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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登封市尝试用“三票制”竞选市长，用民主手段选拨任用干部，形成在群众和干部广泛参与监督下公正透明的竞争环境。
39岁的朱是西，为官15年，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莫过于此。
2005年11月底，河南登封市市长出缺，担任市委副书记的朱是西，论资历、论党内排名、论工作业绩，在市领导班子中均靠前，一时成为接班的热门人选。
如果不是横空而出的“三票制”竞选，这次的市长更替，也许就一如往常般平静，但现在，朱是西发现，跟他竞争市长宝座的一下冒出了63人。
3年前，正是朱是西参与设计和推动了“三票制”竞选，他没想到，自己最后也成了参与者，并且因此而胜负难料。
竞选
角逐是从2005年12月5日开始的，当天，郑州市委组织部宣布，用“三票制”选拔其下辖的登封市（县级市）市长候选人。
何谓“三票制”？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璋说，即改变以往的干部任用模式，尝试采用群众推荐票、素能测评票、差额表决票这3票来选拔官员。
朱是西当天前往报名，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望问鼎的人选——从2003年起任登封市委组织部长，其后任副书记，至今已3年，一直分管组织、党建等工作，工作卓有成效，而在党内排名上，前面两个副书记都已接近退休年龄，按登封市一位干部的说法，“轮也该轮到朱是西了”。
出人意料的是，报名竞选者众，组织部门透露，从12月6日8时30分始，到12月7日18时止，一共64名干部参选，“竞争之激烈，超乎预料”。
这局面也让朱是西颇有点紧张，但他仍充满自信，“我在登封工作多年，自认群众还是认可的。”
按照“三票制”的规则，候选人首先要过“民意关”，王璋说，这里界定代表民意的，指郑州市所有正处级以上干部和登封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他们将召开民主推荐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64名候选人中，遴选10人。
12月9日17时，推荐开始，郑州会场340名代表开始投票，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当晚，登封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也投票选出了候选人。
结果不出所料，朱是西以高票胜出，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第10名因有两人票数并列，竞选者因此变成11人。
12月14日，第二票——素质测评——开始了，这一票是评委现场打分，通过知识测试和演讲答辩，测试候选人的综合素质。测评结束后，再按一定差额比例，依分数高低，当场确定第三票的入围人选。
“一踏入考场，我就感觉像‘超女’比赛一样，非常残酷。”参加竞选的吴福民如是描述，“看着满屋子的评委，还有3台黑洞洞的摄像机对着我，心里真是有些许紧张。”吴福民是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他是朱是西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这一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16名评委，按规则要求，评委们包括两名专家、4名县（市）、区主要领导代表，4名县区工业、农业、城市建设、旅游等部门选出的干部代表，其余为组织部门的干部。另外，5名来自登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旁听。
“现场盯得太严了。”一位竞选的干部告诉记者，“现场所有手机都被屏蔽，每一位考生都有市纪委、组织部的人盯着，就是上厕所也一样，考试时只能一次进一人，考完试也有人看着。”
测评的次序由抽签决定，正是此时，朱是西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吉利”，因为他抽到最后一个进场，“这意味着评委们已经工作了5个多小时，可能已经累了。”
而他的竞争对手吴福民抽到了好签，“第6个，很理想的位置。”
这一轮的角逐，历时5个半小时，最后得分：吴福民以884分高居第一，朱是西位居第3名。
“我非常满意我的现场表现，却没有得第一，可能还是人家比我优秀吧。”朱是西对这个结果有些不甘心。
不过对于两人的现场表现，见仁见智，郑州市委一位领导说，“朱是西现场表现不错，讲得很全面，吴福民则一针见血。”
这次角逐的结果，共淘汰7人，剩下的是吴福民、朱是西等4人。
竞争越来越激烈，民间传言也越来越多，各种说法都有。朱是西坦言，压力很大。
落选
一路过关斩将，4位候选人开始接受组织部门最后一轮的差额考察。
