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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9日，居住在美国巴尔的摩市的19岁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在街上与巡逻警察“目光对视”后企图逃跑，警察截住他询问，发现他身上有一把折叠刀，并因此拘捕了他。格雷被押上警车送往警署，大约半个小时后，被拉出警车的他被发现脊柱严重受伤、声带受伤，并随后休克送医，医生说他的脊神经损伤了八成。格雷于4月19日死亡。警方说逮捕时警察没有使用暴力，然而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格雷当时双手被反铐，双腿已经瘫痪不能行走，是两名警察连拉带拽把他扔进了警车。
对格雷之死的调查尚未有结果，没有人知道在警车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格雷的意外死亡在美国巴尔的摩市乃至全美引发了强烈抗议，“骚乱”一词吸引世界的眼光。本文系作者银铃的亲身经历。
20：00
纽约4月29日下午6点，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集结，一场声援巴尔的摩、抗议警察暴力的集会即将开始，对正越来越认同社会运动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错过。
晚7点左右，联合广场北侧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结严防。各种组织、小组和个人在队伍中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拿着扩音喇叭，声讨种族主义、国家和警察暴力、资本主义，表达对巴尔的摩的支持，以及对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的悼念。集会在众人齐声一遍遍重复“All day， All night， 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们会为格雷战斗不息）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
7点20分左右，人群决定转向游行，浩浩荡荡从百老汇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墙和车墙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一名警察提着广播喇叭，反复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离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则就以扰乱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备而来，非常强势，多辆押送人员的大车已经等在周围。与警方一起做好准备的，还有各路媒体，成群的记者举着照相、摄像机等待着，天空中还盘旋着4架拍摄用的直升飞机。
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开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体冲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从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和扭送进警车，还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陆续铐起和扭走。本只是来“打酱油”的我，没想到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员。
15分钟以后，警察成功将大部分人赶上人行道，并步步紧逼。在百老汇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员要求我们“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态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说了一句“No”，没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铐了起来！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不如说是震惊于此刻的荒唐，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车的方向。事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看到，我当时是被3名警察牢牢钳住戴上手铐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会很担心。又开始怕被导师和学院领导知道，他们肯定会想：这么个弱势的国际学生，不好好读书写论文，主动找什么乱子。作为一个从小特别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们失望的神情，我就压力山大。
穿过长长的街道，快走到警车时，路边的记者大声问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说，这会不会加重我的罪名？“说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为无名氏，他们希望别人看不到你们为正义做的这些！”警车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级警官的白老男人走过来把我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我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手机？”他很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们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说手铐太紧，逮捕我的警员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铐。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恐惧，我感觉他们无意也不敢对我们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终止我们的“捣乱”。
