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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中资与外资银行的竞争问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金融研究所所长吴军接受本刊专访。
《新经济导刊》：日前，十余位购买了渣打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集体实名上书银监会，称渣打银行通过各种手段误导其购买了“有毒”金融衍生品。而最近。外资银行也出现人才的回流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吴军：2008年底到2009年初，金融危机使外资金融机构受到很大冲击，外资银行出现大量倒闭，即使没倒闭，它们也大都在压缩业务、裁员。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冲击并不大，只不过是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定的影响。
中国的融资体制是以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体，银行业务也是以存贷业务为主。而外资金融机构的长处则是，搞一些创新、金融服务，在高端金融服务有一定优势，但在存贷业务方面，无法与中国的金融机构竞争。为什么说中国的银行创新能力不足?因为创新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在存贷业务方面就可以吃大量的利差，银行就没有创新的动力。
比如，在古代武侠剧中，双方只用冷兵器交战，还是要看武功高低，你能够造出枪炮也没用。在传统存贷业务领域，外资银行没有任何优势。尽管它们也可以搞人民币存贷款业务，但毕竟在网点数量、人脉关系方面都不行。这么多大企业都是大银行的客户，为什么要靠你外资银行?因此，外资银行不容易插入进来。比如：在北京的存贷业务市场，工商银行占1／2，建设银行占1／4，其他银行占另外1／4，外资银行又能占多少?
举个例子，外汇结算以前主要是中国银行做，到1994年银行改革后，各大银行都开展了外汇结算业务。即便如此，其他几家银行要跟中国银行竞争国际结算业务也不可能，因为中国银行有这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国外有这么多分支机构，没有分支机构就要靠代理。
而在创新业务方面，中国市场上也没有太多的需要。外资银行进来后搞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业务。诚然，在这些业务领域，本土银行肯定竞争不过外资银行，但这一业务在中国的市场本来就很小。中国人缺乏理财的观念，即使有钱也不需要你来理，因为很多有钱人怕露富。他们已经认定，自己能够成为爆发户，在理财水平方面也肯定比你高。
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中资银行要与外资银行正面竞争。当时有人担心，中资银行在控制风险、管理能力、金融技术方面都很不足，与外资银行竞争肯定得垮。但到2006年缓冲期结束，中资银行非但没跨，并且排位越来越靠前，在世界500强中都有好几家。
当然，外资银行人才流失还有其他原因，我们的学生都不愿意到外资金融机构，而宁愿到中资金融机构去。现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收入差距并不大，有的中资银行甚至比外资银行还高了。花旗银行办了一个就业班，给我们40个名额，最后全校就6个人去报名。
《新经济导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来。就对政策监管有许多抱怨。比如：银行网点审批时间过长。创新产品推出受到限制。没有融资融券试点机会等，真实情况如何?
吴军，事实是不是这样?肯定不是。我们给予外资银行的肯定是国民待遇。事实上，我们的政策监管，并不是专门针对外资银行的。中资银行同样面临上述的问题。比如包头商业银行想在北京开银行，到现在也没批下来。当年交通银行网点扩充就面临很多困难。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工商银行是否需要审批新建分支机构，不需要。因为它早就有分支机构了，坦白地说，我们的一些大银行都在撤并机构，而不是新设机构。
市场准入的控制，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中资银行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外国的政策监管等诸多限制。中国在金融机构设置的管制方面比较严一些，部分银行业务的审批，要对银行总体状况综合考察：比如在抗风险能力方面，可以说，中资银行肯定比外资银行强。事实上，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监管的缺失。
《新经济导刊》：有人认为，相较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内部政策约束方面也表现出了灵活性的缺失。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吴军，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银行实行分级管理，只是派出机构权利大小不同。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在学国外，外资银行的流程要比中资银行强。我们是条块分割的。比如要办一笔业务，有的外资银行在一个窗口就能完成，但在中资银行就不行，存款一个部门，贷款另一个部门。原来我们的基层银行在放贷数量方面，并没有多少权限。只是去年为了救市，才放了更多的权利。
《新经济导刊》：前段时间，普华永道发布报道显示。外资银行的抱怨已从“政策的监管”转为“中资银行的竞争”。中资银行在哪些方面进步了?