12月22日上午，第三票——也是最核心的差额表决——拉开帷幕，按照规则，4位人选将由郑州市委常委会票决出两人，然后再由全委会票决出最终候选人人选，推荐到人代会进行选举。这两轮投票，全部是无记名投票。
15位常委票决时，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吴福民以12票首先胜出，但朱是西和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王福松得票同为9票。
经过紧急磋商，常委们决定再次投票，结果朱是西胜出，比王福松多9票。
涉险过关，朱是西终于迈上了最终的“擂台”，但对这最后一关，他心里已经有些没底了：“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常委们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而吴福民在市政府工作，可能与常委们接触较多。”
当天下午16时40分，41名市委委员参加投票，当场唱票，最终的结果是：吴福民得22票，朱是西得19票，以3票之差，两人决出了最终胜负。
在最后一个台阶上，朱是西落败。但让他聊以自慰的是，自己毕竟得了19票，只比吴福民少3票，“这证明咱还不差。”
对于这场角逐，郑州市委副书记祁金立分析：“其实就差两人，朱是西就胜出了。”
尽管胜利的最后喜悦只属于一人，但吴福民和朱是西却发现，两人无意中都成了河南的名人，一位领导甚至对吴福民开玩笑：“选个县级市的市长比选省长还热闹呢。选省长报纸只登一次，你都被报纸登了无数次了。”
朱是西虽然落败，名气却一点不比吴福民小，郑州甚至出现了关于他天天上报纸的顺口溜。
收获还不止这些，祁金立副书记表示，郑州市委考虑到朱是西的表现同样十分优秀，可能选拔其为正县级领导。
渊源
2006年2月7日，登封市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由组织部门推荐的吴福民在10日当选为登封市长。这是三票制推行3年来，选出的第一个正县级领导。
而3年前的此时，朱是西正在为选谁当交通局局长头痛。
朱是西当时任登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我记得至少15人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想当交通局局长，可以说选一个得罪一大批，很多人都是上级领导打招呼的，怎么也要交待过去。”
这事一拖大半年，各方意见都很大。后来登封又连发特大煤矿安全事故，9个乡镇分管煤炭工作的副职人选也变得非常敏感。
为摆脱窘境，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下狠心要改革：“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走出一条新路。”
在其直接过问下，组织部开始拿方案，“能不能采用公选？”但这一方案首先就被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璋否定了：“一是没新意，二是公选最大的缺点是选出的干部往往理论水平较高，实际能力不强。”
无奈之下，郑州市委组织部和登封市委组成考察团，赴外地考察，“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好办法。”考察团成员张红伟表示，“我们便决定自己搞新的。”
张红伟是郑州市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三票制”的智囊人物。他和朱是西等人想到了国内有“两票制”选举村干部，但这种办法强调群众基础，却少了能力考察环节。
“我们何不两票加一票，搞个‘三票制’呢？”张红伟灵机一动。
“三票制”因此出炉，第一个试验就用来选拔登封市交通局局长。
方案一公布，干部们都议论开了，只有6人敢报名参选。经过“三票制”竞选，原任该市徐庄乡党委书记的常兴文意外当选。“本来我想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农民，既没有过硬的后台，又没有找过领导，即使参加，也只能是个陪衬，没想到却成功了。”
“三票制”一炮走红，此后，郑州在全市开始推广，组织部长王璋透露：“已经用‘三票制’选拔了600多名正县级以下干部。占干部选拔总数1／3。”
2004年12月，徐光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三票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先后4次批示，认为“三票制”是创新思路、创新办法，是坚持原则、发扬传统的最有效途径。
争议
“在原来的干部选拔过程中，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拉票跑官。”王璋说，“人们已经习惯认为，出现拉票现象正常，没有反而不正常了。”
“‘三票制’正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目前干部选拔体制内的最大民主。”祁金立副书记认为，“它不违反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更不违反相关法律。
