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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的深圳已有暖意，城市里弥漫着潮湿土地和常绿青草的混合气息。几个月后就要从北京大学医学院博士毕业的李海磊到达了深圳，此行的目的是来面试。
面试地点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彼时，这家引入香港大学的资源、将探索深圳市医疗改革作为题中之义的医院，刚刚成立半年。
他的导师并不赞同他的选择。李海磊原可以留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血管外科，解决北京户口，从住院医生做起，成为主治、副主任、主任，一步步往上走，在北京落地生根。
面试他的，是香港大学的教授，全英文交流。对方也问他，你为什么选择来这里工作？
刚结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公派留学回到国内的李海磊，有感于有些美国医生会辗转不同地方，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在听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之后，他觉得也许是一套全新的体制，试一试未尝不可。于是从网上报名，前来面试。
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护士。正在改革的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医生的薪酬尽量体现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
医院比他想象的更现代化一些。见惯了北京城里寸土寸金的医院门诊楼，乍一见到这个占地面积1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的医院，李海磊有些兴奋。
几个月后，李海磊到这家医院上班了。
查房的时候，从病房窗户望出去，不远处是平静的深圳湾，对岸就是香港。
香港大学和深圳市的合作，有些偶然。
2008年，邓惠琼即将卸任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主席，到北京见了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在香港有权负责组织、检查、评审医学专科训练，并颁授相关资格，负责提供延续医学教育。邓惠琼任职主席的四年间，曾和黄洁夫多次来往，并帮助内地做专家的注册和培训工作。
卸任之际，邓惠琼和黄洁夫谈起了香港大学。她曾担任过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当时仍然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教务委员会成员。她问黄洁夫，香港大学医学院可不可以在内地拥有一个自己的附属医院。
在香港，公立医院由政府管办，医学院无法拥有自己的附属医院。香港大学早就有这个想法，希望能给自己的医学院提供更好的教科研环境。
黄洁夫很快回答她，深圳正好要创办一个新的医院，你们可以考虑，看符不符合香港大学的想法。
回港后，邓惠琼将这个信息带给了香港大学。之后，香港大学向中央、港澳办、卫生部都表达了自己的意向。据相关媒体报道，卫生部和港澳办的介绍信转到了深圳市政府。2009年前后，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医学院院长开始和深圳市政府接洽商谈。
此时，深圳市卫计委已经收到了几个医学院愿意合作办医的意向，其中不乏国内顶尖高校的医学院。而香港大学医学院无疑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个。
深圳市卫计委医改办处长李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们认为，与香港大学合作，可以引进香港在医疗方面的管理模式和理念。
不久后的2010年4月，深圳市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而深圳市新创办的这家医院，恰好可以探索公立医院医改之路。
邓惠琼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得知香港大学的意向后，深圳市表示，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医改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团队来办医院。
邓惠琼此前接触过内地的医生，听他们抱怨过内地的医疗体制。可是这些问题不能靠一天、一个月来改变。眼前的机会，也许会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
“内地和香港的医疗文化不同，香港这套模式运行多年，前后也有过改变，我们把这套文化带过来，可能会对医改比较有效果。深圳市也是这么认为的。对深圳市和香港大学来说，大家是双赢。”
据媒体报道，合作办医敲定之后，院长的任命又经历了一轮谈判。香港大学希望由自己来决定，而深圳方面也有自己的人选。
双方最终互相妥协，决定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011年11月14日，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构建董事会、医院管理团队、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法人治理结构。
董事会共有17名成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担任董事长，其他董事由深港双方各派出的8 名代表担任。其中，深圳市政府派出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卫计委、人社部门、发改委、机构编制办等部门的一把手或二把手。
医院设立了12个专业委员会，辅助管理团队进行专业化决策管理。医院的院长由香港大学推荐。最终拥有工作经验和声望的邓惠琼担任院长。
深圳市政府和港大签订了合同，期限为10年，期满可以续约。
在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之后，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之后也成立了，开始探索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模式。
深圳市醫管中心是市属局级事业单位，不隶属于卫生计生委，代表深圳市政府统一履行举办公立医院的职责，监管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的运营。
磨合开始了。
医疗文化的不同、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深圳市与香港大学对新开办的医院有着诸多不同看法。
李创说，对于这家新开的医院，深圳市希望能够尽快全面开放，在保障质量的情况下，提高运营效率，尤其在深圳的医疗资源十分紧缺的大前提之下。
根据媒体报道，2013年，深圳每千人医生数、床位数分别为2.47人、2.75张，后者是北京、广州的1/2，上海的2/3。目前，深圳仅有11家三甲医院，是北京的1/8，上海和广州的1/5。 而从2008年到2013年，深圳市门急诊量增加33.2%、住院量增长44.7%，但全市执业医师才增加25.7%，远低于全市就医量的增长，医生短缺。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要求新开办医院加大绩效管理，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
而香港的医疗文化则重视以人为本，使得每一个看病的人都能尽量满意，对于看診人数，并没有详细规定。
在这个文化之下，港大提出了预约挂号制。邓惠琼解释说，通过预约，可以明确地知道，每个医生可以在每个患者身上用多少时间。她强调，医院并不提倡多劳多得，用量来衡量医生的工作，而是希望患者能通过足够时间的沟通，知道自己的病具体是什么。
