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县城卖麻线的头天晚上，母亲突然告诉我，因为生产队农活多不准请假，她明天不带我赶温江卖麻线了，问我敢不敢一个人去。我一下子就傻了，还没等我回答敢不敢去，母亲叹口气说，过几天你五叔结婚，家里没钱随礼，就指望这十斤麻线了。我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一口答应敢去。母亲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在我脑袋上比了比高度，用疑惑的口气问我：“一个人出远门，你晓得路？”
　　“晓得。”
　　“走丢了咋办？”
　　“走不丢。”
　　“我是说万一。”
　　“走丢了我晓得路回家。”
　　片刻，母亲又问：“二十里路呀，不怕？”
　　我果断回答：“不怕。”
　　那天晚上，不识字的母亲把煤油灯从灶台端到饭桌上，然后舀来半碗水，蘸着水给我画路线图，画完后反复讲解她的路线图。我不耐烦了，说都去过两回了，闭着眼睛都能走拢。母亲指着七弯八拐的路线图又再三叮嘱，千万别走错路呀！
　　第二天一早，我吃完饭抬脚准备出门时，母亲告诉了我一个意外的消息，说彭阿姨在县城麻市街的日晖桥上等我，把麻线交给彭阿姨，请她帮忙去卖。我知道，母亲这是担心我一个小孩子卖会吃亏。
　　日晖桥我是晓得的，在一条细长细长的街上，桥当头有家卖肥肠粉的，粉条有一人高。母亲告诉我，卖了麻线就让彭阿姨给我一角钱，五分钱用来吃肥肠粉，四分钱买连环画，剩下的一分钱在回来的路上买糖凉水喝。
　　我身穿红色背心，挽着裤脚，穿着凉鞋，背着麻线，像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雄赳赳的样子。但走出村，走向陌生的世界，我开始紧张了，心怦怦直跳，生怕碰见大娃娃们拦路欺负我。
　　现在，我已拐上了通往县城的柏油路，离村子越来越远了，心也悬得越来越高了。走过大桥，前面是三圣场，过了场街离县城就不远了。可到三圣场口时，我不得不停下脚步。马路边有条黑狗在地上嗅着，在黑狗旁边还有两个比我大的孩子在放牛。我本来雄赳赳的步伐，被他们吓得徘徊不前。我只好躲在一棵桉树后面，等他们离开。
　　我躲在树后，不敢往前走。这时，马路上过来一位背着背篼的老大爷，看样子他很老了，背篼又沉，压得他走路都抬不起头。他从我旁边走过时，奇怪地问我：“要把树子抱回家呀？”我没敢开口说话。老大爷又问：“算得清账吗？还没烟杆高就做买卖了？”我还是没敢说话，但脚步不由自主已经跟上老大爷的脚步。
　　路过两个放牛娃旁边时，他们用弹弓瞄了瞄我，虽然没弹出石块，但我还是怕极了，急忙抓住老大爷的背篼，以此掩饰我的无助。与两个放牛娃的距离拉开后，老大爷不要我跟着他，我忽然灵机一动，双手托住背篼底，轻轻往上用力，老大爷的腰身就直了一些。他松了一口气，回过半个脸叫我跟着他走，他也去麻市街。我高兴极了，为了讨好老大爷，我更加卖力地托着背篼底。
　　我们终于到了县城，老大爷却不走了，他连人带背篼坐在街边檐口下喘着粗气对我说：“小家伙，我走不动了，你先走吧。麻市街就在前面不远处。”我只好一个人走。
　　我很快到了麻市街，发现人咋这么多。推自行车的，担箩筐的，背背篼的……你推我攘，吵吵嚷嚷，街上就像麻雀子吵林叽叽喳喳。我在那些地摊物件的空隙中穿来跳去，像躲猫猫一样。我估计快到日晖桥了，桥是啥模样，我是记不得的，但我能闻到肥肠粉的味道，有酸辣麻扑鼻而来，说明日晖桥就要到了。走到街中段的一个岔路口，我背上的麻线不知怎的就挂在一个大娘的背篼上了。大娘劲大，把我拽得转了几个圈，我晕头转向地停下来，那个大娘却厉声问我是不是想偷吃她的柿子。我委屈得“哇”的一聲哭了。大娘见我哭了，一下子笑起来。
　　被那个大娘一撞一吓，我恍惚了，走岔道了。我走到了一条陌生的街上，我要找的日晖桥在哪里呢？彭阿姨又在哪里呢？在街上跌跌撞撞不知走了多久，直到赶场的人都能一眼数清时，我困乏得双眼打架，迈不开腿了，只好坐在街边眼巴巴地等待彭阿姨。
　　我是被人叫醒的，睁眼一看，有两个老大娘笑眯眯地蹲在我跟前，其中一个问我是不是走丢了，另一个问我家住哪里。见有人关心我，我“哇”地又哭了。后来两个老大娘叫我跟她们走，她们住在三圣场，到了那里给我指回家的路。走出场口，我晓得回家的路了。
　　太阳快下山时，我走到家门口，母亲和彭阿姨站在篱笆门前。母亲一见我，跑上来一把抱着我泣不成声。很奇怪，我竟没有哭。
　　彭阿姨推着自行车笑嘻嘻地对我说：“这是哪家的娃娃哟，像个唱川剧的！”
　　母亲替我把麻线取下来，自言自语：“没丢就好，没丢就好。”
　　彭阿姨拍了拍我的脑壳说：“下场还敢去吗？阿姨还是在日晖桥等你，可不准再让阿姨寻遍温江城了。”
　　母亲却说：“不去了，不去了。”
　　这趟远门出得有些冤，但我又想起日晖桥的肥肠粉，那酸辣麻的味道，那站在板凳上才吃得进嘴的粉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彭阿姨：“敢。”
　　珍惜摘自《安徽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