中央党校教授梁妍慧则认为，“三票制”实现了提名、考察、表决等三个方面的突破，对过去的干部选拔体制无疑是大胆的改革，甚至是颠覆。
“但这并非万能药，它更适合选拔本地干部。”王璋表示，“三票制”有着独特的使用范围，比如说选外地干部，它就不太适合。
不过外界也一直在质疑，“三票制”是不是作秀？郑州一位网民就曾发帖说，“三票制”中的群众推荐票，实质是单位领导的特权票；素能测试由于缺乏客观的标准，成了一些人的主观臆断；最后一票则依然是少数领导说了算。
对于这一质疑，王璋的回应是，“三票制”成立的前提是相信大多数群众和领导干部能坚持正义和良知，否则，任何选拔制度都没有用。
“过去，一个干部靠住一个领导，如果这个领导敢说话，可能就升官了，而现在每次都无记名差额票决，结果很难预料。”祁金立透露，“在选拔一市直单位正职时，民间风传一位人选已被内定。事实上，群众推荐关这位人选还得了最高票，但到真实测评能力时，却得了最低分。”
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哲学博士张国清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基层人民群众和干部在政治上相对比较成熟，现在是在部分地区进行像干部选拔这样的改革试点和推广的良好时机。此次所用的“三票制”正是一种干部选拔制度上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扩大了干部选拔的基础，使符合条件的干部都能够自主地积极地参与竞选活动，改被动选拔为主动参与。
第二、使得干部选拔工作更加透明，更具有可操作性，变黑箱操作为透明公开，变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
第三、这一制度把候选干部统统推到前台，接受社会评价，使干部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业绩能够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使参与者都能够心服口服。
第四、能够大大激发干部和群众的参与热情，使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当地的政治生活，关心当地的社会发展。
第五、能够让有志于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干部，有着更大政治抱负的干部，去关注除了自身工作以外的其他方面，比如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对问题的临场处理和应对能力，有利于激励干部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当然，好的制度也要担心形式化，要动真格的，要让人民有选拔自己的领导干部的机会和权力，这将是加快基层政权民主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新闻背景
我国现行官员选拔制度
委任制：这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至今仍是我党干部选拔的主要方式，适用于属非政府组成人员的行政领导。
选任制：指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来确定任用对象的方式。该制度适用于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不适用于非政府组成人员。
公选制：深圳市从1982年开始，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公开招聘各级各类干部，随后，各地开始大规模使用公选制。2002年7月中央颁布规定，领导干部公选制度正式实行。
雇员制：2003年，吉林省首开政府雇员制先河，以10万元年薪聘请两名政府雇员。雇员不占行政编制，不会对现有公务员的位置构成威胁。
39岁的朱是西，为官15年，但最具戏剧性的变化莫过于此。
2005年11月底，河南登封市市长出缺，担任市委副书记的朱是西，论资历、论党内排名、论工作业绩，在市领导班子中均靠前，一时成为接班的热门人选。
如果不是横空而出的“三票制”竞选，这次的市长更替，也许就一如往常般平静，但现在，朱是西发现，跟他竞争市长宝座的一下冒出了63人。
3年前，正是朱是西参与设计和推动了“三票制”竞选，他没想到，自己最后也成了参与者，并且因此而胜负难料。
竞选
角逐是从2005年12月5日开始的，当天，郑州市委组织部宣布，用“三票制”选拔其下辖的登封市（县级市）市长候选人。
何谓“三票制”？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璋说，即改变以往的干部任用模式，尝试采用群众推荐票、素能测评票、差额表决票这3票来选拔官员。
朱是西当天前往报名，毫无疑问，他是一个有望问鼎的人选——从2003年起任登封市委组织部长，其后任副书记，至今已3年，一直分管组织、党建等工作，工作卓有成效，而在党内排名上，前面两个副书记都已接近退休年龄，按登封市一位干部的说法，“轮也该轮到朱是西了”。
