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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无论什么职业，要做到职业，并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且，职业不分高低贵贱：守住本分：喜爱并坚守这份职业，同样会有大成就、大喜悦。
之所以开篇讲这段话，是因为多年前采访著名影视演员杜雨露，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刊登，最近整理录音、重温往事，我才有此强烈感受。这段“插曲”竟然也像极了杜雨露的人生：不怕被“耽搁”，因他自己从不放弃梦想、从不搁置希望，哪怕是每天扛四起儿近30吨粮食，睡在粮库臭烘烘的太通铺上，他也没忘记自己是一个职业演员。
—辈子没当过官，人们见了他却说：杜书记来了。电视剧《纪委书记》中的纪委书记门浩，《突出重围》中的军区副司令员方英达、《省委书记》中的省委书记贡开宸等高级领导干部，都被杜雨露演活了、演得接上了地气儿，而《雍正王朝》中的三朝宰相张廷玉、《天下粮仓》中贪官米汝成、《大宅门》里的白萌堂、《神医喜来乐》里的王太医等“古代领导干部”，也被他赋予了不二灵魂，成为电视剧史上经典的人物形象。
短短几年时间，年过六旬的杜雨露红了，甚至红得发紫，2006年5月的—天傍晚，在江西宜春《家门》剧组的房间里喝了点小酒，脸上红扑扑的杜雨露不温不火地对笔者说：“我性格直，不好隐藏自己，戏里能演好生活，可生活中演不了戏。我的几个大戏能被观众认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白捡的，是我几十年坚守演员这份职业，本本分分、踏踏实实所得到的回报。”
演员这行，没人强迫你去干
出道不晚，演戏不少，杜雨露没早出名是有原因的。他每每赋予不同人物不同的劲儿，而他自己也攒了几十年的劲儿。
杜雨露讲话直白、朴实，从不装腔作势，他说演员这行，没有人强迫你去干。“表演一般都是自己的爱好，虽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最起码也是儿时或年轻时就喜欢表演，像有些人说误打误撞学了表演，我觉得不太可能。演员这一行，要用整个身心，要用语言、肢体、种种积累来塑造人物。没有长时间的准备、没下过苦功，要想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某些人具备一定的天赋，只能说更容易上道儿，不努力还是不行。”
杜雨露是辽宁省辽阳人，后来到齐齐哈尔上中学。“我姐姐在齐齐哈尔。我从小喜欢表演，在学校汇演时得过不少奖，那会儿心里就有谱了，知道能吃这碗饭。”
“文革”前虽然也运动不断，但对杜雨露都没什么影响，虽不是根红苗正，但父母做人本分，老实厚道，不招谁不惹谁……父母的这种性格和为人深深地影响了杜雨露。中学毕业后，杜雨露顺利地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表演系被砍掉了，音乐系、美术系合并到师范大学。“我们这些学表演的可以说各奔东西，哈尔滨话剧院留下了我，还有十几个同学，另外一些同学分到外省艺术团体或其他单位。这一年我正好20岁，到这一站，算是师傅领进了门，今后的修行就全在个人了。哈尔滨艺术学院对我们挺重视，专门成立了青年剧团，后来也演了一些戏，初步积累了经验。”
“文革”前后，杜雨露因言惹祸，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搞‘社教’时，几个院长被批，他们不服，找彭真告状，还告赢了，我为他们鸣不平，意见比较尖锐。后来他们倒台，我也有罪，但充其量也就是‘小爬虫’之类的，省委宣传部对我的处理意见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但没执行。‘文革’开始后，这件事还在发酵，我等于也靠边儿站了，我当时正演着戏，领导就在后台宣布，让我在剧院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也不是特别沮丧、害怕，觉得自己错误不大，早晚会有公正的结论。当年，很多人是被‘凑数’凑成了右派，许多人的命运由此天翻地覆，我还算幸运的。后来，上面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上学习班，说表现好还可以回来。到学习班的人一开始还读书看报，后来连这点形式都没有了，二十多人在那儿瞎混，整天下棋、闲扯，我觉得挺没劲的。”
在粮库每天要扛差不多30吨粮食
杜雨露结婚早，当时已有了两个孩子，一个月挣50来块钱，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有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身体好，不如上粮库扛大个儿去，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那会儿这可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托人，后来粮食局、剧院，两边都做通工作了。我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学习班这种瞎混的状态不知道啥时是个头，觉着还不如趁年轻力壮时多挣点钱，也好养家糊口；再有就是粮库的活儿随时可以不干，因为扛大包劳动强度很大，人员流动性强。当时跳槽不像现在这样简单，单位不让你走，就走不了。我想，将来哪个话剧团要我，随时可以走，就说身体吃不消，干不动了。”
