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从医学的角度看，瘟疫是一种由病毒复制、繁衍、变异引起的疾病，但在文学世界里，瘟疫就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了，古今中外有很多与瘟疫相关的小说，这些小说不仅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瘟疫的认识水平，还给瘟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隐喻意义。瘟疫期间的生活是非常态的，很多常态生活下看不到的东西及人心里的一切，都会被逼出来，因此，瘟疫常常也被用于小说的故事背景和情节的催化剂。小说中的瘟疫书写，补充了历史，让历史更加鲜活可感，创伤记忆由此得以留存，灾难由此得以铭记。
关键词：小说 瘟疫 隐喻 历史
自人类诞生起，瘟疫就一直伴随人类左右，因为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瘟疫病毒一直潜藏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大，可是瘟疫却始终像个蛰伏在暗处的阴险魔鬼，一有机会就出来骚扰一下人类。这个魔鬼很狡猾，因为他会幻化成各种面目，比如黑死病、鼠疫、霍乱、埃博拉、天花、麻风、非典……突然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人们平静的生活中，打得人们措手不及。
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病毒将身处其中的人们抛出了日常生活轨道，城市被封锁，房屋被隔离，街道空空如也，有人染病，有人死亡，有人逃离，有人妻离子散。在这个极具荒诞感和紧张感的非常处境中，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种种，都像退潮后的石头一样浮现了出来。所以，瘟疫一直以来都是小说家们钟爱的题材。
一、作为隐喻的瘟疫
从医学的角度看，瘟疫是一种由病毒复制、繁衍、变异引起的疾病，但在文学世界里，瘟疫就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了，古今中外有很多与瘟疫相关的小说，这些小说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瘟疫的认识水平，还给瘟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隐喻意义。
瘟疫的发生具有不可预知性，它总是突然降临，杀伤力强大，被它击中的人们不但有些会凄惨死去，还会被迫充当瘟疫的帮凶，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进一步将瘟疫的杀伤范围扩大。在远古时代，在近代医学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些传染病恐惧至极却无可奈何，所以，他们往往把瘟疫视为上帝和神灵对集体或个人过失的惩罚。在《伊利亚特》里，天神降瘟疫于希腊联军，是因为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走了太阳神阿波罗神祭司的女儿，还拒绝了对方归还女儿的请求。《俄狄浦斯王》中，一场瘟疫给忒拜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原因就是有人犯下杀害老国王的罪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写于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盛行的18世纪，可里面对瘟疫的描述依然具有神秘色彩，把一颗突然出现在城市上空的彗星看作“上帝判罚的前兆和警告”。在叙述者看来，上帝通过瘟疫对伦敦施加判罚，旨在增强伦敦人对他应有的虔敬之心，维护他的绝对权威。面对瘟疫这种来自神灵的惩罚，人们自感无力对抗，因此，他们祈祷，他们祷告，希望神灵能放过他们。《瘟疫年纪事》里，虔诚的伦敦居民将获取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上帝，祈求上帝的保护。《她名叫蝴蝶》（施叔青著）中，香港底层华人烧香拜佛，对转世的活谭公顶礼膜拜，这都是因为他们将瘟疫看作上天惩罚的缘故。
瘟疫不由分说地打破了人们的平静生活，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对于疫区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外敌发起的战争。所以在小说中，瘟疫常常作为战争、极权专制的象征。加缪《鼠疫》中的这场降临在法国小城奥兰的瘟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占领法国南部的法西斯政权，因为那场瘟疫的发生和演变处处都与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种种现象相呼应。加缪也说：“《鼠疫》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1] 奥兰这个小城，没有特别的风景，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难叫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点跟奥兰的人们一样，平凡，单调。鼠疫刚发生的时候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警觉，直到成群结队的老鼠大量死去，人也开始接二连三地暴毙，人们才意识到鼠疫的狰狞可怕，开始恐惧起来。政府宣布封锁奥兰，将奥兰和外界隔离开来，不许进城，也不许出城，很多亲人、爱人，就此天各一方，人们不许随意外出走动，就像被关在了一座孤岛。突然降临的厄运让人们害怕、慌张，也逼出了人们平日显现不出来的，潜藏在深处的人性。有人想逃出疫区，有人想借机发财，有人抓紧时间进行末日的狂欢，有人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上，祈祷自己能逃过一劫，也有人坚定地和这个吞噬人们生命和幸福的恶魔作斗争。选择何种方式面对这场瘟疫，最能说明他是个怎样的人。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选择。事实证明，面对这个狂暴的瘟神，反抗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以里厄为代表的医护人员，虽深知鼠疫的恐怖，也知道医疗的局限，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在眼前痛苦死去，可他们每天依然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上门检查，测体温，把病人送去隔离。在里厄看来，面对鼠疫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它作斗争，这种斗争没有解放全人类的那种宏大和神圣感，只是一种做好本职工作的脚踏实地。