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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和巴菲特给中国富豪们出了一道难题。
9月下旬,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即将来到中国。
今年6月,盖茨和巴菲特发起“捐赠承诺”行动,呼吁美国富豪捐出至少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8月底,两人就此次中国之行,向中国50名富人发出慈善宴会邀请函,名单未对外公开。据媒体报道,一些接到邀请的企业家致电盖茨基金会确认是否“劝捐”,并犹豫是否要赴约。
哪些中国富豪接到了邀请?会不会赴约?会不会承诺捐款?会捐多少?此类疑问和好奇,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这些老总不至于不去吧?巴菲特和盖茨也不会为‘捐不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称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近来频频接到媒体询问有关富人捐助情况的电话。慈善信息中心是民政部主管的一个全国慈善信息平台,每年都要收集民政部和全国慈善机构的相关数据,并发布中国年度慈善报告。
但这一次,许多富豪选择了保持沉默。截至目前,只有SOHO中国CEO张欣在微博中谈起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访的消息,另有3位知名富豪对此事公开表态。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总裁冯军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陈光标称之为“裸捐”;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则表示,自己已婉拒邀请。
虽然比尔·盖茨很快发来了“不会劝捐”的说明书信,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也向媒体表示慈善晚宴“只是聊聊”,但关于此事的讨论和关注还是落在了“中国富豪”和“捐助”上。
“中国富豪为何对慈善集体冷漠?”“中国富豪为何躲着慈善走?”等质疑随之而来。而且,表示“裸捐”的陈光标和冯军,收到的也不仅仅是掌声,有人称其为“沽名钓誉”、“趁机作秀”。
中国的富人真的不懂慈善、害怕慈善、不愿慈善吗?
嘉宾
李本公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彭建梅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
吴峰华
深圳TTF珠宝公司总裁
陈松
卓达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新闻发言人
做慈善,中国企业家不需要别人“劝”
中国富人的慈善表现究竟如何?这从各类捐赠情况中可探一二。
据民政部每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灾害,中国接收到国内外捐赠款物总计1070亿元人民币,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而在正常年份,2007年全国捐赠款物总额为309亿元人民币;2009年捐赠总额为332.78亿人民币。在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业捐赠占绝对份额:2007年和2009年,企业捐助占总款物的比例分别为61%和58.8%,其中,民营企业占据主要部分。
由此可见,中国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赠的主力军。而且,在中国的慈善捐助总量中,大额个人捐助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2007年《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7年度,中国单笔或单个筹款项目在千万元以上的巨额捐赠超过200起,平均每月在15起以上;国内全年捐款过亿的个人或单位有13个,捐款总额高达20.03亿元人民币。
此外,因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富豪并不喜好以个人身份进行捐助,有大量的隐形捐助不被人知晓,也无法进行统计。
李本公:
说中国富豪慈善意识淡薄,是不符合实际的。举例来讲,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华慈善总会就收到了很多企业家包括富豪的慷慨捐赠,而且好几笔数目巨大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匿名捐赠;而在今年西南五省旱灾和玉树地震中,单项捐赠达亿元人民币的就有四位富豪企业家,同时,很多富豪也开始设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富豪参与慈善事业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与人数不断增多;二是捐赠额度不断提高;三是捐赠方式不断规范化、日常化、科学化。
彭建梅:
我们的民族是向善的,我们的文化也是“性本善”、“善有善报”的。在价值观上,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缺乏行善之心,中国富豪也一样。
根据我们每年的企业捐赠量来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捐得多,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捐得多。在我国,上规模的外资公司有很多,比如麦当劳、雀巢、家乐福、IBM等等,但他们在中国的捐赠与他们在中国挣的钱是不成比例的。这说明,在价值理念上,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强。而中国企业家的捐助也不需要别人来“劝”,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不参加慈善晚宴,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对于巴、盖的慈善方式,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表示,不赞同者并不少。一位企业家无奈地说:“捐了就是好,不捐就是没有慈善心和责任感”,这种“非白即黑”的判断,将富人的捐助行为抬高到了公众形象与道德水平的判断上,舆论压力让富人失语。
