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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诗理论与新诗创作相伴而生，它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的批评传统，同时受到西方现代诗学形态的多维浸染，呈现出不断变动与开放的特质。近年来，围绕百年新诗理论建设形成的成果颇丰，已有谢冕先生做总主编、吴思敬先生担任分卷主编完成的《中国新诗总系·理论卷》，吴思敬先生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等著作涌现。这些著作的一个显要特质在于突破了既往诗学理论史断代式呈现的模态，立足于百年新诗发展的宏大史观，以全局视野观照诗学流脉中具有挈领意义的研究文章，建构起新诗在现代化进程中不断衍变更生的诗学形态。沿袭着这一思路，从2015年开始，经过1000多个日日夜夜的筹划与商讨，由谢冕先生担任主编的6卷本《中国新诗总论》（以下简称《总论》）终于问世，这是继2009年《中国新诗总系》出版以来新诗学术史上的又一盛事，是对百年新诗理论的集大成巨著。
《总论》选编了自1891年至2017年间新诗的经典理论、批评、鉴赏、考订文章，覆盖新诗从酝酿、草创、诞生、发展的百年历程。全书共计6卷，前5卷按照时间脉络梳理了中国新诗理论的百年流變，收录了重要诗论家、诗人的学术论作;第6卷设为翻译理论卷，系统整理了涉及中外诗歌互译的理论文献。仿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宏大规模和理论雄心，《总论》的优点自不待言，谢冕先生与六位分卷主编以精品意识、历史意识、前瞻意识、主体意识作为编选准则，饱含诚意而又耐心细致地深入百年新诗理论现场，以爬梳剔抉、力求赅备、不遗不漏的学术态度捞选那些理论色彩浓厚并产生持续影响力的名篇，既有厚重的诗人论、创作论，也包含会议、出版等与新诗发展有关且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论著的体量与规模，突破了《中国新诗总系》中理论、史料两卷篇幅紧窄的局限，充分展现出百年新诗的理论盛况。套用胡适的话来说，《总论》的出版的确是百年新诗再出发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一、建构在中国诗歌全局意识上的宏大史观
就一般的理论编纂工作来说，编选者既要考虑到理论文献在其所处话语现场中的学术价值和传播幅度，同时还要兼顾它在线性历史轴向上是否具有美学穿透力，其光芒能否从当时的现场延伸至今，形成持续的理论回响。特别是就中国新诗理论研究而言，虽然它的发展刚过百年，然而积聚在其内部的问题却始终复杂难解。诸如新诗与古典文学传统的联系，中国式的新诗“现代性”与西方现代诗学的融合与偏离，新诗在自由与格律、民间与庙堂等美学或意识形态之间的游移转换，无不为后人在审视新诗理论史时增添了难度。如何平衡历史原则与审美尺度，如何理解理论文章的经典性，如何通过理论史的整理彰显出新诗理论的现代诗学形态，既是我们掌握新诗理论史的关键点，也是编者们需要去思考的实际问题。对此，吴思敬先生给自己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有历史的意识，即要把相关诗学论文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考察。二是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前瞻的意识，即我们的编选工作不光是为历史存照，更要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因此所选文章，希望能对今天与后来的诗人、诗歌理论家有一定的启发。三是要有选家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选家是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来判断价值、决定取舍的，因此不能不打下选家自己的诗学观念的烙印。”《〈中国新诗总论〉发布 再现中国新诗理论的百年流变》，《光明日报》2019年6月10日。可以说，吴先生提出的三点“要求”，基本上已经概括出这套《总论》的重要特质，特别是丛书的体量和入选文章的规模，呈现出历史性与开放性交融共生的特色。
历史性的视野，需要编者选入的理论文章从文字功底到学术深度，都要保持相应的水准，既能反映出新诗的理论衍变，还要以开放性的眼光考虑入选文章在当时与现时双重语境中的接受情况和学术影响，建构线条清晰的述史逻辑。阅读既往一些理论编年史著作，编选者多会把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上的一系列诗论文章作为新诗理论的起点，或是将胡适的《谈新诗》奉若圭臬，目之为百年新诗论说脉络的重要开端。大概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前后的这段诗学变迁史，或者说中国新诗的“史前史”往往无法进入理论史观照的范畴，而《总论》则恢复了新诗与其诞生之前理论变迁史的血脉联系，为新诗理论的发生追本溯源。从中国诗学的全局意识出发，《总论》将来自古典诗学内部的“反叛性”力量作为叙述的缘起，以收入第1卷的前五篇文章为例，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自序》、梁启超的《汗漫录》（节选）和《饮冰室诗话》（节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空间上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对话结构。这种打通“旧”与“新”的全局史观至少包含了三重意味。