每个人都能在鼠疫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医生，里厄和卡斯特尔所做的是检查诊断，救治病患，研究疫苗；作为卫生防疫队成员，塔鲁所做的是消毒，防疫；作为小职员，格朗所做的是帮忙统计鼠疫相关数据。如果什么都做不了，听从政府安排居家隔离，防止鼠疫继续蔓延也是一种和鼠疫作斗争的方式。里厄明白，面对鼠疫，可能会遭遇到无止境的失败，就算胜利也是暂时的，因为病菌不可能从地球消失，它们只是潜藏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开始下一轮的攻击，可这并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尽最大努力，阻止更多的人因鼠疫死去，这就是斗争的意义。《鼠疫》让我们看到，面对任何气势汹汹的外敌，把希望寄托于神灵是没用的，只考虑个人的幸福和利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大难面前，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紧密相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里厄认为没有必要把对鼠疫的斗争神圣化，也不认可把英雄主义置于个人幸福之前，面对外敌入侵，不逃避，以脚踏实地的方式坚持抵抗，这是《鼠疫》留给法西斯占领区人民的启示。
在很多优越感十足的欧洲人眼中，欧洲是中心和我者，而东方世界则是边缘和他者，瘟疫似乎总是跟病菌、肮脏、恶劣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他们看来，瘟疫都来自贫穷落后的东方。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叙述者在开头就指出，在佛罗伦萨大肆蔓延的黑死病是从东方传过来的。到了18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期，经济、科技、医疗高速发展，欧洲人的自信心更是高涨，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玛丽·雪莱的小说《末世一人》就展现了英国人对于本国先进文明的高度自信，对于启蒙时期的英国人而言，东方文明和自然一样，都是野蛮的代表，是被征服的对象。来自东方的瘟疫给了这些自信心爆棚的英国人狠狠一击，作为他者的自然和东方文明也得到了解放，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这里，瘟疫是东方、他者的象征，是东方对西方的一个提醒。《她名叫蝴蝶》中的鼠疫是从珠三角的農村传到香港的，当时的香港受殖民式统治，不过英国人并没想要好好发展它，只是想利用其便利优越的地理优势为自己谋利，所以当鼠疫刚刚在底层华人社区蔓延时，英国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惊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和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华人是两个世界，小说从英国人史密斯的视角描述了瘟疫笼罩下的华人社区：光屁股的小孩在污水里打滚，垃圾遍地，华人食客们像饕餮一样挤在两边的凳子上狼吞虎咽……很明显，在英国人的眼中这些不开化的底层华人和牲畜没有区别。只有当鼠疫蔓延到了英国人身上，尤其是主管防疫工作的狄金逊染鼠疫死去之后，英国当局才开始恐慌，制定系列防疫措施，购买华人居住的几个重要疫区以便付之一炬。这场瘟疫在小说中的英国人眼中也是跟东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长于肮脏污秽的环境，生存条件恶劣，却生命力强劲，破坏力巨大，但这些英国人最后发现，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瘟疫都一视同“仁”地横行无忌，迫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直信奉的欧洲中心主义。 瘟疫具有其他疾病不具备的一个重要特性——传染。尤其是到了交通便利发达、人口密集的现代社会，瘟疫的传播和蔓延都比以前更加迅速，所以瘟疫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流行病。张抗抗小说《流行病》就展示了一场流行病（甲肝）给人们心理及人与人的关系带来的冲击。小说中的“我”和同事“C”本是来“F”城出差的，不料此时甲肝暴发，“我”和“C”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我”眼中，“F”城经济发达，在很多方面都引导时代潮流，市面上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歌曲，都是由“F”城率先流行起来的，在“我”看来，流行意味着时尚，意味着现代化，所以“我”不但不害怕，还隐隐有点兴奋。而“C”却如临大敌，她每天洗无数遍手，只敢待在宾馆里吃自己用电热杯煮的东西，只想快点逃离这座弥漫着甲肝病毒的城市。甲肝的暴发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F”城的一个馄饨摊前，一位蜡黄的甲肝病人只是想买碗馄饨，却吓跑了周边所有的人，摊主也责怪他破坏了自己的生意，在他们的眼中，甲肝病人俨然成了一个怪物；“我”和“C”的遭遇也没好到哪里去，当我们乘飞机从“F”城返回，迎接我们的却是人们的猜疑、恐惧和逃避，包括在一些亲朋好友的眼中，“我”和“C”也成了一个危险的异类，好像沾到我们，就沾到了“F”城的病毒。这场暴发于发达城市的瘟疫也充分反映了现代化带来的弊端，看来作家也意识到，虽然现代化、城市化带来了物质的繁盛、生活的便利，可是也带来了一些城市病，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泛滥，人与人的关系冷漠疏离等，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鲜明的反讽语调，这场瘟疫不但是生理上的疾病，还是抽象意义上的“城市病”的象征。
二、作为情节催化剂和背景的瘟疫
与地震、洪灾、车祸等灾难相比，瘟疫具有持续时间长、杀伤范围广、难以控制等特点，地震、洪灾、车祸虽然来势凶猛，可是生是死，伤亡人数，很快就有定论，卷入其中的人们虽然不幸，可也算早早得知自己的命运。而瘟疫在一开始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一个阴险的魔鬼，把狰狞的面孔暂时隐藏起来，趁人不备把病毒的种子撒下去，任由病毒依附在人体，蚕食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更可怕的是，被病毒袭击的受害者也被迫成为病毒的传播者，很难有人能置身事外，因为病毒看不见摸不着，谁都有可能遭遇不幸。瘟疫期间的生活显然是非常态的，“人类情感和精神的风暴是浓缩的”，[2] 在这样的时刻，很多常态生活下看不到的东西及人心里的一切，都会被逼出来，就像退潮后的河底的石头。因此，瘟疫常常被用于小说的故事背景和情节的催化剂。
