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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用是《水浒传》中至关重要的人物，从第十二回他的出场到结束，他贯穿始终。作为军师，吴用一直以羽扇纶巾读书人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在这位秀才打扮的儒生形象下，笔者还认为吴用是充满着江湖气息的侠客形象。这种形象既包括不惧朝廷的豪气，也包括对朋友胜过一切的义气，还有着江湖的盗气。本文将着重分析吴用的江湖侠客形象。
何谓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何谓江湖，恩怨就是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在哪里，江湖在人心。那么江湖到底是什么，于阳在《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中说：“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同他们附着的一种社会模式。这些人脱离儒教定居制度，离开家乡在外漂流，聚众谋生。”也有人认为“江湖”一词在其使用演变中产生出两个基本引申义。一是指隐士隐居的空间场所，隐士就是隐居江湖的士人，但他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江湖人；二是指一种踪迹不定、漂泊四方的生活状态，而谋生于“江湖”的就是江湖人。侠客就是江湖人士中的一种。
“侠”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法家著作《韩非子·五蠹》中，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他认为侠首先是崇尚武力，其次是不惧法纪的约束。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热情洋溢地赞颂侠，在历史上第一个为侠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认为，侠的本质在于重守承诺，为救别人而不顾个人生死。龚鹏程在《大侠》中为侠定义：“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为难，但总站在民众一边。”总之，侠是寄托着民众对正义的渴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一群人。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有许多人符合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惩奸除恶的形象，像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他们个个体格高大、武艺非凡、率真可爱。而吴用是《水浒传》中的军师，他的地位仅次于晁盖和宋江，可见其重要性。在《水浒传》第十四回中，吴用出场：“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籍本乡人士。”
吴用是知识分子，同时他也只是一个在村里教书的落魄秀才。王学秦《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指出：“游民知识分子则大多绝了出仕做官的愿望，不在这条路上奔走了。他们靠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职业或手段去谋生。”另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混迹社会下层的，并与游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游民的首领，或是游民的意识、理想和情绪
的表达者”。
吴用符合以上所说的，他是一个没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这似乎与侠客的形象想相去甚远。但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吴用的社会地位低下才使他最终走上江湖道路。
一、不惧朝廷的豪气
吴用是一个落魄的书生，从《水浒传》中也能看出，当时无功名的秀才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在第十四回中，吴用问刘唐与谁争执，刘唐只是道：“不干你秀才事。”金圣叹在后批注：“写的妙，使秀才羞杀。”第十八回林冲火并王伦大骂道：“量你是个落第穷儒（即不落第又奈何），胸中又没文学，（即有文学又奈何），怎做的山寨之主！（可见秀才，虽强盗亦不服也）”不管是江湖人士刘唐还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他们都瞧不起秀才。而吴用也不甘只做一个落魄的秀才，当他听得晁盖想要劫取蔡京十万贯生辰纲立马就答应入伙。他在说服三阮入伙时说：“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个一世快活。”吴用当然明白做这样的事有多危险，一旦事情失败他们将会面对杀头。而吴用无所畏惧只愿图一个一世快活，一个文弱书生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豪气。他丝毫不隐瞒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又是多么的直率。吴用也不是一个只会盲干的莽夫，智取生辰纲后，他早已想好退路。退路就是上梁山，与朝廷为敌是吴用最后的打算。