邓惠琼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那时并没有预料到，两地医疗文化的差异，使得两地患者的就医理解也有差异。“一开始，患者并不能理解，我到了医院就应该可以看病，为什么需要预约？”
筹备小组讨论后认为，港大深圳医院需要“有质量、有价值的效率”。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模糊的标准，但血液科医生王钧能明确地感受到其中的变化。
作为副主任医生，王钧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血液科工作了13年。门诊的时候，每天看几十个号。叫号，患者坐下，没说几分钟，医生的手已经在电脑上打字开检验单和处方了。这是常态。
2015年进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之后，王钧的门诊节奏明显改变了。
半天门诊大概有十七八个号，每个患者起码可以得到20分钟左右的诊疗时间。事实上，对于有着多年经验的王钧来说，一般的病例，他确实可以在几分钟内得出大致判断，有的病人情况复杂，所需时间会多一些。而到了港大深圳医院之后，这多出来的时间是用来向患者解释的，他得了什么病，怎么后续检查，检查分多少步骤，怎么治疗，效果会如何。“我觉得这是对患者的尊重。”
走进深圳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都能在走廊上见到加床的患者，好一点的会用帘子挡一挡，更多的时候，病床大喇喇地横在走廊里。从病人到医生，虽觉得不舒服，但所有人都对这个现象习惯了。
港大深圳医院也会加床，但王钧发现，加床不会加在楼道里，而会加在别的科室的病房里。他们会事先做好预案、评估风险，万一患者突然出现危急情况，他们要及时赶到，因此加床的其他科室不能距离本科室太远。
“这种观念其实很不容易，一般医院都让你要么去别的医院就诊，要么就睡在楼道里。这种对患者的尊重，我觉得患者自己都能感觉到。”
目前是否因为患者数量不多，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耐心，病房也才会有空余，毕竟，根据医院提供的截至2016年5月底的数字，医院门急诊量平均每天近5000人次，病床使用率为67%。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王钧表示，即使今后患者增多，对患者的尊重是这个医院骨子里的东西，并不会改变。“这个团队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截至2016年5月底，医院门急诊量（包括体检）共计253万人次，出院人次7.6万例。邓惠琼认为，这个数字和早期预算的差不多，换句话说，这个医院的理念被内地患者逐渐认可、接受了。
李创也表示，目前，深圳市也对港大深圳医院目前收治病人的情况和病床开放情况都比较满意。一个细节可以体现深圳市的态度：目前，深圳市将预约制挂号推广至了全市其他医院。
“我很痛苦的。”杨雪菲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或许都不会理解她。
2007年，28岁的她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成为外科学博士。她进入了深圳市人民医院的结直肠外科工作，短短六年，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生，又成为了副主任医生。
她看起来前途无量。
但她又明白，大环境是看年资的，像她这样的年轻医生，还远远排在队尾。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可是未来几十年的路似乎已经摊开在她的面前。对她来说，付出和所得远不成比例，简言之，工资不够高。
她那时的工资加奖金有一万多元，定薪，干不干、干好干坏，没有太大的差别。她又不想赚取灰色收入，十分痛苦。
听说港大深圳医院的改革，她投了简历，想来试一试。
早在筹备时期，深圳市和香港大学就达成了共识，这家医院要取消编制。
对政府来说，一家医院的编制是财政部门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
对医生而言，编制是铁饭碗，是隐性的福利。进入一家公立医院，按照既定的路子一步步向前走，成为主治医生、副主任、主任，然后进入医院管理层。一家地方三甲医院的院长可享受正处级待遇。
在香港，过去也有编制，邓惠琼早就发现了编制的问题。公立医院的医生，有的可能因为表现不好，不能晋升，但他本身的薪酬并不低，他们也不愿意再努力，就这样得过且过地混日子。
这是他们早就希望取消的东西，恰好和深圳市一拍即合。这些年来，随着医疗需求的大规模扩张，深圳市的临编医务人员占整体人数的将近50%，人事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编制没有了，财政预算要重新制定，医生的铁饭碗也打破了。港大深圳医院实行以事定费、以费养事、以事定岗和按岗聘用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由医院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内设机构和工作岗位，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全员聘用、工资分配等管理制度，淡化和取消身份差别，按岗聘用、以岗定薪、同岗同酬。
换言之，医院按照实际需求，招聘一定数量的医生，而同样是该医院的驻院医生（即其他医院的住院医生），按照他们此前的经验、经历，薪酬并不相同，每年可增长，需靠竞争赢得。据邓惠琼介绍，医生的薪酬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
也正是因为高薪酬，港大深圳医院在选择医生时较为谨慎。他们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招聘住院医生时，必须是从医学院毕业五年以上、在三甲医院有过工作经验的住院医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了解面试者的想法，比如会问对方，觉得怎么才是一个好医生，以此判断彼此是否理念相合。 招聘由各科室的主管亲自进行，同时，医院还请复旦大学一名老资格的教授帮他们把关。一旦入职，医生和港大深圳医院以签合同的形式合作，几年一签，双方可以就此重新选择是否继续。
医生入职后，要遵循医院的一套管理制度，其中十分重要的几条是，不收红包制度、抗菌药物规范、内部审计制度等。对于不符合医院要求的员工，医院可以解聘。
面对高薪养廉的制度，改革之初，多数人对于港大深圳医院是持观望态度的，不敢轻易丢弃编制出来。
杨雪菲也有类似的担心。万一这家医院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成为深圳第n家平凡的公立医院，又失去了编制，似乎并不值得。但她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试一试。“铁饭碗会把人变懒，消磨人的进取心，我一点也不想要铁饭碗。”
2013年7月，她成为港大深圳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即其他医院的住院医生），税后工资两万多元，是原先收入的两倍。
薪水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杨雪菲最焦虑的问题，付出和收入成正比了。“每个医生都想赚一份阳光的、体面的收入，不想拿灰色收入。”两年后，杨雪菲从驻院医生晋升为副顾问医生（相当于其他医院的副主任医生），薪酬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与杨雪菲这样渴望挣脱体制桎梏的年轻人一样，一批在体制中摸爬滚打多年、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医生，有的也选择了离开体制。
从深圳盐田医院辞职的时候，汪润和领导谈了很久。
他那时是盐田医院急诊科主任，手下有四十多人的团队，在外人看来，他干得风风火火，正是事业上升期。汪润却选择到港大深圳医院做副顾问医生。
早在2012年7月，港大深圳医院试营业时，汪润就借调到该院工作，之后，他通过香港大学的面试，留在了这家医院工作。前单位的领导留他，他说，你不要再留我了，人各有志。
汪润说，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找寻一个机会，“做纯粹的医生。”