《“非典”时期的爱情》 （石钟山著），《爱你两周半》（徐坤著），都是以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为背景的，“非典”期间，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其中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封城与隔离。隔离政策之下，繁忙的城市变得安静，一户户人家变成了一座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时间感逐渐模糊，给了人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生活和情感的机会。《“非典”时期的爱情》中，马竹和文燕的婚姻遭遇了七年之痒，磨灭感情的不是出轨，不是家暴，而是单调乏味的婚姻生活。对于马竹来说，婚姻生活无聊透顶，夫妻间的激情早已消褪，剩下的是无穷无尽地上班、带孩子、逛商场，没有一丝一毫的新鲜感，这种生活越来越让马竹难以忍受。但是待到两人商量好，正欲去办理离婚的时候，“非典”来袭，隔离政策下达，两人不得不继续同居一室。由于夫妻俩事先已商量好，儿子先跟爸爸过，等妈妈找好房子后再搬过去，离婚前这段时间的孩子也先由爸爸主要负责照看，所以马竹的日子不但不闲，还忙得一团糟，马竹没想到，照顾孩子起居、料理家务这些琐事原来是如此耗时费力，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他深刻理解到妻子的不易，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明白支撑婚姻走下去的，是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夫妻俩的婚姻，因这次隔离得到挽救。
与《“非典”时期的爱情》中的这对夫妻相似，《爱你两周半》中的顾跃进和于姗姗也因非典被隔离在了一间狭小的单元房，但是他们并不是夫妻，而是情人。顾跃进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和妻子早已貌合神离，和女主持人于姗姗倒是情浓意切。但平时，除了调情和上床，两人从来不会长时间的相处，因为顾跃进没有在外过夜的习惯，这种短暂的交往，也便于两人隐藏真实的自己，这就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虚幻的浪漫色彩。可突如其来的封楼举措，打破了两人的交往模式，偶尔见面的两人被迫隔离在一个小房子里日夜厮守，真实的一面再也隐藏不住了，顾跃进的呼噜声吵得于姗姗烦躁不已，于姗姗看清这个平日衣冠楚楚的男士褪去成功人士的光环，不过是一个油腻无趣的中年男人，顾跃进对这样的生活更是厌烦不已，他不喜欢太了解自己的女人，他希望在所有女人面前，他的形象都是完美无缺的，他讨厌他的缺点被别人发现，因为他不想面对自己正在老去的事实。对于这对情人来说，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单元房并不是浪漫的伊甸园，而是令人窒息的牢笼，在这个牢笼里，两人都暴露了真实的自己，也看清了真实的对方，当蒙在两人关系上的浪漫色彩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两人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所以当宣布隔离解除，重获自由的时候，两人立马分开，并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非典”在这部小说中，成了男女感情的试金石。
《“非典”时期的爱情》和《爱你两周半》写的都是非典时期的男女之情，可无论是《“非典”时期的爱情》，还是《爱你两周半》，都和爱情似乎没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两个作家是以爱情之名解构了爱情，让人想到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与它们相比，同样以瘟疫为故事背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和《屋顶上的轻骑兵》（让·吉奥诺著）才更加契合人们对浪漫爱情的想象和定义。这些作家的做法也不难理解，因为“当瘟疫来临时，人与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人们恐惧、孤独，而彼此隔绝又放大了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中，爱情很容易产生，原本平淡的爱情也因之而灿烂，因此，瘟疫便成了最适合爱情主题设置的情境之一”。[3]《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阿里萨疯狂地爱上了十三岁的费尔米娜，但费尔米娜最终没接受阿里萨的爱，她嫁给了医生乌尔比诺。痴情的阿里萨决定珍守着对她的愛情，虽然他表面上游戏人生，和无数姑娘上床。几十年后，乌尔比诺去世，阿里萨与费尔米娜这时都已垂垂老矣，可埋藏于心中的爱情依然没有褪色。霍乱降临，两人在船上挂上一面宣布隔离的旗，这样他们两人就可以与世俗世界隔离，永远在船上漂流下去了，霍乱在这里成了促成两人爱火重燃的契机。《屋顶上的轻骑兵》中，轻骑兵安杰洛本是个爱国的意大利贵族，因在一场政治格斗中失手杀了人，被迫逃亡到法国普罗旺斯，没想到那里正瘟疫横行，饱受瘟疫折磨的当地居民敌视所有的陌生人，安杰洛被诬为投毒者，不得不逃到屋顶上栖身。在此期间，他巧遇正在寻夫的贵妇波利娜，决定帮助她，两人结伴而行，历经各种冒险，产生了爱情，虽然到最后，两人并没有走到一起，但这种引而不发的克制，正是爱情的另一种模样。瘟疫在这两部小说里，不但是故事的背景和情节的催化剂，还成了审美观照的对象。 在小说中，瘟疫还可以是人物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毛姆《面纱》中的女主人公凯蒂，本是个虚荣轻佻、只知吃喝玩乐的女子，虽然沉默木讷的医生丈夫一心一意爱着她，可她自己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在她眼中，丈夫沉闷无趣，不解风情，远不如风流会玩的查理有魅力。凯蒂和查理的婚外情被丈夫发现后，凯蒂不但毫无内疚，还准备和丈夫离婚嫁给查理，提议遭到查理拒绝后，出于生存保障的考虑，凯蒂不得不继续维持和丈夫的婚姻，并答应随丈夫一起去瘟疫肆虐的湄潭府的要求。这个贫穷、肮脏、破败、瘟疫横行的中国南方农村给凯蒂带来了震惊的体验，她看到了在舞会、晚宴之外的另一种生活，修道院里不顾个人安危救助霍乱病人的修女们更是给了她强烈的精神冲击，让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是享乐，而是奉献。如果说，来到湄潭府之前，她的胸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客厅，那么现在，她胸中的客厅已成为一座城池。因此，她自愿加入到看护霍乱病人的行列。之前那个空虚、贪恋浮华的凯蒂在投身于救助病人之后，变得积极勇敢、独立坚强。湄潭府的这场瘟疫于她而言，就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小说结尾时，她说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她思想上的成长：“我以前是个愚蠢、邪恶、可憎的人。我已经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决不会让我的女儿重蹈覆辙。我希望她是个无畏、坦率的人，是个自制的人，不会依赖别人。我希望她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生活，找一份好的活计养活自己，而不是像我。”