警车上已经有3名戴着手铐的女孩，随后陆续又送进一些人，最终，我们这个车上载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颜色皮肤的都有，都是年轻人。聊天中得知车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纽约各学校的本科生，她们一致认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会把我们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们的淡定也减轻了我的不安，我们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着对方的肩膀，把飘在脸上的头发抹到一边。
警车晃晃悠悠地启动，很快到了市政厅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边停了大约40分钟。我们逐渐变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个女孩，大着胆子，我也偷偷用铐着的双手从背后掏出手机，给男友发了简短的消息。
21：00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逮捕我的警察弗兰克认领了我。他解开我的手铐，带我上缴了所有物品，领我报了道，还拍了照片，那是一张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负责了。
看到他很和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抓我，他说：“让你们退回人行道，谁让你们不退。”随后安慰：“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录你们的指纹，应该是过一些手续，就会放了你们。”
我上缴了鞋带，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个关押间。与其他已经几乎填满了的号子不同，这间一个人都没有，我被发配过来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要求上厕所。其实，后来随着这间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只好当众排便了。
号子又小又阴冷，有一个长形的铁凳，冰凉。很快，曾与我同车的一个女孩也被分来了。她叫尼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读书，是个激进分子。她说自己16岁时被抓过一次，但是因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轻，她说，美国人有一种迷思，认为白人女性总是无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链成人墙抵挡警察，最终被捉住推倒在地，脸上还有轻微划伤。她说一个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恶的警察还用脚踩了他的头。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迎来了活泼开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当时站在人行道上，听到一声“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着长发，铐上了双手。她12岁的儿子在旁边吓哭了。好在警官允许她把钥匙给了孩子，并答应护送他到地铁站。我问她：“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不反抗？”她说，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总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对待甚至枪击，向儿子示范被逮捕时应如何反应，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阿什利性格开朗，爱大笑，爱说话，号子里立即热闹起来，没那么无聊了。据说我们有权要求拨打一个家庭电话，她向每一个路过的警察要求打电话给儿子，一再被敷衍，最终也没有打成。
号子里没有钟，我们只能偶尔向路过的警察问一下时间。大约1点的时候，新学院（NewSchool）20岁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进来了，新的话题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又打发了一些时间。莉莉说她第二天10点有课，不过被捕是一个很好的缺课理由。我很震惊，问她新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吗？她说当然，新学院是个很激进的学校。
2点左右，一个也叫阿什利的20岁的白人女孩进来了。她显然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染着彩虹七色的短发，满口“fucking”“fuckup”。她是1点钟被捕的，原来集会还在继续，我们惊叹于人们的坚持。她当时有和警察对抗，而且破口大骂，结果头被抵到了墙上，不仅脖子被扭伤，手背也擦伤了三块皮。
实在是一望无际地无聊，没有任何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或许应该找一些平常困惑的问题来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费时间，但等待的焦急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趴在号子的铁栏杆边，紧贴着，斜着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压扁了，看是不是还有人进来或离开。每来个警员，我们都要兴奋一下，希望打听些消息，顺便打发点时间。
