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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50年间,我国从世界上最大的受援国之一,变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问中亚和东南亚时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加强沿线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推动各国间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促进各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也是在这一年,联合国成立了专门工作组,正式开始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旨在为2015年后的各国发展和全球发展合作规划蓝图,帮助各国共同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8年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国家和地域界限、覆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地区、囊括多种多样的文明,打造出了全球最大的合作平台,目前已经组成了包括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在内的“一带一路”大家庭;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169个具体目标,推动各国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当前也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看似是两个不同的进程,实则有很多共通之处,两者都以推动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为宗旨,都以加强协调、深化合作为手段,有关的执行工作也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正面临严峻挑战。“一带一路”建设将积极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更好同相关国家对接,更多造福相关国家人民,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建设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均属倡议,尽管发起的主体不同,但在诸多方面存在交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将此总结为目标、内容和实施主体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给国家和地区间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极端民族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合作平台,帮助实现人类发展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胡必亮表示,这与联合国一贯遵循的宗旨保持高度一致。
从内容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8涉及就业和贸易、目标9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直接相关,强调优先解决人民最关心的扶贫、卫生、教育、就业等基础性问题。
胡必亮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实施主体看,目前共有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5年同联合国签署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会员国有193个。“如果查询就会发现,签署两个文件的国家高度吻合。目标、内容紧密相关,实施主体借助‘一带一路’平台所进行的国际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关注民生等基础性问题相一致,“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正在惠及沿线国家人民,同时,相关建设计划也更好地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相对接。
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塔吉克斯坦,贯穿全境的塔乌公路建成通车后,沿线农民的土豆再也不会像往常那样因大雪封山烂在地里。2006年至2010年,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中国参与了塔乌公路建设,这条公路改写了塔吉克斯坦南北公路冬季不能通行的历史,极大促进了沿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将巴基斯坦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了有效对接。这一项目总投资额约460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电力、港口建设等多个涉及巴基斯坦国计民生发展的重点领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代表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天下治理理念的转变。“传统中国奉行‘礼不往教’‘修文德以来之’,‘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帮助别的国家发展,这种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表示,这种比较优势源自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有巨大的说服力,间接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也推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向前一步。
8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各领域交流合作进展迅速,“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胡必亮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的共同诉求、遵循了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及中国积极务实的推进。
王义桅也表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在于过多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复制时基本上都失败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最全的产业链,基础设施的建造能力最强、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比较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他认为,中國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将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相结合,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使得“一带一路”着眼于长远,避免了私人资本短期投资、多党轮流执政等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更具生命力。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35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2万个。 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一半在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积极性高,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特别是东盟去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双方的贸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预计今年全年这一趋势仍不会改变。”胡必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接下来应当发力的是中蒙俄、中亚和中东欧地区,“这些地区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因素,但有条件做得更好。”
9月27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2021年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表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将继续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倾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强动力、更大空间、更优路径,使之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事实上,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2015年6月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起,我国目前已经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引导各自企业共同开发第三方国家市场的合作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更像是起到了转化器作用——把发达国家的标准转化为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因地制宜施行的方案。这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也参与进来的原因。”王义桅表示。
作为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诸多挑战。
除了我国自身存在的不足,“一带一路”倡议在最早提出时就伴随着外部非议,有西方国家将其视为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版WTO”等,采取多种措施抹黑、对冲、打击“一带一路”建设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实施。
对此,胡必亮认为不必悲观,“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利好有目共睹,“如果对冲、打击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乐见其成,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王义桅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聚焦发展,强调合作、互联互通,同联合国有关事业相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认可并将其纳入决议内容的原因。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出现的质疑“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杂音,罗照辉表示,疫情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没有放缓,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没有脱节。比如,在设施联通方面,中老铁路、匈塞铁路、以色列轻轨等40多个标志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贸易畅通方面,去年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8.3%,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1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亿美元……
此外,罗照辉表示,我国对外援助将为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展现新的作用。他指出,我国开展对外援助71年来共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过援助,“尤其是去年以来,面对疫情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集中、最广泛的援助——向世界各国提供2900多亿只口罩、35亿多件防护服、45亿多份检测试剂,向10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12亿剂疫苗,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现阶段,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正逐步削弱。但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全球发展将转向数字化、绿色、健康,全球供应链追求自主、可控、安全。”王义桅向《中国报道》记者强调说,“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适应这些转变,推动绿色、健康、数字化成为合作新的增长点。