三、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的瘟疫
瘟疫暴发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作为医学家，关注的是瘟疫发生的原因、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携带病毒的宿主、疫苗的研制；而作为小说家，关注的更多的是瘟疫阴影笼罩下的普通人的命运、情感及感受。因为文学永远是和个人密切相关的。
《白雪乌鸦》（迟子建著）中的这场鼠疫，发生在1910年的哈尔滨，迟子建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查阅了能搜集到的所有历史资料，并按照当时的地理布局，绘制了一幅地图。“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为作者“搭建起小说的舞台。”[4] 如此严谨的写作态度，使得《白雪乌鸦》很好还原了这个瘟疫暴发地的风土人情，这是个平凡的，却又热气腾腾，充满市井气的小地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同样平凡。虽然迟子建了解了大量与鼠疫相关的史实，可她的写作重心，依然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和幸福，突然降临的鼠疫也会让他们恐惧，可他们依然认真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与迟子建的创作意图是相契合的：“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5] 以个体的普通人的遭遇反映瘟疫给人的生活、行为、心态带来的影响，这是很多作家书写瘟疫的一种方式，之前提到的《流行病》《非典时期的爱情》《爱你两周半》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以瘟疫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的小说的数量偏少，比较为人熟知的有《瘟疫年纪事》《鼠疫》《霍乱之乱》《花冠病毒》。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不但能看到瘟疫对普通人的影响，还能看到被传染上瘟疫的病人的情况，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救治，政府对疫区的管理，人们在面对瘟疫时的不同心理等。这些作品，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瘟疫期间的医疗、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部作品的作家都不只一个身份，他们或是哲学家，或做过医生、记者的工作，这或许正是他们能将瘟疫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的原因，他们具备的其他行业的知识，也使得他们的瘟疫书写别具一格。《瘟疫年纪事》的作者笛福，做过多年的记者，在写《瘟疫年纪事》前，他对这场1665 年发生在伦敦的大瘟疫的各方面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具体写作中，他以一个鞍具商的视角贯穿整部小说，叙述了这个鞍具商在瘟疫期间的所见所闻。小说囊括了政治、经济、宗教和医疗等各个层面，还引用了不少与这场瘟疫相关的数据，记录了瘟疫侵袭伦敦时伦敦当局对人口的调节、干预与管理，虽然读起来略显枯燥，但这种叙事方式对于刻画瘟疫时的社会整体状况十分有效，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作“比纪实报导还真实”的小说。《鼠疫》的作者加缪是一个哲学家，在这部小说中，他也对这场瘟疫及疫区的情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但与笛福不同的是，他以医生里厄为叙述者，在小说里塑造了里厄、格朗、朗贝尔、塔鲁、帕纳卢几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鼠疫》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充斥着大量的心理描写和人物的对白，这些心理描写和对白不但使人物更加立體丰满，还巧妙承载了作家的哲学思想。
《霍乱之乱》和《花冠病毒》的作家都是专业医生出身，池莉医专毕业后就分配至武钢职工医院卫生处，成为一名流行病医生；毕淑敏则任过多年军医，在2003年非典期间还以记者的身份亲赴抗疫一线，与非典病毒近距离接触。因此在这两部小说里，我们能了解到大量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抗疫一线的情况。《霍乱之乱》展现了医院流行病室的日常工作场景，“我”和秦静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但在医院流行病室工作多年后，都变得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比起外科等热门科室，流行病室在医院是一个备受冷落的科室，处处显得低人一等，连累流行病室的医生也跟着受尽冷眼，只有流行病室主任，流行病学家闻达还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流行病的研究。霍乱的突然来袭，终于让闻达有了用武之地，流行病室在医院的地位一下子变得至高无上，闻达制定了一系列防疫抗疫措施，带领流行病室深入疫区寻找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经过艰难的努力，这场霍乱终于得以控制。《花冠病毒》的女主人公罗纬芝和作家毕淑敏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具有心理学、医学双重背景，同样在非典期间作为记者亲赴抗疫一线。由于是长篇小说，《花冠病毒》比《霍乱之乱》更为全面详细地展现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医院、媒体、民间研究小组、抗疫指挥部在抗疫时期的工作状态。
四、瘟疫书写的意义
