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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改革是一个痛苦的过程,银行很容易走回头路,但每前进一步却很难
作为中国第一家标志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已经走过14个年头。作为董事长,董文标甘苦自知。
14年的时间,抱着做中国成长性最好的商业银行这一目标,民生银行的总资本从10多亿元做到了15000亿元。
但粗放式的规模扩张,也让民生银行饱受困扰,资本充足率一次次如履薄冰。在一片反对声中,民生银行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在全国大刀阔斧进行事业部改革;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启动,民生银行提出了向中小企业转移。
董文标坦言,改革与转型总是痛苦的过程。这不仅需要胆识与强大的推动力,更需要配套的市场化环境和先进的管理保障。趟过了多条河,他愈发坚定,要做“特色银行”和“效益银行”。他希望民生银行能够在二次腾飞中凤凰涅槃。
新资本协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国内渐次实施,对整个银行业是否会有很大影响?
董文标:目前有七八家银行在进行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前的测试工作,民生银行也在做这方面的测试。但执行中面临很多难点,主要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银行对庞大数据的整合能力还存在缺陷。另外,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进行更审慎的监管,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多些考量,增加些灵活性。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对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的控制效果开始重新评估,大家在承认它是一种先进的风险管理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实施成本高昂、顺周期性等,你怎么评价新资本协议?
董文标:实行新资本协议确实会推高银行的成本,我们测算发现,民生银行的投入至少在3亿元左右。不过通过实施这个协议来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也是非常必要的。
次贷危机之后,大家都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是一味地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就行,还是拿来以后要好好咀嚼,然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路子,以便能更好地在中国落地实施。
《财经国家周刊》:新资本协议中引用的是内部评级法,而现在银行普遍面临再融资压力,会不会出现银行通过调整内部评级,从而改变风险资产权重,进而粉饰资本充足率的情况?
董文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担忧。目前的情况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激进的投资行为,所以出现去年天量信贷的情况。银行的制度没有脱胎换骨,跟原有的传统银行并无多大差别,我们的经济运行制度没有形成良性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套上新资本协议,容易被一些银行钻空子。这需要我们的商业银行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银行需要二次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的天量信贷对支持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中国商业银行离独立运营的市场化主体还有一定的差距,你该如何评价?
董文标:中国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改革,银行运行机制与管理能力有一定改观,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盈利模式主要还是靠利差。所以会出现一个号召就千军万马进行放贷,疯狂放出10万亿元给国有企业、政府平台的情况,但大量的民营企业,包括小企业却根本享受不到这方面的贷款。
民生银行看到了制度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我们从2005年开始进行制度改革,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盈利模式,尽管这种变革十分艰难。
《财经国家周刊》:这能否看成是二次改革的开始?商业银行应该如何改变传统的单靠利差的局面,怎样去更节约化地应用它的资本,产生更大的效益?
董文标:所谓二次深化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改变银行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需要进行大的业务结构的重组。
应该说,对于改革的重要性,监管部门等都看到了。但目前来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发挥强大的作用,而市场无形的手要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市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在这个大环境下,为什么银行深化改革这么难,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银行盈利就是吃利差,这是很简单、轻松的事情,现在想改变这种业务监督,改变银行的收入结构,银行要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然后收取费用,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很多银行不愿做出调整。所以银行很容易走回头路,而每前进一步却很难。
《财经国家周刊》:是内因和外因都不足吗?
董文标:是这样。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到2010年的严格控制信贷规模,银行感觉“冰火两重天”,这种调控方式是否会影响银行改革的深化?
董文标:是的。在经济运行制度没有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市场自我修复功能还没有建立,最后显现的就是行政调控的加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如果这种修复是靠市场修复,过程虽然会慢一点,但是将来会更健康,并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政府修复和市场修复的效果将完全不同,企业完全是围着政府的指挥棒转,企业不会有更强的动力去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所以会看到2009年初,在4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处于完全不同的竞争地位。
董文标:在那样的环境下,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大行竞争,是没有竞争力的。但也因祸得福,我们当时开始调整客户结构做中小企业信贷。
《财经国家周刊》:你所谓因祸得福,是指规避了信贷风险吗?