一是宣告新诗革命理想诞生的时代语境。无论是黄遵宪、梁启超还是胡适、陈独秀，他们都在共时的层面上见证和经历着中国的变化，其关键词乃是忧患。生在忧患中的文人，自然无法忽视文学与时代风云的密切联系，他们迫切寻求以诗歌承载更多的人间世相，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这使得其诗论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性追求，即观察和反思彼时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文学现场，自觉把对民族忧患的思考与文学改革的诉求融合一身。可以说，从晚清到五四乃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代精神构成了早期新诗理论的重要特质。
二是呈现新诗由“破”到“立”进程中的话语碰撞，彰显诗学之间的对话性。对话性是本著的显在特点，后文还会专门论述。仅以这五篇文章来说，黄、梁与胡、陈之论均为诗学变革中的纲领性文章，将其置于开篇，能够使人在一开始就感受到新诗初诞前理论界对于诗歌需要“破”的认同与“立”之层面上的分歧。诚然，如黄、梁那种“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全集》第9册，第532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的理念，的确有助于增强传统诗歌对新情境的包容力，但不触动关乎诗歌形式的核心要素，便始终无法彻底解决“文法”与“韵味”失合的矛盾。后来者则彻底脱出文言诗歌的范畴，在诗界革命以外的路向上另起炉灶，锋芒毕露地倡导更为彻底的语体变革精神，并把这种文学精神上升到时代思想的层面，使白话新诗的观念呼之欲出。均是面对“言文失合”的问题，双方的语言改革思路和诗学革命路径形成了颇具意味的理论互辩，而新诗理论最终在破坏与建设交替并举的进程中逐步走向自足，确立了专属自身的诗学形态和艺术原则，并形成指向未来的开放尺度。诚如谢冕先生所言：“中国新诗的一百年，是始于‘破坏’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是看似‘后退’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谢冕：《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7）（总序）》，《中国新诗总论》第1卷，第3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 三是昭示我们一个不难发现却常常被人忽视的判断，即新诗理论实为中国数千年诗学变革传统的延伸，所谓“起点”论“终点”说之类，均不过是中国诗歌整体发展脉络中的关键性节点而已。从新诗理论史观角度考察，《总论》将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自序》置于首位，其用意颇深。黄遵宪在此篇序言里发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的慨叹，代表了晚清诗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追求“言文一致”的普遍想法，其诗论涉及“人境”之诗等主张，正是在诗语旧格之外为理想中的“新诗”培养土壤。没有先行者的探索，现代新诗自然不会凭空产生。因此，诞生于1891年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作为新诗理论的“史前史”文献，无疑涵载了一种贯通古今的理论史观。此外，《总论》对台港澳诗学论作的广泛吸纳，对中西诗歌互译问题的定向观照，既在交流诗学与比较诗学的维度上拓展了新诗理论的话语版图，也将中华诗学的全局意识落于实处。
二、以“经典意识”辐射新诗的理论时空
以“建设”为内在精神逻辑，《总论》尽力收录了新诗理论史上的经典文本，展现出丰富宏大的理论格局。特别是编纂者们坚守初版本意识，力求呈现诗学文献的本真面貌，这正便于我们穿透时间的壁垒，感受到文字原初的气息。可以想象，为了抵达这种内在的丰富，确保文字传达的准确性，《总论》的编纂者们必然会遭遇到诸多难题，如何避免遗漏重要文献，同时让泥沙俱下的历史得以沉淀，难度可想而知。如第2卷涉及时段从1937年到1949年，这十余年间的诗歌理论达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而战时背景下政治地理与文学生态的复杂关系，使得这一时期的诗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在彼此的差异性之间又存有互动的话语联系。诸如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对大众化的追求和对民族形式的讨论，带动出一系列的诗学论争。在本卷主编吴晓东教授看来，那些呼吁诗歌要关涉民族危亡现实的论家形成一种“把技巧与内容相对立的逻辑”，这集中“反映在战争初期徐迟著名的‘抒情的放逐’主张之中”， ④ 吴晓东：《40年代诗论面面观（导言）》，《中国新诗总论》第2卷，第3、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并触发诗坛涟漪，在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
徐迟的论文《抒情的放逐》从西方诗人讨论近代诗的特征说起，指出艾略特在诗歌里开始放逐抒情，这是近代诗表现方法的一条新的出路。生长在战争的年代，写诗也不应以抒情为目的，特别应该放弃抒发感伤之情，以适应战争文学凝聚战斗力的时代需要，其结论是“在中国，正在开始的，是建设的，而抒情反是破坏的”。徐迟：《抒情的放逐》，《星岛日报》（香港）1939年5月13日，副刊《星座》。这篇文章“引发了抗战初期时诗歌理论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诸如穆旦、穆木天、陈残云等人都“试图纠正徐迟的文章所表现出的观点的偏执”，④反对徐迟将是否抒情上升到诗歌道德的层面。今天，研究者们普通认同这篇文章对彼时诗坛的理论引发作用，但我们如果细览关于这一时段的诗论集编，便会发现较少有人把《抒情的放逐》纳入编排视野。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徐迟表达的是一种关涉写作向度的精神诉求，且现实功利感过强，其文本身尚未觸及更深的诗学理论问题，抑或是文章发表在香港期刊，原文不便寻索，故内地学者对其引述时多用转引文献，少有人对其原始出处追本溯源。根据吴晓东教授的介绍，当他编出本卷的初选目录后，谢冕先生专门建议收入徐迟这篇《抒情的放逐》，这种选编思路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总论》对于“经典”的认定：如《抒情的放逐》这样触发广泛讨论，具有理论史节点意义的文章应该被纳入经典的视野，同时，《总论》也应尽力去收录那些在新诗史上影响很大，但一般研究者又很难见到原刊的文章。为此，编者对《抒情的放逐》之关注，正展现出融会经典性与历史性的学术眼光。