在原来的医院，作为科主任，汪润已很少有时间处理医学事务，他要保证科室的运转，通俗地说，要保证团队中四十多人的经济收入。就算是医学事务，除了疑难危重病人的抢救，汪润还需作为科主任出面，处理医疗纠纷。
他厌倦行政事务，只想重新投身于医学之中。但他作为体制内的科主任，这个想法是难以实现了。被港大深圳医院借调了一阵之后，他想，也许这个带着香港医疗文化基因的医院，能实现他的想法。
他成为这家新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顾问医生，每天早上七点多到单位，有时候去病房，有时出门诊。心血管内科共有八个医生，每天门诊量是120到150名病人，另有住院病人40人左右，每周手術15台。他得轮轴转，几乎每晚都要加班。
在年终总结里，他说，自己的科研能力还有待提高，应该多写几篇论文，多报几个科技奖。科室主管找他谈话说，你是当医生的，不是搞科研的，你就应该看好你的病，科研应该有专门的人搞。“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只管服务好你的病人。”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汪润，他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没错。尽管他的工资和过去差不多，税后年薪四十多万，但他说，自己“只需要凭着良心做事情，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去做那些不值得的事情了”。
他和杨雪菲一样，都提到了“体面”和“阳光”：“我可以体体面面做一个医生，拿着阳光的收入，我觉得这就够了。”
去编制的好处十分直白地被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医生说了出来，但也有人质疑这一做法。医学界一位大V提出，取消编制将大大弱化医院和医生的关系。“医院投入巨大成本去培养医生，而医生一旦成才可以随时跳槽，那对医院而言，最经济的选择无疑是去吸引现成的人才，而不是辛辛苦苦替他人做嫁衣。这必将严重打击医院培养年轻医生的积极性，大大拉高年轻医生成长的难度和成本，对我国的医疗人才培养体制造成巨大冲击。”
年轻医生李海磊直言，自己在这家医院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他说，在美国，通常是上级医生指导，下级医生去做。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年轻医生鲜少有机会。在港大深圳医院，医生们在践行的，是美国的这一套准则，身为年轻人的自己收获颇多。
而当《中国新闻周刊》将这个问题抛给邓惠琼时，她看起来十分诧异。
她再次将此归结为两地医疗文化的差异。她说，在香港，每一个医生都知道，自己有责任教导低一级的年轻医生。“不是说，我教导了他，他可能会跑掉。他们是需要跑掉的。”
她认为，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竞争机制，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主任医生、副主任医生，而这对那些优秀的住院医生是不公平的。“医院不能认为，我栽培了你，你就永远是我的医生。”邓惠琼甚至有些期待那些辞职了的医生，将这里的改革思路、行为模式的变化带到别的医院去，“像种子一样，传播出去。”
据了解，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开业四年来，医生流转率平均不到3%。邓惠琼说，这种人才的流动是应该的。
作为一家公立医院，港大深圳医院的高薪曾引来社会热议。这样的薪酬成本，会转嫁到患者的头上吗？
事实上，该医院在成立之初，就因收费引发了争议。
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疗团队采用先全科后专科的就诊模式，这是国内医院首次开设全科门诊，即患者预约后前来就医，进入全科门诊，费用打包为130元每人次。这笔费用包括挂号、诊金、常规检验和检查项目、七天内基本药物、非严重伤口的清理与包扎等。2014年9月，全科门诊打包费涨为200元每人次。
据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80%的病人问题在全科得到解决而无须转诊，20%的病人则转入了专科门诊。
专科门诊也实行预约制。预约时，病人不可以指定专科医生。过去，专科门诊诊查费是14元。2013年1月1日起，港大深圳医院的专科门诊诊查费提高到了100元，这一收费标准实施至今。对深圳医保参保人员来说，其中14元可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86元则从个人账户支出。
而根据媒体报道，当时与港大深圳医院同级的三级医院的专科诊金分为五档：一是主治医师17元，二是副主任医师20元，三是主任医师22元，四是名专家64元，五是特诊100元。前四档如果是深圳医保参保者，14元由医保统筹出，其余由个人账户支出，特诊100元则为自费。 港大深圳医院的诊金定价是同级医院的五倍，那时便有患者提出，公立医院应体现公益性，这个定价过高。
邓惠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公立医院95%的经费由政府补贴，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政府迫切想改变这一现状。深圳的医疗投入体系不同，港大深圳医院是非营利性医院，院方没有盈利需求，但是也不能亏损。100元的诊金是依据医护人员的“薪酬 时间”计算出来的成本价。
同时，如前文所述，医院对医生的抗菌药物使用有自己的规范。截至2016年5月底，医院抗生素使用比率是16.3%，药物使用比率是21.43%。而作为目前全国医疗改革方向之一的医药分开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
换句话说，患者到港大深圳医院看病，医生开抗生素的几率很低，甚至连开药的几率都比其他公立医院要低一些，即便开药，药物也不会贵得离谱。
而针对定价为200元的全科打包费用，邓惠琼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早年他们就和深圳市商量，将费用定为200元，这个数字是他们根据各项支出计算后得出的。但深圳市认为收费太高，要求定价为130元。按照130元的标准实施一年多后，深圳市发现，医院在此间的各项支出在180元左右，港大医院实际在亏损，因此同意他们将收费标准提高到200元。
亏损，这对任何一家公立医院来说，都是极为敏感的词语，对邓惠琼来说，也不例外。
根据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出资35亿元兴建，同时，深圳市政府还会补助港大深圳医院前5年的经营开支。补助在开业后逐年递减，医院开业前为100%，医院开业逐年减为70%、50%、30%。
据港大深圳医院提供的数据，2015年，深圳市政府财政拨款占港大深圳医院全部收入的三成。
李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对于一个新开业的公立医院来说，它的医疗卫生服务收入能力较低，政府需要加大补助力度，支撑其运营初期的各项业务开展。待医院走上正轨，深圳市政府就会按照“以事定费、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的方式提供补助。
除了深圳市政府的投入，香港大学也在为这家医院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南方都市报》报道，港大深圳医院开业两年间，港大垫支款项近2亿港元，一直未收回，该院的经营也存在亏损。邓惠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解释。
“亏损，我不同意这两个字。一个医院建立起来，需要前期投入，这不叫亏损。”她解释说，香港大学有部分人员借调到港大深圳医院工作，这部分人员的支出需要香港大学的投入，不能算作亏损。
她说，随着患者的逐渐增多，医院项目的开展，他们有自己的还款计划。2015年，他们归还了香港大学3000万;今年将归还5000万;2017年，则希望能在所有借调人员身上维持收支平衡，归还香港大学在人员经费上投入的每一分钱;2018年，医院则打算归还港大的其他前期投入。“我们希望能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归还。”
港大深圳医院高薪聘请医生，且不允许红包和灰色收入，全科门诊的打包收费利润有限，专科门诊也在逐步实行打包收费，按照市里的相关规定实施的费用标准，利润也并不足以支持医院的运转。留给港大深圳医院的出路，是高端医疗。
