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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晋瑜：您最早的文学训练是诗歌，那时发表过吗？写诗是受谁的影响？
吕新：大部分年轻人可能都会以那种方式开始。虽然年轻，但也不能说不认真，也很认真，现在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分行的字，但当时就以为是诗。发表过一些，不过也非常不容易。看诗也是乱看，什么都看，传统的现代的都看。好像有一个刊物叫《外国诗》，印成书的样子，很漂亮，先不管里面的诗是谁写的，写得怎么样，外表首先就觉得特别好，家里现在还有好几本。没有明显觉得受到谁的影响，感觉就像春天来了，小虫子小草就会醒来，拱出地面一样，更像是一种本能或者什么。
舒晋瑜：为什么没在写诗这条路上走下去？
吕新：可能有很多原因，慢慢地觉得意思少了。还有一个承载的问题，你要写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那得写多少行诗，谁给你发表？除非著名诗人。而且好像也不能那么做，你有很多事情要写，总不能把诗都写成叙事诗吧？那时候，常见一些写诗的朋友在认真地数行数，真是在用手指头一行一行地数，看到发表的行数多了就高兴，少了就有些不满足。某人说，某某地方要发我四十行，六十行，感觉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成就感和得意感也陡然上升，旁边的人也会非常羡慕。听说某某著名诗人一下有几百行诗发表，感觉就像是在听一个不太可靠的神话故事。另外，诗人们的那种癫狂状态我也不是很适应，至少我不适合，已经发现自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现在想来，可能还是与年龄有关，一群写诗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让他们像老人一样安静，连激情也没有，还怎么写诗？
开始写小说以后，慢慢地就把那些全忘了。
舒晋瑜：《那是个幽幽的湖》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是投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吗？后来是谁发现了这篇作品？
吕新：住在单位宿舍，晚上经常一个人，也有时候和别的住宿舍的人说说话。有时候停电，周围一片黑暗。这个小说好像就是点着蜡烛写出来的。写的过程中，看见墙上老有影子在晃来晃去，还有山的形状和河流的形状。写完以后就给了《山西文学》，大部分作者可能都会这样做。责任编辑祝大同先生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
舒晋瑜：据说是读不懂，又“无人能写，无人不觉得好”的一篇作品，您自己怎样评价？
吕新：这样说，其实还是一个对于年轻作者的鼓励和爱护，如果劈头盖脸地给你一顿痛击，各种冷嘲热讽，那可能对一个人的打击也会很大。至于小说，我想一定存在很稚嫩的地方，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能有多深刻，不过可能也写出了一种比较真实的感觉。任何作品都会与写作者其时的心境和内外环境有关，寒冷的人，句子也会哆嗦，长期住在温室里的人，说话就懒洋洋的。
舒晋瑜：您受到的文学启蒙是20世纪欧美现代派小说吗？您那时阅读情况如何？是很快就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潮吗？
吕新：在此之前，外国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其实已看过不少，包括中国的。现代的还没有开始了解，最激进的可能到海明威为止，第一次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也觉得很好，看了两三遍。我记得很清楚，三个小时，一口气看完《太阳照常升起》，那是我阅读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本书，而且还是逐字逐句看完的。那时候还没有看过《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后来买到了博尔赫斯那本黄色封面的小说集，又一轮阅读就开始了。
人的阅读情况很复杂，有的一看就非常喜欢，有的则正好相反，还有的年轻时不喜欢，年龄大了开始喜欢，更有原来喜欢，后来不喜欢的。这种事很像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关系。很早就发现很多事情都能和人本身扯上关系。
舒晋瑜：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您觉得哪类作品更容易引起共鸣？
吕新：还是被称为现代的那些，博尔赫斯的那本小黄书，一看就喜欢上了，我看书唯一做过标记的就是他那本，用红蓝铅笔在里面画了线。同时买的劳伦斯的，毛姆的，还有几个人的，好像就没那么喜欢，有时候看着能睡着。第一次看《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也非常激动。当然还有鲁尔福，所谓拉美文学，我也就喜欢这三个人。