上梁山后，书中并没有写到吴用的武艺是否过人，在梁山好汉中吴用是唯一一个只靠智慧赢得大家尊重并坐上二把手交椅的人。他靠的不仅是用智慧为梁山赢得一场场的战役，也靠他那份不惧朝廷与其抗争到底的决心。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靠这位军师在后面出谋划策。吴用并不同意招安，对宋江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他也许已经预见到招安之后会招致的祸患，纵使招安也要有气度的招安。在吴用的心中并不像宋江一样一定要忠于朝廷。在《水浒传》八十五回中，辽国的欧阳侍郎来劝服宋江归降大辽，承诺给一百零八个好汉都封官加爵。欧阳侍郎走后，宋江与吴用商议，吴用只是叹了口气说：“我想欧阳侍郎所说的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功成，必无赏升。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止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
吴用的心有所动摇，在他的心中忠于谁并不是最重要的，兄弟们过得快活才是首位。吴用看透虚伪的朝廷，他对它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是为了成全宋江的一片赤子之心，才一直跟随其后。
二、肝胆相照的义气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夫侠，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所以，在侠客的世界里，义十分重要。这种义不仅包括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有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四海一家的“江湖义气”。在《水浒传》中，“义”是另一个主题，包含相当复杂的含义，既有上文所说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有朋友之间的江湖义气。这在吴用身上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吴用先后拥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如果说晁盖是吴用的挚友，那么宋江便是吴用的知己。在第三十六回，宋江杀死阎婆惜之后吃了官司，又不愿上梁山入伙，吴用深知宋江的心意便不再劝说。但他并不是完全放心，而是推薦自己好友戴宗：“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但有甚事，可教众兄 弟知道。”
可见吴用心思之缜密，对宋江之情深。此时的吴用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直到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之后，吴用立刻找来圣手书生萧让和篆刻专家金大坚上梁山伪造蔡京家书，虽然并没有达到目的，但也能看出吴用的一片赤诚之心。这时的吴用已经抛开对与错，直接触犯到法律，江州劫法场已经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在江湖人士的心中，“义”字大于天，它可以不问对错，罗立群评论江湖义气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以个人感情为道义、以小集团利益为是非的同道互助，它是旧社会帮会土匪组织团结的纽带和强大的凝聚力。”确实如此，梁山泊的好汉们意气相投，同心协力，为朋友两肋插刀。
古有“士为知己者死”之说，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水浒传》的结局中，吴用知道宋江被朝廷的毒酒害死后，万念俱灰。在蓼儿洼宋江的坟前，他与花荣说：“吴某心中想念宋公明哥哥恩义难报，交情难舍，正欲就此处自缢一死，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以表忠义之心。”真乃死生契合者也。宋江已死，梁山大业再不可能复兴，众多好汉也已归西，吴用所有的希望都已经幻灭。一曲轰轰烈烈的起义高歌变为英雄末日的悲歌，正如施耐庵所写：“红蓼洼中客梦长，花荣吴用苦伤悲。一腔义烈原相契，封树高悬两命亡。”至此，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画上句号。吴用之死，死得悲壮，死得高尚，体现出浓重的侠义古风。古有荆轲刺秦王，士为知己者死，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也是为一个“义”字。吴用这种明知是死，也要为了兄弟慷慨赴死的豪情，使读者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当吴用间接惨死于奸人之手时，他们的形象就变得更加崇高、悲怆。今天看来，很显然这种“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封建社会，农民无法摆脱这种封建意识，甚至将它用来作为凝聚革命的力量，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吴用之死充满着浓厚的侠客气息。
三、江湖侠客的盗气