“经典意识”往往还勾连着我们对于一个时代文学的观念认知。当我们谈到朦胧诗生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为诗学理论进行爬梳时，大概都无法避免地以“三个崛起”及围绕朦胧诗论争产生的一系列文章代指当时的理论热潮。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百年新诗或是当代新诗理论集都完整收录了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的三篇“崛起论”雄文，其经典化程度之深，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新诗的精神传统。我们注意到，在收录这些已经被固型的经典文本之外，《总论》第4卷还收入《今天》的发刊词《致读者》、《诗探索》的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以及一系列重要诗集的序文。很多整理80年代诗学文献的学者秉持一种观念，认为诸如发刊词或是序言类的文章当属于诗歌资料，除了留存见证之外，似乎不应将之提升至史料的高度，而《总论》则充分吸纳了这类文本。以《今天》的发刊词《致读者》为例，其中引用了马克思对于当年普鲁士报刊审查制度的批判。在思想尚未充分解禁的年代，发刊词的作者们援用经典例证，或许潜隐着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这便让人体会到文化语境与政治环境的复杂。
同样体现这种复杂性的还有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文章被收录在《总论》第4卷。如果割裂文本与其所处现实的联系，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模糊的错觉，为什么新诗理论史会收录一篇谈及古典诗学中“诗可以怨”这一传统理论的文章？然而结合朦胧诗产生的历史语境，便会发现诗歌“兴观群怨”四个作用中唯有“怨”被提及，这是论者对当时国内“伤痕文学”和朦胧诗饱受质疑之现实语境的系统回应，是从贯通古今的纵向话语层面为朦胧诗做出的声援，指认其贡献在于“重新确认了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并“启示了中国诗歌面对新的现实与历史”。王光明：《现代中国诗学的再出发：1977-1989（导言）》，《中国新诗总论》第4卷，第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由此可见，《总论》力求通过对特定文章的展示，拉近今天的读者与彼时话语场的认知距离，为研究者还原当时复杂纷繁的诗学生态，使人们体悟到萦绕在历史天空中的诗歌气息。
再如朱大可为《城市人诗集》写的序言《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这篇序言从知觉、象态、意绪三个方面阐释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上海“城市诗人”诗群的美学倾向。“城市诗人”社团在新时期诗歌版图中活跃的时间较短，加之主要成员纷纷转型，影响力较为有限，因而朱大可的文章虽然屡次被人提及，却难以纳入理论发展史的流脉。《总论》将之列入，或许正基于编纂者们对经典的多维理解方式，即文章所论话题如果能够在未来引发延续性的影响，激发人们的讨论，那么它便具备了形成经典的条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速率逐渐与世界同步，强大的城市表征进一步影响了一批作家特别是当代诗人的文学想象，如果对城市诗学的成长根脉进行溯源，那么朱文无疑是一个坚实的起点，理应被纳入理论史观照的视域。综上所言，内蕴在《总论》中的经典意识包含了选本上的初版本意识，并强调文章能够呈现它所处历史语境的文化特质，同时尽量勾连、引发，乃至整合一系列话题，形成理论话语间的交流贯通。 三、“对话性”与“开放性”共生的学术视野
中国新诗的理论成长伴随着对古典诗学“纵的继承”与西方现代诗学“横的移植”，它在中西诗学元素之间不断筛选，做出某些具有本质属性的剥离或过滤处理，为新诗理论涂抹上中国化的色彩。可以说，新诗理论的“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视野”，是建构在对话与开放共生的交流场域中的。《总论》的编者们均观照到理论内在与外在的交流特征，一方面，每卷收录的文章之间都保持着内部的对话联系;另一方面，各分卷均对一系列相似问题进行了连贯性的跟进，形成对稳定诗学命题的系统考量与开放呈现。具体而言，《总论》的对话性与开放性至少体现在三个向度。
