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水
　　
　　侯春幸判刑了，3年6个月。恩平人并没有拍手称快的喜悦，相反，对于这个搞垮恩平经济的罪魁祸首之一，不少人觉得，这个判决来得太迟，也判得太轻。
　　侯是2000年3月21日被抓获的，逃窜3年，终于落网。被起诉的罪名是“玩忽职守罪”：侯春幸在1994年2月至1995年11月任建设银行恩平市支行行长期间，违反国家金融法律法规，指使该行下属7个办事处通过高息贴水吸收存款和账外拆借资金的方式，违规吸收32亿多元，以发放流动资金的形式向企业违规发放账外贷款349次，共计人民币25亿多元和港币240多万元。其违规发放的贷款大部分无法收回，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人民币36亿多元，港币368万多元。
　　侯绝不是金融事件的始作俑者。早在1987年，恩平市为寻求发展经济的“捷径”，擅自制定了一系列明显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的所谓金融体制改革的“土政策”，在全市范围内鼓励单位和个人以"手续费"、"协储奖"等形式高息引资，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建设热潮中，恩平也随全国发热，当时县委书记邝仍发动群众以"说尽千言万语，跑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施尽千方百计"的所谓"四千四万"精神开展引资活动，县里还专门成立了县金融拆借中心，要求各金融机构、各镇、各部门都要积极向外拆借资金。1993年7月，中央提出“约法三章”整顿金融秩序以后，人民银行江门市分行和恩平支行于当年8月至1994年初，先后3次对一些金融机构无视国家法规，继续以"手续费"、"协储奖"等形式提高存款利率、扰乱金融秩序问题进行了检查和通报。
　　但时任恩平市党政领导的邝仍、李光辉等人不仅没有对此举引起重视，反而将当时违规吸收高息贴水存款、账外大量发放贷款最为严重的建设银行恩平支行树为先进典型，原行长郑荣芳被提拔为恩平市副市长（后因犯贪污、受贿等罪被判死缓）。侯春幸也由此接替了郑荣芳建设银行恩平支行行长的职务。
　　侯上任之际，恩平支行的局势已十分严峻。但他不顾广东省建行禁止再搞高息贴水吸存的禁令，玩起了饮鸩止渴的“死亡游戏”：继续搞高息揽存，贴水率高达18%~35%，以借新债还旧债的方式维持银行运行。于是乎，一大帮企业厂长、银行行长及农信社主任联成一体，到全国各地拆借资金。当时除西藏和台湾以外，全国各地都有资金源源不断流向恩平。一些政府领导人、银行职工、学校教师以及社会上的金融贩子纷纷从事找资金、拉贴水存款的活动，并充当“中介人”收取“融资费”、“中介费”，从贴水分成中牟取“好处”。
　　"当时在建行存8000元，就当你存了1万元，多出来的钱当作给你的利息，还要加上银行明码标价的存款利率，实际上利率就有30%多。这么好的事，谁不去存？"
　　可惜，好景不长。很快，信用坍塌，出现了挤兑风潮。1995年中，金融风波首先从建行恩平支行爆发。建行总行被迫调集20亿元资金支付，风波才得以平息。但事情并没结束。建行兑付的巨额资金，被农行所属的信用社高息吸存，又引发了1997年初第2次金融风波。由于一时兑付不了那么多存款，愤怒的恩平人曾多次示威，有人甚至抬着棺材到政府门前游行。
　　人民银行广州分行的姚向明处长是这样描述“恩平现象”的：“1997年12月恩平兑付存款时，就像1992年深圳‘8·10’抢购股份申购表似的——那情形真是永远也忘不了。”
　　
　　创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幸运地躲过了这一劫。而对于恩平人来说，他们尝到了金融风波之痛——却是永远也忘不了的。
　　谈到金融风波的教训时，前任恩平市市长顾士明说：“金融风波使全市经济水平至少倒退了10年。恩平所欠的债，全市人民不吃不喝100年才能还清。”
　　这话有些夸大。但从2000年的统计数据看，恩平的一般预算收入是1.007亿元，比1999年大幅增长了25%。尽管如此，比起数十亿的债务包袱，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何况，这笔收入连工资都不够发——市级机关干部1998年欠3个月工资，直到2000年底才补发了其中的1个月。乡镇的拖欠工资有的超过了1年。
