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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这阵再没有什么更高的拍卖价格值得艺术圈的人茶余饭后闲谈了，秋拍算是过去了，各拍卖行纷纷开始了2014春拍的征集工作，只是《功甫帖》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论不休。
整个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2013年9月，开启亿元时代的重要买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人民币）的价格购得苏轼《功甫帖》，领衔纽约苏富比亚洲艺术周拍卖会。事后苏富比古代书画部主管用“书法拍卖中里程碑式”的成交来形容此次落槌。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的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3位专家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质疑该书法作品的真伪。至于怎么个假法儿那就是所谓的学术问题了，但是自此起关于真假的辩论就未曾停息，1月3日，苏富比针对专家的报告做出回应，并承诺10天之内会对文章具体内容做出回应。早在3位专家提出质疑，但文章还未发表之时，刘益谦就公开回应，表示在竞拍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并称苏富比也成立了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研讨。事情至此就《功甫帖》是真是伪似乎没那么快有定论，也没有人着急要个结果。只是几个博物馆专家跳出来质疑民间收藏的真伪显得有点不合常理，因为在业内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公立博物馆专家为保持学术品质，不为利益方背书，从不介入市场鉴定。一旦与利益相关，事情往往都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一旦跟钱有关系，事情也往往不是它应该的样子，艺术亦是如此。但钱又能让它所到之地膨胀，引得瞩目。
在除旧迎新之际，我们都不能免俗，回顾过去一年，展望新一年，媒体们也纷纷盘点去年的大事儿，展望明年的趋势。粗略翻看一下，不难发现去年艺术圈能够上榜的大事儿，十有八九都跟市场脱不了干系。如前文提到的《功甫帖》，万达集团花了1.72亿人民币买了毕加索的《两个小孩》，电商平台大举入侵艺术界，首届香港巴塞尔举办，当代水墨的火爆，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卖了1.6亿港币。而明年的亮点不过是今年的延续，水墨继续强势，诸如曾梵志这样的个人品牌将陆续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艺术大师会来中国抢钱抢关注。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艺术，可是它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艺术时代
2013年圣诞节，现任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高级策划人的皮力在自己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写下了一篇题为《三十，四十和五十》的文章，大致谈了他对艺术家年龄的感慨。文章开头他引用了艺术家王功新10年前给他讲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就不在此赘述，总结一下就是“当艺术家特别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就是要敢拿一辈子‘赌’，而且赌了就是要‘愿赌服输’，而这种精神就是当代艺术史的精神。”皮力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听了之后会喜欢的故事。
30，40和50岁的艺术家们可以说是轮番登场，50岁这一波有着丰富的阅历，他们随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成长；40岁的艺术家毕业没多久就赶上了市场大起的好时光，推高了价格；30岁的年轻人虽然赶上了经济危机，但也依然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有机会做个展，自给自足。而此时，他们所要共同面对的是这个被市场催生的艺术氛围。
