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近期在坊间见到一本2010年6月出版的、戴志强先生编著的《钱币鉴定》。在该著的封面及第249页有一枚钱牌，书内在钱牌彩照下注：“明·同顺泰伍佰文钱牌，尺寸：高5.75厘米，成交价：RMB3850，拍卖日期：2006-06-04。”这使我惊喜不已，因为我也藏有此钱牌，而且是从一百文到一千文共十枚的大全套，由于不明铸期，就撂在待考匣里了。戴先生乃当今泉界泰斗，他的断代当可确信无疑了，为我指明了查证此牌相关问题的方向。
　　本品与戴著所载，在外形上完全相同，牌顶是个挂孔，下方是较大的圆形体，体内微隆呈坑形，正面坑内打有阴文戳记：“同”字,背面是“官”字。牌本体长方有廓，面文是“同顺泰”三字，背文纪值，皆隶书，风格雷同。两者所不同的是本品总体较大，高8.68厘米，较戴著品高了2.93厘米。本品钱文稚拙，笔划歪斜，布局稀朗，还有错别字，把“玖”字写成“王”字旁“欠”字了。而戴著品则较为规整匀称，从包浆看，戴著品是褐色传世品，本品表面为黑色或深褐色老坑锈，地章为土黄或浅绿锈。本品损伤较重，多处露出青铜偏红底质，这是在近几年辗转中，磕碰磨擦所致。从锈迹看，本品应为干燥沙质地带的北方坑口，显得古朴苍老一些。综合判断，本品与戴著品是两种版别，而以本品为早，戴著品应是改良型，但本品可排除现代铸品的可能。
　　钱牌正面戳记“同”字，代表“同顺泰”，按照我国用字的传统风尚，“同顺泰”应为民间钱业铺户或商号的店招；“官”字戳记表示此牌的价值等同于中央官局所铸行的铜钱。清宝陕局“咸丰元宝”当五百、当千大钱的上下缘也有“官”字戳记，其意义是相同的，旨在提高信用度。
　　那末，“同顺泰”为何要铸行此钱牌呢？
　　洪武八年（1375年），明中书省提举司正式发行“大明宝钞”，面值以铜钱计算，分别有一贯、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和一百文六种。明文规定禁止民间金银流通，金银只能交给官府换取宝钞，一两白银换取一贯宝钞，一两黄金换取四贯宝钞，与粮食的比价，一贯折米一石，折麦八斗。明政府为强制推行钞法，铸钱很少。由于大明宝钞发行过量，而迅速贬值，至永乐二年（1404年），买一石米需三十贯，正统十三年（1448年），一贯新钞只能换十文铜钱，旧钞一贯只值一、二文钱，成化七年（1471年），官府明确规定，官价宝钞一贯折四文铜钱，市场上实际上只值一文钱。大明宝钞一直是种形式而已，民间不顾禁令，早已用金银交易，宝钞“积之于市，过者不顾”。明英宗时放松禁令，弘治年间（1503年），白银便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要货币，形成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的流通体制。嘉靖末年（1566年），明政府正式宣布大明宝钞完全停止流通。“同顺泰”钱牌就是在大明宝钞不断迅速贬值、铜钱短缺的社会背景下，在北方或西北偏远地区的大城市，由财力雄厚、信誉卓绝的钱业铺户、大商号或联合同行业同仁所铸行的，在一定的区域流通的民间地方代用币，以维持本地区货币的稳定、市场经营活动的正常运行。“同顺泰”钱牌究竟铸于何地，待考，有时我臆想，或许是西安吧！
　　根据大明宝钞迅速贬值的过程分析，此牌的铸期不会太晚，或许就在明代早期吧！距今约有六百余年了，要比清末民初所铸的地方代用币早了五百余年，或是牌状民间地方代用币的老祖宗，所以非常珍稀。
　　“同顺泰”钱牌史籍无载，不靠谱，但却登上了戴先生大作的封面，且被列为首席位置，十分抢眼，可见戴公是甚为看重这枚钱牌的。“同顺泰”钱牌大全套，更是廖若晨星，不知其踪，其珍贵性当不言而喻了。戴著的断代，使我基本上看懂了这套钱牌，不然这堆东西不知什么时候会被我当作垃圾处理掉，这就是读书的好处。本文所言，仅是笔者一孔之见，有些问题尚待探讨，谬误之处尚祈藏友及方家指正。（责编：丁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