吴军，确切地说，中资银行抗经营风险的能力加强了。我们分析了原因：2001年，我们担忧中资银行没有核心竞争力，肯定竞争不过外资银行。但到2006年，金融业完全对外开放时，中国银行非但没有垮掉，反而在世界排名上越来越高。我们当初的判断错误了。
从2001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对金融机构的主体(包括几家国有银行：工中建交等)完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并在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建立，机构建设等方面进行调整、精简、撤并。由于资本金不足，原来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较高，核心竞争力偏弱。我们也通过注资，增强了抗经营风险的能力。
《新经济导刊》：多年来。中资银行向外资银行学了很多经验。在创新能力方面，是否也有所提高?
吴军：什么叫创新?如果国外已经有了这个东西，还叫不叫创新?只能说中国人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模仿到高端的时候就很难模仿了，就只有靠自己了。我一直说，假如你们研究一下国外金融创新是怎么来的，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做法很可笑。我们为什么要创新?因为基层银行自己需要创新，还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要求创新，
我们的很多创新是为了完成创新指标，不是利润驱动，不是确实有创新的需要，不是各家银行的本来意愿。我们的很多银行发信用卡，其实是亏损的。我经常问他们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发这么多信用卡，我们需要这么多信用卡干嘛，人们是不是都需要用信用卡?
中国的保险行业比较臭，我们的学生都不愿意来读保险专业。为什么保险声誉很差?就是因为保险的业务员整天上门，造成人们的厌烦心理。因为信用卡要靠规模才能挣钱，因此发得很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我说，银行的名声也早晚会被你们这帮发信用卡的搞坏。
发信用卡不叫创新，只能说银行业务的扩展。我们所说的创新，经常是与金融衍生品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现在7000多种理财产品大量雷同。真正的创新产品是以总行为单位进行设计、研究的，现在一些农商行、城商行、农信社还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都在搞。可以说，我们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走同质化的道路。我们的竞争力不在这，这些只是潜在的竞争力，我们的主体市场还是存贷业务。
《新经济导刊》世界看亚洲，亚洲看中国。中国市场 这么大，金融业的盛宴也将在中国开启，如果外资银行不来预订一张门票的话，未来肯定会是损失。您同意吗?
吴军：外资银行仅仅是为了开个窗口，不是一定要赚钱的。上世纪90年代，人民银行只在上海和深圳开了两个口，其他地方一般不能接受外资银行。当时，某外资银行想进入北京，当然北京市也愿意它们进来。我当时就问它们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要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北京当时也没有显示出能够成为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它们先是告诉我，北京有高尔夫球场。我说天津也有高尔夫球场，你们为什么不到天津去设点?高尔夫球场就这么重要吗?最后它们才跟我说实话，在北京开点是因为北京信息发达，国家的主要机构(包括金融管理部门)都在北京，这就是它们在北京开分行的目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分支机构肯定有它的打算，否则干嘛要开?比如：工商银行在纽约也开设了分支机构，为什么?起码能够及时了解纽约的市场状况。
银行毕竟是要靠分支机构网络去赚钱吧，哪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能像工商银行这样有这么多分支机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存款下限是有要求的。而存款金额太少，它就没法做。它们的营业网点分布本来就很少，就这么一个机构，再做小额的存款业务，对它们来说成本太高，它们不可能有国有大银行这么多的分支机构，当然，它们也可能通过收购小银行网点，来抢滩这一业务。在建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搞村镇银行的政策下，外资银行就抓住了机遇。汇丰银行就出资办了很多小额信贷机构，它就跟银监会提出要求，我在这建一个村镇银行机构，你给我在那开一个分支机构，成为一种条件。
《新经济导刊》：在房产新政下，中外资银行都积极响应，提高首付比例，上浮贷款利率。但在一些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贷款等领域，外资银行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灵活性?