“人是有感情的,我考虑还是会把我的财富留给我的子女,因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们的付出换来了回报,当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好财富。”46岁的国内富豪阿文(化名)坦言,不会选择“裸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做慈善。据其介绍,到目前为止,他做慈善的花费达1000多万元,包括资助20多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但自始至终,阿文都没有借助慈善机构,而是采用直接帮扶。阿文说,一方面,他抚养的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儿女,在帮扶过程中,他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因为对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并不了解,所以他宁愿自己多花点精力,亲自把钱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和花在需要帮扶的事上。
李本公:
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慈善家,首先需要全社会树立起客观积极的社会舆论,去尊重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褒奖他们的慈善行为。对于企业家,捐多捐少都是一份爱心,都应同样受到尊重。不要苛求富豪参与慈善的行为,不要刻意地以甲的捐赠额度去要求乙,不要把甲和乙的捐赠数列到一起去比拼。总之,对捐赠者要宽容、理解和鼓励,只有这样,才会使“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下去,才会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捐赠行善环境。
我们的慈善家们也应欣然、勇敢地接受社会的赞誉。比如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大张旗鼓地行善,高调受奖,心安理得,这也是他慈善追求的一种特有方式,慈善环境应当崇尚多层次、多形式、多理念,只有这样全社会才会形成一个行善光荣的氛围。
彭建梅:
对于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参不参加都不代表什么。盖茨和巴菲特是全球企业家的偶像,中国企业家有机会和他们交流慈善,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参加,也表明中国企业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他们创业的艰难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所以媒体和政府都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是去随意指责他们。这个时代是个多元价值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捐,这是个人行为。
“让中国富豪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
盖茨和巴菲特的“美国式捐赠”在欧洲曾受过质疑。英国媒体称,这种捐赠导致国家流失了大量的税收,使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
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迥异的中国,其适用性更难定论。“在美国,富人要缴纳巨额的遗产税,他们的制度是鼓励捐赠的,同时,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也会让民众有一定的安全感,乐于捐款;另外,美国的法律也相对健全,捐助的款物及其去向相对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我国的《慈善法》还在制订之中。”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表示,即便中国富豪不愿意捐款,也并非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此外,拖泥带水的“原罪”也是部分富豪不愿意捐款或公开捐款的重要因素。一位国内企业家向记者表示,捐赠所带来的财务透明可能让一些“原罪”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成为富人自身的风险,“谁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王振耀:
我觉得目前在中国让富豪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从世界范围看,慈善募捐,富人是带头人,但中国的富人捐款很不普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实是贫民是主体。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财不外露”的习惯一直影响着中国很多富豪;另一方面,中国的慈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现实,只有机制走在了前面,企业才会行动。
陈松:
应该说我国重视慈善的大环境在逐步完善,但我国的慈善环境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一个社会的完善,不仅仅依靠企业家,应该依靠全社会。据我了解,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我们国家也一样,只有“人人慈善、快乐慈善”,才能充满和谐,仅指望个别榜样式的企业家的慈善,没有之后的全社会大范围的跟进,企业家捐赠也很难持久,同时也杯水车薪。
吴峰华:
在理念上,我非常赞同盖茨和巴菲特的观点,中国富人应该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留给社会,而传统的遗产继承方式只会诞生所谓的“富二代”。我们这一代都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理念上还是跟得上社会发展脚步的,是不缺乏责任感的。
但是,理念和现实是有距离的。目前承诺捐赠自己身后财产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的企业正处发展期,还没有脱离险境,相对慈善,我们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来关注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而且,在身前的这段时间,企业也没有完全摆脱风险,谁能料到死后还有多少财产!