杜雨露在粮库整整干了一年半，每天重复简单而繁重的劳动，卸车，坐仓，倒仓，短则二三十米的距离，长则三四十米，一天差不多要扛30吨粮食。“我适应得还算快，心里明白这不是一辈子的工作，钱挣得多，心里又干净，吃得饱睡得着，随时要走的状态，因此没有任何压力，挺爽的。扛麻袋是‘软肩儿’，‘软肩儿’比‘硬肩儿’难，长时间干肯定不行，有的体工队员干一个月就受不了，我算干得长的，整整干了一年半，每天干4段活，干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歇一会儿，第四起儿是最难干的，有的人最后一段活儿干不了，只能拿一块八毛五的日工资，全天干下来的能拿8块到10块钱。我每次扛4袋白面，整200斤；要么扛一麻袋包谷，有180斤重。卸车，坐仓，倒仓，二三十米或三四十米的距离，每天要扛差不多30吨粮食，这活儿有技巧，光有力气也不行。那会儿能吃，粮库食堂做的4两一个的大馒头，我得吃两个，还有一盆菜，一盆汤。”
人生的这一程，恰恰使杜雨露规避了许多是非，活得挺爽。从一个月挣50块钱，到一下子挣两百多块钱，简直是一种生存的“飞跃”。“恨不能比省长挣得都多，也算是我的独特经历，对以后的艺术创作肯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感性的经验会下意识地在表演中呈现出来。当时，在粮库扛大个儿的什么人都有，有犯错误的干部，有刑满释放的，干的是纯体力活，挣得多，想得少。我们这一班有一位科长，还有一个铁路工程师，中午或晚上休息时，大家都躺在宿舍的大通铺上，臭烘烘，乱糟糟，墙上挂着一溜开花儿的破棉袄，嘻嘻哈哈的，互相讲低级笑话，只有那个科长和工程师不爱言语，有点愁眉苦脸。大冬天的，干活干得棉袄都湿了，外面能结一层霜，干完一起儿，我得赶紧回宿舍围着炉子烤火、烤棉袄，半个小时的时间，汗湿的棉袄根本干不了，就趁着棉袄上沾着的那点儿热乎气儿，又跑出去接着干。我性格直，不好隐藏自己，戏里能演好生活，可生活中演不了戏。大概跟这种经历也有关系吧。” 一对每个机会都抓得稳、准、狠
“文革”结束时，杜雨露已近不惑之年，但他的艺术生命却刚刚开始。“其实9·13事件之后，就纠正了一些错误，我们剧院也恢复了，领导想起我，把我调回来。虽然还是演‘三突出’，但毕竟可以演戏了，这会儿‘文革’好像也没啥可搞的了。当年八一厂拍《四渡赤水》，人物是虚拟的，主要写路线斗争，不是后来那个《四渡赤水》经过激烈竞争，我被选上，角色还算重要，最后要总政治部批。正好‘文革’结束，这个戏没拍成，算是与电影擦肩而过吧。”
1979年，杜雨露在话剧《间隙与奸细》中扮演一位抗联支队政委。话剧公演后，反响很好，八一电影制片厂有意将这台话剧改编成电影《奸细》，在舞台上表现出色的杜雨露自然而然被选去主演该片，宋春丽饰演片中的女军医。
虽然这是杜雨露的电影处女作，但他的起点不低。经过生活和艺术的双重打磨，这时的杜雨露已经比较成熟，风格初现。“电影《奸细》的摄影，也是《农奴》的摄影，叫韦林玉，他说最不喜欢‘龇牙咧嘴’的表演，导演也反感‘假大空’，我一直欣赏张伐、石挥等前辈的艺术，追求自然、生活化的表演，这样一来，我们在创作理念上等于是一拍即合。当时，《奸细》的演员组组长是言小朋，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心想这头一脚一定得踢出去，所以压力很大，当年一尺电影胶片要花多少美元去买，不能出一点错，我就让言小朋给我把关，‘你感觉不好，赶紧给我提。’还好，片子取得很大成功。长期的准备、积累，一直坚持往正确的方向使劲儿，这些都起了作用。”
电影《奸细》从1979年冬拍到1980年春，最终，杜雨露凭借此片荣获第一个影视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
1982年，杜雨露在电影《风雨下钟山》中饰演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金石开；1984年，他在吴子牛执导的电影《喋血黑谷》中扮演“男一号”——国民党军长王朝宗，该片讲述的是王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喋血黑谷》是吴子牛最重要的影片之一，也是第五代导演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1984年被评为“新时期十年优秀影片”，创下当年内地电影最高票房。接下来，杜雨露在《民国特大谋杀案》中扮演民国时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并以此荣获首届四川工人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从1979年到1985年，6年时间，杜雨露拍了13部电影，可谓高产，但他还是个“非著名演员”。“我还在《东厂喋血》中演过监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在《大进军——解放大西北》中演过胡宗南，在《无罪杀手》中演一位刑警队长，在《青年刘伯承》中扮演刘伯承的老师、大军阀熊克武……”