在县里上中学的时候，每个月只有两块钱的零用钱，在书店看到《地下室手记》《舅舅的梦》《白夜》（前两个好像印在同一本书上），想也没想就买下，不过看完以后就忘了，以当时那种年龄，怎么可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苏俄文学由于其过于特殊的地理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自成另一个世界，也是我最喜欢的。白桦林、铁丝网、面包、盐、糖、腌板油，本身就是文学。我到外面别的地方心情平静，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心里会有异样，有起伏。渴望以后有机会能去一次梁赞或塔什干。
吕新舒晋瑜
“我一直在寻找写作的意义”最近这一二十年，我真的没有发现过再让我很喜欢的作家。那年看到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感觉眼前迅速拉起一道黑幕，从此不再期待什么。其实，即使他还在，八九十岁的人了，也不能再期待他什么，他能在获奖之后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已经是超越所有人的奇迹了。
舒晋瑜：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获奖对于作家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还是说获奖作品已是他创作的顶峰？
吕新：普通的奖励当然不至于对人有什么太大的辐射，但是像诺奖这样的，大家公认是全世界或者整个人类最高的文学奖，人到达这样一个顶峰以后，出于人的本能，本身就会不由自主地松一口气，或者完全松懈、涣散，从此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集中精力做什么，一百年来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获奖作品确是他创作的顶峰。另外，按照自然规律，任何一个事物，到了抛物线的顶端，剩下的也就是开始下滑了，自然规律决定只能下滑，没有别的出路，绝不可能从抛物线的那一端，从顶峰的那一端再重新翻上去。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年龄问题，获这个奖的基本都在五十岁以上，更多的甚至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年龄，即使不获什么，也已经到了写作的顶端了，对于生命来说更是已经接近了尾声。
除了马尔克斯，一百多年来，你看看还有哪一个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舒晋瑜：也许作家们还在创造奇迹的途中——当时您走上文學之路顺畅吗？引领您走上文学道路的是谁？ 舒晋瑜：各色人物故事的背后，实际上也关注了国家民族之痛。小说创作中最大的难度和挑战是什么？
吕新：还应该是意义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难度和挑战。人物，故事，结构，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要和最终呈现出什么来相比，那还是最难的。可是，那个所谓的最难恰恰又是依靠这些来完成和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每一步都是难度和挑战。几块砖也许在一幢建筑里看似不起眼，可是你要是不放或者放得不对，整个建筑照样会出问题。歪了是小事么，歪了就离倒塌不远了，那还能有什么意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塌也有倒塌的意义，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此刻要说的。
舒晋瑜：2015年出版的《草青》，既有个人，又有关于时代的记忆。胡姓一家以及书中人物的名字，有何隐喻？
吕新：《草青》完成于1990年代末，第一次出版是2001年，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中间还曾有过一次出版，有大量的插图，画得很好，和我心目中的那种情景比较吻合。其中有一张邬云娜戴着草帽，站在雨里，目送儿子胡天远去，完全就是依照小说里的描写画出来的。
没有什么隐喻，因为事情发生在北方，天寒地冻，所以姓胡。父辈给子女起名字，不太在意，比较马虎，加上孩子又多，所以看上去可能有些混乱。
另外，一个家庭，孩子要是多了，也确实很容易混乱。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同龄人，同学，伙伴，家里有八九个孩子的太普遍了。我就无数次看到过，一个家里要是有九个孩子，每当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谁在谁不在，谁回来谁没回来，确实不大容易弄清楚，父母也常因混乱而多半记不得。另外再加上猪和鸡的助攻，都饿了，都嗷嗷地叫，哭着喊着闹着，一次次地闯进屋里，很快又被轰出去，情景确实非常混乱。作为旁观者，我也只能记住与我们年龄不相上下的那几个，更小的那一串，就不大能弄清楚了。