　　1997年春节前夕，广东省恩平市的银行、信用社普遍关门歇业。农行恩平支行自1998年起停止吸储，停办省辖往来业务；20家城乡信用社1998年12月起全部关闭，交广东发展银行托管清算；建行恩平支行也被撤销，只设恩平办事处，不再开展金融业务。1997年前，全市辖内金融网点267个，目前仅剩下40多个，有些镇金融网点为零。
　　“没有银行，连结汇都困难，怎么吸引投资？”县委新闻秘书冯某苦恼地说，“你总不能让投资者带几百万现金来吧。”
　　去年，一位记者沿325国道访问恩平时写道：“只见几十家水泥厂、纺织厂、铝材厂都已关门，厂房破旧，人迹全无。城镇没有像样的市政建筑，交易市场生意清淡。”笔者就此问冯秘书现在的情况，冯说，现在启动了一些，但还是有大量资产闲置。而2001年1~5月的经济工作情况报告也证实了这一点：“受金融风险直接影响，4年来，我市国企得到的商业银行贷款几乎为零。银行断奶……大部分企业处于停产和半停产中。”
　　一本杂志曾幽默地写道：恩平市的金融风波演绎了一个渔夫和金鱼的童话故事。故事的开头，银行是一条无所不能且消灾弭祸的金鱼，是一个可以无限索取的对象。故事的结局却是渔夫和他的老太婆重新守着破木盆度日。
　　
　　腐败
　　
　　对于这一切，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曾经尖锐地指出：恩平弄到这一步，根本的问题在于党没有管党！
　　在一封离休干部给李长春书记的信上这样写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1986~1996年，恩平出了3件大事：一是1986年的走私汽车事件；二是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违章建私房事件；三是1995~1996年接连出现的两次金融风波。每一次贪官污吏都中饱私囊，都使国家损失大量资财，而每一次他们都逍遥法外，甚至还升官，因而贪污腐败之风不但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愈演愈烈。”
　　“10年来，恩平县、市（注：恩平已由县改为县级市）领导班子换了4批，大部分头目都是贪官污吏。先后任县、市委书记的3人，其中1人被撤职，2人被拘捕；先后任县、市长兼副书记的4人，其中2人被拘捕（1人宽大处理释放），1人被撤职，1人被国务院通报批评；任县、市委副书记的4人，其中1人潜逃国外，1人被撤职、开除党籍；任副县、市长的9人，其中1人潜逃，1人被拘捕，1人被免职；另两名县、市委常委，1人潜逃，被开除党籍，1人被判刑，缓期执行。在上述22个领导干部中，有14个因经济问题受处理或潜逃，真正手脚干净的实在没有几个。”
　　恩平的金融风波中，多个领导干部现形。原恩平市副市长郑荣芳（之前任建行恩平支行行长）因犯受贿罪、挪用公款罪、玩忽职守罪，于1998年11月被判有期徒刑20年。富有戏剧性的是，一年后，江门中院再审此案，认为原判决指控的“挪用公款罪”罪名不当，应定性为贪污罪。并据情节和数额加重处罚：由20年有期徒刑改判死缓。这种通过再审来加重处罚的例子在我国刑事案中并不多见。
　　原市委书记李光辉亦难辞其咎。在任期间，李错误地主持制定了一系列奖励政策，误导金融机构违规高息贴水揽储放贷，还违法成立金融领导小组，直接干预金融活动。他于1999年11月以玩忽职守罪被判有期徒刑4年。
　　1999年8月，原江门市副市长邝仍因在恩平市任市委书记期间玩忽职守，给恩平市经济造成极大损害，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可笑的是，邝仍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当时不但没有及时处理，居然加官进爵，爬上了江门市（地级市）副市长的职位。
　　
　　体制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局长谢平曾经分析过中国的商业银行存在的体制风险。各商业银行从总行到县级，四级分行，代理链相当长，总行监督困难。但它最后是一个法人，对外的一切债务最终都由总行来买单。各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很多都是地方分支机构“自愿”形成的。银行在贷这笔款时就知道这笔款收不回来。因为，银行贷出的款越多，对地方的经济贡献越大。地方政府和地方支行都有“合谋”贷款的倾向。