如今活跃的职业艺术家绝大多数还是学院派出身，而我们的教育在选拔人才方面则很难照顾到学生的兴趣，许多考生选择美术院校的理由至今还是因为文化课录取分数低，而专业考试则可以临时报个考前班突击一下。同时也有一些真心喜欢艺术，在绘画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则因为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年复一年的考。最终考上的不喜欢，喜欢的考不上，不在少数。一个招生制度就将不少未来的艺术家挡在了门外，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系主任张小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表示，现在值得教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学毕业后，生存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在没有画廊代理，卖不掉作品的时候，许多学生不得不先找份工作，有的甚至放弃走艺术家这条路。但有着成为伟大艺术家梦想的人或许不曾放弃，他们“愿赌服输”，他们未曾想过“如果我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皮力说，他在而立之年和不惑之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原来总在想“还有什么是我做不好的”，而现在总在想“还有什么是我能做好的？”少了那份年少轻狂。皮力将小波喝高了之后那句“十年江湖、十年不服”送给他的前辈和晚辈，这种轻狂和不服应当被每一个有梦想的艺术家珍藏和驾驭，在适当的时候对所谓的机会说“不”。
他们和他们走不出的艺术怪圈
需要对所谓的机会说“不”的不只是艺术家，还包括批评家、策展人等艺术界各角色人物。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圈，还是一个人人都是批评家、人人都是策展人的艺术圈，曾经掌握话语权的角色如今似乎不那么有权了。时下大家都默认，在批评界，真正下得去嘴批评的少了，吹捧的多了，真知灼见的少了，虚伪的声音多了，所谓的批评家多了，能够提出问题、写出有思想价值的艺术批评的人少了。在策展界，展览越来越多了，好展览却凤毛麟角了，能策划展览的人多了，真正称得上策展人的人少了。
批评家曾是艺术领域最权威的职业，严肃而神圣。他们具有深入阐释作品的权威，他们的判断可以影响学术机构对艺术价值的判定，甚至影响收藏和销售。也正是因为批评家所拥有的这些权力，在市场化了的艺术领域批评也逐渐被金钱绑架，甚至一些深陷其中的批评家都豪不讳言，“当艺术圈越来越像一个名利场，面对市场环境，有时批评的声音在不自觉地依附名利，资本参与使批评的言辞变得疲软，但现状如此、改变很难。艺术批评正在被人情和金钱绑架。”常常在一些展览上看到艺术家将某某先生为自己写的评论张贴在展墙上，但看过展览不禁会觉得这居然某先生写的评论。当批评家乐意吹捧，艺术家欣然接受这种吹捧时，没有人在尊重自己角色，又怎么会有人尊重艺术。
加之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发展，舆论的门槛降低了，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候那些业余的批评家反而更敢说话，能够更尖锐的提出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名气，所以没有艺术家花钱请批评，或者激烈的言辞也可以成为炒作自己的噱头，为自己成为“真正的”批评家铺平道路。 现在的展览都爱搞研讨会，请上那么几个批评家讨论讨论，许多批评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甚至在来之前都没有看过艺术家的作品，就在研讨会的桌边翻翻画册，就能批评上几句，给个面子，捧个场。或许他们也厌倦这样的场合，只是他们无法抽离。现在策展人更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职业身份，有空间、有艺术家、有作品，谁摆摆、挂挂不都行吗，有多少人还没整明白策展人是干嘛的就当上了策展人。
这是一个怪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怡然自得，且不能自拔。