舒晋瑜：开头描述的是乡村，但却以魔幻的视角切入。对您来说，也许是自然而然的写作，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却感到新鲜而引人入胜。当时写作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心态，是否也为自己的想法得意？您认为自己的讲述有何独特之处？
吕新：坦率地说，写这个小说，可能完全忘了有人要看，只顾着写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夏天，天气应该很热，我却经常写得浑身凉幽幽的。共写了两份手稿，一份是草稿，第一稿，后来又比较工整地抄了一遍。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对这个小说有些偏爱，当时写得很满意，去年我又翻了一下，仍然很喜欢。故事是我喜欢的故事，包括人物。这个小说可能给人最大的障碍和阅读困扰就是其中的时间问题，年代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难读。要说有什么独特之处，可能也还是对于时间的运用和描绘，缺点也就是优点，长处也可能就是短处。
舒晋瑜：胡符真的会异术吗？有一段时期，好像作家们都特别“迷信”，是否也真的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异术”存在？
吕新：民间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些人，至于真正有没有所谓的“异术”，可能只有他们本人最清楚。
舒晋瑜：《掩面》中的少女寻父，《下弦月》中的妻子在寻夫，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所有的追寻都是徒劳的，您的很多小说，都在探寻历史的真谛，但和小说的结局相仿，这样的探寻是无意义的。您以为呢？
吕新：人生在世，很多时候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是徒劳的，没什么用处，但是人们还是会去做，不是么？类似的例子并不少，因为做了和没做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最终的结果一样。有一句老话叫“尽人事”，我以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舒晋瑜：您的小说向来都以隐喻见长，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这部小说的结构自然是有新意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也面临阅读的挑战。这一点您考虑過么？
吕新：有时候这种事也实在是没办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的改变，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改了很多了，包括性格和习惯。现在有时埋头一阵猛写，写完以后发现有的句子存在问题，段落也有问题，比如意象过于繁复或者晦涩，别人可能会不明白，那时候就会给句子或者段落动手术，进行一些改造，从用词到说话方式，能切除的就切除，尽可能让人明白，这在二十多年前是很难做到的。做这些心里其实非常矛盾，因为真是太厌恶陈词滥调了。如果用陈词滥调组合一篇小说，唉，那真是宁可不写。
舒晋瑜：在这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表达中，您有怎样独特的收获和感悟？
吕新：还真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和表达，要有就好了。心里常常紧缩。
写作这种事，其实有时候挺可怜的，比如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人物的名字，或者作品的名字，也都会令人非常的高兴，满足。换作是别的领域的人，这又能算是个什么事呢。
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去集上卖完鸡以后，回来的路上偶然捡到一只兔子甚至一只小羊，那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事，就像你给你的人物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名字一样。
舒晋瑜：《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这部作品中，您对中国的历史、革命史同样也深刻地认识和书写。能谈谈这部作品吗？当时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吕新：这个小说，起因是一位退休的校长，给他的一个儿子操办婚礼，不雇厨师，自己亲自切菜、掌勺。平时说话慢条斯理，很少有着急的时候，抽最便宜的烟，一买就是好几箱，嘴里的牙基本都是黑的，看着你笑，人又很善良。某些时候，我更觉得他像一位阅尽沧桑的僧人。