首先是根据现代汉诗的新视野，建构新诗理论现场在空间上的对话性，其突出特点是立足于包含两岸三地文学风貌的宏大理论系统，通过建立比较视野的努力实现诗学对话，特别是注重收录那些包含现代诗学经验和形式实验精神的港台诗论，使之成为理论此岸的重要参照谱系和交流对象。在具体的操作中，编纂者们尤其强调话题之间的“共生性”，而非孤立地选入那些名家文章。例如，《总论》第4卷收入陈少红的《香港诗人的城市观照》，这正与朱大可的《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形成对话。如果将两篇文章比照阅读，便能发现香港诗歌和内地诗歌在“城市诗学”理论维度上的一致性：认识现代城市的性质，从而回归人类自身，反思人与城市的关系，这是两地诗人共同关注的城市母题，而诗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抒写的表现形式、城市性与本土性的内在联系、“现代人”的意绪营造……均在两地诗论中形成潜承对话。在处理两岸三地的诗学论文时，《总论》的编者时刻观照不同地域诗学之间的脉络暗合，如《总论》第5卷主编张桃洲教授选入了简政珍、林耀德等台湾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着力于分析台湾当代诗歌的语言态度、现实体认以及一些关涉女性主义的文本，而同类话题在本卷大陆学者的著述里也多有涉及。通过以上诸类具有学术统合力的独到选题，两岸学者之间的跨空间诗学联系凸显而出，这种编排意识与呈现风格本身便具有诗学比较意识。
其次，在相对稳定的特定历史时段内部，尽力呈现文论之间多元异质的现代经验“对话”，将之视为形成新诗理论话语张力的源泉。如文白之争、自由与格律之辨、“贵族与平民”之争、新诗的阅读与传播、新诗的演变规律和发展前途、新诗的晦涩与直白、新诗是否可译……这些问题产生的回响在百年新诗中余音不绝，且均在《总论》的观照视域中得以体现。以第1卷为例，本卷时间跨度从晚清文学变革至新诗第二个十年，40年间的观念变动之巨、争论之繁可见一斑。自由竞争的精神品质渗透在早期新诗的学术话语中，一方面活跃了诗坛的气氛;另一方面激发了新诗的生命活力，尤其是推动了新诗理论在竞逐中的发展。出于构建同时代“交流”现场的观念驱动，本卷主编姜涛教授收录了多组富于对话特质的理论文章，用以展现诗学现场的真实与驳杂。这些“组”的对应包括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和胡先骕的《评〈尝试集〉》、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与梁宗岱的《论诗》、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与王独清的《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刘西渭的《鱼目集》与卞之琳的《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以及刘西渭的《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等。可以说，每一组文章都是对相应理论的回应与构建，像新诗由散文化走向纯诗化、从非诗走向诗本体、从对诗歌社会功能和美学功能的单向偏重走向诗艺追求与现实精神的合流统一等重要问题，都是以争论为推力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多元共生的交流场域，既透射出新诗理论的自在与丰富，也折射出编纂者以论争推动“理论史”前进的学术视野。
最后一种对话是对连贯性诗学命题的持续观照。吴思敬先生曾特意撰文探讨过20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主要包含了对诗歌现代化的呼唤、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等。吴思敬：《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这些焦点问题构成百年新诗的理论主流，并推进新诗理论向前生长。体现在《总论》中，可以窥见编纂者们坚持以独立开放的姿态，力求从多元角度呈现新诗理论史的文化生态，同时将理论史上具有连贯性的诗学命题纳入叙述视野，为各卷之间建立内在的对话关系。这种连贯性表现有二：一是对新诗“现代性”命题的透析，包含诗歌观念上的现代转换、情感在新诗中的位置、抒情与叙事之争、诗歌技艺上的现代呈现以及围绕诗歌接受与传播的现代衍变;二是对新诗前途，抑或发展方向的展望，包括新诗的发展空间、新诗与古典诗学的关系、新诗理论如何在“现实”与“艺术”之间构筑平衡等。这些命题不仅为新诗应有的姿态实现了赋形，而且对新诗“向何处去”的前景做出了建设性的探问，可以肯定，它们对新诗发展的未来还会产生持久有力的影响。
结语
从1918年胡适发表《谈新诗》、1935年朱自清发表理论长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以来，新诗理论在古典诗学和西方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不断建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现代性”诗学形态和独立的精神品格。以这种“现代性”作为逻辑起點，综合把握诗歌审美、创作观念与文本批评之间的内部平衡，《中国新诗总论》贯穿了新诗发展的磅礴历史，它以全局眼光收录了新诗史上几乎所有凝聚节点性意义的文章，为研究者们搭建出充实完备的理论资料库。同时，编者们并不满足于单纯补充和深化固有资源，而是力求突破各类“资料汇编”构建出的预设框架，通过精深透沉的思考找寻诸多观念之间的历史关联：一方面还原理论生长的历史文化情境，特别是自觉建立不同形式与美学构想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展示作为一个完整形态的新诗理论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轨迹，不断拓展新诗之“新”（实验性的精神品格）与新诗之“诗”（艺术的现代特质）的丰富内涵，为新诗理论寻求自主性与合法性，彰显其独立品质，最终重绘了新诗理论的全景版图。
