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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犯罪治理政策一直奉行的是严厉打击的“大棒”政策，而忽视提高社会福利条件的“胡萝卜”政策，但近年来犯罪率的持续上升促使我们去反思和重审现有公共政策的有效性。本文通过一个扩展的时间配置模型发现，在风险规避的假定条件下，如果政府支出是有效率的，政府无论是增加惩罚犯罪的资源投入量还是增加提高社会福利条件的资源投入量都能够减少个体决策者从事“非法”活动的时间。但是，基于中国2000-2006年间30个省级数据的检验结果，只支持了社会福利支出的犯罪治理效应，而公检法司支出则不具有预期的犯罪威慑效应。研究结论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