某一天，在打谷场附近，看见一个辫梢上扎着一根白绳子的女人，匆匆走过。看着她的背影，整个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情景突然清晰无比地呈现了出来。
舒晋瑜：评论家吴义勤曾经说，吕新“注定了是一个与传统无缘的典型的新潮作家”，但是您的作品不乏古典文学的气息。比如《八位作家与二十四本书》中提到《三言二拍》《太平广记》。《掩面》的题记是一首古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阮郎归》也是词牌名。您怎么看待传统与“新潮”的关系？ 吕新：以我那时的小说和人本身，吴义勤这结论是准确的。
年轻的时候确实对于传统的东西非常的不喜欢，有时会有意回避。初中时记得看过两页《红楼梦》，觉得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非常没意思，就想这说的都是些什么。现在看，如果那样的书能吸引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那书可能会有问题。能吸引住小孩子的，绝对不会吸引住那么多的中老年人。另外，一个小孩子要是抱着那种书，看得津津有味、入迷、沉湎、全身性地投入，我觉得那个孩子就也有点问题。
我是从三十多岁以后开始喜欢中国古典里的一些东西的，但是对于其中的另外的一些东西至今仍然不喜欢。比如古代书生们的那种摇头晃脑地吟风弄月的样子，比如他们那种很深的自恋情结，摇着扇子，认为自己很高级很高洁，别人都是俗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比如饮酒聚会时喜欢招人来起舞、演奏，而他们自觉高人一等，等等的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书生们身上的另一点又会让人喜欢，比如蒲松龄笔下的那些书生，不怕鬼，不怕邪，身上有凛然正气，很有点读书人应该具有的旷达和“愣”劲儿。
关于传统与新潮的关系，我觉得我也说不清，这事可能一本书也未必能说清楚。
舒晋瑜：评论把您归入“先锋作家”，您认同吗？您对“先锋”是怎样的理解？
吕新：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按照我的习性，本来不想说这种事，你问起来了，就随便瞎说一下。这么一种现象或者说精神，如果用一些词来描述，我想可能应该是这样的一些词：向往自由，不驯服，想反抗，想另辟蹊径，另起炉灶，不喜陈词滥调，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语言或形式上的革新，甚至革命，首先对于语言的要求大于其他一切，在这种前提下对于真正有价值有重量的东西也仍然青睐有加，古代和现代的那种比大部队提前出发的小分队或者先头部队，尖刀班甚至敢死队，或者压根就不属于什么大部队和集体，喜欢单打独斗，自由行动，也可能三五个人志趣相投，像“竹林七贤”“扬州八怪”，法国的格里耶他们，应该还存在着一种较深的自恋，世人皆浊我独清，或者扎起围栏，隐身迷雾与神秘，像品钦那样……等等的东西。
舒晋瑜：之前采访过苏童，他不认为自己“先锋”过，格非已回归到传统。您呢？一直在坚守？我这么说，是否观念先行？
吕新：唉，“坚守”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只是一天一天地在写，像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人也时刻都在变化之中，隔几年，就会发现变了很大一截，从年龄到内心，再到小说本身。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在先锋作家中（姑且这么概括）有何特殊性？
吕新：实话实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包括认可什么与否。我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很多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事，让大多数人感到困扰、焦虑、兴奋和热衷的事，在我这里很难溅起水花，更有些是不存在的。不是说我怎么样，而恰恰是因为从来不会去想那些。很多人看见钻石两眼放光，可在一个不喜欢的人眼里，那不过就是块亮晶晶的石头。我有时想，假如砖头、鹅卵石为世间稀有之物，人们照样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它，然后得到，挂在胸前，戴在手上。铝诞生之初，也曾极为珍贵稀有，拿破仑吃饭用的勺子、碗、盘子，甚至杯子，都是铝制品，而且只能他一个人使用，下面的人无权使用，连大臣们都没有资格，只能继续端着他们的老一套的银器皿羡慕嫉妒地看着皇帝使用最时尚的新玩意儿进食。
舒晋瑜：《白杨木的春天》先是获得十月文学奖，又获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白杨木”，对您来说是否也有特殊的意义？