在“重绘”的过程中，编者们凭借其批评的本位意识和自由开放的主体精神，为《总论》植入个性化的思想因子。移用张清华教授评价《中国新诗总系》时用到的“表层修辞”与“潜在修辞”概念，张清华：《如何描述新诗历史——〈中国新诗总系〉读记》，《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总论》的“表层修辞”意指百年诗论中在历史意义或理论深度层面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而“潜在修辞”则是居于文本背后的编纂者之价值判断。“表层”与“潜在”磨合而生的张力，可以映射出编者的学术主体性，这种主体意识在《总论》的每一卷中均可窥见。如第1卷试图在看似固化的早期新诗图景之外，进一步开掘新诗“‘成长’背后交织的动力、遭遇的问题”，对“早期新诗理论的若干问题结构”进行清理说明。姜涛：《编后记》，《中国新诗总论》第1卷，第577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第2卷则综合观照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多样诗学图景，发掘收录了一批来自沦陷区的重要诗学文献。第3卷详细梳理了1950—1976年的诗学，并以健全的历史洞察力将台湾现代主义诗论纳入言说范畴。在第4卷中，编者重新体认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指出80年代诗歌的“现代性”具体“体现在人的心性、智力结构和感觉想象方式上”。王光明：《现代中国诗学的再出发：1977-1989（导言）》，《中国新诗总论》第4卷，第10-1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第5卷定向跟踪新诗理论研究史观的转型，以及它从批评到学术的范式转换。第6卷立足于诗歌翻译理论，在“去古典化”的向度上探讨中国文学“西化”等问题。当然，任何一部理论史都无法穷尽那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像周无、朱湘、李长之、朱英诞等人的诗论文章、海外学者的新诗选本序跋以及海外汉学家的代表性论作并未进入《总论》的视野。我们当然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局限，恰恰相反，一些曾经被视为经典的文章没有入选，而一些较少获得理论史关注的文本却登上舞台，证明了我们对新诗理论的内在格局与艺术成就的讨论尚有相当大的言说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总论》正孕育着新诗理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再出发”的种种可能。
〔本文系中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项目“诗与诗学研究团队建设”（631924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桢，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 荣）
《总论》选编了自1891年至2017年间新诗的经典理论、批评、鉴赏、考订文章，覆盖新诗从酝酿、草创、诞生、发展的百年历程。全书共计6卷，前5卷按照时间脉络梳理了中国新诗理论的百年流變，收录了重要诗论家、诗人的学术论作;第6卷设为翻译理论卷，系统整理了涉及中外诗歌互译的理论文献。仿效《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宏大规模和理论雄心，《总论》的优点自不待言，谢冕先生与六位分卷主编以精品意识、历史意识、前瞻意识、主体意识作为编选准则，饱含诚意而又耐心细致地深入百年新诗理论现场，以爬梳剔抉、力求赅备、不遗不漏的学术态度捞选那些理论色彩浓厚并产生持续影响力的名篇，既有厚重的诗人论、创作论，也包含会议、出版等与新诗发展有关且具有史料价值的资料。论著的体量与规模，突破了《中国新诗总系》中理论、史料两卷篇幅紧窄的局限，充分展现出百年新诗的理论盛况。套用胡适的话来说，《总论》的出版的确是百年新诗再出发进程中的“一件大事”。
一、建构在中国诗歌全局意识上的宏大史观
就一般的理论编纂工作来说，编选者既要考虑到理论文献在其所处话语现场中的学术价值和传播幅度，同时还要兼顾它在线性历史轴向上是否具有美学穿透力，其光芒能否从当时的现场延伸至今，形成持续的理论回响。特别是就中国新诗理论研究而言，虽然它的发展刚过百年，然而积聚在其内部的问题却始终复杂难解。诸如新诗与古典文学传统的联系，中国式的新诗“现代性”与西方现代诗学的融合与偏离，新诗在自由与格律、民间与庙堂等美学或意识形态之间的游移转换，无不为后人在审视新诗理论史时增添了难度。如何平衡历史原则与审美尺度，如何理解理论文章的经典性，如何通过理论史的整理彰显出新诗理论的现代诗学形态，既是我们掌握新诗理论史的关键点，也是编者们需要去思考的实际问题。对此，吴思敬先生给自己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要有历史的意识，即要把相关诗学论文置于一定的历史范围来考察。二是要有开放的视野和前瞻的意识，即我们的编选工作不光是为历史存照，更要着眼于当下与未来的中国新诗理论建设，因此所选文章，希望能对今天与后来的诗人、诗歌理论家有一定的启发。三是要有选家的主体意识，也就是说，选家是按照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来判断价值、决定取舍的，因此不能不打下选家自己的诗学观念的烙印。”《〈中国新诗总论〉发布 再现中国新诗理论的百年流变》，《光明日报》2019年6月10日。可以说，吴先生提出的三点“要求”，基本上已经概括出这套《总论》的重要特质，特别是丛书的体量和入选文章的规模，呈现出历史性与开放性交融共生的特色。
历史性的视野，需要编者选入的理论文章从文字功底到学术深度，都要保持相应的水准，既能反映出新诗的理论衍变，还要以开放性的眼光考虑入选文章在当时与现时双重语境中的接受情况和学术影响，建构线条清晰的述史逻辑。阅读既往一些理论编年史著作，编选者多会把发表在1919年《新青年》上的一系列诗论文章作为新诗理论的起点，或是将胡适的《谈新诗》奉若圭臬，目之为百年新诗论说脉络的重要开端。大概是受到篇幅的限制，从晚清文学改良到五四前后的这段诗学变迁史，或者说中国新诗的“史前史”往往无法进入理论史观照的范畴，而《总论》则恢复了新诗与其诞生之前理论变迁史的血脉联系，为新诗理论的发生追本溯源。从中国诗学的全局意识出发，《总论》将来自古典诗学内部的“反叛性”力量作为叙述的缘起，以收入第1卷的前五篇文章为例，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自序》、梁启超的《汗漫录》（节选）和《饮冰室诗话》（节选）、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在空间上形成了某种潜在的对话结构。这种打通“旧”与“新”的全局史观至少包含了三重意味。