我们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艺术
2013年年底，我和几个好久不见的大学校友相约一起打打球，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个原本低碳环保的健身活动，变成了大半天的吃喝玩乐。由于大家都是美院出来的，闲扯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这个圈子。A和B都是美院国画系出来的，C是美术史系的，他们都是爱学习的好青年，都拿到了硕士研究生学位。A和B都是奔着做职业艺术家去的，差别在于A画的是传统山水画，而B走的是时下流行的实验道路。巧的是A和B的导师目前分别是国内两家美术馆的馆长，但是A的导师说，你不用工作，在家好好画画，B的导师则让B到自己所在的美术馆工作，学以致用。A和B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A非常迷茫，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并且还要购置画画的材料，他不得不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和几个上班族合租一套房子，当大家都去上班的时候，他自己在家画画，每次出门都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做得成展览，怎样才能卖得出作品以支持自己继续创作。B平日的工作不算忙，他和自己工作室的一群朋友志趣相投组成了小组，每周都会进行艺术讨论，他们做展览也以小组的面貌出现，B的创作并不多，但他一点也不焦虑。其实以我们现在对成功的判断的标准来衡量一下A和B，外人看来，他们差别不大，都没做过几个展览，没卖过几张画。记得B刚毕业那会儿跟我说过，他的画儿应该是分卖的和不卖的两种，不卖的是画给自己的。我想这些不卖的才应当称之为艺术，不管它是不是够好，或者不能简单的用好坏去评判。C研究生攻读的方向是民间美术，这个与时下艺术圈有些格格不入的专业，让C的所学至今也没发挥什么作用，不过他倒是能够很快融入社会，融入这个圈子，他先是用一纸合同和5年的时间换得了北京户口，最近还开始倒腾画儿了，就在饭桌上他不停的接着电话，基本上是一个人打来的，谈论的无非是买画儿的事儿，C自己手里有几个艺术家的资源，既可以命题创作，也可以直接购买现有的作品，C拿个提成，就在我们见面的当天，他还不忘要了A和B的作品图。每个人以自己能够适应的方式在这个圈子里生存，或好或坏。
我是他们几个当中学历最低的，上到本科结束校园生活，年龄最大的，虽然只差两岁。但似乎又是他们当中离这个圈子最远的，我似乎是不靠这个圈子生存的，我不需要卖画，也不需要帮别人卖画。毕业以来，我从事的工作都是媒体行业，只是老板不同而已，我就像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个圈子。有时候会觉得，离得越近，看得越多反而会越麻木，蒙蔽了那颗能够感知艺术的心。一年下来，约了不少稿子，写了不少文章，坚持着自己可怜的小原则，但是也没看到有多少艺术家的作品是做给自己的。一个同在纸媒工作过的同学在微信上发表了如下感慨，“能做到最好的杂志大抵也就两种，一种只关心读者想看什么，另一种只在乎自己想给什么，凡在这两者之间犹豫的，都属于折中了立场，做不到极致。前者精明，是把传媒当作一个产业在做；后者霸气，是当作一个人生理想在做。”我点了赞，我佩服前者，因为我自认不够精明，我羡慕后者，因为我希望自己还有理想。
整个事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2013年9月，开启亿元时代的重要买家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人民币）的价格购得苏轼《功甫帖》，领衔纽约苏富比亚洲艺术周拍卖会。事后苏富比古代书画部主管用“书法拍卖中里程碑式”的成交来形容此次落槌。2014年1月1日，上海博物馆的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3位专家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质疑该书法作品的真伪。至于怎么个假法儿那就是所谓的学术问题了，但是自此起关于真假的辩论就未曾停息，1月3日，苏富比针对专家的报告做出回应，并承诺10天之内会对文章具体内容做出回应。早在3位专家提出质疑，但文章还未发表之时，刘益谦就公开回应，表示在竞拍前曾请专家做过鉴定，并无真伪之疑，并称苏富比也成立了特别小组，邀请全球博物馆专家对《功甫帖》的真伪进行研讨。事情至此就《功甫帖》是真是伪似乎没那么快有定论，也没有人着急要个结果。只是几个博物馆专家跳出来质疑民间收藏的真伪显得有点不合常理，因为在业内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公立博物馆专家为保持学术品质，不为利益方背书，从不介入市场鉴定。一旦与利益相关，事情往往都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一旦跟钱有关系，事情也往往不是它应该的样子，艺术亦是如此。但钱又能让它所到之地膨胀，引得瞩目。