吕新：我们那个地方，只有杨树、柳树和榆树，尤以杨树为最多。我为什么动不动要说一个词“苦寒之地”？因为事实如此。记忆中，长水果的树只有杏树和李子树，如果那也能叫水果的话。李子，从来也没有甜過，好像就没有长成过，就那还有人看着。杏子也是，品种好的很稀少，大多酸涩，咬一口，酸得人浑身直哆嗦，可能只有怀孕的女人能对付。小时候看《红色娘子军》，看见海南岛的椰林，大人小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树？有些一贯自以为是的人就认为是画的。
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我回去看他。是阴天，屋里光线昏暗，就我们两个人。他睡着以后，我走到阴面的阳台上，看见他前些日子买的葱散乱地堆着，互相压着，有的已经发霉。我虽然从来没有挽过葱，但还是松松垮垮地帮他挽了起来，靠墙摆好，坏了的扔掉。又擦了地，清洗了厕所。之后，站在窗前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外面萧瑟的秋风，风刮来，白杨树上金黄的树叶雨点一样无数鸟一样哗哗地飘舞，落下。旁边正在办丧事的灵棚里，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播放着高亢嘹亮的悲音，其中的晋北道情，本身就像一种悲音。秋风秋雨愁煞人，虽然没有秋雨，但秋风落叶更令人无限惆怅。眼前的情景似乎只能用凄凉、苍凉和悲凉来描述。
草木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也许不能说是灵魂，但至少也应该是一种容颜，像我们从小生活的那种寒冷的地方，就更是如此。河边的一片存在了很多年的高大的白杨树林消失以后，那一带从此就变得很丑陋。小时候从正反两面都舔过那种树的树皮，除了清苦，还有点儿辣。
舒晋瑜：能否谈谈这篇小说的来历？触动写作的原因是什么？
吕新：已经过了好些年了，现在几乎想不起这个小说当初是怎么来的，首先可能应该与一些实物有关：一座偏远的小城，青白色的不太明亮的街灯，街两边的连环画一样的人家，店铺，隔墙飘出的大提琴哭泣一般的声音，寂寥无比的直属粮库，城外的草木，当然少不了杨树，通往远处的公路，一种老式的在小孩子眼里像是长着脚的长途汽车，这些多为实物和记忆。另外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在心里盘旋已久的东西。两方面一经融合，小说就有了。
至于原因，源于看到的类似的东西感觉很虚假，想写出一种比较真实的生活和存在。
舒晋瑜：很多人都注意到，景物描写逐渐在小说家的叙述中减少甚至消失了，但是在您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熟悉的景物，并从中感受美好的诗意。您觉得景物描写对小说重要吗？可否谈谈您对景物描写的感受？
吕新：大部分年轻人可能都会以那种方式开始。虽然年轻，但也不能说不认真，也很认真，现在看起来很可能只是一些分行的字，但当时就以为是诗。发表过一些，不过也非常不容易。看诗也是乱看，什么都看，传统的现代的都看。好像有一个刊物叫《外国诗》，印成书的样子，很漂亮，先不管里面的诗是谁写的，写得怎么样，外表首先就觉得特别好，家里现在还有好几本。没有明显觉得受到谁的影响，感觉就像春天来了，小虫子小草就会醒来，拱出地面一样，更像是一种本能或者什么。
舒晋瑜：为什么没在写诗这条路上走下去？
吕新：可能有很多原因，慢慢地觉得意思少了。还有一个承载的问题，你要写一个很复杂的东西，那得写多少行诗，谁给你发表？除非著名诗人。而且好像也不能那么做，你有很多事情要写，总不能把诗都写成叙事诗吧？那时候，常见一些写诗的朋友在认真地数行数，真是在用手指头一行一行地数，看到发表的行数多了就高兴，少了就有些不满足。某人说，某某地方要发我四十行，六十行，感觉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成就感和得意感也陡然上升，旁边的人也会非常羡慕。听说某某著名诗人一下有几百行诗发表，感觉就像是在听一个不太可靠的神话故事。另外，诗人们的那种癫狂状态我也不是很适应，至少我不适合，已经发现自己不是那种类型的人。现在想来，可能还是与年龄有关，一群写诗的年轻人，怎么可能让他们像老人一样安静，连激情也没有，还怎么写诗？
开始写小说以后，慢慢地就把那些全忘了。
舒晋瑜：《那是个幽幽的湖》是在什么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是投到《山西文学》编辑部吗？后来是谁发现了这篇作品？
吕新：住在单位宿舍，晚上经常一个人，也有时候和别的住宿舍的人说说话。有时候停电，周围一片黑暗。这个小说好像就是点着蜡烛写出来的。写的过程中，看见墙上老有影子在晃来晃去，还有山的形状和河流的形状。写完以后就给了《山西文学》，大部分作者可能都会这样做。责任编辑祝大同先生从自然来稿中发现了它。
舒晋瑜：据说是读不懂，又“无人能写，无人不觉得好”的一篇作品，您自己怎样评价？
吕新：这样说，其实还是一个对于年轻作者的鼓励和爱护，如果劈头盖脸地给你一顿痛击，各种冷嘲热讽，那可能对一个人的打击也会很大。至于小说，我想一定存在很稚嫩的地方，一个二十多岁的人能有多深刻，不过可能也写出了一种比较真实的感觉。任何作品都会与写作者其时的心境和内外环境有关，寒冷的人，句子也会哆嗦，长期住在温室里的人，说话就懒洋洋的。
舒晋瑜：您受到的文学启蒙是20世纪欧美现代派小说吗？您那时阅读情况如何？是很快就接受了西方文学思潮吗？