一是宣告新诗革命理想诞生的时代语境。无论是黄遵宪、梁启超还是胡适、陈独秀，他们都在共时的层面上见证和经历着中国的变化，其关键词乃是忧患。生在忧患中的文人，自然无法忽视文学与时代风云的密切联系，他们迫切寻求以诗歌承载更多的人间世相，反映广阔的社会现实，这使得其诗论洋溢着鲜明的时代性追求，即观察和反思彼时中国的文化环境与文学现场，自觉把对民族忧患的思考与文学改革的诉求融合一身。可以说，从晚清到五四乃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时代精神构成了早期新诗理论的重要特质。
二是呈现新诗由“破”到“立”进程中的话语碰撞，彰显诗学之间的对话性。对话性是本著的显在特点，后文还会专门论述。仅以这五篇文章来说，黄、梁与胡、陈之论均为诗学变革中的纲领性文章，将其置于开篇，能够使人在一开始就感受到新诗初诞前理论界对于诗歌需要“破”的认同与“立”之层面上的分歧。诚然，如黄、梁那种“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梁启超：《饮冰室诗话》，《梁启超全集》第9册，第532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的理念，的确有助于增强传统诗歌对新情境的包容力，但不触动关乎诗歌形式的核心要素，便始终无法彻底解决“文法”与“韵味”失合的矛盾。后来者则彻底脱出文言诗歌的范畴，在诗界革命以外的路向上另起炉灶，锋芒毕露地倡导更为彻底的语体变革精神，并把这种文学精神上升到时代思想的层面，使白话新诗的观念呼之欲出。均是面对“言文失合”的问题，双方的语言改革思路和诗学革命路径形成了颇具意味的理论互辩，而新诗理论最终在破坏与建设交替并举的进程中逐步走向自足，确立了专属自身的诗学形态和艺术原则，并形成指向未来的开放尺度。诚如谢冕先生所言：“中国新诗的一百年，是始于‘破坏’而指归于建设的一百年，是看似‘后退’而立志于前进的一百年。”谢冕：《前进的和建设的——中国新诗一百年（1916-2017）（总序）》，《中国新诗总论》第1卷，第3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 三是昭示我们一个不难发现却常常被人忽视的判断，即新诗理论实为中国数千年诗学变革传统的延伸，所谓“起点”论“终点”说之类，均不过是中国诗歌整体发展脉络中的关键性节点而已。从新诗理论史观角度考察，《总论》将黄遵宪的《人境庐诗草自序》置于首位，其用意颇深。黄遵宪在此篇序言里发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的慨叹，代表了晚清诗人在新的时代语境中追求“言文一致”的普遍想法，其诗论涉及“人境”之诗等主张，正是在诗语旧格之外为理想中的“新诗”培养土壤。没有先行者的探索，现代新诗自然不会凭空产生。因此，诞生于1891年的《人境庐诗草自序》作为新诗理论的“史前史”文献，无疑涵载了一种贯通古今的理论史观。此外，《总论》对台港澳诗学论作的广泛吸纳，对中西诗歌互译问题的定向观照，既在交流诗学与比较诗学的维度上拓展了新诗理论的话语版图，也将中华诗学的全局意识落于实处。
二、以“经典意识”辐射新诗的理论时空
以“建设”为内在精神逻辑，《总论》尽力收录了新诗理论史上的经典文本，展现出丰富宏大的理论格局。特别是编纂者们坚守初版本意识，力求呈现诗学文献的本真面貌，这正便于我们穿透时间的壁垒，感受到文字原初的气息。可以想象，为了抵达这种内在的丰富，确保文字传达的准确性，《总论》的编纂者们必然会遭遇到诸多难题，如何避免遗漏重要文献，同时让泥沙俱下的历史得以沉淀，难度可想而知。如第2卷涉及时段从1937年到1949年，这十余年间的诗歌理论达到了相当的历史高度，而战时背景下政治地理与文学生态的复杂关系，使得这一时期的诗论呈现出复杂多元的特点，在彼此的差异性之间又存有互动的话语联系。诸如对现实主义理论的倡导、对大众化的追求和对民族形式的讨论，带动出一系列的诗学论争。在本卷主编吴晓东教授看来，那些呼吁诗歌要关涉民族危亡现实的论家形成一种“把技巧与内容相对立的逻辑”，这集中“反映在战争初期徐迟著名的‘抒情的放逐’主张之中”， ④ 吴晓东：《40年代诗论面面观（导言）》，《中国新诗总论》第2卷，第3、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并触发诗坛涟漪，在当时引起热烈的讨论。
徐迟的论文《抒情的放逐》从西方诗人讨论近代诗的特征说起，指出艾略特在诗歌里开始放逐抒情，这是近代诗表现方法的一条新的出路。生长在战争的年代，写诗也不应以抒情为目的，特别应该放弃抒发感伤之情，以适应战争文学凝聚战斗力的时代需要，其结论是“在中国，正在开始的，是建设的，而抒情反是破坏的”。徐迟：《抒情的放逐》，《星岛日报》（香港）1939年5月13日，副刊《星座》。这篇文章“引发了抗战初期时诗歌理论界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诸如穆旦、穆木天、陈残云等人都“试图纠正徐迟的文章所表现出的观点的偏执”，④反对徐迟将是否抒情上升到诗歌道德的层面。今天，研究者们普通认同这篇文章对彼时诗坛的理论引发作用，但我们如果细览关于这一时段的诗论集编，便会发现较少有人把《抒情的放逐》纳入编排视野。究其原因，或是因为徐迟表达的是一种关涉写作向度的精神诉求，且现实功利感过强，其文本身尚未觸及更深的诗学理论问题，抑或是文章发表在香港期刊，原文不便寻索，故内地学者对其引述时多用转引文献，少有人对其原始出处追本溯源。根据吴晓东教授的介绍，当他编出本卷的初选目录后，谢冕先生专门建议收入徐迟这篇《抒情的放逐》，这种选编思路从一个侧面揭示出《总论》对于“经典”的认定：如《抒情的放逐》这样触发广泛讨论，具有理论史节点意义的文章应该被纳入经典的视野，同时，《总论》也应尽力去收录那些在新诗史上影响很大，但一般研究者又很难见到原刊的文章。为此，编者对《抒情的放逐》之关注，正展现出融会经典性与历史性的学术眼光。
