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称，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中国企业正面临企业社会责任的挑战性考验。那种资本无道德，财富非伦理，为富可以不仁的经济理论和商业实践，不仅国际社会难以接受，中国社会也已经不能容忍。(1月29日《中国经济周刊》)
　　中国“资本道德”是乱象重生或是正态表现——这个命题可以用时下几个高频出现的口水词来回答：仇富、为富不仁、无良富豪……“资本道德”，就是时刻感怀资本最初的道德本性，表现为“企业社会责任”、“个人群体担当”，是资本在利润的“塞王歌声”里保持底线的情怀和悲悯。据说亨利·福特1914年在美国干了三件事，一是生产了汽车，二是开了流水线，三是率先在美国每日工作8小时、每8小时5美金(包括清洁工)，而美国当时一般的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才2.5美金。“道德”不是“资本”的“赔钱货”，相反，经济伦理学早就证实了一个真理：道德因素一旦渗透进入资本运行过程中，资本在周转中所实现的价值增值比道德缺席的情况下所实现的增值要大得多，并且这种增值的可持续性也同样要大得多。换句话说，这些年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譬如环境恶化、譬如食品危机，有几成可以作“市场经济原罪”的呢?相反，恰恰是道德滥觞下无序无德的利润最大化的恶果。
　　关于“资本道德”，谴责是一回事，养成是另一回事。假若真要归谬中国“资本道德”的低指数现状，怕离不开这么几个因素：一是道德的制度化建设苍白无力，社会在宏观构建上偏重对利润的生成与捍卫，而不惜弱化道德的归置与平衡作用，譬如特权式的招商引资，譬如漠视慈善回报率等。其次是错位的资本道德信仰和不自信的资本道德力量。亚里士多德说，“优良的经济生活一定具有三项善囡：外物诸善、躯体诸善、灵魂诸善。”道德的本质是正义，诡异的是，我们似乎已然进入了一个耻于谈道德论美德的时代，又盼望别人信仰道德又偷偷架空私人道德，在资本道德上，我们除了叹息和谩骂，还有怎样建设性的作为呢?三是我们过度依赖公权对经济资源的配置和调节，社会道德舆论虚空而无力，这就是很奇怪的中国企业的黑幕从不怕曝光从不畏人言的根源。资本，首先是一个社会属性的问题，用“泛经济主义”的思路来统包统筹迟早是要措手不及的。
　　西方经济学界曾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的道德底线”，所引用的例证就是不断沦陷于中国资本潜规则的跨国企业。“资本道德”稀缺下最沉痛的埋单者，正是那些在以牺牲工人工资福利为代价的生产方式下流血流汗的产业工人们。“中国不能接受资本无道德论”，但时下最最迫切的，不是义愤也不是羞愧，而是营造一方让无道德的资本运转不灵、让道德资本与风险收益相关联的社会土壤，给“资本道德”找寻一条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