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之语：“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墨家）。”许多知识分子在人生得意时选择以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人生不得意时又选择道家的洒脱精神成为自己心灵的慰藉，甚至于不满朝廷而揭竿起义。吴用亦如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不甘心只成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教书先生，在梁山上他成为军师是梁山泊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义军也是在他的一次次谋略中取得战役的胜利。可以说吴用的军事才能在梁山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许多好汉在入伙梁山前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们原本就是靠打家劫舍过活。例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上众好汉占山为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兄弟、夫妻一起行动的，如孙二娘、张青夫妇，揭阳三霸等。他们本身就充满“盗气”。上了梁山之后，如欧阳健、萧相恺所说：“《水浒传》的实质乃是，它所描绘的所有英雄，是一群豪侠；梁山泊聚义……乃是一个武装的绿林豪侠集团。”这些好汉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打家劫舍的团伙。好汉们具备了双重气性，一面是追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一面是“盗”的生存方式。
吴用智取生辰纲，表现出十足的“盗气”，为了图个一世快活，犯法也无所畏惧。在四十七回，杨雄、石秀、时迁投奔梁山，杨雄说时迁偷了店家的一只鸡，晁盖大怒要杀了他们。宋江劝阻，吴用赶忙附和替他们求情。智取生辰纲视为“大盗”，时迁等许多偷窃行为称为“小盗”，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吴用本人并不反感这种“盗气”，他自己也用过许多盗的方法。为了让关胜上梁山，吴用让李逵偷来县太爷的孩子，将其杀死，用的是“盗”。第五十六回中，为了让徐宁也上梁山，吴用想的法子让石迁将徐宁的祖传雁翎砌就圈金甲偷来，赚得徐宁上山，用的也是“盗”之法。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军师，号“加亮”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近乎于神，他的理想也更加崇高，想要振兴汉室。相较之下，吴用的形象更加接近真实人物，甚至有一些市井细民的世俗气。他上梁山只是为了图个一世的快活，他用的许多手段也不是真正高明，盗取生辰纲最后也败露了行踪，为赚得卢俊义上山弄得卢俊义家破人亡，手段近乎无赖甚至有些低劣。金大坚、萧让等人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上了梁山。可以说是“盗人”非“盗物”。在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担心卢俊义先抓住史文恭，安排卢俊义引领五百小军埋伏于路边。他希望宋江能先捉住史文恭而成为头领。他这样做完全不像个明智无私的军师，而是活生生有私心的普通人。在拥护宋江这件事上，他态度坚决，他的行为不是出自于理智思考的结果，而是情感因素的驱使。所使用的方式也有些近乎小儿似的无赖。正是他的这种私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真切切的吴用。
但从总体上来说，吴用的“盗气”属于“盗亦有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盗。在吴用的内心中，除了图一世快活之外，他也匡扶正义，和梁山其他好汉一起替天行道。他是梁山好汉背后的智囊，是梁山中不能或缺
的人物。
吴用是一个性格很復杂又很矛盾的人物，他一方面是一个智慧过人的军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惧朝廷、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充满“盗气”的侠客。本文旨在分析江湖侠客视角下的吴用形象。吴用这个艺术形象，表现了人类自身发展中的一种生存状态，他展示出一种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实践。而这过程必定会历经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理想无法到达之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吴用的悲惨结局是他成全自我的一种选择。这也是吴用形象真实性的一种体现。《水浒传》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可敬又可爱的经典人物形象——吴用。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
何谓江湖，有人的地方就是江湖。何谓江湖，恩怨就是江湖。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江湖在哪里，江湖在人心。那么江湖到底是什么，于阳在《江湖中国——一个非正式制度在中国的起因》中说：“江湖，就是一些特殊的人，同他们附着的一种社会模式。这些人脱离儒教定居制度，离开家乡在外漂流，聚众谋生。”也有人认为“江湖”一词在其使用演变中产生出两个基本引申义。一是指隐士隐居的空间场所，隐士就是隐居江湖的士人，但他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江湖人；二是指一种踪迹不定、漂泊四方的生活状态，而谋生于“江湖”的就是江湖人。侠客就是江湖人士中的一种。
