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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春天，困守山东枣庄临城（今薛城）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第九十七军已被我人民解放军鲁南军区的部队形成战略包围，1万多人马在临城修起了土围子，晚上龟缩在围子里，白天便到附近的游击区去骚扰。城里的人出入都要凭身份证，周围的村民再也不能到临城来赶集，于是就在临城北面的洪家洼自发形成了农贸市场，一时小商贩云集，本来平静的一个小小的村子一下子热闹起来。就在这里，曾发生过一次小学师生讨薪事件。
当时临城镇国民中心小学的老师们已经有 3 个月没发薪水了。那时老师的薪金是由地方负担的，县国民政府只给区镇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说是本地公粮由区镇自收自用，而地方政府拼命向老百姓摊派强收上来的粮款大部分却被官员们和经办人中饱私囊了，因此，老师的薪金没有着落。
当时的校长郭殿斌（据说他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因线人牺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任这一职务的。为讨薪力疾奔走，与区、镇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老师们便酝酿罢课，特别是几位外地老师，反应更加强烈：“我们教书的总得要吃饭吧？”“我们有官身子，没有官肚子，总不能饿着肚子去上课！”“说田赋收不上来，当官的花天酒地哪来的钱？”
那时笔者所在的六年级班的国语课教师贺老师第一个提出 ：“再不发薪水我们就罢课！”
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多数教师的响应。贺老师是我们学校教师中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笔者当时年龄小，既不知道他的家乡住址，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听同学说他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临城解放后随大军南下了。
贺老师中等身材，赤红面皮，不像其他老师礼帽长衫，而好短打扮。学校没有专职体育教师，他自告奋勇每天带领我们在操场上早操，还利用他那粗大的嗓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烽火连天，血腥遍野，中华民族遭受着空前的浩劫！……”当时我们只是跟着唱，也不知道这歌词中的“烽火”“浩劫”来自日本还是来自国军。
贺老师是外地人，不像当地老师还可以回家蹭饭吃，因赊欠日久，连附近卖饭的都不愿意再赊给他，连月不发薪金，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大家都没有看出来他是在发动师生，以配合当时在国统区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
因为当时物价飞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贬值，三万两万还不能买碗稀饭。小学生早晨喝粥都要带票面为 10000 元的关金票（关金 1 元折合法币20元），人们对法币失去了信任，老师的薪金改发实物，每人每月 100-150 斤小麦，折合现在人民币 100 多元钱，就这点钱还不按时发。
在一片罢课声中，郭校长只好跑到滕县教育科反映，得到的答复也只是“戡乱时期，应当以大局为重”一番套话和“着临城镇政府尽快解决”的一纸空文。临城镇政府又批示 ：“由洪家洼保（保是国民党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村）以田赋抵拨。”学校多次派人去讨，都没有结果。
问题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实质上就是拖着不办。老师们忍无可忍，贺老师动员大家：“他们欺负我们老师都是文化人，不便出面催讨，我们不上课，带着学生天天到保公所坐讨，看他们给不给！”
第二天全体老师带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200 多人，从学校整队出发，我们六年级的几位大同学还找来棍子、板凳腿带着，摩拳擦掌说：“不给就揍他们狗娘养的！”
我们一路上高呼口号：我们要上课，也要吃饭！我们只有活，才能有新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号召青年参加“新生活”运动）！
沿途群众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离保公所不远时我们跑步前进。当时我们想，保公所肯定是紧闭大门，要打进去必定还要费一番周折，有的同学甚至已经做好搭人梯越墙而过的准备。谁知走近一看，那里却大门洞开，院里空无一人。原来保长等人已闻讯逃走，大家气极无奈，只好敲打桌凳出气，一时间保公所被砸了个乱七八糟。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叫骂也无济于事。贺老师见大家情绪有些低落就动员说：“他们外逃躲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以后我们天天来此坐等，看他们躲了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于是整队回校。
大家来到母猪桥头，也就是土围子北门口，站岗的士兵却拦着不让进城，大家仔细一看，北门已增添了岗哨，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学生不服，要集体冲进城去，贺老师制止说：“我们拿镇政府的批条要粮，名正言顺，不能授人以柄，让人找到镇压我们的借口。”他叫我们坐在路边休息，就和其他几个老师一起到岗亭找带班的军官去交涉，质问为什么不放我们进城？
“你们这是聚众滋事，破坏地方治安！”一个挂着上尉军衔的人厉声喝道。
“许他们拖欠我们的薪水，就不许我们讨债？”老师们说。
“讨债？讨债要那么多人去干什么？”
“我们多次派人去要，他们不给，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什么不得已而为之，我看这里面必有共党分子捣乱！”那上尉说着还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老总，你不要给我们扣大帽子，我们只是要吃饭，试问如果你们三个月不发军饷，不发给养，你们还干不干？”