吴军：是中资银行执行银监会的决定坚决，还是外资银行执行银监会的决定坚决?肯定是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外资银行能有中资银行灵活?中国这么多中小企业，如果它们不具备从中资银行贷款的条件，那么想要从外资银行贷款就更难了。
大银行对中小企业为什么老是不放贷?绍兴农村信用社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占30％，大银行工、农、中、建能占多少市场份额?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有驻村员，能够掌握很多软信息。如果连中资银行都不能进入的领域，外资银行不容易补缺。
《新经济导刊》：外资银行在各大城市拓展分支网点、开拓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又集体掀起一股“购楼潮”。前段时间，法国巴黎银行也主动与中国媒体交流沟通，在此前的两年内，其都没有正式面对过媒体。这些意味着什么?
吴军：上海已经被认定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也主要围绕陆家嘴。他们当然愿意在陆家嘴提高知名度。银行建立机构，说明它的存在。很多事情不完全是想象的这样。
金融危机已从美国传导至欧洲。然而，毕竟在中国土地上，金融系统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外资银行想到中国来，是因为其他国家流动性不足，而银行又需要流动性，当然它们希望能够进来。银行战略肯定是要看宏观经济，也肯定要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如果通过分支机构能够吸收一点存款，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举个例子，原来云南并不发达，各家银行都跑过去建分支机构，我问它们，你们都跑来建分支机构干嘛?他们说，就是因为有红塔集团这笔资金太大，如果我们能够分一杯羹，就不错了。当然，它们并一定是要把能够吸收到的这笔存款资金用在云南，也可能用到别的地方。因为，它们追求的是整个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
《新经济导刊》：日前，十余位购买了渣打银行理财产品的投资者集体实名上书银监会，称渣打银行通过各种手段误导其购买了“有毒”金融衍生品。而最近。外资银行也出现人才的回流现象。这些现象说明什么问题?
吴军：2008年底到2009年初，金融危机使外资金融机构受到很大冲击，外资银行出现大量倒闭，即使没倒闭，它们也大都在压缩业务、裁员。而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体系、金融机构冲击并不大，只不过是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受到定的影响。
中国的融资体制是以间接融资(银行贷款)为主体，银行业务也是以存贷业务为主。而外资金融机构的长处则是，搞一些创新、金融服务，在高端金融服务有一定优势，但在存贷业务方面，无法与中国的金融机构竞争。为什么说中国的银行创新能力不足?因为创新的需求不是很迫切，在存贷业务方面就可以吃大量的利差，银行就没有创新的动力。
比如，在古代武侠剧中，双方只用冷兵器交战，还是要看武功高低，你能够造出枪炮也没用。在传统存贷业务领域，外资银行没有任何优势。尽管它们也可以搞人民币存贷款业务，但毕竟在网点数量、人脉关系方面都不行。这么多大企业都是大银行的客户，为什么要靠你外资银行?因此，外资银行不容易插入进来。比如：在北京的存贷业务市场，工商银行占1／2，建设银行占1／4，其他银行占另外1／4，外资银行又能占多少?
举个例子，外汇结算以前主要是中国银行做，到1994年银行改革后，各大银行都开展了外汇结算业务。即便如此，其他几家银行要跟中国银行竞争国际结算业务也不可能，因为中国银行有这么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在国外有这么多分支机构，没有分支机构就要靠代理。
而在创新业务方面，中国市场上也没有太多的需要。外资银行进来后搞财富管理、私人银行等业务。诚然，在这些业务领域，本土银行肯定竞争不过外资银行，但这一业务在中国的市场本来就很小。中国人缺乏理财的观念，即使有钱也不需要你来理，因为很多有钱人怕露富。他们已经认定，自己能够成为爆发户，在理财水平方面也肯定比你高。
2001年，中国刚加入WTO，中资银行要与外资银行正面竞争。当时有人担心，中资银行在控制风险、管理能力、金融技术方面都很不足，与外资银行竞争肯定得垮。但到2006年缓冲期结束，中资银行非但没跨，并且排位越来越靠前，在世界500强中都有好几家。
当然，外资银行人才流失还有其他原因，我们的学生都不愿意到外资金融机构，而宁愿到中资金融机构去。现在，中资银行和外资银行的收入差距并不大，有的中资银行甚至比外资银行还高了。花旗银行办了一个就业班，给我们40个名额，最后全校就6个人去报名。
《新经济导刊》：外资银行进入中国以来。就对政策监管有许多抱怨。比如：银行网点审批时间过长。创新产品推出受到限制。没有融资融券试点机会等，真实情况如何?