出人意料的是，报名竞选者众，组织部门透露，从12月6日8时30分始，到12月7日18时止，一共64名干部参选，“竞争之激烈，超乎预料”。
这局面也让朱是西颇有点紧张，但他仍充满自信，“我在登封工作多年，自认群众还是认可的。”
按照“三票制”的规则，候选人首先要过“民意关”，王璋说，这里界定代表民意的，指郑州市所有正处级以上干部和登封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他们将召开民主推荐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从64名候选人中，遴选10人。
12月9日17时，推荐开始，郑州会场340名代表开始投票，整个过程持续约10分钟。当晚，登封市正科级以上干部也投票选出了候选人。
结果不出所料，朱是西以高票胜出，不过让人意外的是，第10名因有两人票数并列，竞选者因此变成11人。
12月14日，第二票——素质测评——开始了，这一票是评委现场打分，通过知识测试和演讲答辩，测试候选人的综合素质。测评结束后，再按一定差额比例，依分数高低，当场确定第三票的入围人选。
“一踏入考场，我就感觉像‘超女’比赛一样，非常残酷。”参加竞选的吴福民如是描述，“看着满屋子的评委，还有3台黑洞洞的摄像机对着我，心里真是有些许紧张。”吴福民是郑州市政府副秘书长，他是朱是西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在这一票中，起决定作用的是16名评委，按规则要求，评委们包括两名专家、4名县（市）、区主要领导代表，4名县区工业、农业、城市建设、旅游等部门选出的干部代表，其余为组织部门的干部。另外，5名来自登封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旁听。
“现场盯得太严了。”一位竞选的干部告诉记者，“现场所有手机都被屏蔽，每一位考生都有市纪委、组织部的人盯着，就是上厕所也一样，考试时只能一次进一人，考完试也有人看着。”
测评的次序由抽签决定，正是此时，朱是西第一次感到“有些不吉利”，因为他抽到最后一个进场，“这意味着评委们已经工作了5个多小时，可能已经累了。”
而他的竞争对手吴福民抽到了好签，“第6个，很理想的位置。”
这一轮的角逐，历时5个半小时，最后得分：吴福民以884分高居第一，朱是西位居第3名。
“我非常满意我的现场表现，却没有得第一，可能还是人家比我优秀吧。”朱是西对这个结果有些不甘心。
不过对于两人的现场表现，见仁见智，郑州市委一位领导说，“朱是西现场表现不错，讲得很全面，吴福民则一针见血。”
这次角逐的结果，共淘汰7人，剩下的是吴福民、朱是西等4人。
竞争越来越激烈，民间传言也越来越多，各种说法都有。朱是西坦言，压力很大。
落选
一路过关斩将，4位候选人开始接受组织部门最后一轮的差额考察。
12月22日上午，第三票——也是最核心的差额表决——拉开帷幕，按照规则，4位人选将由郑州市委常委会票决出两人，然后再由全委会票决出最终候选人人选，推荐到人代会进行选举。这两轮投票，全部是无记名投票。
15位常委票决时，出现了戏剧性一幕：吴福民以12票首先胜出，但朱是西和另外一个竞争对手王福松得票同为9票。
经过紧急磋商，常委们决定再次投票，结果朱是西胜出，比王福松多9票。
涉险过关，朱是西终于迈上了最终的“擂台”，但对这最后一关，他心里已经有些没底了：“我一直在基层工作，常委们可能对我不是很熟悉，而吴福民在市政府工作，可能与常委们接触较多。”
当天下午16时40分，41名市委委员参加投票，当场唱票，最终的结果是：吴福民得22票，朱是西得19票，以3票之差，两人决出了最终胜负。
在最后一个台阶上，朱是西落败。但让他聊以自慰的是，自己毕竟得了19票，只比吴福民少3票，“这证明咱还不差。”
对于这场角逐，郑州市委副书记祁金立分析：“其实就差两人，朱是西就胜出了。”
尽管胜利的最后喜悦只属于一人，但吴福民和朱是西却发现，两人无意中都成了河南的名人，一位领导甚至对吴福民开玩笑：“选个县级市的市长比选省长还热闹呢。选省长报纸只登一次，你都被报纸登了无数次了。”
朱是西虽然落败，名气却一点不比吴福民小，郑州甚至出现了关于他天天上报纸的顺口溜。
收获还不止这些，祁金立副书记表示，郑州市委考虑到朱是西的表现同样十分优秀，可能选拔其为正县级领导。
渊源
2006年2月7日，登封市二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由组织部门推荐的吴福民在10日当选为登封市长。这是三票制推行3年来，选出的第一个正县级领导。
而3年前的此时，朱是西正在为选谁当交通局局长头痛。
朱是西当时任登封市委常委、组织部长。“我记得至少15人通过各种途径表示，想当交通局局长，可以说选一个得罪一大批，很多人都是上级领导打招呼的，怎么也要交待过去。”
这事一拖大半年，各方意见都很大。后来登封又连发特大煤矿安全事故，9个乡镇分管煤炭工作的副职人选也变得非常敏感。
为摆脱窘境，登封市委书记张学军下狠心要改革：“与其被动应付，不如主动走出一条新路。”