这种在大银幕上的风光，似乎只是赢得了圈内人士的一致赞扬，普通观众知道杜雨露的确实不多。但杜雨露并不担心，他是一个对机会抓得稳、准、狠的职业演员，一旦抓住一个机会绝不会随便放手。即使多年后在几部央视大戏中大放异彩、大红大紫后，他还是这个特点。
“那会儿，演员都比较单纯，除了出名也没啥可追求的。即使观众不认可，起码让圈内认可、让导演认可。拍《奸细》，就给八一厂留下了好印象，要不然，后来拍《风雨下钟山》就不会又找到我，拍《风雨下钟山》时，第一次和斯琴高娃合作，我俩的戏后来都砍了不少，当时，里坡、刘尚娴都是副导演，里坡老师，人很热情。在《民国特大谋杀案》中演韩复榘，还得了首届四川工人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这种角色得奖很难，但演起来过瘾，可以撒开了演，其实这个角色是后来才定的我，厂领导看样片时说换对了人。”韩复榘这个角色的成功，正应了一句话：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
“我这人生活上、艺术上都没什么大的坎坷。按说该知足了，可我不甘心，总是憋着股劲儿。老觉着演的戏不少，但都没怎么着，老想能出类拔萃，可老是差点儿事。看过一些戏，也想过要是我演，肯定会更好。但是总得有人发现你，给你机会。所以，对每个机会我都紧紧抓住，每个角色我都尽力弄出彩儿来。”
我的几个大戏，都不是白捡的
《纪委书记》是杜雨露接拍的第一部电视剧。他没想到被他认为是快餐文化的电视剧会让他日后出了大名。“一开始我还怀有偏见，认为电视剧不过是快餐文化，非常粗糙，难成大事。”1989年，王兴东、王浙滨编剧的电视剧剧本《纪委书记》，让杜雨露如获至宝，他马上决定接拍。“我对纪委书记门浩的把握是，要平民化一点。他不是从官场过来的，而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所以我在表演风格上力求自然，力求生活化。”该剧播出后马上引起轰动，杜雨露当年的台词老师、北京人艺的李宾专门给杜雨露写信说：“你对人物的把握非常准确，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她还在信中提到，她的哥哥、著名指挥家李德伦非常喜欢杜雨露的表演，他向妹妹打听杜雨露这个演员是哪儿人。李宾说：“他就在哈市话剧院呀。”杜雨露还凭借该剧获得东北地区影视“金虎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7年，《雍正王朝》剧组找到杜雨露，想让他演张廷玉，看完剧本，杜雨露不想接。“张廷玉这个角色虽然贯穿全剧，先是在康熙身边，后来又在雍正身边，但一直游离于矛盾之外，活脱就是一个‘大群众’。见我打退堂鼓，当年《喋血黑谷》的摄影张黎，对我比较了解，他跟我说：所有角色都没定下来，而张廷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在掌权后还受到威胁，因此，拍雍正的戏肯定能火。”
杜雨露最终决定接拍这个角色。他闭门研史，做足功课，了解到张廷玉是三朝宰相，是为数不多的汉人重臣，为官清正，满腹经纶，他在宦人的世界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却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仅使自己能够全身而退，更能在皇帝每一次危机四伏的时候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我既然接了，就一定演好。张廷玉是三朝元老，他要保存自已又能够实现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像隆科多、八王爷、十三爷处于矛盾中。我要理解这个人物，更主要的是表演给观众看。他在皇上面前不能有过多的东西，甚至高声说话都不行。整个基调要找得非常准确，同时尽量充实人物的内心，每场戏都经过深思熟虑，琢磨透了，出来的东西肯定错不了。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戏之后，出了一批历史大戏。制片人刘文武是北大毕业的，很有眼光，敢于贷款拍这部戏。有评论说《雍正王朝》中的两个配角塑造得最为成功，一个是焦晃演的康熙，只有8集戏，另一个就是我演的张廷玉。” 全剧最精彩的是八爷党等以“八王议政”的形式逼宫，张廷玉在关键时刻作仗马之鸣，最终使八爷党的阴谋土崩瓦解。剧中张廷玉有一段一千多字的台词，半文不白，而且含有大量的满文名词。“这么大段的台词我一气呵成，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热烈鼓掌。这是我拍过的所有电视剧中最长的一段台词。”