董文标:我觉得是这样。去年民生银行做了几万家小企业信贷,累计金额800多亿元,收益非常好。因为以前给大型国有企业贷款一般都是下浮20%,最高下浮到30%。
而我们给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平均水平都是基准利率上浮19.5%,前后相差四五十个基点。通过小企业信贷,民生银行去年在分不到羹的情况下,找到一条出路。改变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
十年目标:效益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 十年前,民生银行提出要做成长性最快的银行,今后,民生银行是否还坚持这个目标?
董文标:我们的策略一直很明确,前十年成长性最快。但从2010年开始,民生银行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是效益银行,一个是特色银行。效益银行是增强银行的利润生成能力,特色银行致力于改变现在银行业务同质化。特色银行的工作我们从2005年已经开始了,事业部制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专业化服务,比如我们汽车消费金融的人士是直接请的中国搞汽车的专家,他跟客户沟通时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超强的竞争能力,三年以后就会迸发出来,去年已经凸显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一定程度上,效益银行和特色银行的实现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董文标:是的。民生银行前十年因为规模太快,所以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等在同业中不是特别好看,但现在民生银行的资产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元,现在我们提出“二次腾飞计划”,即不靠原来的粗放式发展,而是把特色和效益做成行业中最好的。
要实现这两点,民生银行不断加强探索创新。比如通过和邮政储蓄银行、国开行等同业机构的合作,通过多种产品创新,民生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大大增加。这样实际上改变了我们的收入结构,利差收入占比会大幅度下降。
《财经国家周刊》:大幅度改变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董文标:民生银行定位非常清楚,第一要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服务,做民营企业的银行;第二是为小企业服务,这个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们的规划是,未来三到五年内,整个业务结构包括收入结构中至少有30%到40%是小型企业。我们规定,小型企业就是贷款500万元以下,并且70%贷款都是一两百万元的。民生银行去年做了32000家的小企业,户均贷款水平还不到80万元,效益非常好,不良率只有0.09%。
《财经国家周刊》:事业部制改革对于大型企业的跨区和综合服务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要做中小企业,是不是需要另外一套组织架构?
董文标:事业部将来主要是做大型企业。而小企业信贷主要是分行和支行在做。对于分行的职能定位,我们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分行一是做负债业务,即存款;二是做小企业信贷,也就是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对这部分的审贷权全部集中在分行;三是零售贷款。
对小企业服务关键是要有效率,这方面民生银行完全是工厂化管理流程。集中进行流水线式审批,审批团队每人负责其中的一个要素的审核,这样的效率非常高,一笔贷款两天基本就完成了。
小贷:银行不是典当行
《财经国家周刊》:你刚才提到的效率高,固然是个优势。但另一方面,怎么控制风险?
董文标:我们和其他银行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工厂化”管理,我的基本指导思想非常简单,就是不过度强调抵押担保,首先遵循大数原则,定一个容忍度。其次是通过价格来冲销风险,比如厦门分行的一个支行,它只做茶叶,把8000家客户分成3类,企业成立8年以上的是一类,3到5年的是一类,1到3年的是一类,因为价格上浮,基本能够覆盖风险。同时,通过和商会、工商、税务等部门合作,不仅能给我们提供基本的资信讯息,而且通过商会担保或者联保,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还有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工厂化管理,怎么对审贷人员进行问责呢?
董文标: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首先要相信员工是尽责的,出现一点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在容忍度范围内的我们可以直接冲销。因为价格已经覆盖风险了。
《财经国家周刊》:民生银行会启动第二轮海外扩张吗?
董文标:目前不会,但我们在香港地区正在搞一个分行。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虽然是分业监管,但是近两年来商业银行对综合经营的探索已经很多,你会抓紧做这方面的拓展吗?