“侠”一词最早出现在战国时期法家著作《韩非子·五蠹》中，韩非子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侠“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他认为侠首先是崇尚武力，其次是不惧法纪的约束。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热情洋溢地赞颂侠，在历史上第一个为侠定义：“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司马迁认为，侠的本质在于重守承诺，为救别人而不顾个人生死。龚鹏程在《大侠》中为侠定义：“侠是一个急公好义，勇于牺牲，有原则、有正义感，能替天行道、纾解人间不平的人。他们虽然常与官为难，但总站在民众一边。”总之，侠是寄托着民众对正义的渴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一群人。
《水浒传》中一百零八个好汉中，有许多人符合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惩奸除恶的形象，像鲁智深、武松、李逵等。他们个个体格高大、武艺非凡、率真可爱。而吴用是《水浒传》中的军师，他的地位仅次于晁盖和宋江，可见其重要性。在《水浒传》第十四回中，吴用出场：“看那人时，似秀才打扮：戴一顶桶子样抹眉梁头巾，穿一领皂沿边麻布宽衫，下面丝鞋净袜；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籍本乡人士。”
吴用是知识分子，同时他也只是一个在村里教书的落魄秀才。王学秦《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指出：“游民知识分子则大多绝了出仕做官的愿望，不在这条路上奔走了。他们靠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职业或手段去谋生。”另外，“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混迹社会下层的，并与游民有着密切的联系，成为游民的首领，或是游民的意识、理想和情绪
的表达者”。
吴用符合以上所说的，他是一个没有很高社会地位的知识分子，这似乎与侠客的形象想相去甚远。但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吴用的社会地位低下才使他最终走上江湖道路。
一、不惧朝廷的豪气
吴用是一个落魄的书生，从《水浒传》中也能看出，当时无功名的秀才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在第十四回中，吴用问刘唐与谁争执，刘唐只是道：“不干你秀才事。”金圣叹在后批注：“写的妙，使秀才羞杀。”第十八回林冲火并王伦大骂道：“量你是个落第穷儒（即不落第又奈何），胸中又没文学，（即有文学又奈何），怎做的山寨之主！（可见秀才，虽强盗亦不服也）”不管是江湖人士刘唐还是八十万禁军教头，他们都瞧不起秀才。而吴用也不甘只做一个落魄的秀才，当他听得晁盖想要劫取蔡京十万贯生辰纲立马就答应入伙。他在说服三阮入伙时说：“取此一套富贵，不义之财，大家图一个一世快活。”吴用当然明白做这样的事有多危险，一旦事情失败他们将会面对杀头。而吴用无所畏惧只愿图一个一世快活，一个文弱书生说出这样的话是何等的豪气。他丝毫不隐瞒自己对金钱的渴望又是多么的直率。吴用也不是一个只会盲干的莽夫，智取生辰纲后，他早已想好退路。退路就是上梁山，与朝廷为敌是吴用最后的打算。
上梁山后，书中并没有写到吴用的武艺是否过人，在梁山好汉中吴用是唯一一个只靠智慧赢得大家尊重并坐上二把手交椅的人。他靠的不仅是用智慧为梁山赢得一场场的战役，也靠他那份不惧朝廷与其抗争到底的决心。两赢童贯，三败高俅，都靠这位军师在后面出谋划策。吴用并不同意招安，对宋江说：“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著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
他也许已经预见到招安之后会招致的祸患，纵使招安也要有气度的招安。在吴用的心中并不像宋江一样一定要忠于朝廷。在《水浒传》八十五回中，辽国的欧阳侍郎来劝服宋江归降大辽，承诺给一百零八个好汉都封官加爵。欧阳侍郎走后，宋江与吴用商议，吴用只是叹了口气说：“我想欧阳侍郎所说的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功成，必无赏升。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止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
吴用的心有所动摇，在他的心中忠于谁并不是最重要的，兄弟们过得快活才是首位。吴用看透虚伪的朝廷，他对它已经不抱任何希望，只是为了成全宋江的一片赤子之心，才一直跟随其后。
二、肝胆相照的义气
唐代李德裕在《豪侠论》中说：“夫侠，盖非常人也。虽然以诺许人，必以节义为本。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所以，在侠客的世界里，义十分重要。这种义不仅包括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还有朋友之间的肝胆相照、四海一家的“江湖义气”。在《水浒传》中，“义”是另一个主题，包含相当复杂的含义，既有上文所说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又有朋友之间的江湖义气。这在吴用身上也体现得相当明显。
吴用先后拥立晁盖和宋江两个人，如果说晁盖是吴用的挚友，那么宋江便是吴用的知己。在第三十六回，宋江杀死阎婆惜之后吃了官司，又不愿上梁山入伙，吴用深知宋江的心意便不再劝说。但他并不是完全放心，而是推薦自己好友戴宗：“此人十分仗义疏财。夜来小生修下一封书在此，与兄长去，到彼时可和本人做个相识。但有甚事，可教众兄 弟知道。”
可见吴用心思之缜密，对宋江之情深。此时的吴用并没有触犯到法律的底线。直到宋江浔阳楼题反诗之后，吴用立刻找来圣手书生萧让和篆刻专家金大坚上梁山伪造蔡京家书，虽然并没有达到目的，但也能看出吴用的一片赤诚之心。这时的吴用已经抛开对与错，直接触犯到法律，江州劫法场已经触犯到法律的底线。在江湖人士的心中，“义”字大于天，它可以不问对错，罗立群评论江湖义气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以个人感情为道义、以小集团利益为是非的同道互助，它是旧社会帮会土匪组织团结的纽带和强大的凝聚力。”确实如此，梁山泊的好汉们意气相投，同心协力，为朋友两肋插刀。