吴军，事实是不是这样?肯定不是。我们给予外资银行的肯定是国民待遇。事实上，我们的政策监管，并不是专门针对外资银行的。中资银行同样面临上述的问题。比如包头商业银行想在北京开银行，到现在也没批下来。当年交通银行网点扩充就面临很多困难。这里还有各种各样的因素。工商银行是否需要审批新建分支机构，不需要。因为它早就有分支机构了，坦白地说，我们的一些大银行都在撤并机构，而不是新设机构。
市场准入的控制，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标准。中资银行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也同样受到外国的政策监管等诸多限制。中国在金融机构设置的管制方面比较严一些，部分银行业务的审批，要对银行总体状况综合考察：比如在抗风险能力方面，可以说，中资银行肯定比外资银行强。事实上，外资银行在金融危机中已经暴露出严重的问题：监管的缺失。
《新经济导刊》：有人认为，相较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在内部政策约束方面也表现出了灵活性的缺失。您同意这一观点吗?
吴军，中国与西方国家一样，银行实行分级管理，只是派出机构权利大小不同。中国的很多东西都在学国外，外资银行的流程要比中资银行强。我们是条块分割的。比如要办一笔业务，有的外资银行在一个窗口就能完成，但在中资银行就不行，存款一个部门，贷款另一个部门。原来我们的基层银行在放贷数量方面，并没有多少权限。只是去年为了救市，才放了更多的权利。
《新经济导刊》：前段时间，普华永道发布报道显示。外资银行的抱怨已从“政策的监管”转为“中资银行的竞争”。中资银行在哪些方面进步了?
吴军，确切地说，中资银行抗经营风险的能力加强了。我们分析了原因：2001年，我们担忧中资银行没有核心竞争力，肯定竞争不过外资银行。但到2006年，金融业完全对外开放时，中国银行非但没有垮掉，反而在世界排名上越来越高。我们当初的判断错误了。
从2001年到2006年，这段时间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就是对金融机构的主体(包括几家国有银行：工中建交等)完成公司治理结构的建设，并在制度建设、人力资源建立，机构建设等方面进行调整、精简、撤并。由于资本金不足，原来我们银行的不良资产比重较高，核心竞争力偏弱。我们也通过注资，增强了抗经营风险的能力。
《新经济导刊》：多年来。中资银行向外资银行学了很多经验。在创新能力方面，是否也有所提高?
吴军：什么叫创新?如果国外已经有了这个东西，还叫不叫创新?只能说中国人的模仿能力非常强，但模仿到高端的时候就很难模仿了，就只有靠自己了。我一直说，假如你们研究一下国外金融创新是怎么来的，就会发现我们的这些做法很可笑。我们为什么要创新?因为基层银行自己需要创新，还是人民银行和银监会要求创新，
我们的很多创新是为了完成创新指标，不是利润驱动，不是确实有创新的需要，不是各家银行的本来意愿。我们的很多银行发信用卡，其实是亏损的。我经常问他们这样的问题：你们为什么要发这么多信用卡，我们需要这么多信用卡干嘛，人们是不是都需要用信用卡?
中国的保险行业比较臭，我们的学生都不愿意来读保险专业。为什么保险声誉很差?就是因为保险的业务员整天上门，造成人们的厌烦心理。因为信用卡要靠规模才能挣钱，因此发得很滥，这是很糟糕的事情。我说，银行的名声也早晚会被你们这帮发信用卡的搞坏。
发信用卡不叫创新，只能说银行业务的扩展。我们所说的创新，经常是与金融衍生品联系在一起的。实际上，现在7000多种理财产品大量雷同。真正的创新产品是以总行为单位进行设计、研究的，现在一些农商行、城商行、农信社还有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如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都在搞。可以说，我们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正在走同质化的道路。我们的竞争力不在这，这些只是潜在的竞争力，我们的主体市场还是存贷业务。
《新经济导刊》世界看亚洲，亚洲看中国。中国市场 这么大，金融业的盛宴也将在中国开启，如果外资银行不来预订一张门票的话，未来肯定会是损失。您同意吗?