高端医疗，即特需服务，给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不可使用医保，完全自费。通过高端医疗收入，弥补基本医疗的资金空缺，以保证质优价廉的公立医院服务，是深圳市交给这家公立医院改革探索的另一项任务。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出《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改革意见提出，要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提供特需医疗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同时，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邓惠琼以产科举例，高端医疗的顺产收费大约在三万元左右;而在普通门诊，产科收费在三千二百元左右，如果算上医保，个人负担的会更少一些。
相比较而言，在北京妇产医院挂特需号顺产，大约需要两万元，而在北京和睦家这样的私立医院顺产，最低消费是五万元。
港大深圳医院从2014年开始探索高端医疗服务，但始终没有太大力地推进。邓惠琼说，毕竟公立服务才是市民最更急需的，高端医疗直到今年才开始逐渐推进。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深圳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医院和学科并不多，也一直匮乏尖端医疗人才。当地人就医喜欢往北上广或一水之隔的香港跑。据当地卫计委的数据，2.8%的患者是到市外住院，其中大部分是腫瘤病人。
而港大深圳医院为自己的高端医疗打出的一项招牌是，他们会聘请香港的医生前来出诊。为了和香港的医院形成竞争优势，港大深圳医院高端诊疗的定价略低于香港的收费，以此吸引一批常去香港就诊的患者。
但连邓惠琼自己也表示，香港的名医资源也非常珍贵，“他们觉得，自己在香港已经很忙了，我为什么要来深圳出诊？”现在愿意来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生，用邓惠琼的话说，属于“good will”（善意），相比他们在香港的收费，港大深圳医院给他们开的工资并不多，他们多数是希望能为这个国家的医疗制度改革尽心尽力，因此一周或者两周来一次深圳。
目前，高端医疗尚未完全形成气候，邓惠琼也只是谨慎地乐观着。她说，希望到今年年底，高端医疗的收入能覆盖医院全年预算的15%左右。
在港大深圳医院正常运营一段时间之后，一名医生发表匿名文章，对港大深圳医院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这家以吸收了香港医疗资源为名的医院，在他看来，却不尽如此。他说，香港同行们全盘传承英式体系，自读医伊始便接受规范化治疗培训和多年严格住院医师磨练，也许高精尖技术未必能甩协和、瑞金、华西一条街，但是基本功之扎实全面肯定是国内同行们望尘莫及的。 “但问题在于，无论再怎么吹嘘，港大医生们的重心，一定还是在香港。不明白的人，想想国内著名医院去下面小地方开分院的状态即可。那么，内地医生的质量决定了这家医院的未来。”
一名到港大深圳医院参观过的广州某三甲医院的医生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他认为，北上广都有自己的医学院，可以输出人才，形成培养梯队，深圳没有好的医学院，只能靠挖人才来填补空缺，那么港大深圳医院的模式又何以为继呢？
李创说，深圳是年轻的城市，而医学院的建设不在一朝一夕，不可一蹴而就。他们一方面在加快推进本地医学院的建设，目前已经与中山大学合作，在深圳开办中山大学医学院，今年已经招聘100名本科生;与北京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等国内外高校合作举办医学院的事宜也在推进之中。另一方面，就是加快发展大学直属附属医院，推动医疗、教学和科研协调发展。
人才的通路要打通，还需市政府各部门的合作。除了薪酬问题，深圳的高房价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李创说，市政府正在着手解决保障房问题，会给医疗人才提供住房保障。
邓惠琼倒没有太大的忧虑，她认为，深圳确实没有好的医学院，但医院本身提供了高薪酬，而且对其他地区的医学毕业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毕竟我们跟港大有很紧密的联系，跟国际上有很多交流，年轻人可以通过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这对年轻人来说，会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另外，她认为这个跳板也可以是双向的。
香港很小，医疗资源总有饱和的时候，到那时，一批批医学生又该何去何从？邓惠琼说，他们不妨把港大深圳医院作为他们来内地的第一块跳板。
一个移植了香港医疗文化、针对本土进行了相应改革的医院，又恰好处于离香港最近的深圳，对香港医学生来说，或许会是初识内地的最佳平台。邓惠琼认为，从这里出发，香港的医学生也可以再去北京、上海，“我想他们不妨这样试一试。”
但对于在内地执业的医生来说，怎样能在医院内外的双重体制内获得个体的发展，仍是问题。
港大深圳医院并不要求医生做科研、发文章，但这家医院毕竟身处中国，国内传统体制下的晋升制度依然还在。比如李海磊，他需要做科研、发文章，通过国内的副主任医生考试。
李海磊说，双重标准并不冲突，毕竟医教研是每个医生都要做的，但国内的体制实际上仍然约束着他们。
被约束着的，不仅仅是医生个体。
邓惠琼说，医院成立之初，和深圳市达成协议，医院要开办五个卓越中心，包括临床肿瘤中心、生殖医学及产前诊断中心、骨科及创伤中心、心血管治疗中心、器官移植中心。这是港大深圳医院未来发展的侧重点，也是人才引进最多的学科。但中心成立过程中，港大深圳医院遇到了政策上的困难。
邓惠琼介绍，港大深圳医院尚未申请三甲资质，也因此无法申请PET-CT的牌照。所有来临床肿瘤中心的患者，只能去其他医院拍PET-CT，再回到港大深圳医院看诊。
而生殖医学及产前诊断中心，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王牌学科之一，可带来“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服务。但早在2013年初，原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时，便明令暂缓审批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后各地几乎均未新增辅助生殖机构。因此，港大深圳医院申请这块牌照，耗费了许久。
而对器官移植中心来说，目前的进展并不顺利。
邓惠琼说，申请器官移植许可牌照的工作始于建院之初，但至今未获通过。《中国新闻周刊》查询得知，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对外公布了全国165家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名单。之后，名单并无更新。
这是邓惠琼需要适应的两地医疗制度差异。在香港，一切按法规操作。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牌照即可发放。
李创也表示，目前，深圳市已经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报告了深圳的需求，正在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即便眼下有这些束縛和困境，李创说，深圳市所希望尝试的改革项目，基本都已经在港大深圳医院实现了。“包括理顺政府与医院的关系，去行政化、去编制化，实行公立医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动公立医院人事制度综合改革，实行岗位管理、全员聘任;推动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机制，建立‘以事定费、购买服务、专项补助’机制;推进预约诊疗、打包收费、按病种收费等，基本都实现了。”