《鼠疫》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瘟疫是地球对人类种种恶习的报复，但也许恰是不无善意的提醒与警示。它把人类从无所不能、“大自然的主宰者”的幻梦中惊醒，迫使人类反思自己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意识到在人类与其他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依然是渺小的，意识到人之为人的局限。此外，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平日隐藏的社会顽疾和制度缺陷都暴露了出来，这刚好有利于人们对症下药，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完善。因此记录瘟疫，书写瘟疫，是非常有价值的。
通过历史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每场瘟疫的死亡人数及瘟疫暴发时的医疗、社会情况，但历史永远是着眼于宏观的，关注的是推动历史、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历史中的无数小人物，无数鲜活生动的细节，无数的情感经验和心理体验，都被历史像砂砾一样过滤掉了。而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保存这些被历史过滤掉的砂砾。譬如在上述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瘟疫期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还看到了人们的生活是怎样被瘟疫改变的，看到了人们在面对瘟疫时的不同感受及做出的不同选择，看到了医生的所思所想，看到了病人的情感体验和生理体验。“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6] 而写小说正是战胜这个敌人的最佳方式。在小说家的笔下，瘟疫不再是一堆抽象的数据和冰冷的历史资料，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的遭遇。鲁迅曾批判国民的健忘，经历了那么多大灾大难，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遗物却是那么少。小说中的瘟疫书写，补充了历史，让历史更加鲜活可感，创伤记忆由此得以留存，灾难由此得以铭记。
（作者单位：五邑大学）
注释：
[1] 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 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3] 范蕊，仵从巨：《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4] 迟子建：《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
[5] 迟子建：《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6] 舒衡哲：《第二次世界大战：存博物馆的光照之外》，转引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5页。
关键词：小说 瘟疫 隐喻 历史
自人类诞生起，瘟疫就一直伴随人类左右，因为作为地球上最古老的居民，瘟疫病毒一直潜藏在肉眼看不见的地方。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人类变得越来越强大，可是瘟疫却始终像个蛰伏在暗处的阴险魔鬼，一有机会就出来骚扰一下人类。这个魔鬼很狡猾，因为他会幻化成各种面目，比如黑死病、鼠疫、霍乱、埃博拉、天花、麻风、非典……突然悄无声息地降临在人们平静的生活中，打得人们措手不及。
看不见摸不着的瘟疫病毒将身处其中的人们抛出了日常生活轨道，城市被封锁，房屋被隔离，街道空空如也，有人染病，有人死亡，有人逃离，有人妻离子散。在这个极具荒诞感和紧张感的非常处境中，隐藏在人性深处的种种，都像退潮后的石头一样浮现了出来。所以，瘟疫一直以来都是小说家们钟爱的题材。
一、作为隐喻的瘟疫
从医学的角度看，瘟疫是一种由病毒复制、繁衍、变异引起的疾病，但在文学世界里，瘟疫就不仅仅是一种生理上的疾病了，古今中外有很多与瘟疫相关的小说，这些小说反映出当时人们对瘟疫的认识水平，还给瘟疫赋予了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和隐喻意义。
瘟疫的发生具有不可预知性，它总是突然降临，杀伤力强大，被它击中的人们不但有些会凄惨死去，还会被迫充当瘟疫的帮凶，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进一步将瘟疫的杀伤范围扩大。在远古时代，在近代医学出现以前，人们对这些传染病恐惧至极却无可奈何，所以，他们往往把瘟疫视为上帝和神灵对集体或个人过失的惩罚。在《伊利亚特》里，天神降瘟疫于希腊联军，是因为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抢走了太阳神阿波罗神祭司的女儿，还拒绝了对方归还女儿的请求。《俄狄浦斯王》中，一场瘟疫给忒拜城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原因就是有人犯下杀害老国王的罪恶。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写于启蒙主义、理性主义盛行的18世纪，可里面对瘟疫的描述依然具有神秘色彩，把一颗突然出现在城市上空的彗星看作“上帝判罚的前兆和警告”。在叙述者看来，上帝通过瘟疫对伦敦施加判罚，旨在增强伦敦人对他应有的虔敬之心，维护他的绝对权威。面对瘟疫这种来自神灵的惩罚，人们自感无力对抗，因此，他们祈祷，他们祷告，希望神灵能放过他们。《瘟疫年纪事》里，虔诚的伦敦居民将获取救赎的希望寄托于上帝，祈求上帝的保护。《她名叫蝴蝶》（施叔青著）中，香港底层华人烧香拜佛，对转世的活谭公顶礼膜拜，这都是因为他们将瘟疫看作上天惩罚的缘故。
瘟疫不由分说地打破了人们的平静生活，严重威胁到人们的健康和幸福，对于疫区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外敌发起的战争。所以在小说中，瘟疫常常作为战争、极权专制的象征。加缪《鼠疫》中的这场降临在法国小城奥兰的瘟疫，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当时占领法国南部的法西斯政权，因为那场瘟疫的发生和演变处处都与法国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的种种现象相呼应。加缪也说：“《鼠疫》最显而易见的内容就是欧洲对纳粹主义的抵抗斗争。”[1] 奥兰这个小城，没有特别的风景，没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难叫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点跟奥兰的人们一样，平凡，单调。鼠疫刚发生的时候并未引起人们太大的警觉，直到成群结队的老鼠大量死去，人也开始接二连三地暴毙，人们才意识到鼠疫的狰狞可怕，开始恐惧起来。政府宣布封锁奥兰，将奥兰和外界隔离开来，不许进城，也不许出城，很多亲人、爱人，就此天各一方，人们不许随意外出走动，就像被关在了一座孤岛。突然降临的厄运让人们害怕、慌张，也逼出了人们平日显现不出来的，潜藏在深处的人性。