吴军：外资银行仅仅是为了开个窗口，不是一定要赚钱的。上世纪90年代，人民银行只在上海和深圳开了两个口，其他地方一般不能接受外资银行。当时，某外资银行想进入北京，当然北京市也愿意它们进来。我当时就问它们你们为什么要到北京来?要从商业的角度来看，北京当时也没有显示出能够成为商业中心、金融中心。它们先是告诉我，北京有高尔夫球场。我说天津也有高尔夫球场，你们为什么不到天津去设点?高尔夫球场就这么重要吗?最后它们才跟我说实话，在北京开点是因为北京信息发达，国家的主要机构(包括金融管理部门)都在北京，这就是它们在北京开分行的目的。外资银行在中国开分支机构肯定有它的打算，否则干嘛要开?比如：工商银行在纽约也开设了分支机构，为什么?起码能够及时了解纽约的市场状况。
银行毕竟是要靠分支机构网络去赚钱吧，哪家外资银行在中国能像工商银行这样有这么多分支机构。外资银行进入中国有很长一段时间，对存款下限是有要求的。而存款金额太少，它就没法做。它们的营业网点分布本来就很少，就这么一个机构，再做小额的存款业务，对它们来说成本太高，它们不可能有国有大银行这么多的分支机构，当然，它们也可能通过收购小银行网点，来抢滩这一业务。在建设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搞村镇银行的政策下，外资银行就抓住了机遇。汇丰银行就出资办了很多小额信贷机构，它就跟银监会提出要求，我在这建一个村镇银行机构，你给我在那开一个分支机构，成为一种条件。
《新经济导刊》：在房产新政下，中外资银行都积极响应，提高首付比例，上浮贷款利率。但在一些无担保、无抵押的小额贷款等领域，外资银行似乎表现出了更多的灵活性?
吴军：是中资银行执行银监会的决定坚决，还是外资银行执行银监会的决定坚决?肯定是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外资银行能有中资银行灵活?中国这么多中小企业，如果它们不具备从中资银行贷款的条件，那么想要从外资银行贷款就更难了。
大银行对中小企业为什么老是不放贷?绍兴农村信用社在当地的市场占有率占30％，大银行工、农、中、建能占多少市场份额?农村信用社在农村有驻村员，能够掌握很多软信息。如果连中资银行都不能进入的领域，外资银行不容易补缺。
《新经济导刊》：外资银行在各大城市拓展分支网点、开拓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又集体掀起一股“购楼潮”。前段时间，法国巴黎银行也主动与中国媒体交流沟通，在此前的两年内，其都没有正式面对过媒体。这些意味着什么?
吴军：上海已经被认定为国际金融中心，上海金融中心也主要围绕陆家嘴。他们当然愿意在陆家嘴提高知名度。银行建立机构，说明它的存在。很多事情不完全是想象的这样。
金融危机已从美国传导至欧洲。然而，毕竟在中国土地上，金融系统并没有发生太大问题。外资银行想到中国来，是因为其他国家流动性不足，而银行又需要流动性，当然它们希望能够进来。银行战略肯定是要看宏观经济，也肯定要和经济周期联系在一起。而它们如果通过分支机构能够吸收一点存款，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举个例子，原来云南并不发达，各家银行都跑过去建分支机构，我问它们，你们都跑来建分支机构干嘛?他们说，就是因为有红塔集团这笔资金太大，如果我们能够分一杯羹，就不错了。当然，它们并一定是要把能够吸收到的这笔存款资金用在云南，也可能用到别的地方。因为，它们追求的是整个银行的资产负债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