2015年12月末，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的第二家承载了医改重任的市属公立医院开业。医院名叫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以“管办分离”的模式委托南方医科大学管理。
李创说，医院的服务模式也许会有不同，但是管理体制、人事制度、财政补助方式、医保支付方式等，都会和港大深圳医院类似。
深圳市对目前没有编制的公立医院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医院层级、专科类别、工作质量、医院满意度调查进行质量评估，然后再确定政府的财政补贴。
据了解，目前，全市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达28.5%以上。也就是说，包括成本在内，医院每100元收入有28.5元来自政府补贴。用李创的话说，“28.5元，这都是真金白银。”
补贴会做调整，但李创说，这代表了深圳市政府给公立医院兜底的责任。“公立医院是按照政府指导价来运营服务的，政府指导价又是不计成本的，有亏损的话，政府是一定会补贴的。”
外界对深圳市医改的路径一直有质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深圳市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补贴也多，其他地市无法复制这个模式。
李创坦言，深圳的模式，当然不可能全盘照搬，要借鉴推进改革的理念和方式。“每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一样，人群结构、疾病谱不一样，市民医疗健康需求不一样，要全盘照搬是不现实的。医改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要将过去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行政化转向法治化。要将医疗卫生服务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构建有以人为本、有质量、有价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控制医疗成本，维护卫生与健康公平，这样的理念是可以借鉴的。”
邓惠琼也在采访末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港大深圳医院的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医院，但这也是为什么医改选择在这家新医院进行的原因，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
“因为新，我们没有包袱。招人的时候，吸引病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嗨，我的改变在这里了，你要来的话，就要适应我的改变。”
面试地点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彼时，这家引入香港大学的资源、将探索深圳市医疗改革作为题中之义的医院，刚刚成立半年。
他的导师并不赞同他的选择。李海磊原可以留在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血管外科，解决北京户口，从住院医生做起，成为主治、副主任、主任，一步步往上走，在北京落地生根。
面试他的，是香港大学的教授，全英文交流。对方也问他，你为什么选择来这里工作？
刚结束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公派留学回到国内的李海磊，有感于有些美国医生会辗转不同地方，体验不同的工作环境，在听说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之后，他觉得也许是一套全新的体制，试一试未尝不可。于是从网上报名，前来面试。
医院比他想象的更现代化一些。见惯了北京城里寸土寸金的医院门诊楼，乍一见到这个占地面积19.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6.7万平方米的医院，李海磊有些兴奋。
几个月后，李海磊到这家医院上班了。
查房的时候，从病房窗户望出去，不远处是平静的深圳湾，对岸就是香港。
新医院新模式
香港大学和深圳市的合作，有些偶然。
2008年，邓惠琼即将卸任香港医学专科学院主席，到北京见了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
香港医学专科学院，在香港有权负责组织、检查、评审医学专科训练，并颁授相关资格，负责提供延续医学教育。邓惠琼任职主席的四年间，曾和黄洁夫多次来往，并帮助内地做专家的注册和培训工作。
卸任之际，邓惠琼和黄洁夫谈起了香港大学。她曾担任过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当时仍然担任香港大学医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教务委员会成员。她问黄洁夫，香港大学医学院可不可以在内地拥有一个自己的附属医院。
在香港，公立医院由政府管办，医学院无法拥有自己的附属医院。香港大学早就有这个想法，希望能给自己的医学院提供更好的教科研环境。
黄洁夫很快回答她，深圳正好要创办一个新的医院，你们可以考虑，看符不符合香港大学的想法。
回港后，邓惠琼将这个信息带给了香港大学。之后，香港大学向中央、港澳办、卫生部都表达了自己的意向。据相关媒体报道，卫生部和港澳办的介绍信转到了深圳市政府。2009年前后，学校校务委员会主席、校长、医学院院长开始和深圳市政府接洽商谈。
此时，深圳市卫计委已经收到了几个医学院愿意合作办医的意向，其中不乏国内顶尖高校的医学院。而香港大学医学院无疑是其中最为特殊的一个。
深圳市卫计委医改办处长李创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他们认为，与香港大学合作，可以引进香港在医疗方面的管理模式和理念。
不久后的2010年4月，深圳市成为国家公布的首批16个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之一，而深圳市新创办的这家医院，恰好可以探索公立医院医改之路。
邓惠琼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在得知香港大学的意向后，深圳市表示，希望有一个国际性的、医改方面做得比较好的团队来办医院。
邓惠琼此前接触过内地的医生，听他们抱怨过内地的医疗体制。可是这些问题不能靠一天、一个月来改变。眼前的机会，也许会是一个很好的转折点。
“内地和香港的医疗文化不同，香港这套模式运行多年，前后也有过改变，我们把这套文化带过来，可能会对医改比较有效果。深圳市也是这么认为的。对深圳市和香港大学来说，大家是双赢。”
据媒体报道，合作办医敲定之后，院长的任命又经历了一轮谈判。香港大学希望由自己来决定，而深圳方面也有自己的人选。
双方最终互相妥协，决定采取董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2011年11月14日，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了第一届董事会，构建董事会、医院管理团队、监事会“三权分立”的法人治理结构。
董事会共有17名成员。深圳市副市长吴以环担任董事长，其他董事由深港双方各派出的8 名代表担任。其中，深圳市政府派出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卫计委、人社部门、发改委、机构编制办等部门的一把手或二把手。
医院设立了12个专业委员会，辅助管理团队进行专业化决策管理。医院的院长由香港大学推荐。最终拥有工作经验和声望的邓惠琼担任院长。
深圳市政府和港大签订了合同，期限为10年，期满可以续约。
在港大深圳医院成立之后，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之后也成立了，开始探索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模式。
深圳市醫管中心是市属局级事业单位，不隶属于卫生计生委，代表深圳市政府统一履行举办公立医院的职责，监管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的运营。
从改变理念开始
磨合开始了。