有人想逃出疫区，有人想借机发财，有人抓紧时间进行末日的狂欢，有人把希望寄托在神灵上，祈祷自己能逃过一劫，也有人坚定地和这个吞噬人们生命和幸福的恶魔作斗争。选择何种方式面对这场瘟疫，最能说明他是个怎样的人。存在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本质就在于他的选择。事实证明，面对这个狂暴的瘟神，反抗才是最正确的选择。以里厄为代表的医护人员，虽深知鼠疫的恐怖，也知道医疗的局限，很多时候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在眼前痛苦死去，可他们每天依然一丝不苟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上门检查，测体温，把病人送去隔离。在里厄看来，面对鼠疫最好的方式就是和它作斗争，这种斗争没有解放全人类的那种宏大和神圣感，只是一种做好本职工作的脚踏实地。每个人都能在鼠疫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作为医生，里厄和卡斯特尔所做的是检查诊断，救治病患，研究疫苗；作为卫生防疫队成员，塔鲁所做的是消毒，防疫；作为小职员，格朗所做的是帮忙统计鼠疫相关数据。如果什么都做不了，听从政府安排居家隔离，防止鼠疫继续蔓延也是一种和鼠疫作斗争的方式。里厄明白，面对鼠疫，可能会遭遇到无止境的失败，就算胜利也是暂时的，因为病菌不可能从地球消失，它们只是潜藏起来，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开始下一轮的攻击，可这并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尽最大努力，阻止更多的人因鼠疫死去，这就是斗争的意义。《鼠疫》让我们看到，面对任何气势汹汹的外敌，把希望寄托于神灵是没用的，只考虑个人的幸福和利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大难面前，个人的利益和集体的利益紧密相连，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所以里厄认为没有必要把对鼠疫的斗争神圣化，也不认可把英雄主义置于个人幸福之前，面对外敌入侵，不逃避，以脚踏实地的方式坚持抵抗，这是《鼠疫》留给法西斯占领区人民的启示。
在很多优越感十足的欧洲人眼中，欧洲是中心和我者，而东方世界则是边缘和他者，瘟疫似乎总是跟病菌、肮脏、恶劣的生存条件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他们看来，瘟疫都来自贫穷落后的东方。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中，叙述者在开头就指出，在佛罗伦萨大肆蔓延的黑死病是从东方传过来的。到了18世纪，欧洲进入启蒙时期，经济、科技、医疗高速发展，欧洲人的自信心更是高涨，认为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的，玛丽·雪莱的小说《末世一人》就展现了英国人对于本国先进文明的高度自信，对于启蒙时期的英国人而言，东方文明和自然一样，都是野蛮的代表，是被征服的对象。来自东方的瘟疫给了这些自信心爆棚的英国人狠狠一击，作为他者的自然和东方文明也得到了解放，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在这里，瘟疫是东方、他者的象征，是东方对西方的一个提醒。《她名叫蝴蝶》中的鼠疫是从珠三角的農村传到香港的，当时的香港受殖民式统治，不过英国人并没想要好好发展它，只是想利用其便利优越的地理优势为自己谋利，所以当鼠疫刚刚在底层华人社区蔓延时，英国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惊慌，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和这些生活在底层的华人是两个世界，小说从英国人史密斯的视角描述了瘟疫笼罩下的华人社区：光屁股的小孩在污水里打滚，垃圾遍地，华人食客们像饕餮一样挤在两边的凳子上狼吞虎咽……很明显，在英国人的眼中这些不开化的底层华人和牲畜没有区别。只有当鼠疫蔓延到了英国人身上，尤其是主管防疫工作的狄金逊染鼠疫死去之后，英国当局才开始恐慌，制定系列防疫措施，购买华人居住的几个重要疫区以便付之一炬。这场瘟疫在小说中的英国人眼中也是跟东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长于肮脏污秽的环境，生存条件恶劣，却生命力强劲，破坏力巨大，但这些英国人最后发现，不管在东方还是在西方，瘟疫都一视同“仁”地横行无忌，迫使他们不得不反思一直信奉的欧洲中心主义。 瘟疫具有其他疾病不具备的一个重要特性——传染。尤其是到了交通便利发达、人口密集的现代社会，瘟疫的传播和蔓延都比以前更加迅速，所以瘟疫还有着另外一个名字——流行病。张抗抗小说《流行病》就展示了一场流行病（甲肝）给人们心理及人与人的关系带来的冲击。小说中的“我”和同事“C”本是来“F”城出差的，不料此时甲肝暴发，“我”和“C”的反应截然不同，在“我”眼中，“F”城经济发达，在很多方面都引导时代潮流，市面上流行的服装，流行的歌曲，都是由“F”城率先流行起来的，在“我”看来，流行意味着时尚，意味着现代化，所以“我”不但不害怕，还隐隐有点兴奋。而“C”却如临大敌，她每天洗无数遍手，只敢待在宾馆里吃自己用电热杯煮的东西，只想快点逃离这座弥漫着甲肝病毒的城市。甲肝的暴发极大地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F”城的一个馄饨摊前，一位蜡黄的甲肝病人只是想买碗馄饨，却吓跑了周边所有的人，摊主也责怪他破坏了自己的生意，在他们的眼中，甲肝病人俨然成了一个怪物；“我”和“C”的遭遇也没好到哪里去，当我们乘飞机从“F”城返回，迎接我们的却是人们的猜疑、恐惧和逃避，包括在一些亲朋好友的眼中，“我”和“C”也成了一个危险的异类，好像沾到我们，就沾到了“F”城的病毒。这场暴发于发达城市的瘟疫也充分反映了现代化带来的弊端，看来作家也意识到，虽然现代化、城市化带来了物质的繁盛、生活的便利，可是也带来了一些城市病，如交通拥挤、环境污染、拜金主义泛滥，人与人的关系冷漠疏离等，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作者鲜明的反讽语调，这场瘟疫不但是生理上的疾病，还是抽象意义上的“城市病”的象征。
二、作为情节催化剂和背景的瘟疫
与地震、洪灾、车祸等灾难相比，瘟疫具有持续时间长、杀伤范围广、难以控制等特点，地震、洪灾、车祸虽然来势凶猛，可是生是死，伤亡人数，很快就有定论，卷入其中的人们虽然不幸，可也算早早得知自己的命运。而瘟疫在一开始往往是悄无声息的，就像一个阴险的魔鬼，把狰狞的面孔暂时隐藏起来，趁人不备把病毒的种子撒下去，任由病毒依附在人体，蚕食人们的健康和生命。更可怕的是，被病毒袭击的受害者也被迫成为病毒的传播者，很难有人能置身事外，因为病毒看不见摸不着，谁都有可能遭遇不幸。瘟疫期间的生活显然是非常态的，“人类情感和精神的风暴是浓缩的”，[2] 在这样的时刻，很多常态生活下看不到的东西及人心里的一切，都会被逼出来，就像退潮后的河底的石头。因此，瘟疫常常被用于小说的故事背景和情节的催化剂。