拍完《雍正王朝》，杜雨露真的火了。由此，杜雨露为自己定了个接戏的规矩：宁肯在一个好戏里演配角，也不在一个烂片中当主角。1999年，《突出重围》剧组请他出演“男三号”时，杜雨露推掉了很多部当主角的戏来演这个大配角——军区副司令员方英达。一开始，杜雨露的戏分并不多，但他的出色表现让导演舍不得剪他的戏，最终，“男三号”变成了“男一号”，他也凭借该剧的出色表演荣获2000年“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1年，杜雨露扮演《大宅门》中的掌门人白萌堂，白萌堂同时还兼具太医的身份，杜雨露认为白萌堂的特点是刚愎自用、审时度势、童心未泯。2002年，杜雨露在央视大戏《天下粮仓》中饰演仓场侍郎米汝成。剧中，米汝成的贪官身份是死后才被揭露出来的。杜雨露认为，既然米汝成是个隐藏得很深的人物，就不能让观众提早去发现他。于是，杜雨露让米汝成始终是一个清官形象，他穿着破靴子，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毫无贪腐的蛛丝马迹。“但米汝成心理上早就露出了马脚。他表面上尽忠，内心却处在恐慌之中。他东窗事发后，观众才会回味出：为什么粮仓烧塌了，米汝成吓成那个样子；为什么儿子得到皇上的宠爱，他异常兴奋去接旨却突然双目失明了。原剧本并没有写米汝成失明，是我临场发挥加的戏，人在突然双眼充血后是有可能失明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诚如杜雨露所言：他的几个大戏能被观众认可，的确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捡的，这是对他几十年坚守演员这份职业，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演戏的最好回报。
把手脚捆住以后内心才会充实
记者：很多人缺乏你那种扛大包的狠劲儿，咬牙也要干到最后。您饰演的领导干部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您把人物来自生活的那种“劲儿”给演活了。
杜雨露：《突出重围》的军区副司令员方英达，我主要演他的厚重劲儿，综合地立体地演绎，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塑造人物。原本的3号人物，拍着拍着被我演成了1号人物，剧组通知我：说中央电视台和剧组商量后决定把你的戏份加大……即使是一般化的角色，只要演员用心地去再创作，一定会化腐朽为神奇。
记者：《大宅门》里的白萌堂往那儿一站，浑身上下都连着一股霸气劲儿，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你演的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不是单摆浮搁的。人物本身就带着环境、人物关系。
杜雨露：不论什么角色，我是不琢磨透了不敢演。我最忌重复。《突出重围》，我演人物的个性；演《省委书记》，我是掉过来演，先演他的共性，因为军区司令员距离百姓比较远，而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电视上老出现，观众熟悉，所以必须先演得像。搞创作，下苦功的同时，也要讲究方法、手段。《省委书记》开拍前，我每天看各省市电视台的时政新闻，从现实中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神态中找依据，演员心里没数不行，有了现实依据，演员的创作勇气自然就上来了。
记者：您生活中一定是个不怒自威的家长，孩子们肯定会怕您这个话不多的父亲。
杜雨露：确实是。我不怎么说他们，但都挺惧我的。对子女，我不是非打即骂。我从不给他们设计生话道路，我只教他们出现问题，学会自我修正，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从来不要求孩子做作业、考高分，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很重要。现在对孙子、外孙子也是这样。
记者：您的儿女中有没有像您当年一样喜欢表演、想子承父业的？
杜雨露：我的三个孩子没有干这行的。当演员得具备一定条件，要非常爱好，要能钻进去。看着好像都很成功，一百个演员里有几个成名的？都当老虎，都占山为王也不行。在一个行当里混了几十年没有成就，其实挺痛苦的。我儿子是老大，但要孩子晚。两个女儿自己做生意，也早就成家立业了。我告诉他们别忙着要孩子，要先顾事业。
记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您是不是感到有些煎熬，好像有一个瓶颈或者一道坎儿？当然，没遇到好本子、好班子是谁也无法左右的客观原因。
杜雨露：演员这个行当比较特殊，永远不能默默无闻。没有一个演员不是雄心勃勃的，当然也有不自量力的，有一炮走红的，也有一炮走红却又昙花一现的，而且还不在少数。
记者：我觉得用“大器晚成”形容您并不恰当。其实，年轻时您就准备好了，心里一直挺有谱儿的，既喜欢表演，又认定自己能吃这碗饭。
杜雨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在什么境地，我都没放弃过（对表演的喜爱），因此每一个机会，我都抓住了。在话剧舞台，我一定要把角色弄成火花来，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拍影视剧也是这样，我要求自己一定要下笨功夫，不熟悉的东西一定要弄熟、弄透。拍《正王朝》时，剧组特意请了一个清代亲王的孙子给我们讲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应该什么样，怎么跪，不能咣当跪那儿，翎子都撅起来了。大臣之间该怎么着，我受益很大。演张廷玉，我给予他很多眼神和内心的东西，在皇上面前，根本不敢看皇上，什么叫垂手站立？有些影视剧里的大臣，居然在皇上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早拉出去砍了。把手脚捆住以后内心才会充实。演员不可能做到“百科全书”，但一定要心里有数，这样才能把人物吃准、演透。