吕新：在此之前，外国传统的所谓现实主义的作品我其实已看过不少，包括中国的。现代的还没有开始了解，最激进的可能到海明威为止，第一次看《乞力马扎罗的雪》也觉得很好，看了两三遍。我记得很清楚，三个小时，一口气看完《太阳照常升起》，那是我阅读史上速度最快的一本书，而且还是逐字逐句看完的。那时候还没有看过《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后来买到了博尔赫斯那本黄色封面的小说集，又一轮阅读就开始了。
人的阅读情况很复杂，有的一看就非常喜欢，有的则正好相反，还有的年轻时不喜欢，年龄大了开始喜欢，更有原来喜欢，后来不喜欢的。这种事很像是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复杂关系。很早就发现很多事情都能和人本身扯上关系。
舒晋瑜：在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中，您觉得哪类作品更容易引起共鸣？
吕新：还是被称为现代的那些，博尔赫斯的那本小黄书，一看就喜欢上了，我看书唯一做过标记的就是他那本，用红蓝铅笔在里面画了线。同时买的劳伦斯的，毛姆的，还有几个人的，好像就没那么喜欢，有时候看着能睡着。第一次看《百年孤独》《喧哗与骚动》也非常激动。当然还有鲁尔福，所谓拉美文学，我也就喜欢这三个人。
在县里上中学的时候，每个月只有两块钱的零用钱，在书店看到《地下室手记》《舅舅的梦》《白夜》（前两个好像印在同一本书上），想也没想就买下，不过看完以后就忘了，以当时那种年龄，怎么可能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苏俄文学由于其过于特殊的地理与政治的千丝万缕的关系，自成另一个世界，也是我最喜欢的。白桦林、铁丝网、面包、盐、糖、腌板油，本身就是文学。我到外面别的地方心情平静，但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心里会有异样，有起伏。渴望以后有机会能去一次梁赞或塔什干。
吕新舒晋瑜
“我一直在寻找写作的意义”最近这一二十年，我真的没有发现过再让我很喜欢的作家。那年看到马尔克斯去世的消息，感觉眼前迅速拉起一道黑幕，从此不再期待什么。其实，即使他还在，八九十岁的人了，也不能再期待他什么，他能在获奖之后写出《霍乱时期的爱情》，就已经是超越所有人的奇迹了。
舒晋瑜：为什么这么说？您觉得获奖对于作家有什么特别的挑战吗？还是说获奖作品已是他创作的顶峰？
吕新：普通的奖励当然不至于对人有什么太大的辐射，但是像诺奖这样的，大家公认是全世界或者整个人类最高的文学奖，人到达这样一个顶峰以后，出于人的本能，本身就会不由自主地松一口气，或者完全松懈、涣散，从此再也不能像原来一样集中精力做什么，一百年来的事实已经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也证明获奖作品确是他创作的顶峰。另外，按照自然规律，任何一个事物，到了抛物线的顶端，剩下的也就是开始下滑了，自然规律决定只能下滑，没有别的出路，绝不可能从抛物线的那一端，从顶峰的那一端再重新翻上去。另外还有一个客观的年龄问题，获这个奖的基本都在五十岁以上，更多的甚至七八十岁，八九十岁，这年龄，即使不获什么，也已经到了写作的顶端了，对于生命来说更是已经接近了尾声。
除了马尔克斯，一百多年来，你看看还有哪一个人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舒晋瑜：也许作家们还在创造奇迹的途中——当时您走上文學之路顺畅吗？引领您走上文学道路的是谁？ 舒晋瑜：各色人物故事的背后，实际上也关注了国家民族之痛。小说创作中最大的难度和挑战是什么？
吕新：还应该是意义的问题，这才是最大的难度和挑战。人物，故事，结构，不能说不重要，但是要和最终呈现出什么来相比，那还是最难的。可是，那个所谓的最难恰恰又是依靠这些来完成和实现的，所以我觉得每一步都是难度和挑战。几块砖也许在一幢建筑里看似不起眼，可是你要是不放或者放得不对，整个建筑照样会出问题。歪了是小事么，歪了就离倒塌不远了，那还能有什么意义。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倒塌也有倒塌的意义，但这显然不是我们此刻要说的。
舒晋瑜：2015年出版的《草青》，既有个人，又有关于时代的记忆。胡姓一家以及书中人物的名字，有何隐喻？
吕新：《草青》完成于1990年代末，第一次出版是2001年，是我本人非常喜欢的一部小说。中间还曾有过一次出版，有大量的插图，画得很好，和我心目中的那种情景比较吻合。其中有一张邬云娜戴着草帽，站在雨里，目送儿子胡天远去，完全就是依照小说里的描写画出来的。
没有什么隐喻，因为事情发生在北方，天寒地冻，所以姓胡。父辈给子女起名字，不太在意，比较马虎，加上孩子又多，所以看上去可能有些混乱。
另外，一个家庭，孩子要是多了，也确实很容易混乱。我们小时候的一些同龄人，同学，伙伴，家里有八九个孩子的太普遍了。我就无数次看到过，一个家里要是有九个孩子，每当吃饭或者睡觉的时候，谁在谁不在，谁回来谁没回来，确实不大容易弄清楚，父母也常因混乱而多半记不得。另外再加上猪和鸡的助攻，都饿了，都嗷嗷地叫，哭着喊着闹着，一次次地闯进屋里，很快又被轰出去，情景确实非常混乱。作为旁观者，我也只能记住与我们年龄不相上下的那几个，更小的那一串，就不大能弄清楚了。
舒晋瑜：开头描述的是乡村，但却以魔幻的视角切入。对您来说，也许是自然而然的写作，但是对于读者来说，却感到新鲜而引人入胜。当时写作的时候，您是怎样的心态，是否也为自己的想法得意？您认为自己的讲述有何独特之处？