《“非典”时期的爱情》 （石钟山著），《爱你两周半》（徐坤著），都是以2003年发生在中国的“非典”为背景的，“非典”期间，政府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其中对人们生活影响最大的就是封城与隔离。隔离政策之下，繁忙的城市变得安静，一户户人家变成了一座座与世隔绝的孤岛，时间感逐渐模糊，给了人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生活和情感的机会。《“非典”时期的爱情》中，马竹和文燕的婚姻遭遇了七年之痒，磨灭感情的不是出轨，不是家暴，而是单调乏味的婚姻生活。对于马竹来说，婚姻生活无聊透顶，夫妻间的激情早已消褪，剩下的是无穷无尽地上班、带孩子、逛商场，没有一丝一毫的新鲜感，这种生活越来越让马竹难以忍受。但是待到两人商量好，正欲去办理离婚的时候，“非典”来袭，隔离政策下达，两人不得不继续同居一室。由于夫妻俩事先已商量好，儿子先跟爸爸过，等妈妈找好房子后再搬过去，离婚前这段时间的孩子也先由爸爸主要负责照看，所以马竹的日子不但不闲，还忙得一团糟，马竹没想到，照顾孩子起居、料理家务这些琐事原来是如此耗时费力，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他深刻理解到妻子的不易，体会到平平淡淡才是真，明白支撑婚姻走下去的，是相互理解、相互扶持。夫妻俩的婚姻，因这次隔离得到挽救。
与《“非典”时期的爱情》中的这对夫妻相似，《爱你两周半》中的顾跃进和于姗姗也因非典被隔离在了一间狭小的单元房，但是他们并不是夫妻，而是情人。顾跃进是个成功的房地产商人，和妻子早已貌合神离，和女主持人于姗姗倒是情浓意切。但平时，除了调情和上床，两人从来不会长时间的相处，因为顾跃进没有在外过夜的习惯，这种短暂的交往，也便于两人隐藏真实的自己，这就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虚幻的浪漫色彩。可突如其来的封楼举措，打破了两人的交往模式，偶尔见面的两人被迫隔离在一个小房子里日夜厮守，真实的一面再也隐藏不住了，顾跃进的呼噜声吵得于姗姗烦躁不已，于姗姗看清这个平日衣冠楚楚的男士褪去成功人士的光环，不过是一个油腻无趣的中年男人，顾跃进对这样的生活更是厌烦不已，他不喜欢太了解自己的女人，他希望在所有女人面前，他的形象都是完美无缺的，他讨厌他的缺点被别人发现，因为他不想面对自己正在老去的事实。对于这对情人来说，这个与世隔绝的小单元房并不是浪漫的伊甸园，而是令人窒息的牢笼，在这个牢笼里，两人都暴露了真实的自己，也看清了真实的对方，当蒙在两人关系上的浪漫色彩消失得无影无踪后，两人的关系也走到了尽头。所以当宣布隔离解除，重获自由的时候，两人立马分开，并感到前所未有的畅快。“非典”在这部小说中，成了男女感情的试金石。
《“非典”时期的爱情》和《爱你两周半》写的都是非典时期的男女之情，可无论是《“非典”时期的爱情》，还是《爱你两周半》，都和爱情似乎没什么关系，换句话说，两个作家是以爱情之名解构了爱情，让人想到盛行于20世纪90年代的新写实主义。与它们相比，同样以瘟疫为故事背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加西亚·马尔克斯著）和《屋顶上的轻骑兵》（让·吉奥诺著）才更加契合人们对浪漫爱情的想象和定义。这些作家的做法也不难理解，因为“当瘟疫来临时，人与人基本处于隔绝状态，人们恐惧、孤独，而彼此隔绝又放大了孤独感，在这种情境中，爱情很容易产生，原本平淡的爱情也因之而灿烂，因此，瘟疫便成了最适合爱情主题设置的情境之一”。[3]《霍乱时期的爱情》中的阿里萨疯狂地爱上了十三岁的费尔米娜，但费尔米娜最终没接受阿里萨的爱，她嫁给了医生乌尔比诺。痴情的阿里萨决定珍守着对她的愛情，虽然他表面上游戏人生，和无数姑娘上床。几十年后，乌尔比诺去世，阿里萨与费尔米娜这时都已垂垂老矣，可埋藏于心中的爱情依然没有褪色。霍乱降临，两人在船上挂上一面宣布隔离的旗，这样他们两人就可以与世俗世界隔离，永远在船上漂流下去了，霍乱在这里成了促成两人爱火重燃的契机。《屋顶上的轻骑兵》中，轻骑兵安杰洛本是个爱国的意大利贵族，因在一场政治格斗中失手杀了人，被迫逃亡到法国普罗旺斯，没想到那里正瘟疫横行，饱受瘟疫折磨的当地居民敌视所有的陌生人，安杰洛被诬为投毒者，不得不逃到屋顶上栖身。在此期间，他巧遇正在寻夫的贵妇波利娜，决定帮助她，两人结伴而行，历经各种冒险，产生了爱情，虽然到最后，两人并没有走到一起，但这种引而不发的克制，正是爱情的另一种模样。瘟疫在这两部小说里，不但是故事的背景和情节的催化剂，还成了审美观照的对象。 在小说中，瘟疫还可以是人物成长的一个重要契机。毛姆《面纱》中的女主人公凯蒂，本是个虚荣轻佻、只知吃喝玩乐的女子，虽然沉默木讷的医生丈夫一心一意爱着她，可她自己对这段婚姻并不满意。在她眼中，丈夫沉闷无趣，不解风情，远不如风流会玩的查理有魅力。凯蒂和查理的婚外情被丈夫发现后，凯蒂不但毫无内疚，还准备和丈夫离婚嫁给查理，提议遭到查理拒绝后，出于生存保障的考虑，凯蒂不得不继续维持和丈夫的婚姻，并答应随丈夫一起去瘟疫肆虐的湄潭府的要求。这个贫穷、肮脏、破败、瘟疫横行的中国南方农村给凯蒂带来了震惊的体验，她看到了在舞会、晚宴之外的另一种生活，修道院里不顾个人安危救助霍乱病人的修女们更是给了她强烈的精神冲击，让她明白了人生的意义不是享乐，而是奉献。如果说，来到湄潭府之前，她的胸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客厅，那么现在，她胸中的客厅已成为一座城池。因此，她自愿加入到看护霍乱病人的行列。之前那个空虚、贪恋浮华的凯蒂在投身于救助病人之后，变得积极勇敢、独立坚强。湄潭府的这场瘟疫于她而言，就是一次灵魂的洗礼。小说结尾时，她说的一段话充分说明了她思想上的成长：“我以前是个愚蠢、邪恶、可憎的人。我已经得到了严厉的惩罚。我决不会让我的女儿重蹈覆辙。我希望她是个无畏、坦率的人，是个自制的人，不会依赖别人。我希望她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生活，找一份好的活计养活自己，而不是像我。”
三、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的瘟疫
瘟疫暴发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公共事件，作为医学家，关注的是瘟疫发生的原因、传播的方式和途径、携带病毒的宿主、疫苗的研制；而作为小说家，关注的更多的是瘟疫阴影笼罩下的普通人的命运、情感及感受。因为文学永远是和个人密切相关的。
《白雪乌鸦》（迟子建著）中的这场鼠疫，发生在1910年的哈尔滨，迟子建为了写好这部小说，查阅了能搜集到的所有历史资料，并按照当时的地理布局，绘制了一幅地图。“那个时期的商品广告、马车价格、米市行情、自然灾害、街市布局、民风民俗，”为作者“搭建起小说的舞台。”[4] 如此严谨的写作态度，使得《白雪乌鸦》很好还原了这个瘟疫暴发地的风土人情，这是个平凡的，却又热气腾腾，充满市井气的小地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也同样平凡。虽然迟子建了解了大量与鼠疫相关的史实，可她的写作重心，依然是鼠疫突袭时，人们的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在这部小说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活，个人有个人的烦恼和幸福，突然降临的鼠疫也会让他们恐惧，可他们依然认真过着自己的日子。这与迟子建的创作意图是相契合的：“动荡中的平和之气，那正是我这部写灾难的小说，所需要的气息。”[5] 以个体的普通人的遭遇反映瘟疫给人的生活、行为、心态带来的影响，这是很多作家书写瘟疫的一种方式，之前提到的《流行病》《非典时期的爱情》《爱你两周半》也是如此。