号子里的饮水机坏了，5个小时里我们始终没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没有人理。弗兰克来找过我两次，问一些补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说“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说“几分钟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诺都变成了两个小时，我开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长得有点像的我姐夫，我感觉自己简直把他当成了亲人，感激又亲切。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为什么要去感激一个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机关供职的人呢？
两点半，我终于困倦疲惫得不行了。这时，警察开始发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们觉得不妙，发吃的说明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5个人中只有二号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说：“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过去了，但我不想昏过去。”
03：15
3点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狱友告诉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第二天还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浑浑噩噩间和她道别，但同时开始担外国人身份会让我麻烦，对释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号阿什利姐姐大声安慰我，不允许我悲观。过了十多分钟，弗兰克警官来释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因为没有纸笔，没办法留下联系方式。
出来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铐，这次是铁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墙站了一大会儿，说是规定一次只能释放一个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兰克在我旁边，他身后是一长队拿着材料的警察。每到一处都是无尽的排队。我意识到，犯人释放之前警察也无法离开，看着他们困倦、无聊、无力的脸，突然觉得他们就像被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折磨的奴工，我们只在这里一天，而他们是天天都在这里经历这些。
终于，快4点的时候，我被押到门口，解下了手铐。看到大厅前台那两台破旧的电脑，和拿着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队的警员，我明白了为什么处理的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这对我们和警察都是极大折磨的程序要进行到何时，在我后面还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边的一个大号子里还关着二三十个男人。
排队领取物品时，前面的女孩问弗兰克他手臂上的两道杠什么意思，他说一道杠代表工龄五年。想到他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无奈，在这里待一晚我都觉得窒息。
领到背包和鞋带，我正式被释放了。弗兰克说，只要我在接下来的6个月不再犯事，这次逮捕就不会记录在案。我说我从来没犯过事，他说：“很好，继续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来，来自一个服务抗议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他们准备了水和食物，还给我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的纸条，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天很冷，看到他们守在那里迎接一个个被释放的人，觉得他们真让人敬佩。
我向地铁走去，手机里满满的是朋友们的邮件、短信、电话和信息，凌晨5点，我回到家。
对格雷之死的调查尚未有结果，没有人知道在警车里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格雷的意外死亡在美国巴尔的摩市乃至全美引发了强烈抗议，“骚乱”一词吸引世界的眼光。本文系作者银铃的亲身经历。
20：00
一声“No”让我戴上手铐
纽约4月29日下午6点，人们从四面八方向市中心的联合广场集结，一场声援巴尔的摩、抗议警察暴力的集会即将开始，对正越来越认同社会运动的我来说，这样的活动当然不能错过。
晚7点左右，联合广场北侧已经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警察也早在附近集结严防。各种组织、小组和个人在队伍中打着横幅，举着牌子，拿着扩音喇叭，声讨种族主义、国家和警察暴力、资本主义，表达对巴尔的摩的支持，以及对黑人青年弗莱迪·格雷的悼念。集会在众人齐声一遍遍重复“All day， All night， We Will Fight for Freddie Gray”（每一天，每一夜，我们会为格雷战斗不息）的口号声中达到高潮。
7点20分左右，人群决定转向游行，浩浩荡荡从百老汇大道沿第17大街往西去。很快，警察用人墙和车墙封锁了前进的道路，一名警察提着广播喇叭，反复大音量播放公告，要求人群撤离道路，退回人行道，否则就以扰乱交通的罪名施行逮捕。警察是有备而来，非常强势，多辆押送人员的大车已经等在周围。与警方一起做好准备的，还有各路媒体，成群的记者举着照相、摄像机等待着，天空中还盘旋着4架拍摄用的直升飞机。
大规模的逮捕很快开始，凡和警方有任何肢体冲突，哪怕只是抵抗推搡的，不服从警方命令的，都立即被捕。我看到很多男性被按倒在地，然后被捆绑和扭送进警车，还有一些并未反抗的人也被陆续铐起和扭走。本只是来“打酱油”的我，没想到竟然很快成了其中一员。
15分钟以后，警察成功将大部分人赶上人行道，并步步紧逼。在百老汇和17街交界的路口，一名警员要求我们“迅速退回人行道”，我看他态度和善，鬼使神差，弱弱地说了一句“No”，没想到他竟然立即把我铐了起来！
一切发生得太突然，我与其说是受到惊吓，不如说是震惊于此刻的荒唐，还来不及反应什么，就被迅速扭送向警车的方向。事后从媒体发布的照片看到，我当时是被3名警察牢牢钳住戴上手铐的。
我的第一反应是：今晚恐怕回不去了，男友一定会很担心。又开始怕被导师和学院领导知道，他们肯定会想：这么个弱势的国际学生，不好好读书写论文，主动找什么乱子。作为一个从小特别怕惹事的乖乖女，想到他们失望的神情，我就压力山大。