医疗文化的不同、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同，使得深圳市与香港大学对新开办的医院有着诸多不同看法。
李创说，对于这家新开的医院，深圳市希望能够尽快全面开放，在保障质量的情况下，提高运营效率，尤其在深圳的医疗资源十分紧缺的大前提之下。
根据媒体报道，2013年，深圳每千人医生数、床位数分别为2.47人、2.75张，后者是北京、广州的1/2，上海的2/3。目前，深圳仅有11家三甲医院，是北京的1/8，上海和广州的1/5。 而从2008年到2013年，深圳市门急诊量增加33.2%、住院量增长44.7%，但全市执业医师才增加25.7%，远低于全市就医量的增长，医生短缺。
在这种情况下，深圳市要求新开办医院加大绩效管理，提高医院的运行效率。
而香港的医疗文化则重视以人为本，使得每一个看病的人都能尽量满意，对于看診人数，并没有详细规定。
在这个文化之下，港大提出了预约挂号制。邓惠琼解释说，通过预约，可以明确地知道，每个医生可以在每个患者身上用多少时间。她强调，医院并不提倡多劳多得，用量来衡量医生的工作，而是希望患者能通过足够时间的沟通，知道自己的病具体是什么。
邓惠琼也向《中国新闻周刊》坦言，那时并没有预料到，两地医疗文化的差异，使得两地患者的就医理解也有差异。“一开始，患者并不能理解，我到了医院就应该可以看病，为什么需要预约？”
筹备小组讨论后认为，港大深圳医院需要“有质量、有价值的效率”。
这是一个看起来有些模糊的标准，但血液科医生王钧能明确地感受到其中的变化。
作为副主任医生，王钧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的血液科工作了13年。门诊的时候，每天看几十个号。叫号，患者坐下，没说几分钟，医生的手已经在电脑上打字开检验单和处方了。这是常态。
2015年进入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之后，王钧的门诊节奏明显改变了。
半天门诊大概有十七八个号，每个患者起码可以得到20分钟左右的诊疗时间。事实上，对于有着多年经验的王钧来说，一般的病例，他确实可以在几分钟内得出大致判断，有的病人情况复杂，所需时间会多一些。而到了港大深圳医院之后，这多出来的时间是用来向患者解释的，他得了什么病，怎么后续检查，检查分多少步骤，怎么治疗，效果会如何。“我觉得这是对患者的尊重。”
走进深圳任何一家三甲医院，都能在走廊上见到加床的患者，好一点的会用帘子挡一挡，更多的时候，病床大喇喇地横在走廊里。从病人到医生，虽觉得不舒服，但所有人都对这个现象习惯了。
港大深圳医院也会加床，但王钧发现，加床不会加在楼道里，而会加在别的科室的病房里。他们会事先做好预案、评估风险，万一患者突然出现危急情况，他们要及时赶到，因此加床的其他科室不能距离本科室太远。
“这种观念其实很不容易，一般医院都让你要么去别的医院就诊，要么就睡在楼道里。这种对患者的尊重，我觉得患者自己都能感觉到。”
目前是否因为患者数量不多，所以他才会有这样的耐心，病房也才会有空余，毕竟，根据医院提供的截至2016年5月底的数字，医院门急诊量平均每天近5000人次，病床使用率为67%。面对记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王钧表示，即使今后患者增多，对患者的尊重是这个医院骨子里的东西，并不会改变。“这个团队的理念是不一样的。”
截至2016年5月底，医院门急诊量（包括体检）共计253万人次，出院人次7.6万例。邓惠琼认为，这个数字和早期预算的差不多，换句话说，这个医院的理念被内地患者逐渐认可、接受了。
李创也表示，目前，深圳市也对港大深圳医院目前收治病人的情况和病床开放情况都比较满意。一个细节可以体现深圳市的态度：目前，深圳市将预约制挂号推广至了全市其他医院。
做纯粹的医生
“我很痛苦的。”杨雪菲这么说的时候，很多人或许都不会理解她。
2007年，28岁的她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成为外科学博士。她进入了深圳市人民医院的结直肠外科工作，短短六年，从住院医生到主治医生，又成为了副主任医生。
她看起来前途无量。
但她又明白，大环境是看年资的，像她这样的年轻医生，还远远排在队尾。职业生涯刚刚开始，可是未来几十年的路似乎已经摊开在她的面前。对她来说，付出和所得远不成比例，简言之，工资不够高。
她那时的工资加奖金有一万多元，定薪，干不干、干好干坏，没有太大的差别。她又不想赚取灰色收入，十分痛苦。
听说港大深圳医院的改革，她投了简历，想来试一试。
早在筹备时期，深圳市和香港大学就达成了共识，这家医院要取消编制。
对政府来说，一家医院的编制是财政部门拟定财政预算和核拨经费的主要依据。
对医生而言，编制是铁饭碗，是隐性的福利。进入一家公立医院，按照既定的路子一步步向前走，成为主治医生、副主任、主任，然后进入医院管理层。一家地方三甲医院的院长可享受正处级待遇。
在香港，过去也有编制，邓惠琼早就发现了编制的问题。公立医院的医生，有的可能因为表现不好，不能晋升，但他本身的薪酬并不低，他们也不愿意再努力，就这样得过且过地混日子。
这是他们早就希望取消的东西，恰好和深圳市一拍即合。这些年来，随着医疗需求的大规模扩张，深圳市的临编医务人员占整体人数的将近50%，人事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
编制没有了，财政预算要重新制定，医生的铁饭碗也打破了。港大深圳医院实行以事定费、以费养事、以事定岗和按岗聘用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由医院根据实际需要，设置内设机构和工作岗位，建立以岗位为核心的全员聘用、工资分配等管理制度，淡化和取消身份差别，按岗聘用、以岗定薪、同岗同酬。
换言之，医院按照实际需求，招聘一定数量的医生，而同样是该医院的驻院医生（即其他医院的住院医生），按照他们此前的经验、经历，薪酬并不相同，每年可增长，需靠竞争赢得。据邓惠琼介绍，医生的薪酬充分体现了医生的劳务价值和技术价值，最高的顾问医生年薪将近100万。
也正是因为高薪酬，港大深圳医院在选择医生时较为谨慎。他们有一些硬性规定，比如招聘住院医生时，必须是从医学院毕业五年以上、在三甲医院有过工作经验的住院医生。除此之外，他们还会了解面试者的想法，比如会问对方，觉得怎么才是一个好医生，以此判断彼此是否理念相合。 招聘由各科室的主管亲自进行，同时，医院还请复旦大学一名老资格的教授帮他们把关。一旦入职，医生和港大深圳医院以签合同的形式合作，几年一签，双方可以就此重新选择是否继续。
医生入职后，要遵循医院的一套管理制度，其中十分重要的几条是，不收红包制度、抗菌药物规范、内部审计制度等。对于不符合医院要求的员工，医院可以解聘。
面对高薪养廉的制度，改革之初，多数人对于港大深圳医院是持观望态度的，不敢轻易丢弃编制出来。
杨雪菲也有类似的担心。万一这家医院的改革进行不下去，成为深圳第n家平凡的公立医院，又失去了编制，似乎并不值得。但她思前想后，还是决定试一试。“铁饭碗会把人变懒，消磨人的进取心，我一点也不想要铁饭碗。”
2013年7月，她成为港大深圳医院的一名住院医生（即其他医院的住院医生），税后工资两万多元，是原先收入的两倍。
薪水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杨雪菲最焦虑的问题，付出和收入成正比了。“每个医生都想赚一份阳光的、体面的收入，不想拿灰色收入。”两年后，杨雪菲从驻院医生晋升为副顾问医生（相当于其他医院的副主任医生），薪酬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与杨雪菲这样渴望挣脱体制桎梏的年轻人一样，一批在体制中摸爬滚打多年、已成为既得利益者的医生，有的也选择了离开体制。
从深圳盐田医院辞职的时候，汪润和领导谈了很久。
他那时是盐田医院急诊科主任，手下有四十多人的团队，在外人看来，他干得风风火火，正是事业上升期。汪润却选择到港大深圳医院做副顾问医生。
早在2012年7月，港大深圳医院试营业时，汪润就借调到该院工作，之后，他通过香港大学的面试，留在了这家医院工作。前单位的领导留他，他说，你不要再留我了，人各有志。
汪润说，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找寻一个机会，“做纯粹的医生。”
在原来的医院，作为科主任，汪润已很少有时间处理医学事务，他要保证科室的运转，通俗地说，要保证团队中四十多人的经济收入。就算是医学事务，除了疑难危重病人的抢救，汪润还需作为科主任出面，处理医疗纠纷。
他厌倦行政事务，只想重新投身于医学之中。但他作为体制内的科主任，这个想法是难以实现了。被港大深圳医院借调了一阵之后，他想，也许这个带着香港医疗文化基因的医院，能实现他的想法。