那人没有话说，只是说：“我们也是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也做不得主。”
“学生们尊师，看老师吃不上饭，才自愿帮老师讨债的，要扣你就扣我们，你放他们进城吧。”
几经交涉，那上尉又给他的上级打了电话，才同意放学生们进城。贺老师叫我们大家先进城去，我们都说：“不放老师我们就不走 ！”“老师们没有饭吃，我们就在这里一起饿着！”
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力量。我们是怕同学们走了，他们会把老师们抓起来，所谓戡乱时期，没有宪法，当地官员、特务给你扣顶红帽子，抓起来坐牢也是可能的。大家自上午 9 点多一直坚持到太阳平西。
郭校长与当局几经交涉，又联系了几位当官的学生家长（有的还是驻军的高级军官），终于批准我们返校。当局也恐怕事态闹大，不久便给老师发了薪水。在贺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斗争方法得当，终于取得了讨薪斗争的胜利。
当时临城镇国民中心小学的老师们已经有 3 个月没发薪水了。那时老师的薪金是由地方负担的，县国民政府只给区镇开了一张空头支票，说是本地公粮由区镇自收自用，而地方政府拼命向老百姓摊派强收上来的粮款大部分却被官员们和经办人中饱私囊了，因此，老师的薪金没有着落。
当时的校长郭殿斌（据说他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因线人牺牲，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是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出任这一职务的。为讨薪力疾奔走，与区、镇多次交涉都没有结果，老师们便酝酿罢课，特别是几位外地老师，反应更加强烈：“我们教书的总得要吃饭吧？”“我们有官身子，没有官肚子，总不能饿着肚子去上课！”“说田赋收不上来，当官的花天酒地哪来的钱？”
那时笔者所在的六年级班的国语课教师贺老师第一个提出 ：“再不发薪水我们就罢课！”
他的提议立即得到多数教师的响应。贺老师是我们学校教师中唯一的一位大学生，因为笔者当时年龄小，既不知道他的家乡住址，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新中国成立后听同学说他是我党的地下工作者，临城解放后随大军南下了。
贺老师中等身材，赤红面皮，不像其他老师礼帽长衫，而好短打扮。学校没有专职体育教师，他自告奋勇每天带领我们在操场上早操，还利用他那粗大的嗓门教唱《义勇军进行曲》，还有：“烽火连天，血腥遍野，中华民族遭受着空前的浩劫！……”当时我们只是跟着唱，也不知道这歌词中的“烽火”“浩劫”来自日本还是来自国军。
贺老师是外地人，不像当地老师还可以回家蹭饭吃，因赊欠日久，连附近卖饭的都不愿意再赊给他，连月不发薪金，怎么能不着急呢？所以大家都没有看出来他是在发动师生，以配合当时在国统区风起云涌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
因为当时物价飞涨，国民党统治区流通的法币贬值，三万两万还不能买碗稀饭。小学生早晨喝粥都要带票面为 10000 元的关金票（关金 1 元折合法币20元），人们对法币失去了信任，老师的薪金改发实物，每人每月 100-150 斤小麦，折合现在人民币 100 多元钱，就这点钱还不按时发。
在一片罢课声中，郭校长只好跑到滕县教育科反映，得到的答复也只是“戡乱时期，应当以大局为重”一番套话和“着临城镇政府尽快解决”的一纸空文。临城镇政府又批示 ：“由洪家洼保（保是国民党地方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村）以田赋抵拨。”学校多次派人去讨，都没有结果。
问题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实质上就是拖着不办。老师们忍无可忍，贺老师动员大家：“他们欺负我们老师都是文化人，不便出面催讨，我们不上课，带着学生天天到保公所坐讨，看他们给不给！”
第二天全体老师带领三年级以上的学生200 多人，从学校整队出发，我们六年级的几位大同学还找来棍子、板凳腿带着，摩拳擦掌说：“不给就揍他们狗娘养的！”
我们一路上高呼口号：我们要上课，也要吃饭！我们只有活，才能有新生活（当时蒋介石正号召青年参加“新生活”运动）！
沿途群众以好奇的眼光看着我们，离保公所不远时我们跑步前进。当时我们想，保公所肯定是紧闭大门，要打进去必定还要费一番周折，有的同学甚至已经做好搭人梯越墙而过的准备。谁知走近一看，那里却大门洞开，院里空无一人。原来保长等人已闻讯逃走，大家气极无奈，只好敲打桌凳出气，一时间保公所被砸了个乱七八糟。但是，不管我们怎么叫骂也无济于事。贺老师见大家情绪有些低落就动员说：“他们外逃躲债，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以后我们天天来此坐等，看他们躲了初一还能躲得了十五！”于是整队回校。
大家来到母猪桥头，也就是土围子北门口，站岗的士兵却拦着不让进城，大家仔细一看，北门已增添了岗哨，大约有一个排的兵力，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我们学生不服，要集体冲进城去，贺老师制止说：“我们拿镇政府的批条要粮，名正言顺，不能授人以柄，让人找到镇压我们的借口。”他叫我们坐在路边休息，就和其他几个老师一起到岗亭找带班的军官去交涉，质问为什么不放我们进城？
“你们这是聚众滋事，破坏地方治安！”一个挂着上尉军衔的人厉声喝道。
“许他们拖欠我们的薪水，就不许我们讨债？”老师们说。
“讨债？讨债要那么多人去干什么？”
“我们多次派人去要，他们不给，这是不得已而为之！”
“什么不得已而为之，我看这里面必有共党分子捣乱！”那上尉说着还摸了摸腰间的手枪。
“老总，你不要给我们扣大帽子，我们只是要吃饭，试问如果你们三个月不发军饷，不发给养，你们还干不干？”
那人没有话说，只是说：“我们也是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没有上级的命令我也做不得主。”
“学生们尊师，看老师吃不上饭，才自愿帮老师讨债的，要扣你就扣我们，你放他们进城吧。”
几经交涉，那上尉又给他的上级打了电话，才同意放学生们进城。贺老师叫我们大家先进城去，我们都说：“不放老师我们就不走 ！”“老师们没有饭吃，我们就在这里一起饿着！”
当时也不知哪里来的力量。我们是怕同学们走了，他们会把老师们抓起来，所谓戡乱时期，没有宪法，当地官员、特务给你扣顶红帽子，抓起来坐牢也是可能的。大家自上午 9 点多一直坚持到太阳平西。
郭校长与当局几经交涉，又联系了几位当官的学生家长（有的还是驻军的高级军官），终于批准我们返校。当局也恐怕事态闹大，不久便给老师发了薪水。在贺老师的指导下，我们斗争方法得当，终于取得了讨薪斗争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