在除旧迎新之际，我们都不能免俗，回顾过去一年，展望新一年，媒体们也纷纷盘点去年的大事儿，展望明年的趋势。粗略翻看一下，不难发现去年艺术圈能够上榜的大事儿，十有八九都跟市场脱不了干系。如前文提到的《功甫帖》，万达集团花了1.72亿人民币买了毕加索的《两个小孩》，电商平台大举入侵艺术界，首届香港巴塞尔举办，当代水墨的火爆，曾梵志《最后的晚餐》卖了1.6亿港币。而明年的亮点不过是今年的延续，水墨继续强势，诸如曾梵志这样的个人品牌将陆续出现，越来越多的国际艺术大师会来中国抢钱抢关注。这就是我们所关注的艺术，可是它跟我们又有什么关系。
他们和他们所处的艺术时代
2013年圣诞节，现任香港M+视觉艺术博物馆高级策划人的皮力在自己步入不惑之年的时候写下了一篇题为《三十，四十和五十》的文章，大致谈了他对艺术家年龄的感慨。文章开头他引用了艺术家王功新10年前给他讲的一个故事，故事的内容就不在此赘述，总结一下就是“当艺术家特别是一个‘当代的艺术家’，就是要敢拿一辈子‘赌’，而且赌了就是要‘愿赌服输’，而这种精神就是当代艺术史的精神。”皮力说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听了之后会喜欢的故事。
30，40和50岁的艺术家们可以说是轮番登场，50岁这一波有着丰富的阅历，他们随着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而成长；40岁的艺术家毕业没多久就赶上了市场大起的好时光，推高了价格；30岁的年轻人虽然赶上了经济危机，但也依然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工作室，有机会做个展，自给自足。而此时，他们所要共同面对的是这个被市场催生的艺术氛围。
如今活跃的职业艺术家绝大多数还是学院派出身，而我们的教育在选拔人才方面则很难照顾到学生的兴趣，许多考生选择美术院校的理由至今还是因为文化课录取分数低，而专业考试则可以临时报个考前班突击一下。同时也有一些真心喜欢艺术，在绘画方面有天赋的学生则因为文化课成绩不理想，年复一年的考。最终考上的不喜欢，喜欢的考不上，不在少数。一个招生制度就将不少未来的艺术家挡在了门外，四川美术学院新媒体艺术系系主任张小涛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就表示，现在值得教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学毕业后，生存是首先要面临的问题，在没有画廊代理，卖不掉作品的时候，许多学生不得不先找份工作，有的甚至放弃走艺术家这条路。但有着成为伟大艺术家梦想的人或许不曾放弃，他们“愿赌服输”，他们未曾想过“如果我不会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皮力说，他在而立之年和不惑之年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原来总在想“还有什么是我做不好的”，而现在总在想“还有什么是我能做好的？”少了那份年少轻狂。皮力将小波喝高了之后那句“十年江湖、十年不服”送给他的前辈和晚辈，这种轻狂和不服应当被每一个有梦想的艺术家珍藏和驾驭，在适当的时候对所谓的机会说“不”。
他们和他们走不出的艺术怪圈
需要对所谓的机会说“不”的不只是艺术家，还包括批评家、策展人等艺术界各角色人物。这不仅仅是一个人人都是艺术家的艺术圈，还是一个人人都是批评家、人人都是策展人的艺术圈，曾经掌握话语权的角色如今似乎不那么有权了。时下大家都默认，在批评界，真正下得去嘴批评的少了，吹捧的多了，真知灼见的少了，虚伪的声音多了，所谓的批评家多了，能够提出问题、写出有思想价值的艺术批评的人少了。在策展界，展览越来越多了，好展览却凤毛麟角了，能策划展览的人多了，真正称得上策展人的人少了。