杜雨露说自己有两大法宝：一副好身板，
一个好心态。的确，成名前，不急不慌；成名后，不骄不躁。近几年，虽然鲜有带来大动静的作品，但他还是一部接一部地认真拍戏，在《向前，向前》中扮演阎锡山，还是向《天下粮仓》剧组。“借”了十天假，转战山西临汾、太谷、太原等地抢出来的作品；2003年在电视剧《家变》中扮演一个家族的负责人，20年后与宋春丽再度合作；他还在电影《撼天雷》中扮演一个贪污腐败的县长；在《东北大剿匪》中扮演大土匪谢文东，之后又在《林海雪原》中客串了谢文东一角；2004年在《白银谷》中饰演康老太爷……最近的一年多时间，杜雨露又相继和高明领衔主演电视剧《老爸的心愿》，与萨日娜主演电影《横山号》，与赵柯、冯恩鹤等主演电视剧《暗花》。
坎坷、艰难，戏外的生活，杜雨露都不愿多说。他的座右铭是：男人不是要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他没有是非，因为远离是非。他不说谁好，更不说谁坏，在剧组他只说戏，说角色。就跟扛大个儿那会儿似的，纯粹干活，累了就睡，挺爽。他塑造的人物独特，是因为他自己就独特，是那种平凡中显现的独特。借用杜雨露的一句话“把手脚捆住以后内心才会充实”，有时候我们需要“捆住”的不仅是乱动的手脚，也包括不该得的名利、不该有的人性弱点，只有这样内心才会充实，人生才会充满阳光。
之所以开篇讲这段话，是因为多年前采访著名影视演员杜雨露，后因种种原因未能刊登，最近整理录音、重温往事，我才有此强烈感受。这段“插曲”竟然也像极了杜雨露的人生：不怕被“耽搁”，因他自己从不放弃梦想、从不搁置希望，哪怕是每天扛四起儿近30吨粮食，睡在粮库臭烘烘的太通铺上，他也没忘记自己是一个职业演员。
—辈子没当过官，人们见了他却说：杜书记来了。电视剧《纪委书记》中的纪委书记门浩，《突出重围》中的军区副司令员方英达、《省委书记》中的省委书记贡开宸等高级领导干部，都被杜雨露演活了、演得接上了地气儿，而《雍正王朝》中的三朝宰相张廷玉、《天下粮仓》中贪官米汝成、《大宅门》里的白萌堂、《神医喜来乐》里的王太医等“古代领导干部”，也被他赋予了不二灵魂，成为电视剧史上经典的人物形象。
短短几年时间，年过六旬的杜雨露红了，甚至红得发紫，2006年5月的—天傍晚，在江西宜春《家门》剧组的房间里喝了点小酒，脸上红扑扑的杜雨露不温不火地对笔者说：“我性格直，不好隐藏自己，戏里能演好生活，可生活中演不了戏。我的几个大戏能被观众认可，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白捡的，是我几十年坚守演员这份职业，本本分分、踏踏实实所得到的回报。”
演员这行，没人强迫你去干
出道不晚，演戏不少，杜雨露没早出名是有原因的。他每每赋予不同人物不同的劲儿，而他自己也攒了几十年的劲儿。
杜雨露讲话直白、朴实，从不装腔作势，他说演员这行，没有人强迫你去干。“表演一般都是自己的爱好，虽然不是与生俱来的，但最起码也是儿时或年轻时就喜欢表演，像有些人说误打误撞学了表演，我觉得不太可能。演员这一行，要用整个身心，要用语言、肢体、种种积累来塑造人物。没有长时间的准备、没下过苦功，要想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某些人具备一定的天赋，只能说更容易上道儿，不努力还是不行。”
杜雨露是辽宁省辽阳人，后来到齐齐哈尔上中学。“我姐姐在齐齐哈尔。我从小喜欢表演，在学校汇演时得过不少奖，那会儿心里就有谱了，知道能吃这碗饭。”
“文革”前虽然也运动不断，但对杜雨露都没什么影响，虽不是根红苗正，但父母做人本分，老实厚道，不招谁不惹谁……父母的这种性格和为人深深地影响了杜雨露。中学毕业后，杜雨露顺利地考上哈尔滨艺术学院，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表演系被砍掉了，音乐系、美术系合并到师范大学。“我们这些学表演的可以说各奔东西，哈尔滨话剧院留下了我，还有十几个同学，另外一些同学分到外省艺术团体或其他单位。这一年我正好20岁，到这一站，算是师傅领进了门，今后的修行就全在个人了。哈尔滨艺术学院对我们挺重视，专门成立了青年剧团，后来也演了一些戏，初步积累了经验。”
“文革”前后，杜雨露因言惹祸，受到了不大不小的冲击。“搞‘社教’时，几个院长被批，他们不服，找彭真告状，还告赢了，我为他们鸣不平，意见比较尖锐。后来他们倒台，我也有罪，但充其量也就是‘小爬虫’之类的，省委宣传部对我的处理意见是下放农村劳动改造，但没执行。‘文革’开始后，这件事还在发酵，我等于也靠边儿站了，我当时正演着戏，领导就在后台宣布，让我在剧院接受劳动改造。当时也不是特别沮丧、害怕，觉得自己错误不大，早晚会有公正的结论。当年，很多人是被‘凑数’凑成了右派，许多人的命运由此天翻地覆，我还算幸运的。后来，上面跟我谈了一次话，让我上学习班，说表现好还可以回来。到学习班的人一开始还读书看报，后来连这点形式都没有了，二十多人在那儿瞎混，整天下棋、闲扯，我觉得挺没劲的。”
在粮库每天要扛差不多30吨粮食
杜雨露结婚早，当时已有了两个孩子，一个月挣50来块钱，生活的拮据可想而知。“有个朋友给我出主意，说你身体好，不如上粮库扛大个儿去，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那会儿这可是一大笔钱。于是我就托人，后来粮食局、剧院，两边都做通工作了。我当时有两个考虑，一是学习班这种瞎混的状态不知道啥时是个头，觉着还不如趁年轻力壮时多挣点钱，也好养家糊口；再有就是粮库的活儿随时可以不干，因为扛大包劳动强度很大，人员流动性强。当时跳槽不像现在这样简单，单位不让你走，就走不了。我想，将来哪个话剧团要我，随时可以走，就说身体吃不消，干不动了。”