他成为这家新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顾问医生，每天早上七点多到单位，有时候去病房，有时出门诊。心血管内科共有八个医生，每天门诊量是120到150名病人，另有住院病人40人左右，每周手術15台。他得轮轴转，几乎每晚都要加班。
在年终总结里，他说，自己的科研能力还有待提高，应该多写几篇论文，多报几个科技奖。科室主管找他谈话说，你是当医生的，不是搞科研的，你就应该看好你的病，科研应该有专门的人搞。“你什么都不用考虑，只管服务好你的病人。”
这番话深深触动了汪润，他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没错。尽管他的工资和过去差不多，税后年薪四十多万，但他说，自己“只需要凭着良心做事情，不需要提心吊胆地去做那些不值得的事情了”。
他和杨雪菲一样，都提到了“体面”和“阳光”：“我可以体体面面做一个医生，拿着阳光的收入，我觉得这就够了。”
去编制的好处十分直白地被每一个接受采访的医生说了出来，但也有人质疑这一做法。医学界一位大V提出，取消编制将大大弱化医院和医生的关系。“医院投入巨大成本去培养医生，而医生一旦成才可以随时跳槽，那对医院而言，最经济的选择无疑是去吸引现成的人才，而不是辛辛苦苦替他人做嫁衣。这必将严重打击医院培养年轻医生的积极性，大大拉高年轻医生成长的难度和成本，对我国的医疗人才培养体制造成巨大冲击。”
年轻医生李海磊直言，自己在这家医院获得了更多的机会。他说，在美国，通常是上级医生指导，下级医生去做。在中国则恰恰相反，年轻医生鲜少有机会。在港大深圳医院，医生们在践行的，是美国的这一套准则，身为年轻人的自己收获颇多。
而当《中国新闻周刊》将这个问题抛给邓惠琼时，她看起来十分诧异。
她再次将此归结为两地医疗文化的差异。她说，在香港，每一个医生都知道，自己有责任教导低一级的年轻医生。“不是说，我教导了他，他可能会跑掉。他们是需要跑掉的。”
她认为，每家医院都有自己的竞争机制，不可能所有人都成为主任医生、副主任医生，而这对那些优秀的住院医生是不公平的。“医院不能认为，我栽培了你，你就永远是我的医生。”邓惠琼甚至有些期待那些辞职了的医生，将这里的改革思路、行为模式的变化带到别的医院去，“像种子一样，传播出去。”
据了解，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开业四年来，医生流转率平均不到3%。邓惠琼说，这种人才的流动是应该的。
如何自负盈亏
作为一家公立医院，港大深圳医院的高薪曾引来社会热议。这样的薪酬成本，会转嫁到患者的头上吗？
事实上，该医院在成立之初，就因收费引发了争议。
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疗团队采用先全科后专科的就诊模式，这是国内医院首次开设全科门诊，即患者预约后前来就医，进入全科门诊，费用打包为130元每人次。这笔费用包括挂号、诊金、常规检验和检查项目、七天内基本药物、非严重伤口的清理与包扎等。2014年9月，全科门诊打包费涨为200元每人次。
据当时的新闻媒体报道，80%的病人问题在全科得到解决而无须转诊，20%的病人则转入了专科门诊。
专科门诊也实行预约制。预约时，病人不可以指定专科医生。过去，专科门诊诊查费是14元。2013年1月1日起，港大深圳医院的专科门诊诊查费提高到了100元，这一收费标准实施至今。对深圳医保参保人员来说，其中14元可由医保统筹基金支付，86元则从个人账户支出。
而根据媒体报道，当时与港大深圳医院同级的三级医院的专科诊金分为五档：一是主治医师17元，二是副主任医师20元，三是主任医师22元，四是名专家64元，五是特诊100元。前四档如果是深圳医保参保者，14元由医保统筹出，其余由个人账户支出，特诊100元则为自费。 港大深圳医院的诊金定价是同级医院的五倍，那时便有患者提出，公立医院应体现公益性，这个定价过高。
邓惠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香港公立医院95%的经费由政府补贴，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政府迫切想改变这一现状。深圳的医疗投入体系不同，港大深圳医院是非营利性医院，院方没有盈利需求，但是也不能亏损。100元的诊金是依据医护人员的“薪酬 时间”计算出来的成本价。
同时，如前文所述，医院对医生的抗菌药物使用有自己的规范。截至2016年5月底，医院抗生素使用比率是16.3%，药物使用比率是21.43%。而作为目前全国医疗改革方向之一的医药分开制度，国务院办公厅在2015年发布了《关于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17年试点城市公立医院药占比（不含中药饮片）总体降到30%左右”。
换句话说，患者到港大深圳医院看病，医生开抗生素的几率很低，甚至连开药的几率都比其他公立医院要低一些，即便开药，药物也不会贵得离谱。
而针对定价为200元的全科打包费用，邓惠琼也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早年他们就和深圳市商量，将费用定为200元，这个数字是他们根据各项支出计算后得出的。但深圳市认为收费太高，要求定价为130元。按照130元的标准实施一年多后，深圳市发现，医院在此间的各项支出在180元左右，港大医院实际在亏损，因此同意他们将收费标准提高到200元。
亏损，这对任何一家公立医院来说，都是极为敏感的词语，对邓惠琼来说，也不例外。
根据香港大学与深圳市政府签署的合作备忘录，医院由深圳市政府出资35亿元兴建，同时，深圳市政府还会补助港大深圳医院前5年的经营开支。补助在开业后逐年递减，医院开业前为100%，医院开业逐年减为70%、50%、30%。
据港大深圳医院提供的数据，2015年，深圳市政府财政拨款占港大深圳医院全部收入的三成。
李创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说，对于一个新开业的公立医院来说，它的医疗卫生服务收入能力较低，政府需要加大补助力度，支撑其运营初期的各项业务开展。待医院走上正轨，深圳市政府就会按照“以事定费、购买服务、专项补助”的方式提供补助。
除了深圳市政府的投入，香港大学也在为这家医院提供资金支持。
2014年，《南方都市报》报道，港大深圳医院开业两年间，港大垫支款项近2亿港元，一直未收回，该院的经营也存在亏损。邓惠琼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对这一说法进行了解释。
“亏损，我不同意这两个字。一个医院建立起来，需要前期投入，这不叫亏损。”她解释说，香港大学有部分人员借调到港大深圳医院工作，这部分人员的支出需要香港大学的投入，不能算作亏损。
她说，随着患者的逐渐增多，医院项目的开展，他们有自己的还款计划。2015年，他们归还了香港大学3000万;今年将归还5000万;2017年，则希望能在所有借调人员身上维持收支平衡，归还香港大学在人员经费上投入的每一分钱;2018年，医院则打算归还港大的其他前期投入。“我们希望能一部分一部分慢慢归还。”
港大深圳医院高薪聘请医生，且不允许红包和灰色收入，全科门诊的打包收费利润有限，专科门诊也在逐步实行打包收费，按照市里的相关规定实施的费用标准，利润也并不足以支持医院的运转。留给港大深圳医院的出路，是高端医疗。
高端医疗，即特需服务，给患者提供个性化服务，不可使用医保，完全自费。通过高端医疗收入，弥补基本医疗的资金空缺，以保证质优价廉的公立医院服务，是深圳市交给这家公立医院改革探索的另一项任务。
不久前，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国家卫生计生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出《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改革意见提出，要严格控制特需医疗服务规模，提供特需医疗服务的比例不超过全部医疗服务的10%。同时，公立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医疗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邓惠琼以产科举例，高端医疗的顺产收费大约在三万元左右;而在普通门诊，产科收费在三千二百元左右，如果算上医保，个人负担的会更少一些。
相比较而言，在北京妇产医院挂特需号顺产，大约需要两万元，而在北京和睦家这样的私立医院顺产，最低消费是五万元。
港大深圳医院从2014年开始探索高端医疗服务，但始终没有太大力地推进。邓惠琼说，毕竟公立服务才是市民最更急需的，高端医疗直到今年才开始逐渐推进。