9月下旬,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股神”巴菲特即将来到中国。
今年6月,盖茨和巴菲特发起“捐赠承诺”行动,呼吁美国富豪捐出至少一半的个人财富用于慈善。8月底,两人就此次中国之行,向中国50名富人发出慈善宴会邀请函,名单未对外公开。据媒体报道,一些接到邀请的企业家致电盖茨基金会确认是否“劝捐”,并犹豫是否要赴约。
哪些中国富豪接到了邀请?会不会赴约?会不会承诺捐款?会捐多少?此类疑问和好奇,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我觉得这些老总不至于不去吧?巴菲特和盖茨也不会为‘捐不捐’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来。”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下称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近来频频接到媒体询问有关富人捐助情况的电话。慈善信息中心是民政部主管的一个全国慈善信息平台,每年都要收集民政部和全国慈善机构的相关数据,并发布中国年度慈善报告。
但这一次,许多富豪选择了保持沉默。截至目前,只有SOHO中国CEO张欣在微博中谈起比尔·盖茨和巴菲特来访的消息,另有3位知名富豪对此事公开表态。江苏黄埔再生资源利用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光标、爱国者电子科技公司总裁冯军表示,愿意捐出自己的所有财产,陈光标称之为“裸捐”;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则表示,自己已婉拒邀请。
虽然比尔·盖茨很快发来了“不会劝捐”的说明书信,盖茨基金会中国项目区主任叶雷也向媒体表示慈善晚宴“只是聊聊”,但关于此事的讨论和关注还是落在了“中国富豪”和“捐助”上。
“中国富豪为何对慈善集体冷漠?”“中国富豪为何躲着慈善走?”等质疑随之而来。而且,表示“裸捐”的陈光标和冯军,收到的也不仅仅是掌声,有人称其为“沽名钓誉”、“趁机作秀”。
中国的富人真的不懂慈善、害怕慈善、不愿慈善吗?
嘉宾
李本公
中华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
王振耀
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原民政部救灾救济司司长
彭建梅
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主任
吴峰华
深圳TTF珠宝公司总裁
陈松
卓达集团总裁助理、集团新闻发言人
做慈善,中国企业家不需要别人“劝”
中国富人的慈善表现究竟如何?这从各类捐赠情况中可探一二。
据民政部每年发布的《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8年,因遭遇汶川地震特大自然灾害,中国接收到国内外捐赠款物总计1070亿元人民币,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而在正常年份,2007年全国捐赠款物总额为309亿元人民币;2009年捐赠总额为332.78亿人民币。在正常年份的捐助中,企业捐赠占绝对份额:2007年和2009年,企业捐助占总款物的比例分别为61%和58.8%,其中,民营企业占据主要部分。
由此可见,中国富豪是每年慈善捐赠的主力军。而且,在中国的慈善捐助总量中,大额个人捐助数量每年都在增长。
2007年《中国慈善捐助年度报告》显示,2007年度,中国单笔或单个筹款项目在千万元以上的巨额捐赠超过200起,平均每月在15起以上;国内全年捐款过亿的个人或单位有13个,捐款总额高达20.03亿元人民币。
此外,因文化传统、社会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中国富豪并不喜好以个人身份进行捐助,有大量的隐形捐助不被人知晓,也无法进行统计。
李本公:
说中国富豪慈善意识淡薄,是不符合实际的。举例来讲,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华慈善总会就收到了很多企业家包括富豪的慷慨捐赠,而且好几笔数目巨大的民营企业家都是匿名捐赠;而在今年西南五省旱灾和玉树地震中,单项捐赠达亿元人民币的就有四位富豪企业家,同时,很多富豪也开始设立自己的慈善基金。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富豪参与慈善事业正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参与人数不断增多;二是捐赠额度不断提高;三是捐赠方式不断规范化、日常化、科学化。
彭建梅:
我们的民族是向善的,我们的文化也是“性本善”、“善有善报”的。在价值观上,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缺乏行善之心,中国富豪也一样。
根据我们每年的企业捐赠量来看,民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捐得多,内资企业比外资企业捐得多。在我国,上规模的外资公司有很多,比如麦当劳、雀巢、家乐福、IBM等等,但他们在中国的捐赠与他们在中国挣的钱是不成比例的。这说明,在价值理念上,外国人并不比中国人强。而中国企业家的捐助也不需要别人来“劝”,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不参加慈善晚宴,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对于巴、盖的慈善方式,据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企业家表示,不赞同者并不少。一位企业家无奈地说:“捐了就是好,不捐就是没有慈善心和责任感”,这种“非白即黑”的判断,将富人的捐助行为抬高到了公众形象与道德水平的判断上,舆论压力让富人失语。