　　恩平事件印证了这一说法。郑荣芳任恩平支行行长的时候，已经出现过金融问题，却“荣升”恩平市副市长，并当上恩平市金融领导小组组长。由垂直领导的金融系统官员调任地方行政系统的官员，这种在中国司空见惯的流动体制，为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勾结大开方便之门。难怪，尽管后来已查出郑罪行累累，明显有为自己谋取私利的迹象，但还是有人认为他为地方做了贡献，拼命保他。这次，郑不只是搞垮建行了，他把农村信用社搞掉了20多个亿。这个包袱最后让农行来背了。
　　据说，被判刑4年的原市委书记李光辉对自己的罪行有一番辩解。检察院指控他盲目鼓励上项目，他辩解说鼓励上项目不等于鼓励高息贷款。他曾发文件招呼过银行“贴水率不要太高”，被视为“制止不力”的证据。但他辩称：银行根本可以不听我的。
　　地方政府和银行的关系，不是一个理论问题。理论上，地方政府不能影响和干预银行的行为，但实际上，许多政府开办公会，都要把行长叫去，要其为地方的项目当场做出承诺。而银行的地方分支机构，也绝不是“冤大头”，它们也愿意接受这种行政干预。一些分支机构的头头在上级领导那里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这笔贷款是省（市）长在这里开办公会定的，如果不给，我们在地方怎么活?给，我们知道这贷款风险很大。这样总行也没办法。而存款人更不会去考虑这种“官商勾结”体制中的风险，反正有“国家”兜底。因此，这种有“国家”背景的商业银行的高息揽存，比私人性质的非法集资更有信用扩张力。同样，它造成的后果也远远超出一般的非法集资案——个人、企业和国家的三败俱伤。
　　为何地方政府、银行分支机构和个人都缺乏约束动力？因为，对他们来说，都有一个最大的买单者——国家。在金融风险的深层次意义上，"道德风险"是更具根本性的。可见，真正的金融风险的化解，还必须建立产权明晰、职责分明、风险自担的产权机制，以及加强监管。
　　
　　尝胆
　　
　　在恩平市政府的门口，有一块牌子：卧薪尝胆，振兴恩平。这是1999年恩平市委书记聂党权上任时给自己立下的誓言。
　　聂书记上任的时候，恩平可以说是接近人心崩溃了：10年里3次严重的腐败和金融风波，把恩平的财富和信心席卷一空。1998年一场百年不遇的洪水，让恩平雪上加霜。
　　聂党权没有太多声张，他埋头调研了3个月。他深刻地感受到：“恩平的最大问题是政治上的形象比较差。主要原因是原来的党政领导在党性、党风、廉洁自律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比较大，带来了上梁不正下梁歪。”为此，他要求党员把入党志愿书拿出来念，用行为来对照，看有没有做到。
　　去年，结合三讲教育，市委组织1200名市镇干部，下乡与农民同吃同住几个月。聂党权自己亦身体力行。他说：“这一次我下乡两个多月，深深感到只要我们能够同群众打成一片，群众是真正信任我们共产党的。”他在乡下一所学校听课，不是开车去，而是让支部书记开摩托车送他去。农民说：现在的书记确实和过去的不同。
　　聂党权下乡和老百姓交谈时，有些人不知道他是书记，说：“谁当县委书记、市委书记都是这样，捞一把就走。”这样的话对他震撼很大。“如果我也捞一把就走的话，就应了老百姓的这句话了。”
　　聂党权对朱基总理引用古语“民不畏吾严而畏吾廉”颇有同感。他说“学而优则仕”不对，应该是“仕而优则学”，“仕而优则廉”。据说，恩平的转变干部作风的行动让朱基总理都知道了，表示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恢复恩平的金融网点。
　　两年的努力，恩平有了一些转机。除了群众对现任领导班子的信任和口碑之外，经济也得到了一定的复苏。一部分闲置资产已得到启动，招商引资活动也取得了不少进展。重要的是，恩平的形象也有较大的改观。香港的一个商人说：以前有人说“与你有仇才介绍你到恩平投资”，现在我感觉到来恩平投资是与你有缘。
　　但毕竟，重创之后的恩平要恢复元气，还需假以时日。它需要恩平人的艰苦、踏实的努力，也需要外界的关怀与呵护。恩平人用惨痛的经历赠予我们教训：不要再重复过去的金融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