穿过长长的街道，快走到警车时，路边的记者大声问我的名字和生日。我不清楚自己应不应该说，这会不会加重我的罪名？“说出你的名字！警方巴不得你成为无名氏，他们希望别人看不到你们为正义做的这些！”警车旁一位黑人兄弟对我喊道。
一名看上去是高级警官的白老男人走过来把我的手机从裤兜里拿出。我喊：“你们要怎么处理我的手机？”他很温和地说：“别担心，我们把它放到你的背包里。”我说手铐太紧，逮捕我的警员就松了一下塑料手铐。他们的态度极大地减轻了我的恐惧，我感觉他们无意也不敢对我们施暴，就是例行公事地终止我们的“捣乱”。
警车上已经有3名戴着手铐的女孩，随后陆续又送进一些人，最终，我们这个车上载了11名“犯人”，6女5男，什么颜色皮肤的都有，都是年轻人。聊天中得知车上其他5名女孩都是纽约各学校的本科生，她们一致认为，最晚明天早上肯定也会把我们放了，最多也就是交一些罚金。她们的淡定也减轻了我的不安，我们互相安慰支持，互相蹭着对方的肩膀，把飘在脸上的头发抹到一边。
警车晃晃悠悠地启动，很快到了市政厅附近的警局，然后不明原因地在路边停了大约40分钟。我们逐渐变得焦躁，胳膊僵硬，手腕疼痛。模仿另一个女孩，大着胆子，我也偷偷用铐着的双手从背后掏出手机，给男友发了简短的消息。
21：00
号子里疲惫饥渴的6小时
漫长的等待之后，我们终于被一个个卸了下来。逮捕我的警察弗兰克认领了我。他解开我的手铐，带我上缴了所有物品，领我报了道，还拍了照片，那是一张我和他的合影，表明我的案子就由他负责了。
看到他很和善，我就问他为什么要抓我，他说：“让你们退回人行道，谁让你们不退。”随后安慰：“没什么大问题，不会录你们的指纹，应该是过一些手续，就会放了你们。”
我上缴了鞋带，被搜了身，就被投入了警局最里面的一个关押间。与其他已经几乎填满了的号子不同，这间一个人都没有，我被发配过来或许是因为我一直在要求上厕所。其实，后来随着这间号子里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也只好当众排便了。
号子又小又阴冷，有一个长形的铁凳，冰凉。很快，曾与我同车的一个女孩也被分来了。她叫尼可，在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读书，是个激进分子。她说自己16岁时被抓过一次，但是因为她是白人女性，所以量刑很轻，她说，美国人有一种迷思，认为白人女性总是无辜的。尼可在游行中和朋友一起用胳膊链成人墙抵挡警察，最终被捉住推倒在地，脸上还有轻微划伤。她说一个男性朋友被反推在地，可恶的警察还用脚踩了他的头。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迎来了活泼开朗的黑人姐姐阿什利。她当时站在人行道上，听到一声“捉住她”，就被向后撕扯着长发，铐上了双手。她12岁的儿子在旁边吓哭了。好在警官允许她把钥匙给了孩子，并答应护送他到地铁站。我问她：“你什么也没做，为什么不反抗？”她说，很多黑人男孩害怕警察，总是看到警察就跑，反而招致更暴力的对待甚至枪击，向儿子示范被逮捕时应如何反应，这就是最好的机会。 阿什利性格开朗，爱大笑，爱说话，号子里立即热闹起来，没那么无聊了。据说我们有权要求拨打一个家庭电话，她向每一个路过的警察要求打电话给儿子，一再被敷衍，最终也没有打成。
号子里没有钟，我们只能偶尔向路过的警察问一下时间。大约1点的时候，新学院（NewSchool）20岁的本科生、白人姑娘莉莉进来了，新的话题和故事让我们一起又打发了一些时间。莉莉说她第二天10点有课，不过被捕是一个很好的缺课理由。我很震惊，问她新学院鼓励学生参与社会运动吗？她说当然，新学院是个很激进的学校。
2点左右，一个也叫阿什利的20岁的白人女孩进来了。她显然是所有人中最激进的，染着彩虹七色的短发，满口“fucking”“fuckup”。她是1点钟被捕的，原来集会还在继续，我们惊叹于人们的坚持。她当时有和警察对抗，而且破口大骂，结果头被抵到了墙上，不仅脖子被扭伤，手背也擦伤了三块皮。
实在是一望无际地无聊，没有任何可看的东西、可做的事。或许应该找一些平常困惑的问题来思考，不至于那么浪费时间，但等待的焦急让人无法静下心来，我们常常趴在号子的铁栏杆边，紧贴着，斜着往外看，鼻子恨不能都压扁了，看是不是还有人进来或离开。每来个警员，我们都要兴奋一下，希望打听些消息，顺便打发点时间。
号子里的饮水机坏了，5个小时里我们始终没有水喝，要了多次，也没有人理。弗兰克来找过我两次，问一些补充性的信息，每次都说“你很快就能出去”，有一次甚至说“几分钟之后就能出去”，然而每一次承诺都变成了两个小时，我开始不相信他了。他一直很友善，而且长得有点像的我姐夫，我感觉自己简直把他当成了亲人，感激又亲切。我很快意识到自己可能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为什么要去感激一个逮捕自己的、在暴力机关供职的人呢？
两点半，我终于困倦疲惫得不行了。这时，警察开始发牛奶和起司三明治，我们觉得不妙，发吃的说明我们一时半会走不了。5个人中只有二号阿什利吃了三明治，她说：“我吃这么难吃的东西的唯一原因是我快要昏过去了，但我不想昏过去。”
03：15
释放也要排队
3点多了，我正坐在地上昏昏沉沉，狱友告诉我，尼可要走了。她自己也不敢相信，以为自己第二天还得被弄到法庭呢。我在浑浑噩噩间和她道别，但同时开始担外国人身份会让我麻烦，对释放突然失去了信心。一号阿什利姐姐大声安慰我，不允许我悲观。过了十多分钟，弗兰克警官来释放我了，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和剩下的三个姐妹一一道别，因为没有纸笔，没办法留下联系方式。
出来后，我被再次戴上手铐，这次是铁的，硌得手生疼。我被要求靠墙站了一大会儿，说是规定一次只能释放一个人，要等前面的人走。弗兰克在我旁边，他身后是一长队拿着材料的警察。每到一处都是无尽的排队。我意识到，犯人释放之前警察也无法离开，看着他们困倦、无聊、无力的脸，突然觉得他们就像被这个庞大复杂的官僚体系折磨的奴工，我们只在这里一天，而他们是天天都在这里经历这些。
终于，快4点的时候，我被押到门口，解下了手铐。看到大厅前台那两台破旧的电脑，和拿着材料趴在前台在排队的警员，我明白了为什么处理的速度如此之慢。也不知这对我们和警察都是极大折磨的程序要进行到何时，在我后面还有至少100多人，前台旁边的一个大号子里还关着二三十个男人。
排队领取物品时，前面的女孩问弗兰克他手臂上的两道杠什么意思，他说一道杠代表工龄五年。想到他已经在这里十多年，不由得替他感到无奈，在这里待一晚我都觉得窒息。
领到背包和鞋带，我正式被释放了。弗兰克说，只要我在接下来的6个月不再犯事，这次逮捕就不会记录在案。我说我从来没犯过事，他说：“很好，继续保持，我想你也不想再经历一次了吧。”
路口有一群人迎上来，来自一个服务抗议者的公益法律服务机构。他们准备了水和食物，还给我一张写着联系方式的纸条，说他们会提供免费的法律服务。天很冷，看到他们守在那里迎接一个个被释放的人，觉得他们真让人敬佩。
我向地铁走去，手机里满满的是朋友们的邮件、短信、电话和信息，凌晨5点，我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