“人是有感情的,我考虑还是会把我的财富留给我的子女,因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我们的付出换来了回报,当然也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安排好财富。”46岁的国内富豪阿文(化名)坦言,不会选择“裸捐”,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做慈善。据其介绍,到目前为止,他做慈善的花费达1000多万元,包括资助20多个贫困山区的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的全部学费和生活费,但自始至终,阿文都没有借助慈善机构,而是采用直接帮扶。阿文说,一方面,他抚养的这些孩子就像自己的儿女,在帮扶过程中,他看到孩子们的成长感到很欣慰;另一方面,因为对慈善机构的内部运作并不了解,所以他宁愿自己多花点精力,亲自把钱交给需要帮助的人和花在需要帮扶的事上。
李本公:
要培育更多的中国慈善家,首先需要全社会树立起客观积极的社会舆论,去尊重那些合法致富的人,褒奖他们的慈善行为。对于企业家,捐多捐少都是一份爱心,都应同样受到尊重。不要苛求富豪参与慈善的行为,不要刻意地以甲的捐赠额度去要求乙,不要把甲和乙的捐赠数列到一起去比拼。总之,对捐赠者要宽容、理解和鼓励,只有这样,才会使“勿以善小而不为”的优良传统不断发扬下去,才会营造一个和谐宽松的捐赠行善环境。
我们的慈善家们也应欣然、勇敢地接受社会的赞誉。比如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大张旗鼓地行善,高调受奖,心安理得,这也是他慈善追求的一种特有方式,慈善环境应当崇尚多层次、多形式、多理念,只有这样全社会才会形成一个行善光荣的氛围。
彭建梅:
对于盖茨和巴菲特的慈善晚宴,参不参加都不代表什么。盖茨和巴菲特是全球企业家的偶像,中国企业家有机会和他们交流慈善,这是一件好事。如果不参加,也表明中国企业家有自己的想法,也是一种成熟的表现。
中国企业家是一个受尊重的群体。他们创业的艰难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所以媒体和政府都应该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的环境,而不是去随意指责他们。这个时代是个多元价值的时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至于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捐,这是个人行为。
“让中国富豪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
盖茨和巴菲特的“美国式捐赠”在欧洲曾受过质疑。英国媒体称,这种捐赠导致国家流失了大量的税收,使多数人丧失了提升生活水平的机会。
而在文化传统和社会制度迥异的中国,其适用性更难定论。“在美国,富人要缴纳巨额的遗产税,他们的制度是鼓励捐赠的,同时,相对完善的社会保障也会让民众有一定的安全感,乐于捐款;另外,美国的法律也相对健全,捐助的款物及其去向相对能够得到法律的保障,而我国的《慈善法》还在制订之中。”慈善信息中心主任彭建梅表示,即便中国富豪不愿意捐款,也并非是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
此外,拖泥带水的“原罪”也是部分富豪不愿意捐款或公开捐款的重要因素。一位国内企业家向记者表示,捐赠所带来的财务透明可能让一些“原罪”暴露在阳光下,可能会成为富人自身的风险,“谁也不会去冒这个险”。
王振耀:
我觉得目前在中国让富豪捐出一半家产的大环境还不成熟。从世界范围看,慈善募捐,富人是带头人,但中国的富人捐款很不普及,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其实是贫民是主体。一方面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财不外露”的习惯一直影响着中国很多富豪;另一方面,中国的慈善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提出过高的要求也不现实,只有机制走在了前面,企业才会行动。
陈松:
应该说我国重视慈善的大环境在逐步完善,但我国的慈善环境离成熟还有一段距离。一个社会的完善,不仅仅依靠企业家,应该依靠全社会。据我了解,美国的慈善捐赠10%来自企业,5%来自大型基金会,85%来自全国民众。我们国家也一样,只有“人人慈善、快乐慈善”,才能充满和谐,仅指望个别榜样式的企业家的慈善,没有之后的全社会大范围的跟进,企业家捐赠也很难持久,同时也杯水车薪。
吴峰华:
在理念上,我非常赞同盖茨和巴菲特的观点,中国富人应该将自己的部分或全部财产留给社会,而传统的遗产继承方式只会诞生所谓的“富二代”。我们这一代都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理念上还是跟得上社会发展脚步的,是不缺乏责任感的。
但是,理念和现实是有距离的。目前承诺捐赠自己身后财产的方式并不适用于我们,因为我们的企业正处发展期,还没有脱离险境,相对慈善,我们应该将更多的资金和精力用来关注企业和行业的发展。而且,在身前的这段时间,企业也没有完全摆脱风险,谁能料到死后还有多少财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