吕新：坦率地说，写这个小说，可能完全忘了有人要看，只顾着写了。现在想起来，当时是夏天，天气应该很热，我却经常写得浑身凉幽幽的。共写了两份手稿，一份是草稿，第一稿，后来又比较工整地抄了一遍。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对这个小说有些偏爱，当时写得很满意，去年我又翻了一下，仍然很喜欢。故事是我喜欢的故事，包括人物。这个小说可能给人最大的障碍和阅读困扰就是其中的时间问题，年代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很难读。要说有什么独特之处，可能也还是对于时间的运用和描绘，缺点也就是优点，长处也可能就是短处。
舒晋瑜：胡符真的会异术吗？有一段时期，好像作家们都特别“迷信”，是否也真的有科学无法解释的“异术”存在？
吕新：民间应该存在着这样一些人，至于真正有没有所谓的“异术”，可能只有他们本人最清楚。
舒晋瑜：《掩面》中的少女寻父，《下弦月》中的妻子在寻夫，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岁月里，所有的追寻都是徒劳的，您的很多小说，都在探寻历史的真谛，但和小说的结局相仿，这样的探寻是无意义的。您以为呢？
吕新：人生在世，很多时候明知道有些事情可能是徒劳的，没什么用处，但是人们还是会去做，不是么？类似的例子并不少，因为做了和没做是完全不一样的，虽然最终的结果一样。有一句老话叫“尽人事”，我以为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舒晋瑜：您的小说向来都以隐喻见长，大风、炊烟、阴沉的天空、冬夜、月亮和糖等意象既充满隐喻，又具有结构功能。《下弦月》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隐喻。这部小说的结构自然是有新意的，但是，对于读者来说，也面临阅读的挑战。这一点您考虑過么？
吕新：有时候这种事也实在是没办法，随着年龄的增长，心态的改变，实际上我觉得我已经改了很多了，包括性格和习惯。现在有时埋头一阵猛写，写完以后发现有的句子存在问题，段落也有问题，比如意象过于繁复或者晦涩，别人可能会不明白，那时候就会给句子或者段落动手术，进行一些改造，从用词到说话方式，能切除的就切除，尽可能让人明白，这在二十多年前是很难做到的。做这些心里其实非常矛盾，因为真是太厌恶陈词滥调了。如果用陈词滥调组合一篇小说，唉，那真是宁可不写。
舒晋瑜：在这样自由自在无所顾忌的表达中，您有怎样独特的收获和感悟？
吕新：还真没有你说的那种感觉和表达，要有就好了。心里常常紧缩。
写作这种事，其实有时候挺可怜的，比如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人物的名字，或者作品的名字，也都会令人非常的高兴，满足。换作是别的领域的人，这又能算是个什么事呢。
很多的事情其实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去集上卖完鸡以后，回来的路上偶然捡到一只兔子甚至一只小羊，那也一定是非常高兴的事，就像你给你的人物忽然想到一个很好的名字一样。
舒晋瑜：《我把十八年前的那场鹅毛大雪想出来了》这部作品中，您对中国的历史、革命史同样也深刻地认识和书写。能谈谈这部作品吗？当时创作背景是怎样的？
吕新：这个小说，起因是一位退休的校长，给他的一个儿子操办婚礼，不雇厨师，自己亲自切菜、掌勺。平时说话慢条斯理，很少有着急的时候，抽最便宜的烟，一买就是好几箱，嘴里的牙基本都是黑的，看着你笑，人又很善良。某些时候，我更觉得他像一位阅尽沧桑的僧人。
某一天，在打谷场附近，看见一个辫梢上扎着一根白绳子的女人，匆匆走过。看着她的背影，整个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情景突然清晰无比地呈现了出来。
舒晋瑜：评论家吴义勤曾经说，吕新“注定了是一个与传统无缘的典型的新潮作家”，但是您的作品不乏古典文学的气息。比如《八位作家与二十四本书》中提到《三言二拍》《太平广记》。《掩面》的题记是一首古歌：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揖。《阮郎归》也是词牌名。您怎么看待传统与“新潮”的关系？ 吕新：以我那时的小说和人本身，吴义勤这结论是准确的。
年轻的时候确实对于传统的东西非常的不喜欢，有时会有意回避。初中时记得看过两页《红楼梦》，觉得家长里短，婆婆妈妈的非常没意思，就想这说的都是些什么。现在看，如果那样的书能吸引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那书可能会有问题。能吸引住小孩子的，绝对不会吸引住那么多的中老年人。另外，一个小孩子要是抱着那种书，看得津津有味、入迷、沉湎、全身性地投入，我觉得那个孩子就也有点问题。
我是从三十多岁以后开始喜欢中国古典里的一些东西的，但是对于其中的另外的一些东西至今仍然不喜欢。比如古代书生们的那种摇头晃脑地吟风弄月的样子，比如他们那种很深的自恋情结，摇着扇子，认为自己很高级很高洁，别人都是俗物，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比如饮酒聚会时喜欢招人来起舞、演奏，而他们自觉高人一等，等等的一些东西。但是，有些书生们身上的另一点又会让人喜欢，比如蒲松龄笔下的那些书生，不怕鬼，不怕邪，身上有凛然正气，很有点读书人应该具有的旷达和“愣”劲儿。