“经典意识”往往还勾连着我们对于一个时代文学的观念认知。当我们谈到朦胧诗生长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为诗学理论进行爬梳时，大概都无法避免地以“三个崛起”及围绕朦胧诗论争产生的一系列文章代指当时的理论热潮。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百年新诗或是当代新诗理论集都完整收录了谢冕、孙绍振、徐敬亚的三篇“崛起论”雄文，其经典化程度之深，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当代新诗的精神传统。我们注意到，在收录这些已经被固型的经典文本之外，《总论》第4卷还收入《今天》的发刊词《致读者》、《诗探索》的发刊词《我们需要探索》以及一系列重要诗集的序文。很多整理80年代诗学文献的学者秉持一种观念，认为诸如发刊词或是序言类的文章当属于诗歌资料，除了留存见证之外，似乎不应将之提升至史料的高度，而《总论》则充分吸纳了这类文本。以《今天》的发刊词《致读者》为例，其中引用了马克思对于当年普鲁士报刊审查制度的批判。在思想尚未充分解禁的年代，发刊词的作者们援用经典例证，或许潜隐着一种自我保护的心态，这便让人体会到文化语境与政治环境的复杂。
同样体现这种复杂性的还有钱钟书先生的《诗可以怨》，文章被收录在《总论》第4卷。如果割裂文本与其所处现实的联系，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模糊的错觉，为什么新诗理论史会收录一篇谈及古典诗学中“诗可以怨”这一传统理论的文章？然而结合朦胧诗产生的历史语境，便会发现诗歌“兴观群怨”四个作用中唯有“怨”被提及，这是论者对当时国内“伤痕文学”和朦胧诗饱受质疑之现实语境的系统回应，是从贯通古今的纵向话语层面为朦胧诗做出的声援，指认其贡献在于“重新确认了诗歌作为一种话语的基本前提和出发点”，并“启示了中国诗歌面对新的现实与历史”。王光明：《现代中国诗学的再出发：1977-1989（导言）》，《中国新诗总论》第4卷，第4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由此可见，《总论》力求通过对特定文章的展示，拉近今天的读者与彼时话语场的认知距离，为研究者还原当时复杂纷繁的诗学生态，使人们体悟到萦绕在历史天空中的诗歌气息。
再如朱大可为《城市人诗集》写的序言《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这篇序言从知觉、象态、意绪三个方面阐释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上海“城市诗人”诗群的美学倾向。“城市诗人”社团在新时期诗歌版图中活跃的时间较短，加之主要成员纷纷转型，影响力较为有限，因而朱大可的文章虽然屡次被人提及，却难以纳入理论发展史的流脉。《总论》将之列入，或许正基于编纂者们对经典的多维理解方式，即文章所论话题如果能够在未来引发延续性的影响，激发人们的讨论，那么它便具备了形成经典的条件。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的发展速率逐渐与世界同步，强大的城市表征进一步影响了一批作家特别是当代诗人的文学想象，如果对城市诗学的成长根脉进行溯源，那么朱文无疑是一个坚实的起点，理应被纳入理论史观照的视域。综上所言，内蕴在《总论》中的经典意识包含了选本上的初版本意识，并强调文章能够呈现它所处历史语境的文化特质，同时尽量勾连、引发，乃至整合一系列话题，形成理论话语间的交流贯通。 三、“对话性”与“开放性”共生的学术视野
中国新诗的理论成长伴随着对古典诗学“纵的继承”与西方现代诗学“横的移植”，它在中西诗学元素之间不断筛选，做出某些具有本质属性的剥离或过滤处理，为新诗理论涂抹上中国化的色彩。可以说，新诗理论的“中国经验”或者说“中国视野”，是建构在对话与开放共生的交流场域中的。《总论》的编者们均观照到理论内在与外在的交流特征，一方面，每卷收录的文章之间都保持着内部的对话联系;另一方面，各分卷均对一系列相似问题进行了连贯性的跟进，形成对稳定诗学命题的系统考量与开放呈现。具体而言，《总论》的对话性与开放性至少体现在三个向度。
首先是根据现代汉诗的新视野，建构新诗理论现场在空间上的对话性，其突出特点是立足于包含两岸三地文学风貌的宏大理论系统，通过建立比较视野的努力实现诗学对话，特别是注重收录那些包含现代诗学经验和形式实验精神的港台诗论，使之成为理论此岸的重要参照谱系和交流对象。在具体的操作中，编纂者们尤其强调话题之间的“共生性”，而非孤立地选入那些名家文章。例如，《总论》第4卷收入陈少红的《香港诗人的城市观照》，这正与朱大可的《焦灼的一代和城市梦》形成对话。如果将两篇文章比照阅读，便能发现香港诗歌和内地诗歌在“城市诗学”理论维度上的一致性：认识现代城市的性质，从而回归人类自身，反思人与城市的关系，这是两地诗人共同关注的城市母题，而诗与城市的关系、城市抒写的表现形式、城市性与本土性的内在联系、“现代人”的意绪营造……均在两地诗论中形成潜承对话。在处理两岸三地的诗学论文时，《总论》的编者时刻观照不同地域诗学之间的脉络暗合，如《总论》第5卷主编张桃洲教授选入了简政珍、林耀德等台湾学者的文章，这些文章着力于分析台湾当代诗歌的语言态度、现实体认以及一些关涉女性主义的文本，而同类话题在本卷大陆学者的著述里也多有涉及。通过以上诸类具有学术统合力的独到选题，两岸学者之间的跨空间诗学联系凸显而出，这种编排意识与呈现风格本身便具有诗学比较意识。
