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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腐败现象,是失败的效果,不是原因。
想当年,从来没有人问及我求学时的考试成绩,找大学教职主要是教授或同事们的口头推荐。也是作学生时,选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种科目有较佳出路。选自己有兴趣的,也选教授的学问斤两。这一切后来逐渐转变,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转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么学术云云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学术气氛像今天的,我不会选走学术的路。
我说的学术主要是思想的发展。通常是抽象、软性的学问,产出的作品一般没有直接的市场价值。学生出钱求学是学怎样思想。薪酬不足道,学者的回报主要是好奇心的满足感,同事之间的互相欣赏,以及有机会传世的骄傲。这里说的思想是概念、理论、假说、验证,要讲深度,论新意,重启发。大学是为了这些学问而设的:本科教基础,研究院学创作。不限于实证科学。当年读历史,读艺术,有道的老师教概念,教理论,所有学系都归纳在哲学的范畴内。知识理论与逻辑、伦理等皆属哲学系的教材。
当年大家知道哲学系最难读,也最受尊敬。今天,一个哲学大师是不容易找到饭吃的!人浮于事,为米折腰,换来的是没有谁再纯从兴趣来处理那些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思想作品。老实说,如果当年的学报题材与趣味像今天这样,经济学不会有我这个人。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中,参与的朋友传来两项令人开心的信息。其一是诺斯三番几次对人说,经济学他从我那里学得最多。是陈年旧事,记不起是他教我多还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年的经济学像今天这样,地球上不会有诺斯这个人,更勿论他的诺贝尔奖了。当年在华大,诺斯与巴泽尔从来不问我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问我教什么,只是每隔几天问我在想什么。
芝大研讨会传来的另一个信息,是一位参与的朋友说,听到的评语是新制度经济学推我这个老人家为首。是卖不到钱的学问!是相对的,我跑出主要因为没有几个人真的跑——没有几个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发。
历来欣赏中国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惊叹中国的古文化。论思想,孔夫子那个时代了不起。后来学而优则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这制度对工业发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带来的悲剧起于鸦片战争之前。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代价或成本无疑庞大。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使举世哗然。历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们要向前看。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化可以在凋谢之后回头再起。这样看,中国最大的奇迹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古文化正在复兴。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的学术像今天那样,搞不上去,正在复兴的文化早晚会再倒下来。历史的经验说,文化的兴起要靠经济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经济发展不会持续。学术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命脉所在。
对教育与研究的资助,中国是慷慨的。困难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的成绩有很大的一个问号。学术腐败现象,是失败的效果,不是原因。远的不易考查,现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国及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制度,选几间有大成的学府为范。这些年中国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或政策频频失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来的制度或政策。学术上,引进西方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数文章、论学报的准则是错误的选择。我认为早一段时期西方的学术制度,择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虑西方曾经有过的上佳学术制度,发明自己的总比今天抄过来的为上吧。
上世纪中叶西方的学术桃花源,可不是个仁慈的地方。当时的学术有英雄,也有败将,而好些学府之内勾心斗角的行为时有所闻。学术竞争也有代价。
想当年,从来没有人问及我求学时的考试成绩,找大学教职主要是教授或同事们的口头推荐。也是作学生时,选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种科目有较佳出路。选自己有兴趣的,也选教授的学问斤两。这一切后来逐渐转变,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转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么学术云云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学术气氛像今天的,我不会选走学术的路。
我说的学术主要是思想的发展。通常是抽象、软性的学问,产出的作品一般没有直接的市场价值。学生出钱求学是学怎样思想。薪酬不足道,学者的回报主要是好奇心的满足感,同事之间的互相欣赏,以及有机会传世的骄傲。这里说的思想是概念、理论、假说、验证,要讲深度,论新意,重启发。大学是为了这些学问而设的:本科教基础,研究院学创作。不限于实证科学。当年读历史,读艺术,有道的老师教概念,教理论,所有学系都归纳在哲学的范畴内。知识理论与逻辑、伦理等皆属哲学系的教材。
当年大家知道哲学系最难读,也最受尊敬。今天,一个哲学大师是不容易找到饭吃的!人浮于事,为米折腰,换来的是没有谁再纯从兴趣来处理那些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思想作品。老实说,如果当年的学报题材与趣味像今天这样,经济学不会有我这个人。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中,参与的朋友传来两项令人开心的信息。其一是诺斯三番几次对人说,经济学他从我那里学得最多。是陈年旧事,记不起是他教我多还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年的经济学像今天这样,地球上不会有诺斯这个人,更勿论他的诺贝尔奖了。当年在华大,诺斯与巴泽尔从来不问我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问我教什么,只是每隔几天问我在想什么。
芝大研讨会传来的另一个信息,是一位参与的朋友说,听到的评语是新制度经济学推我这个老人家为首。是卖不到钱的学问!是相对的,我跑出主要因为没有几个人真的跑——没有几个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发。
历来欣赏中国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惊叹中国的古文化。论思想,孔夫子那个时代了不起。后来学而优则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这制度对工业发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带来的悲剧起于鸦片战争之前。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代价或成本无疑庞大。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使举世哗然。历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们要向前看。
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化可以在凋谢之后回头再起。这样看,中国最大的奇迹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古文化正在复兴。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的学术像今天那样,搞不上去,正在复兴的文化早晚会再倒下来。历史的经验说,文化的兴起要靠经济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经济发展不会持续。学术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命脉所在。
对教育与研究的资助,中国是慷慨的。困难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的成绩有很大的一个问号。学术腐败现象,是失败的效果,不是原因。远的不易考查,现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国及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制度,选几间有大成的学府为范。这些年中国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或政策频频失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来的制度或政策。学术上,引进西方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数文章、论学报的准则是错误的选择。我认为早一段时期西方的学术制度,择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虑西方曾经有过的上佳学术制度,发明自己的总比今天抄过来的为上吧。
上世纪中叶西方的学术桃花源,可不是个仁慈的地方。当时的学术有英雄,也有败将,而好些学府之内勾心斗角的行为时有所闻。学术竞争也有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