杜雨露在粮库整整干了一年半，每天重复简单而繁重的劳动，卸车，坐仓，倒仓，短则二三十米的距离，长则三四十米，一天差不多要扛30吨粮食。“我适应得还算快，心里明白这不是一辈子的工作，钱挣得多，心里又干净，吃得饱睡得着，随时要走的状态，因此没有任何压力，挺爽的。扛麻袋是‘软肩儿’，‘软肩儿’比‘硬肩儿’难，长时间干肯定不行，有的体工队员干一个月就受不了，我算干得长的，整整干了一年半，每天干4段活，干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歇一会儿，第四起儿是最难干的，有的人最后一段活儿干不了，只能拿一块八毛五的日工资，全天干下来的能拿8块到10块钱。我每次扛4袋白面，整200斤；要么扛一麻袋包谷，有180斤重。卸车，坐仓，倒仓，二三十米或三四十米的距离，每天要扛差不多30吨粮食，这活儿有技巧，光有力气也不行。那会儿能吃，粮库食堂做的4两一个的大馒头，我得吃两个，还有一盆菜，一盆汤。”
人生的这一程，恰恰使杜雨露规避了许多是非，活得挺爽。从一个月挣50块钱，到一下子挣两百多块钱，简直是一种生存的“飞跃”。“恨不能比省长挣得都多，也算是我的独特经历，对以后的艺术创作肯定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一些感性的经验会下意识地在表演中呈现出来。当时，在粮库扛大个儿的什么人都有，有犯错误的干部，有刑满释放的，干的是纯体力活，挣得多，想得少。我们这一班有一位科长，还有一个铁路工程师，中午或晚上休息时，大家都躺在宿舍的大通铺上，臭烘烘，乱糟糟，墙上挂着一溜开花儿的破棉袄，嘻嘻哈哈的，互相讲低级笑话，只有那个科长和工程师不爱言语，有点愁眉苦脸。大冬天的，干活干得棉袄都湿了，外面能结一层霜，干完一起儿，我得赶紧回宿舍围着炉子烤火、烤棉袄，半个小时的时间，汗湿的棉袄根本干不了，就趁着棉袄上沾着的那点儿热乎气儿，又跑出去接着干。我性格直，不好隐藏自己，戏里能演好生活，可生活中演不了戏。大概跟这种经历也有关系吧。” 一对每个机会都抓得稳、准、狠
“文革”结束时，杜雨露已近不惑之年，但他的艺术生命却刚刚开始。“其实9·13事件之后，就纠正了一些错误，我们剧院也恢复了，领导想起我，把我调回来。虽然还是演‘三突出’，但毕竟可以演戏了，这会儿‘文革’好像也没啥可搞的了。当年八一厂拍《四渡赤水》，人物是虚拟的，主要写路线斗争，不是后来那个《四渡赤水》经过激烈竞争，我被选上，角色还算重要，最后要总政治部批。正好‘文革’结束，这个戏没拍成，算是与电影擦肩而过吧。”
1979年，杜雨露在话剧《间隙与奸细》中扮演一位抗联支队政委。话剧公演后，反响很好，八一电影制片厂有意将这台话剧改编成电影《奸细》，在舞台上表现出色的杜雨露自然而然被选去主演该片，宋春丽饰演片中的女军医。
虽然这是杜雨露的电影处女作，但他的起点不低。经过生活和艺术的双重打磨，这时的杜雨露已经比较成熟，风格初现。“电影《奸细》的摄影，也是《农奴》的摄影，叫韦林玉，他说最不喜欢‘龇牙咧嘴’的表演，导演也反感‘假大空’，我一直欣赏张伐、石挥等前辈的艺术，追求自然、生活化的表演，这样一来，我们在创作理念上等于是一拍即合。当时，《奸细》的演员组组长是言小朋，我是第一次拍电影，心想这头一脚一定得踢出去，所以压力很大，当年一尺电影胶片要花多少美元去买，不能出一点错，我就让言小朋给我把关，‘你感觉不好，赶紧给我提。’还好，片子取得很大成功。长期的准备、积累，一直坚持往正确的方向使劲儿，这些都起了作用。”
电影《奸细》从1979年冬拍到1980年春，最终，杜雨露凭借此片荣获第一个影视奖项——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提名。
1982年，杜雨露在电影《风雨下钟山》中饰演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金石开；1984年，他在吴子牛执导的电影《喋血黑谷》中扮演“男一号”——国民党军长王朝宗，该片讲述的是王朝宗在日、蒋、共三方力量斗争中民族良心的觉醒。《喋血黑谷》是吴子牛最重要的影片之一，也是第五代导演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1984年被评为“新时期十年优秀影片”，创下当年内地电影最高票房。接下来，杜雨露在《民国特大谋杀案》中扮演民国时期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并以此荣获首届四川工人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
从1979年到1985年，6年时间，杜雨露拍了13部电影，可谓高产，但他还是个“非著名演员”。“我还在《东厂喋血》中演过监察院左副都御史杨涟，在《大进军——解放大西北》中演过胡宗南，在《无罪杀手》中演一位刑警队长，在《青年刘伯承》中扮演刘伯承的老师、大军阀熊克武……”
这种在大银幕上的风光，似乎只是赢得了圈内人士的一致赞扬，普通观众知道杜雨露的确实不多。但杜雨露并不担心，他是一个对机会抓得稳、准、狠的职业演员，一旦抓住一个机会绝不会随便放手。即使多年后在几部央视大戏中大放异彩、大红大紫后，他还是这个特点。