批评家曾是艺术领域最权威的职业，严肃而神圣。他们具有深入阐释作品的权威，他们的判断可以影响学术机构对艺术价值的判定，甚至影响收藏和销售。也正是因为批评家所拥有的这些权力，在市场化了的艺术领域批评也逐渐被金钱绑架，甚至一些深陷其中的批评家都豪不讳言，“当艺术圈越来越像一个名利场，面对市场环境，有时批评的声音在不自觉地依附名利，资本参与使批评的言辞变得疲软，但现状如此、改变很难。艺术批评正在被人情和金钱绑架。”常常在一些展览上看到艺术家将某某先生为自己写的评论张贴在展墙上，但看过展览不禁会觉得这居然某先生写的评论。当批评家乐意吹捧，艺术家欣然接受这种吹捧时，没有人在尊重自己角色，又怎么会有人尊重艺术。
加之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发展，舆论的门槛降低了，谁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候那些业余的批评家反而更敢说话，能够更尖锐的提出一些问题。他们没有名气，所以没有艺术家花钱请批评，或者激烈的言辞也可以成为炒作自己的噱头，为自己成为“真正的”批评家铺平道路。 现在的展览都爱搞研讨会，请上那么几个批评家讨论讨论，许多批评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甚至在来之前都没有看过艺术家的作品，就在研讨会的桌边翻翻画册，就能批评上几句，给个面子，捧个场。或许他们也厌倦这样的场合，只是他们无法抽离。现在策展人更是一个没有门槛的职业身份，有空间、有艺术家、有作品，谁摆摆、挂挂不都行吗，有多少人还没整明白策展人是干嘛的就当上了策展人。
这是一个怪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怡然自得，且不能自拔。
我们和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艺术
2013年年底，我和几个好久不见的大学校友相约一起打打球，但由于各种原因，一个原本低碳环保的健身活动，变成了大半天的吃喝玩乐。由于大家都是美院出来的，闲扯的话题总是离不开这个圈子。A和B都是美院国画系出来的，C是美术史系的，他们都是爱学习的好青年，都拿到了硕士研究生学位。A和B都是奔着做职业艺术家去的，差别在于A画的是传统山水画，而B走的是时下流行的实验道路。巧的是A和B的导师目前分别是国内两家美术馆的馆长，但是A的导师说，你不用工作，在家好好画画，B的导师则让B到自己所在的美术馆工作，学以致用。A和B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A非常迷茫，因为没有生活来源，并且还要购置画画的材料，他不得不在比较偏僻的地方和几个上班族合租一套房子，当大家都去上班的时候，他自己在家画画，每次出门都要在路上浪费一两个小时，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做得成展览，怎样才能卖得出作品以支持自己继续创作。B平日的工作不算忙，他和自己工作室的一群朋友志趣相投组成了小组，每周都会进行艺术讨论，他们做展览也以小组的面貌出现，B的创作并不多，但他一点也不焦虑。其实以我们现在对成功的判断的标准来衡量一下A和B，外人看来，他们差别不大，都没做过几个展览，没卖过几张画。记得B刚毕业那会儿跟我说过，他的画儿应该是分卖的和不卖的两种，不卖的是画给自己的。我想这些不卖的才应当称之为艺术，不管它是不是够好，或者不能简单的用好坏去评判。C研究生攻读的方向是民间美术，这个与时下艺术圈有些格格不入的专业，让C的所学至今也没发挥什么作用，不过他倒是能够很快融入社会，融入这个圈子，他先是用一纸合同和5年的时间换得了北京户口，最近还开始倒腾画儿了，就在饭桌上他不停的接着电话，基本上是一个人打来的，谈论的无非是买画儿的事儿，C自己手里有几个艺术家的资源，既可以命题创作，也可以直接购买现有的作品，C拿个提成，就在我们见面的当天，他还不忘要了A和B的作品图。每个人以自己能够适应的方式在这个圈子里生存，或好或坏。
我是他们几个当中学历最低的，上到本科结束校园生活，年龄最大的，虽然只差两岁。但似乎又是他们当中离这个圈子最远的，我似乎是不靠这个圈子生存的，我不需要卖画，也不需要帮别人卖画。毕业以来，我从事的工作都是媒体行业，只是老板不同而已，我就像一个旁观者看着这个圈子。有时候会觉得，离得越近，看得越多反而会越麻木，蒙蔽了那颗能够感知艺术的心。一年下来，约了不少稿子，写了不少文章，坚持着自己可怜的小原则，但是也没看到有多少艺术家的作品是做给自己的。一个同在纸媒工作过的同学在微信上发表了如下感慨，“能做到最好的杂志大抵也就两种，一种只关心读者想看什么，另一种只在乎自己想给什么，凡在这两者之间犹豫的，都属于折中了立场，做不到极致。前者精明，是把传媒当作一个产业在做；后者霸气，是当作一个人生理想在做。”我点了赞，我佩服前者，因为我自认不够精明，我羡慕后者，因为我希望自己还有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