以绿色丝绸之路为例,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我国的能源转化、低碳能源等技术较为先进,为了契合发展中国家国情,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三位一体。这将对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推动实现绿色丝绸之路和全球能源、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
8年时间里,“一带一路”建设跨越国家和地域界限、覆盖经济发展水平不一的地区、囊括多种多样的文明,打造出了全球最大的合作平台,目前已经组成了包括140个国家和32个国际组织在内的“一带一路”大家庭;17项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包含169个具体目标,推动各国以综合方式彻底解决社会、经济和环境三个维度的发展问题,当前也正成为越来越多国家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的行动指南。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曾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和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看似是两个不同的进程,实则有很多共通之处,两者都以推动互利共赢、实现共同发展为宗旨,都以加强协调、深化合作为手段,有关的执行工作也完全可以相辅相成、形成合力。
世纪疫情叠加百年变局,全球可持续发展当前正面临严峻挑战。“一带一路”建设将积极适应新形势、迎接新挑战,更好同相关国家对接,更多造福相关国家人民,助力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
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相辅相成
“一带一路”建设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均属倡议,尽管发起的主体不同,但在诸多方面存在交集。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院长胡必亮将此总结为目标、内容和实施主体等方面的密切关联性。
“我们最终的目标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建设给国家和地区间共同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反全球化、极端民族主义等全球性问题提供了合作平台,帮助实现人类发展的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胡必亮表示,这与联合国一贯遵循的宗旨保持高度一致。
从内容上看,“一带一路”建设涉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与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8涉及就业和贸易、目标9涉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内容直接相关,强调优先解决人民最关心的扶贫、卫生、教育、就业等基础性问题。
胡必亮对《中国报道》记者表示,从实施主体看,目前共有1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同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15年同联合国签署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会员国有193个。“如果查询就会发现,签署两个文件的国家高度吻合。目标、内容紧密相关,实施主体借助‘一带一路’平台所进行的国际合作,在很大程度上也促进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实施。”
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议程关注民生等基础性问题相一致,“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机遇正在惠及沿线国家人民,同时,相关建设计划也更好地同当地的可持续发展路径相对接。
在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一站塔吉克斯坦,贯穿全境的塔乌公路建成通车后,沿线农民的土豆再也不会像往常那样因大雪封山烂在地里。2006年至2010年,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一部分,中国参与了塔乌公路建设,这条公路改写了塔吉克斯坦南北公路冬季不能通行的历史,极大促进了沿线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一带一路”建设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将巴基斯坦的国内经济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倡议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进行了有效对接。这一项目总投资额约460亿美元,涵盖基础设施、能源电力、港口建设等多个涉及巴基斯坦国计民生发展的重点领域。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薛力看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代表着中国人几千年来天下治理理念的转变。“传统中国奉行‘礼不往教’‘修文德以来之’,‘一带一路’实际上是利用自己的比较优势帮助别的国家发展,这种理念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表示,这种比较优势源自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成就和形成的经验——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无疑有巨大的说服力,间接推动了“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推进,也推动了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向前一步。
更好对接、扩大范围
8年来,中国与沿线国家各领域交流合作进展迅速,“一带一路”建设成果丰硕。胡必亮将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三个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反映出当代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发展的共同诉求、遵循了时代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及中国积极务实的推进。
王义桅也表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没有发展起来,很大程度上在于过多地受到了西方国家的影响。“可以看到,发达国家的模式在发展中国家进行复制时基本上都失败了。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最全的产业链,基础设施的建造能力最强、成本最低、效率最高,比较契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他认为,中國所走的改革开放道路,将有为政府与有为市场相结合,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使得“一带一路”着眼于长远,避免了私人资本短期投资、多党轮流执政等造成的不稳定因素,更具生命力。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9年,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累计总额超过7.8万亿美元,对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1100亿美元;截至2019年底,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一批境外经贸合作区累计投资35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2万个。 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超过一半在东南亚国家。“这些国家积极性高,经济发展比较活跃,特别是东盟去年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今年上半年双方的贸易额超过了4000亿美元,预计今年全年这一趋势仍不会改变。”胡必亮表示,“一带一路”建设接下来应当发力的是中蒙俄、中亚和中东欧地区,“这些地区受制于政治、经济等因素,但有条件做得更好。”
9月27日,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辉在2021年可持续发展论坛上表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内容,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是中国开展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方向。中国的国际发展合作将继续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倾斜,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更强动力、更大空间、更优路径,使之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推进器”。
事实上,不只是发展中国家。自2015年6月中法两国政府发表《中法关于第三方市场合作的联合声明》起,我国目前已经与法国、日本、意大利、英国等14个发达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第三方市场合作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经济体引导各自企业共同开发第三方国家市场的合作模式。“对于发达国家,中国更像是起到了转化器作用——把发达国家的标准转化为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因地制宜施行的方案。这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也参与进来的原因。”王义桅表示。
在高质量共建中抓住新机遇
作为一个系统而庞大的工程,“一带一路”建设也面临诸多挑战。
除了我国自身存在的不足,“一带一路”倡议在最早提出时就伴随着外部非议,有西方国家将其视为新时代的“马歇尔计划”“中国版WTO”等,采取多种措施抹黑、对冲、打击“一带一路”建设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落地实施。
对此,胡必亮认为不必悲观,“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利好有目共睹,“如果对冲、打击是为了让世界变得更好,我们乐见其成,继续把这件事情做好是最重要的。”王义桅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主要聚焦发展,强调合作、互联互通,同联合国有关事业相一致,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大会、联合国安理会认可并将其纳入决议内容的原因。
针对新冠肺炎疫情后出现的质疑“一带一路”建设与全球可持续发展关系的杂音,罗照辉表示,疫情以来,中国对“一带一路”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推进没有放缓,共建“一带一路”与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也没有脱节。比如,在设施联通方面,中老铁路、匈塞铁路、以色列轻轨等40多个标志性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在贸易畅通方面,去年我国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8.3%,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14亿美元,完成营业额911亿美元……
此外,罗照辉表示,我国对外援助将为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展现新的作用。他指出,我国开展对外援助71年来共向160多个发展中国家提供过援助,“尤其是去年以来,面对疫情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集中、最广泛的援助——向世界各国提供2900多亿只口罩、35亿多件防护服、45亿多份检测试剂,向100多个国家提供超过12亿剂疫苗,同28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
“现阶段,疫情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影响正逐步削弱。但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的冲击,全球发展将转向数字化、绿色、健康,全球供应链追求自主、可控、安全。”王义桅向《中国报道》记者强调说,“一带一路”建设必须适应这些转变,推动绿色、健康、数字化成为合作新的增长点。
以绿色丝绸之路为例,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屆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绿色能源低碳发展,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我国的能源转化、低碳能源等技术较为先进,为了契合发展中国家国情,提出了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即智能电网、特高压电网、清洁能源三位一体。这将对绿色丝绸之路建设起到积极推动作用,推动实现绿色丝绸之路和全球能源、环境等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