“那会儿，演员都比较单纯，除了出名也没啥可追求的。即使观众不认可，起码让圈内认可、让导演认可。拍《奸细》，就给八一厂留下了好印象，要不然，后来拍《风雨下钟山》就不会又找到我，拍《风雨下钟山》时，第一次和斯琴高娃合作，我俩的戏后来都砍了不少，当时，里坡、刘尚娴都是副导演，里坡老师，人很热情。在《民国特大谋杀案》中演韩复榘，还得了首届四川工人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这种角色得奖很难，但演起来过瘾，可以撒开了演，其实这个角色是后来才定的我，厂领导看样片时说换对了人。”韩复榘这个角色的成功，正应了一句话：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
“我这人生活上、艺术上都没什么大的坎坷。按说该知足了，可我不甘心，总是憋着股劲儿。老觉着演的戏不少，但都没怎么着，老想能出类拔萃，可老是差点儿事。看过一些戏，也想过要是我演，肯定会更好。但是总得有人发现你，给你机会。所以，对每个机会我都紧紧抓住，每个角色我都尽力弄出彩儿来。”
我的几个大戏，都不是白捡的
《纪委书记》是杜雨露接拍的第一部电视剧。他没想到被他认为是快餐文化的电视剧会让他日后出了大名。“一开始我还怀有偏见，认为电视剧不过是快餐文化，非常粗糙，难成大事。”1989年，王兴东、王浙滨编剧的电视剧剧本《纪委书记》，让杜雨露如获至宝，他马上决定接拍。“我对纪委书记门浩的把握是，要平民化一点。他不是从官场过来的，而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去的。所以我在表演风格上力求自然，力求生活化。”该剧播出后马上引起轰动，杜雨露当年的台词老师、北京人艺的李宾专门给杜雨露写信说：“你对人物的把握非常准确，我非常喜欢你的表演。”她还在信中提到，她的哥哥、著名指挥家李德伦非常喜欢杜雨露的表演，他向妹妹打听杜雨露这个演员是哪儿人。李宾说：“他就在哈市话剧院呀。”杜雨露还凭借该剧获得东北地区影视“金虎奖”最佳男主角奖。
1997年，《雍正王朝》剧组找到杜雨露，想让他演张廷玉，看完剧本，杜雨露不想接。“张廷玉这个角色虽然贯穿全剧，先是在康熙身边，后来又在雍正身边，但一直游离于矛盾之外，活脱就是一个‘大群众’。见我打退堂鼓，当年《喋血黑谷》的摄影张黎，对我比较了解，他跟我说：所有角色都没定下来，而张廷玉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历史上没有一个皇帝在掌权后还受到威胁，因此，拍雍正的戏肯定能火。”
杜雨露最终决定接拍这个角色。他闭门研史，做足功课，了解到张廷玉是三朝宰相，是为数不多的汉人重臣，为官清正，满腹经纶，他在宦人的世界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却能左右逢源、游刃有余，不仅使自己能够全身而退，更能在皇帝每一次危机四伏的时候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我既然接了，就一定演好。张廷玉是三朝元老，他要保存自已又能够实现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不像隆科多、八王爷、十三爷处于矛盾中。我要理解这个人物，更主要的是表演给观众看。他在皇上面前不能有过多的东西，甚至高声说话都不行。整个基调要找得非常准确，同时尽量充实人物的内心，每场戏都经过深思熟虑，琢磨透了，出来的东西肯定错不了。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这部戏之后，出了一批历史大戏。制片人刘文武是北大毕业的，很有眼光，敢于贷款拍这部戏。有评论说《雍正王朝》中的两个配角塑造得最为成功，一个是焦晃演的康熙，只有8集戏，另一个就是我演的张廷玉。” 全剧最精彩的是八爷党等以“八王议政”的形式逼宫，张廷玉在关键时刻作仗马之鸣，最终使八爷党的阴谋土崩瓦解。剧中张廷玉有一段一千多字的台词，半文不白，而且含有大量的满文名词。“这么大段的台词我一气呵成，现场的工作人员都热烈鼓掌。这是我拍过的所有电视剧中最长的一段台词。”
拍完《雍正王朝》，杜雨露真的火了。由此，杜雨露为自己定了个接戏的规矩：宁肯在一个好戏里演配角，也不在一个烂片中当主角。1999年，《突出重围》剧组请他出演“男三号”时，杜雨露推掉了很多部当主角的戏来演这个大配角——军区副司令员方英达。一开始，杜雨露的戏分并不多，但他的出色表现让导演舍不得剪他的戏，最终，“男三号”变成了“男一号”，他也凭借该剧的出色表演荣获2000年“飞天奖”最佳男主角奖。
2001年，杜雨露扮演《大宅门》中的掌门人白萌堂，白萌堂同时还兼具太医的身份，杜雨露认为白萌堂的特点是刚愎自用、审时度势、童心未泯。2002年，杜雨露在央视大戏《天下粮仓》中饰演仓场侍郎米汝成。剧中，米汝成的贪官身份是死后才被揭露出来的。杜雨露认为，既然米汝成是个隐藏得很深的人物，就不能让观众提早去发现他。于是，杜雨露让米汝成始终是一个清官形象，他穿着破靴子，一副兢兢业业的样子，毫无贪腐的蛛丝马迹。“但米汝成心理上早就露出了马脚。他表面上尽忠，内心却处在恐慌之中。他东窗事发后，观众才会回味出：为什么粮仓烧塌了，米汝成吓成那个样子；为什么儿子得到皇上的宠爱，他异常兴奋去接旨却突然双目失明了。原剧本并没有写米汝成失明，是我临场发挥加的戏，人在突然双眼充血后是有可能失明的，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诚如杜雨露所言：他的几个大戏能被观众认可，的确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白捡的，这是对他几十年坚守演员这份职业，本本分分做人，踏踏实实演戏的最好回报。