在其直接过问下，组织部开始拿方案，“能不能采用公选？”但这一方案首先就被郑州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王璋否定了：“一是没新意，二是公选最大的缺点是选出的干部往往理论水平较高，实际能力不强。”
无奈之下，郑州市委组织部和登封市委组成考察团，赴外地考察，“转悠了一大圈，也没找到好办法。”考察团成员张红伟表示，“我们便决定自己搞新的。”
张红伟是郑州市委组织部政策研究室主任，“三票制”的智囊人物。他和朱是西等人想到了国内有“两票制”选举村干部，但这种办法强调群众基础，却少了能力考察环节。
“我们何不两票加一票，搞个‘三票制’呢？”张红伟灵机一动。
“三票制”因此出炉，第一个试验就用来选拔登封市交通局局长。
方案一公布，干部们都议论开了，只有6人敢报名参选。经过“三票制”竞选，原任该市徐庄乡党委书记的常兴文意外当选。“本来我想自己祖宗三代都是农民，既没有过硬的后台，又没有找过领导，即使参加，也只能是个陪衬，没想到却成功了。”
“三票制”一炮走红，此后，郑州在全市开始推广，组织部长王璋透露：“已经用‘三票制’选拔了600多名正县级以下干部。占干部选拔总数1／3。”
2004年12月，徐光春担任河南省委书记，“三票制”引起了他的高度重视，先后4次批示，认为“三票制”是创新思路、创新办法，是坚持原则、发扬传统的最有效途径。
争议
“在原来的干部选拔过程中，老百姓意见最大的就是拉票跑官。”王璋说，“人们已经习惯认为，出现拉票现象正常，没有反而不正常了。”
“‘三票制’正是在安全的情况下，实现目前干部选拔体制内的最大民主。”祁金立副书记认为，“它不违反党管干部的根本原则，更不违反相关法律。
中央党校教授梁妍慧则认为，“三票制”实现了提名、考察、表决等三个方面的突破，对过去的干部选拔体制无疑是大胆的改革，甚至是颠覆。
“但这并非万能药，它更适合选拔本地干部。”王璋表示，“三票制”有着独特的使用范围，比如说选外地干部，它就不太适合。
不过外界也一直在质疑，“三票制”是不是作秀？郑州一位网民就曾发帖说，“三票制”中的群众推荐票，实质是单位领导的特权票；素能测试由于缺乏客观的标准，成了一些人的主观臆断；最后一票则依然是少数领导说了算。
对于这一质疑，王璋的回应是，“三票制”成立的前提是相信大多数群众和领导干部能坚持正义和良知，否则，任何选拔制度都没有用。
“过去，一个干部靠住一个领导，如果这个领导敢说话，可能就升官了，而现在每次都无记名差额票决，结果很难预料。”祁金立透露，“在选拔一市直单位正职时，民间风传一位人选已被内定。事实上，群众推荐关这位人选还得了最高票，但到真实测评能力时，却得了最低分。”
浙江大学法学院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教授、哲学博士张国清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经过20多年的改革，基层人民群众和干部在政治上相对比较成熟，现在是在部分地区进行像干部选拔这样的改革试点和推广的良好时机。此次所用的“三票制”正是一种干部选拔制度上的创新。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优点：
第一、扩大了干部选拔的基础，使符合条件的干部都能够自主地积极地参与竞选活动，改被动选拔为主动参与。
第二、使得干部选拔工作更加透明，更具有可操作性，变黑箱操作为透明公开，变自上而下为自下而上。
第三、这一制度把候选干部统统推到前台，接受社会评价，使干部的各个方面包括工作业绩能够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使参与者都能够心服口服。
第四、能够大大激发干部和群众的参与热情，使整个社会都来关心当地的政治生活，关心当地的社会发展。
第五、能够让有志于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的干部，有着更大政治抱负的干部，去关注除了自身工作以外的其他方面，比如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对问题的临场处理和应对能力，有利于激励干部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当然，好的制度也要担心形式化，要动真格的，要让人民有选拔自己的领导干部的机会和权力，这将是加快基层政权民主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新闻背景
我国现行官员选拔制度
委任制：这是我国最常见的一种官员选拔制度，至今仍是我党干部选拔的主要方式，适用于属非政府组成人员的行政领导。
选任制：指通过选举产生的方式来确定任用对象的方式。该制度适用于各级政府组成人员，不适用于非政府组成人员。
公选制：深圳市从1982年开始，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公开招聘各级各类干部，随后，各地开始大规模使用公选制。2002年7月中央颁布规定，领导干部公选制度正式实行。
雇员制：2003年，吉林省首开政府雇员制先河，以10万元年薪聘请两名政府雇员。雇员不占行政编制，不会对现有公务员的位置构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