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深圳在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医院和学科并不多，也一直匮乏尖端医疗人才。当地人就医喜欢往北上广或一水之隔的香港跑。据当地卫计委的数据，2.8%的患者是到市外住院，其中大部分是腫瘤病人。
而港大深圳医院为自己的高端医疗打出的一项招牌是，他们会聘请香港的医生前来出诊。为了和香港的医院形成竞争优势，港大深圳医院高端诊疗的定价略低于香港的收费，以此吸引一批常去香港就诊的患者。
但连邓惠琼自己也表示，香港的名医资源也非常珍贵，“他们觉得，自己在香港已经很忙了，我为什么要来深圳出诊？”现在愿意来港大深圳医院的医生，用邓惠琼的话说，属于“good will”（善意），相比他们在香港的收费，港大深圳医院给他们开的工资并不多，他们多数是希望能为这个国家的医疗制度改革尽心尽力，因此一周或者两周来一次深圳。
目前，高端医疗尚未完全形成气候，邓惠琼也只是谨慎地乐观着。她说，希望到今年年底，高端医疗的收入能覆盖医院全年预算的15%左右。
困境如何破局
在港大深圳医院正常运营一段时间之后，一名医生发表匿名文章，对港大深圳医院提出了自己的怀疑。
这家以吸收了香港医疗资源为名的医院，在他看来，却不尽如此。他说，香港同行们全盘传承英式体系，自读医伊始便接受规范化治疗培训和多年严格住院医师磨练，也许高精尖技术未必能甩协和、瑞金、华西一条街，但是基本功之扎实全面肯定是国内同行们望尘莫及的。 “但问题在于，无论再怎么吹嘘，港大医生们的重心，一定还是在香港。不明白的人，想想国内著名医院去下面小地方开分院的状态即可。那么，内地医生的质量决定了这家医院的未来。”
一名到港大深圳医院参观过的广州某三甲医院的医生也对《中国新闻周刊》表达了类似的忧虑。他认为，北上广都有自己的医学院，可以输出人才，形成培养梯队，深圳没有好的医学院，只能靠挖人才来填补空缺，那么港大深圳医院的模式又何以为继呢？
李创说，深圳是年轻的城市，而医学院的建设不在一朝一夕，不可一蹴而就。他们一方面在加快推进本地医学院的建设，目前已经与中山大学合作，在深圳开办中山大学医学院，今年已经招聘100名本科生;与北京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美国霍普金斯医学院等国内外高校合作举办医学院的事宜也在推进之中。另一方面，就是加快发展大学直属附属医院，推动医疗、教学和科研协调发展。
人才的通路要打通，还需市政府各部门的合作。除了薪酬问题，深圳的高房价也让年轻人望而却步。李创说，市政府正在着手解决保障房问题，会给医疗人才提供住房保障。
邓惠琼倒没有太大的忧虑，她认为，深圳确实没有好的医学院，但医院本身提供了高薪酬，而且对其他地区的医学毕业生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跳板。“毕竟我们跟港大有很紧密的联系，跟国际上有很多交流，年轻人可以通过我们，再去其他地方。这对年轻人来说，会有比较大的吸引力。”
另外，她认为这个跳板也可以是双向的。
香港很小，医疗资源总有饱和的时候，到那时，一批批医学生又该何去何从？邓惠琼说，他们不妨把港大深圳医院作为他们来内地的第一块跳板。
一个移植了香港医疗文化、针对本土进行了相应改革的医院，又恰好处于离香港最近的深圳，对香港医学生来说，或许会是初识内地的最佳平台。邓惠琼认为，从这里出发，香港的医学生也可以再去北京、上海，“我想他们不妨这样试一试。”
但对于在内地执业的医生来说，怎样能在医院内外的双重体制内获得个体的发展，仍是问题。
港大深圳医院并不要求医生做科研、发文章，但这家医院毕竟身处中国，国内传统体制下的晋升制度依然还在。比如李海磊，他需要做科研、发文章，通过国内的副主任医生考试。
李海磊说，双重标准并不冲突，毕竟医教研是每个医生都要做的，但国内的体制实际上仍然约束着他们。
被约束着的，不仅仅是医生个体。
邓惠琼说，医院成立之初，和深圳市达成协议，医院要开办五个卓越中心，包括临床肿瘤中心、生殖医学及产前诊断中心、骨科及创伤中心、心血管治疗中心、器官移植中心。这是港大深圳医院未来发展的侧重点，也是人才引进最多的学科。但中心成立过程中，港大深圳医院遇到了政策上的困难。
邓惠琼介绍，港大深圳医院尚未申请三甲资质，也因此无法申请PET-CT的牌照。所有来临床肿瘤中心的患者，只能去其他医院拍PET-CT，再回到港大深圳医院看诊。
而生殖医学及产前诊断中心，是香港大学医学院的王牌学科之一，可带来“试管婴儿”等辅助生育服务。但早在2013年初，原卫生部（现国家卫生计生委）在开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时，便明令暂缓审批新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此后各地几乎均未新增辅助生殖机构。因此，港大深圳医院申请这块牌照，耗费了许久。
而对器官移植中心来说，目前的进展并不顺利。
邓惠琼说，申请器官移植许可牌照的工作始于建院之初，但至今未获通过。《中国新闻周刊》查询得知，2013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日前对外公布了全国165家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的医院名单。之后，名单并无更新。
这是邓惠琼需要适应的两地医疗制度差异。在香港，一切按法规操作。只要达到法律规定的标准，牌照即可发放。
李创也表示，目前，深圳市已经向国家卫生计生委报告了深圳的需求，正在协调解决这些问题。
即便眼下有这些束縛和困境，李创说，深圳市所希望尝试的改革项目，基本都已经在港大深圳医院实现了。“包括理顺政府与医院的关系，去行政化、去编制化，实行公立医院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推动公立医院人事制度综合改革，实行岗位管理、全员聘任;推动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机制，建立‘以事定费、购买服务、专项补助’机制;推进预约诊疗、打包收费、按病种收费等，基本都实现了。”
2015年12月末，由深圳市政府投资兴建的第二家承载了医改重任的市属公立医院开业。医院名叫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以“管办分离”的模式委托南方医科大学管理。
李创说，医院的服务模式也许会有不同，但是管理体制、人事制度、财政补助方式、医保支付方式等，都会和港大深圳医院类似。
深圳市对目前没有编制的公立医院采取购买服务的方式，按照医院层级、专科类别、工作质量、医院满意度调查进行质量评估，然后再确定政府的财政补贴。
据了解，目前，全市公立医院财政补助收入占医院总收入的比例达28.5%以上。也就是说，包括成本在内，医院每100元收入有28.5元来自政府补贴。用李创的话说，“28.5元，这都是真金白银。”
补贴会做调整，但李创说，这代表了深圳市政府给公立医院兜底的责任。“公立医院是按照政府指导价来运营服务的，政府指导价又是不计成本的，有亏损的话，政府是一定会补贴的。”
外界对深圳市医改的路径一直有质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深圳市经济发展水平高，财政补贴也多，其他地市无法复制这个模式。
李创坦言，深圳的模式，当然不可能全盘照搬，要借鉴推进改革的理念和方式。“每个城市的发展水平不一样，人群结构、疾病谱不一样，市民医疗健康需求不一样，要全盘照搬是不现实的。医改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要将过去对医疗卫生行业的管理方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行政化转向法治化。要将医疗卫生服务从‘以疾病治疗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促进为中心’，构建有以人为本、有质量、有价值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切实控制医疗成本，维护卫生与健康公平，这样的理念是可以借鉴的。”
邓惠琼也在采访末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港大深圳医院的模式不一定适合其他医院，但这也是为什么医改选择在这家新医院进行的原因，因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新的。
“因为新，我们没有包袱。招人的时候，吸引病人来的时候，我们都可以说，嗨，我的改变在这里了，你要来的话，就要适应我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