关于传统与新潮的关系，我觉得我也说不清，这事可能一本书也未必能说清楚。
舒晋瑜：评论把您归入“先锋作家”，您认同吗？您对“先锋”是怎样的理解？
吕新：实话实说，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种问题。按照我的习性，本来不想说这种事，你问起来了，就随便瞎说一下。这么一种现象或者说精神，如果用一些词来描述，我想可能应该是这样的一些词：向往自由，不驯服，想反抗，想另辟蹊径，另起炉灶，不喜陈词滥调，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语言或形式上的革新，甚至革命，首先对于语言的要求大于其他一切，在这种前提下对于真正有价值有重量的东西也仍然青睐有加，古代和现代的那种比大部队提前出发的小分队或者先头部队，尖刀班甚至敢死队，或者压根就不属于什么大部队和集体，喜欢单打独斗，自由行动，也可能三五个人志趣相投，像“竹林七贤”“扬州八怪”，法国的格里耶他们，应该还存在着一种较深的自恋，世人皆浊我独清，或者扎起围栏，隐身迷雾与神秘，像品钦那样……等等的东西。
舒晋瑜：之前采访过苏童，他不认为自己“先锋”过，格非已回归到传统。您呢？一直在坚守？我这么说，是否观念先行？
吕新：唉，“坚守”这个词用在我身上其实是不太恰当的，因为我并没有做什么，我只是一天一天地在写，像大多数人一样在生活，人也时刻都在变化之中，隔几年，就会发现变了很大一截，从年龄到内心，再到小说本身。
舒晋瑜：您觉得自己在先锋作家中（姑且这么概括）有何特殊性？
吕新：实话实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也包括认可什么与否。我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人，很多与小说本身无关的事，让大多数人感到困扰、焦虑、兴奋和热衷的事，在我这里很难溅起水花，更有些是不存在的。不是说我怎么样，而恰恰是因为从来不会去想那些。很多人看见钻石两眼放光，可在一个不喜欢的人眼里，那不过就是块亮晶晶的石头。我有时想，假如砖头、鹅卵石为世间稀有之物，人们照样会千方百计地追逐它，然后得到，挂在胸前，戴在手上。铝诞生之初，也曾极为珍贵稀有，拿破仑吃饭用的勺子、碗、盘子，甚至杯子，都是铝制品，而且只能他一个人使用，下面的人无权使用，连大臣们都没有资格，只能继续端着他们的老一套的银器皿羡慕嫉妒地看着皇帝使用最时尚的新玩意儿进食。
舒晋瑜：《白杨木的春天》先是获得十月文学奖，又获赵树理文学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白杨木”，对您来说是否也有特殊的意义？
吕新：我们那个地方，只有杨树、柳树和榆树，尤以杨树为最多。我为什么动不动要说一个词“苦寒之地”？因为事实如此。记忆中，长水果的树只有杏树和李子树，如果那也能叫水果的话。李子，从来也没有甜過，好像就没有长成过，就那还有人看着。杏子也是，品种好的很稀少，大多酸涩，咬一口，酸得人浑身直哆嗦，可能只有怀孕的女人能对付。小时候看《红色娘子军》，看见海南岛的椰林，大人小孩，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树？有些一贯自以为是的人就认为是画的。
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我回去看他。是阴天，屋里光线昏暗，就我们两个人。他睡着以后，我走到阴面的阳台上，看见他前些日子买的葱散乱地堆着，互相压着，有的已经发霉。我虽然从来没有挽过葱，但还是松松垮垮地帮他挽了起来，靠墙摆好，坏了的扔掉。又擦了地，清洗了厕所。之后，站在窗前一边抽烟一边望着外面萧瑟的秋风，风刮来，白杨树上金黄的树叶雨点一样无数鸟一样哗哗地飘舞，落下。旁边正在办丧事的灵棚里，高音喇叭一遍一遍地播放着高亢嘹亮的悲音，其中的晋北道情，本身就像一种悲音。秋风秋雨愁煞人，虽然没有秋雨，但秋风落叶更令人无限惆怅。眼前的情景似乎只能用凄凉、苍凉和悲凉来描述。
草木对于一个地方来说，也许不能说是灵魂，但至少也应该是一种容颜，像我们从小生活的那种寒冷的地方，就更是如此。河边的一片存在了很多年的高大的白杨树林消失以后，那一带从此就变得很丑陋。小时候从正反两面都舔过那种树的树皮，除了清苦，还有点儿辣。
舒晋瑜：能否谈谈这篇小说的来历？触动写作的原因是什么？
吕新：已经过了好些年了，现在几乎想不起这个小说当初是怎么来的，首先可能应该与一些实物有关：一座偏远的小城，青白色的不太明亮的街灯，街两边的连环画一样的人家，店铺，隔墙飘出的大提琴哭泣一般的声音，寂寥无比的直属粮库，城外的草木，当然少不了杨树，通往远处的公路，一种老式的在小孩子眼里像是长着脚的长途汽车，这些多为实物和记忆。另外就是精神方面的，一些在心里盘旋已久的东西。两方面一经融合，小说就有了。
至于原因，源于看到的类似的东西感觉很虚假，想写出一种比较真实的生活和存在。
舒晋瑜：很多人都注意到，景物描写逐渐在小说家的叙述中减少甚至消失了，但是在您的作品中，我们找到了熟悉的景物，并从中感受美好的诗意。您觉得景物描写对小说重要吗？可否谈谈您对景物描写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