相比之下，以瘟疫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的小说的数量偏少，比较为人熟知的有《瘟疫年纪事》《鼠疫》《霍乱之乱》《花冠病毒》。在这些小说中，我们不但能看到瘟疫对普通人的影响，还能看到被传染上瘟疫的病人的情况，医护人员对病人的救治，政府对疫区的管理，人们在面对瘟疫时的不同心理等。这些作品，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瘟疫期间的医疗、社会、经济、政治状况。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四部作品的作家都不只一个身份，他们或是哲学家，或做过医生、记者的工作，这或许正是他们能将瘟疫作为主要描摹对象的原因，他们具备的其他行业的知识，也使得他们的瘟疫书写别具一格。《瘟疫年纪事》的作者笛福，做过多年的记者，在写《瘟疫年纪事》前，他对这场1665 年发生在伦敦的大瘟疫的各方面状况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在具体写作中，他以一个鞍具商的视角贯穿整部小说，叙述了这个鞍具商在瘟疫期间的所见所闻。小说囊括了政治、经济、宗教和医疗等各个层面，还引用了不少与这场瘟疫相关的数据，记录了瘟疫侵袭伦敦时伦敦当局对人口的调节、干预与管理，虽然读起来略显枯燥，但这种叙事方式对于刻画瘟疫时的社会整体状况十分有效，因此这部作品被称作“比纪实报导还真实”的小说。《鼠疫》的作者加缪是一个哲学家，在这部小说中，他也对这场瘟疫及疫区的情况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但与笛福不同的是，他以医生里厄为叙述者，在小说里塑造了里厄、格朗、朗贝尔、塔鲁、帕纳卢几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鼠疫》的语言具有很强的思辨性，充斥着大量的心理描写和人物的对白，这些心理描写和对白不但使人物更加立體丰满，还巧妙承载了作家的哲学思想。
《霍乱之乱》和《花冠病毒》的作家都是专业医生出身，池莉医专毕业后就分配至武钢职工医院卫生处，成为一名流行病医生；毕淑敏则任过多年军医，在2003年非典期间还以记者的身份亲赴抗疫一线，与非典病毒近距离接触。因此在这两部小说里，我们能了解到大量医学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抗疫一线的情况。《霍乱之乱》展现了医院流行病室的日常工作场景，“我”和秦静本都是有理想有抱负的大学生，但在医院流行病室工作多年后，都变得有点心灰意冷，因为比起外科等热门科室，流行病室在医院是一个备受冷落的科室，处处显得低人一等，连累流行病室的医生也跟着受尽冷眼，只有流行病室主任，流行病学家闻达还在不屈不挠地进行着流行病的研究。霍乱的突然来袭，终于让闻达有了用武之地，流行病室在医院的地位一下子变得至高无上，闻达制定了一系列防疫抗疫措施，带领流行病室深入疫区寻找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经过艰难的努力，这场霍乱终于得以控制。《花冠病毒》的女主人公罗纬芝和作家毕淑敏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样具有心理学、医学双重背景，同样在非典期间作为记者亲赴抗疫一线。由于是长篇小说，《花冠病毒》比《霍乱之乱》更为全面详细地展现了社会各界，包括政府、医院、媒体、民间研究小组、抗疫指挥部在抗疫时期的工作状态。
四、瘟疫书写的意义
《鼠疫》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鼠疫杆菌永远不死不灭，它能沉睡在家具和衣服中历时几十年，它能在房间、地窖、皮箱、手帕和废纸堆中耐心地潜伏守候，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瘟神会再度发动它的鼠群，驱使它们选中某一座幸福的城市作为它们的葬身之地”。瘟疫是地球对人类种种恶习的报复，但也许恰是不无善意的提醒与警示。它把人类从无所不能、“大自然的主宰者”的幻梦中惊醒，迫使人类反思自己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意识到在人类与其他动物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类依然是渺小的，意识到人之为人的局限。此外，在应对瘟疫的过程中，平日隐藏的社会顽疾和制度缺陷都暴露了出来，这刚好有利于人们对症下药，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完善。因此记录瘟疫，书写瘟疫，是非常有价值的。
通过历史记载，我们可以了解到每场瘟疫的死亡人数及瘟疫暴发时的医疗、社会情况，但历史永远是着眼于宏观的，关注的是推动历史、改变历史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历史中的无数小人物，无数鲜活生动的细节，无数的情感经验和心理体验，都被历史像砂砾一样过滤掉了。而小说的一个重要意义，就是保存这些被历史过滤掉的砂砾。譬如在上述小说中，我们不仅看到了瘟疫期间的政治、经济、社会状况，还看到了人们的生活是怎样被瘟疫改变的，看到了人们在面对瘟疫时的不同感受及做出的不同选择，看到了医生的所思所想，看到了病人的情感体验和生理体验。“抽象是记忆的最狂热的敌人。它杀死记忆。因为抽象鼓吹拉开距离并且常常赞许淡漠。”[6] 而写小说正是战胜这个敌人的最佳方式。在小说家的笔下，瘟疫不再是一堆抽象的数据和冰冷的历史资料，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个体的遭遇。鲁迅曾批判国民的健忘，经历了那么多大灾大难，留下来可供后人反思凭吊的遗物却是那么少。小说中的瘟疫书写，补充了历史，让历史更加鲜活可感，创伤记忆由此得以留存，灾难由此得以铭记。
（作者单位：五邑大学）
注释：
[1] 柳鸣九：《从选择到反抗——法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观》，文汇出版社，2005年版，第133页。
[2] 谢有顺：《苦难的书写如何才能不失重？——我看汶川大地震后的诗歌写作热潮》，《南方文坛》，2008年第5期。
[3] 范蕊，仵从巨：《西方小说中的瘟疫题材》，《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
[4] 迟子建：《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
[5] 迟子建：《锁在深处的蜜》，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6] 舒衡哲：《第二次世界大战：存博物馆的光照之外》，转引自吴晓东：《从卡夫卡到昆德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