古有“士为知己者死”之说，豫让为了给智伯报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在《水浒传》的结局中，吴用知道宋江被朝廷的毒酒害死后，万念俱灰。在蓼儿洼宋江的坟前，他与花荣说：“吴某心中想念宋公明哥哥恩义难报，交情难舍，正欲就此处自缢一死，魂魄与仁兄同聚一处，以表忠义之心。”真乃死生契合者也。宋江已死，梁山大业再不可能复兴，众多好汉也已归西，吴用所有的希望都已经幻灭。一曲轰轰烈烈的起义高歌变为英雄末日的悲歌，正如施耐庵所写：“红蓼洼中客梦长，花荣吴用苦伤悲。一腔义烈原相契，封树高悬两命亡。”至此，梁山好汉的替天行道画上句号。吴用之死，死得悲壮，死得高尚，体现出浓重的侠义古风。古有荆轲刺秦王，士为知己者死，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不求同生但求同死，也是为一个“义”字。吴用这种明知是死，也要为了兄弟慷慨赴死的豪情，使读者得到一种灵魂的净化和道德的升华。当吴用间接惨死于奸人之手时，他们的形象就变得更加崇高、悲怆。今天看来，很显然这种“义”带有浓厚的封建意识。封建社会，农民无法摆脱这种封建意识，甚至将它用来作为凝聚革命的力量，这是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吴用之死充满着浓厚的侠客气息。
三、江湖侠客的盗气
英国学者韦尔斯《人类的命运》之语：“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斗争着一个儒家、一个道家、一个土匪（墨家）。”许多知识分子在人生得意时选择以儒家的“修身治国平天下”为己任，在人生不得意时又选择道家的洒脱精神成为自己心灵的慰藉，甚至于不满朝廷而揭竿起义。吴用亦如此，他是一个知识分子，但他不甘心只成为一个社会底层的教书先生，在梁山上他成为军师是梁山泊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义军也是在他的一次次谋略中取得战役的胜利。可以说吴用的军事才能在梁山上得到很好的体现。
许多好汉在入伙梁山前都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们原本就是靠打家劫舍过活。例如，少华山、桃花山、二龙山上众好汉占山为王。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兄弟、夫妻一起行动的，如孙二娘、张青夫妇，揭阳三霸等。他们本身就充满“盗气”。上了梁山之后，如欧阳健、萧相恺所说：“《水浒传》的实质乃是，它所描绘的所有英雄，是一群豪侠；梁山泊聚义……乃是一个武装的绿林豪侠集团。”这些好汉成了有组织有纪律的打家劫舍的团伙。好汉们具备了双重气性，一面是追求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一面是“盗”的生存方式。
吴用智取生辰纲，表现出十足的“盗气”，为了图个一世快活，犯法也无所畏惧。在四十七回，杨雄、石秀、时迁投奔梁山，杨雄说时迁偷了店家的一只鸡，晁盖大怒要杀了他们。宋江劝阻，吴用赶忙附和替他们求情。智取生辰纲视为“大盗”，时迁等许多偷窃行为称为“小盗”，实际上二者并无本质上的差别。吴用本人并不反感这种“盗气”，他自己也用过许多盗的方法。为了让关胜上梁山，吴用让李逵偷来县太爷的孩子，将其杀死，用的是“盗”。第五十六回中，为了让徐宁也上梁山，吴用想的法子让石迁将徐宁的祖传雁翎砌就圈金甲偷来，赚得徐宁上山，用的也是“盗”之法。
吴用是《水浒传》中的军师，号“加亮”不禁让人想起《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然而在《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近乎于神，他的理想也更加崇高，想要振兴汉室。相较之下，吴用的形象更加接近真实人物，甚至有一些市井细民的世俗气。他上梁山只是为了图个一世的快活，他用的许多手段也不是真正高明，盗取生辰纲最后也败露了行踪，为赚得卢俊义上山弄得卢俊义家破人亡，手段近乎无赖甚至有些低劣。金大坚、萧让等人也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迫上了梁山。可以说是“盗人”非“盗物”。在攻打曾头市时，吴用担心卢俊义先抓住史文恭，安排卢俊义引领五百小军埋伏于路边。他希望宋江能先捉住史文恭而成为头领。他这样做完全不像个明智无私的军师，而是活生生有私心的普通人。在拥护宋江这件事上，他态度坚决，他的行为不是出自于理智思考的结果，而是情感因素的驱使。所使用的方式也有些近乎小儿似的无赖。正是他的这种私心让人们看到了一个真真切切的吴用。
但从总体上来说，吴用的“盗气”属于“盗亦有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强盗。在吴用的内心中，除了图一世快活之外，他也匡扶正义，和梁山其他好汉一起替天行道。他是梁山好汉背后的智囊，是梁山中不能或缺
的人物。
吴用是一个性格很復杂又很矛盾的人物，他一方面是一个智慧过人的军师，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是一个不惧朝廷、敢于为朋友两肋插刀、充满“盗气”的侠客。本文旨在分析江湖侠客视角下的吴用形象。吴用这个艺术形象，表现了人类自身发展中的一种生存状态，他展示出一种对人生理想的追求和实践。而这过程必定会历经坎坷，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当理想无法到达之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吴用的悲惨结局是他成全自我的一种选择。这也是吴用形象真实性的一种体现。《水浒传》为人们塑造了一个可敬又可爱的经典人物形象——吴用。
（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