其次，在相对稳定的特定历史时段内部，尽力呈现文论之间多元异质的现代经验“对话”，将之视为形成新诗理论话语张力的源泉。如文白之争、自由与格律之辨、“贵族与平民”之争、新诗的阅读与传播、新诗的演变规律和发展前途、新诗的晦涩与直白、新诗是否可译……这些问题产生的回响在百年新诗中余音不绝，且均在《总论》的观照视域中得以体现。以第1卷为例，本卷时间跨度从晚清文学变革至新诗第二个十年，40年间的观念变动之巨、争论之繁可见一斑。自由竞争的精神品质渗透在早期新诗的学术话语中，一方面活跃了诗坛的气氛;另一方面激发了新诗的生命活力，尤其是推动了新诗理论在竞逐中的发展。出于构建同时代“交流”现场的观念驱动，本卷主编姜涛教授收录了多组富于对话特质的理论文章，用以展现诗学现场的真实与驳杂。这些“组”的对应包括胡适的《〈尝试集〉自序》和胡先骕的《评〈尝试集〉》、梁实秋的《新诗的格调及其他》与梁宗岱的《论诗》、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与王独清的《再谭诗——寄给木天伯奇》、刘西渭的《鱼目集》与卞之琳的《关于“鱼目集”——致刘西渭先生》以及刘西渭的《答“鱼目集”作者——卞之琳先生》等。可以说，每一组文章都是对相应理论的回应与构建，像新诗由散文化走向纯诗化、从非诗走向诗本体、从对诗歌社会功能和美学功能的单向偏重走向诗艺追求与现实精神的合流统一等重要问题，都是以争论为推力获得了发展的契机。多元共生的交流场域，既透射出新诗理论的自在与丰富，也折射出编纂者以论争推动“理论史”前进的学术视野。
最后一种对话是对连贯性诗学命题的持续观照。吴思敬先生曾特意撰文探讨过20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主要包含了对诗歌现代化的呼唤、诗体解放与诗体变革、自由与格律的消长等。吴思敬：《二十世纪新诗理论的几个焦点问题》，《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这些焦点问题构成百年新诗的理论主流，并推进新诗理论向前生长。体现在《总论》中，可以窥见编纂者们坚持以独立开放的姿态，力求从多元角度呈现新诗理论史的文化生态，同时将理论史上具有连贯性的诗学命题纳入叙述视野，为各卷之间建立内在的对话关系。这种连贯性表现有二：一是对新诗“现代性”命题的透析，包含诗歌观念上的现代转换、情感在新诗中的位置、抒情与叙事之争、诗歌技艺上的现代呈现以及围绕诗歌接受与传播的现代衍变;二是对新诗前途，抑或发展方向的展望，包括新诗的发展空间、新诗与古典诗学的关系、新诗理论如何在“现实”与“艺术”之间构筑平衡等。这些命题不仅为新诗应有的姿态实现了赋形，而且对新诗“向何处去”的前景做出了建设性的探问，可以肯定，它们对新诗发展的未来还会产生持久有力的影响。
结语
从1918年胡适发表《谈新诗》、1935年朱自清发表理论长文《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以来，新诗理论在古典诗学和西方观念的双重催动下不断建构，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现代性”诗学形态和独立的精神品格。以这种“现代性”作为逻辑起點，综合把握诗歌审美、创作观念与文本批评之间的内部平衡，《中国新诗总论》贯穿了新诗发展的磅礴历史，它以全局眼光收录了新诗史上几乎所有凝聚节点性意义的文章，为研究者们搭建出充实完备的理论资料库。同时，编者们并不满足于单纯补充和深化固有资源，而是力求突破各类“资料汇编”构建出的预设框架，通过精深透沉的思考找寻诸多观念之间的历史关联：一方面还原理论生长的历史文化情境，特别是自觉建立不同形式与美学构想之间的对话;另一方面展示作为一个完整形态的新诗理论复杂而曲折的发展轨迹，不断拓展新诗之“新”（实验性的精神品格）与新诗之“诗”（艺术的现代特质）的丰富内涵，为新诗理论寻求自主性与合法性，彰显其独立品质，最终重绘了新诗理论的全景版图。
在“重绘”的过程中，编者们凭借其批评的本位意识和自由开放的主体精神，为《总论》植入个性化的思想因子。移用张清华教授评价《中国新诗总系》时用到的“表层修辞”与“潜在修辞”概念，张清华：《如何描述新诗历史——〈中国新诗总系〉读记》，《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总论》的“表层修辞”意指百年诗论中在历史意义或理论深度层面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而“潜在修辞”则是居于文本背后的编纂者之价值判断。“表层”与“潜在”磨合而生的张力，可以映射出编者的学术主体性，这种主体意识在《总论》的每一卷中均可窥见。如第1卷试图在看似固化的早期新诗图景之外，进一步开掘新诗“‘成长’背后交织的动力、遭遇的问题”，对“早期新诗理论的若干问题结构”进行清理说明。姜涛：《编后记》，《中国新诗总论》第1卷，第577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第2卷则综合观照国统区、解放区与沦陷区的多样诗学图景，发掘收录了一批来自沦陷区的重要诗学文献。第3卷详细梳理了1950—1976年的诗学，并以健全的历史洞察力将台湾现代主义诗论纳入言说范畴。在第4卷中，编者重新体认了中国新诗的现代性，指出80年代诗歌的“现代性”具体“体现在人的心性、智力结构和感觉想象方式上”。王光明：《现代中国诗学的再出发：1977-1989（导言）》，《中国新诗总论》第4卷，第10-11页，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19。第5卷定向跟踪新诗理论研究史观的转型，以及它从批评到学术的范式转换。第6卷立足于诗歌翻译理论，在“去古典化”的向度上探讨中国文学“西化”等问题。当然，任何一部理论史都无法穷尽那个时代文学的全貌，像周无、朱湘、李长之、朱英诞等人的诗论文章、海外学者的新诗选本序跋以及海外汉学家的代表性论作并未进入《总论》的视野。我们当然不能将之视为一种局限，恰恰相反，一些曾经被视为经典的文章没有入选，而一些较少获得理论史关注的文本却登上舞台，证明了我们对新诗理论的内在格局与艺术成就的讨论尚有相当大的言说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总论》正孕育着新诗理论在新的历史节点上“再出发”的种种可能。
〔本文系中央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类研究项目“诗与诗学研究团队建设”（63192413）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卢桢，文学博士，南开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责任编辑 周 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