把手脚捆住以后内心才会充实
记者：很多人缺乏你那种扛大包的狠劲儿，咬牙也要干到最后。您饰演的领导干部之所以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我觉得也是您把人物来自生活的那种“劲儿”给演活了。
杜雨露：《突出重围》的军区副司令员方英达，我主要演他的厚重劲儿，综合地立体地演绎，踏踏实实、一步一步地塑造人物。原本的3号人物，拍着拍着被我演成了1号人物，剧组通知我：说中央电视台和剧组商量后决定把你的戏份加大……即使是一般化的角色，只要演员用心地去再创作，一定会化腐朽为神奇。
记者：《大宅门》里的白萌堂往那儿一站，浑身上下都连着一股霸气劲儿，把所有人的目光都吸引了。你演的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不是单摆浮搁的。人物本身就带着环境、人物关系。
杜雨露：不论什么角色，我是不琢磨透了不敢演。我最忌重复。《突出重围》，我演人物的个性；演《省委书记》，我是掉过来演，先演他的共性，因为军区司令员距离百姓比较远，而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电视上老出现，观众熟悉，所以必须先演得像。搞创作，下苦功的同时，也要讲究方法、手段。《省委书记》开拍前，我每天看各省市电视台的时政新闻，从现实中的省委书记、市委书记的神态中找依据，演员心里没数不行，有了现实依据，演员的创作勇气自然就上来了。
记者：您生活中一定是个不怒自威的家长，孩子们肯定会怕您这个话不多的父亲。
杜雨露：确实是。我不怎么说他们，但都挺惧我的。对子女，我不是非打即骂。我从不给他们设计生话道路，我只教他们出现问题，学会自我修正，老话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我从来不要求孩子做作业、考高分，我觉得有一个快乐的童年很重要。现在对孙子、外孙子也是这样。
记者：您的儿女中有没有像您当年一样喜欢表演、想子承父业的？
杜雨露：我的三个孩子没有干这行的。当演员得具备一定条件，要非常爱好，要能钻进去。看着好像都很成功，一百个演员里有几个成名的？都当老虎，都占山为王也不行。在一个行当里混了几十年没有成就，其实挺痛苦的。我儿子是老大，但要孩子晚。两个女儿自己做生意，也早就成家立业了。我告诉他们别忙着要孩子，要先顾事业。
记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您是不是感到有些煎熬，好像有一个瓶颈或者一道坎儿？当然，没遇到好本子、好班子是谁也无法左右的客观原因。
杜雨露：演员这个行当比较特殊，永远不能默默无闻。没有一个演员不是雄心勃勃的，当然也有不自量力的，有一炮走红的，也有一炮走红却又昙花一现的，而且还不在少数。
记者：我觉得用“大器晚成”形容您并不恰当。其实，年轻时您就准备好了，心里一直挺有谱儿的，既喜欢表演，又认定自己能吃这碗饭。
杜雨露：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处在什么境地，我都没放弃过（对表演的喜爱），因此每一个机会，我都抓住了。在话剧舞台，我一定要把角色弄成火花来，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拍影视剧也是这样，我要求自己一定要下笨功夫，不熟悉的东西一定要弄熟、弄透。拍《正王朝》时，剧组特意请了一个清代亲王的孙子给我们讲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应该什么样，怎么跪，不能咣当跪那儿，翎子都撅起来了。大臣之间该怎么着，我受益很大。演张廷玉，我给予他很多眼神和内心的东西，在皇上面前，根本不敢看皇上，什么叫垂手站立？有些影视剧里的大臣，居然在皇上面前指手画脚、夸夸其谈，早拉出去砍了。把手脚捆住以后内心才会充实。演员不可能做到“百科全书”，但一定要心里有数，这样才能把人物吃准、演透。
杜雨露说自己有两大法宝：一副好身板，
一个好心态。的确，成名前，不急不慌；成名后，不骄不躁。近几年，虽然鲜有带来大动静的作品，但他还是一部接一部地认真拍戏，在《向前，向前》中扮演阎锡山，还是向《天下粮仓》剧组。“借”了十天假，转战山西临汾、太谷、太原等地抢出来的作品；2003年在电视剧《家变》中扮演一个家族的负责人，20年后与宋春丽再度合作；他还在电影《撼天雷》中扮演一个贪污腐败的县长；在《东北大剿匪》中扮演大土匪谢文东，之后又在《林海雪原》中客串了谢文东一角；2004年在《白银谷》中饰演康老太爷……最近的一年多时间，杜雨露又相继和高明领衔主演电视剧《老爸的心愿》，与萨日娜主演电影《横山号》，与赵柯、冯恩鹤等主演电视剧《暗花》。
坎坷、艰难，戏外的生活，杜雨露都不愿多说。他的座右铭是：男人不是要压倒一切，而是不被一切压倒。他没有是非，因为远离是非。他不说谁好，更不说谁坏，在剧组他只说戏，说角色。就跟扛大个儿那会儿似的，纯粹干活，累了就睡，挺爽。他塑造的人物独特，是因为他自己就独特，是那种平凡中显现的独特。借用杜雨露的一句话“把手脚捆住以后内心才会充实”，有时候我们需要“捆住”的不仅是乱动的手脚，也包括不该得的名利、不该有的人性弱点，只有这样内心才会充实，人生才会充满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