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占春：知名学者、诗人，出版过多部学术专著与思想随笔，“第七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文学评论家”奖项得主。
　　
　　“他（們）杀了我的兄弟！”一个人、一些人手持武器，四处寻衅复仇。这些天我时常想起马其顿电影《暴雨将至》中的一句话，这句话支配了电影的基本情节——支配了这个地区的意识形态统治崩溃解体之后的一种混乱返祖的命运。他只知道复仇的正义，而且是个人复仇的正义，一种史诗时代、个人英雄主义的正义。可是——“法律呢？”“那些政客们呢？！”绝望的人们呼喊。公共权力似乎一夜之间消失了，代之以私人的或族群之间的暴力，每个人、每个族群都在不经过司法程序，自我授权，自我合法化，自行追捕、暗杀、处决，私刑横行于世。理由既可以是“他杀了我的弟兄”，也可以是：“他冒犯了我的尊严”。随时随处，小餐馆，大街上，小巷子里，私人的家室里，教堂或寺院，随时随地，就会有暴力噼里啪啦地将一切毁于一旦。复仇的暴力，凌辱的暴力，殃及池鱼的暴力。暴力重新开始了自身的循环。人类历史上已经消失的一个英雄史诗阶段似乎又返回到这个世界。一切消失的、一切原以为永远消失的东西一下子都找到了名字与面孔。他们回到这个曾经建立了公共权力、曾经建立的司法机构的世界上。公共权力的毁灭是致命的，公共权力的私刑化是致命的，公共权力的不公正的后果是致命的，那就是致使社会回归其无政府状态。那就是黑恶势力的兴起，极端民族主义的激活，以及权贵阶级私人武装的出现，但愿我们能够避开这个厄运，但愿人们不再成为某种即将覆灭的意识形态的殉葬品。像发生在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情况那样。我们需要一个地方能够听取那些口喊“他杀了我的兄弟”的人的起诉，并且能够做出公正的判决。而现在，危险的根源不在于那些喊着“他杀了我的兄弟”的人，而在于让人感到没有什么地方能够听取那些受害者的哭喊，公共权力没有能够遏制和惩罚那些施害者，反而常常压抑那些受害者，保护与纵容了恶权、恶棍，并且由于公共权力的误用或私用，最终会葬送掉整个公共权力的信誉、权威及其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