算是消遣吧。送礼物是对主播的肯定”。他每月收入八九千元，其中近10%被用来送礼物给主播。
另外，技术的发展和社会需求也助推了网络直播产业的发展。与十年前或更早时候不同，更快的网速让在线播放变得更加容易，让普通人可以成为网络主持人或观看节目。视频网站也从视频上传和在线点播的简单2.0，变成了可以在线视频直播秀、直播过程中可交流的深度2.0。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周葆华说：“在线视频网站迎合了社会需求，人们忙碌且面临压力，他们需要有什么让他们感受温暖和安全。中国年轻男性在网上寻求的恰恰是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得不到的：年轻貌美女性的青睐、社会认可和自信。” 被肤浅的“性快感”：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生死爱欲”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
“荷尔蒙经济”之外，网络直播的泛滥还有另外一种说法。
今年《新快报》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网络视频直播节目的观众群中，过半（61%）观众年龄是22岁以下的男性——真正意义上的95后。说95后遭遇“光棍危机”显然为时尚早。而且，从单纯的性欲满足来说，层出不穷的社交软件已为现实中的性爱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为什么他们依然 醉心于虚拟世界的女主播？
在《无缘社会》一书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颇为相似的群体的图景——今天的日本年轻人越来越依赖虚拟世界，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交友和性爱丧失兴趣，他们被称为“草食男”、“御宅族”和“不再做爱的一代人”。
日常生活中肉身性的性与爱都需要他者的介入，但在虚拟空间内，在压倒性的便利的前提下，你不需要为此付出太多的劳动，甚至你的全部行为只缩减成单纯的观看和点赞。而发生在现实中的性爱，即便是约炮，也需要付出许多劳动。
在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看来，色情是一种最典型的耗费，是对人自身那些遭到禁忌的自然部分的回望和留恋。“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它包含着人类的喜悦和不安、恐惧和战栗”。色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计划的破坏，从而具有某种颠覆性。
巴塔耶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色情”的实质：个人理性无比，工于算计，且越来越冷漠。他哀叹道： 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色情都消失了，甚至连“粗俗”也没有了，惟有冷漠和下流。
如此说来，网络直播上的“软色情”，其实是色情的反面，是视觉伦理的一次绿色清理。表面上看，香蕉、美腿和颜值都在释放荷尔蒙，但本质上这是一种战战兢兢 的、小心谨慎的情欲，一种排除所有危险因素的观看。愿意为清纯完美的女主播一掷万金的男性们，恰恰是恐惧真正的色情所携带的“恐惧和战栗”，转而追求一种 “小清新”“小确幸”风味的色情。
正如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所言，今天的虚拟性爱或网络性爱的泛滥相当于剥除咖啡因的咖啡、无脂肪的奶酪、无籽西瓜，其实是“没有性的性”（sex without sex），这是一种臣服于压倒性的便利但同时不需要支付性的风险和麻烦的性。
从某种程度上，不论是日本的“草食男”还是中国的直播观众群体，都是所谓 “娇贵化主体”——在一个社会向精致的文明化迈进之时，娇贵化主体向文明化背后保守的中产阶级道德敞开怀抱，他们尊贵的情感塑造无法容忍过于激进的行动和表达。体现在性这一问题上，他们越在虚拟化的世界里所需无度，就越惮于接受、包容乃至体验日常生活里种种越轨的性实践。
快感正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那种福柯意义上的“生死爱欲”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它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