董文标:综合经营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对这个行业有了解,二是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管理这个事,这样综合经营才能成为现实,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那就不要去做,否则会出现很多问题。
作为中国第一家标志性的民营银行,民生银行已经走过14个年头。作为董事长,董文标甘苦自知。
14年的时间,抱着做中国成长性最好的商业银行这一目标,民生银行的总资本从10多亿元做到了15000亿元。
但粗放式的规模扩张,也让民生银行饱受困扰,资本充足率一次次如履薄冰。在一片反对声中,民生银行成为第一个吃螃蟹者,在全国大刀阔斧进行事业部改革;伴随着4万亿元投资启动,民生银行提出了向中小企业转移。
董文标坦言,改革与转型总是痛苦的过程。这不仅需要胆识与强大的推动力,更需要配套的市场化环境和先进的管理保障。趟过了多条河,他愈发坚定,要做“特色银行”和“效益银行”。他希望民生银行能够在二次腾飞中凤凰涅槃。
新资本协议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财经国家周刊》:2010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国内渐次实施,对整个银行业是否会有很大影响?
董文标:目前有七八家银行在进行新巴塞尔协议实施前的测试工作,民生银行也在做这方面的测试。但执行中面临很多难点,主要是一些技术层面的问题,比如银行对庞大数据的整合能力还存在缺陷。另外,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银行进行更审慎的监管,但中国是个发展中国家,这就需要我们在实施过程中多些考量,增加些灵活性。
《财经国家周刊》: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对新资本协议对风险的控制效果开始重新评估,大家在承认它是一种先进的风险管理方式的同时,也开始反思存在的一些问题,如实施成本高昂、顺周期性等,你怎么评价新资本协议?
董文标:实行新资本协议确实会推高银行的成本,我们测算发现,民生银行的投入至少在3亿元左右。不过通过实施这个协议来提升银行的管理水平,也是非常必要的。
次贷危机之后,大家都开始重新思考一个问题:是一味地把西方的东西搬过来就行,还是拿来以后要好好咀嚼,然后探索一条适合中国的路子,以便能更好地在中国落地实施。
《财经国家周刊》:新资本协议中引用的是内部评级法,而现在银行普遍面临再融资压力,会不会出现银行通过调整内部评级,从而改变风险资产权重,进而粉饰资本充足率的情况?
董文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担忧。目前的情况是,流动性过剩导致激进的投资行为,所以出现去年天量信贷的情况。银行的制度没有脱胎换骨,跟原有的传统银行并无多大差别,我们的经济运行制度没有形成良性的深刻变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套上新资本协议,容易被一些银行钻空子。这需要我们的商业银行有个逐步认识的过程。
银行需要二次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2009年的天量信贷对支持中国经济企稳回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暴露出中国商业银行离独立运营的市场化主体还有一定的差距,你该如何评价?
董文标:中国通过对商业银行的改革,银行运行机制与管理能力有一定改观,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盈利模式主要还是靠利差。所以会出现一个号召就千军万马进行放贷,疯狂放出10万亿元给国有企业、政府平台的情况,但大量的民营企业,包括小企业却根本享受不到这方面的贷款。
民生银行看到了制度改革和创新的重要性,我们从2005年开始进行制度改革,希望能够改变这种盈利模式,尽管这种变革十分艰难。
《财经国家周刊》:这能否看成是二次改革的开始?商业银行应该如何改变传统的单靠利差的局面,怎样去更节约化地应用它的资本,产生更大的效益?
董文标:所谓二次深化改革,其核心就是要改变银行的资产结构、收入结构,需要进行大的业务结构的重组。
应该说,对于改革的重要性,监管部门等都看到了。但目前来说,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在发挥强大的作用,而市场无形的手要发挥作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市场的力量还不够强大。
在这个大环境下,为什么银行深化改革这么难,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银行盈利就是吃利差,这是很简单、轻松的事情,现在想改变这种业务监督,改变银行的收入结构,银行要去提供多样化的服务,然后收取费用,这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很多银行不愿做出调整。所以银行很容易走回头路,而每前进一步却很难。
《财经国家周刊》:是内因和外因都不足吗?
董文标:是这样。
《财经国家周刊》:从2009年加大金融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到2010年的严格控制信贷规模,银行感觉“冰火两重天”,这种调控方式是否会影响银行改革的深化?
董文标:是的。在经济运行制度没有发生转变的情况下,市场自我修复功能还没有建立,最后显现的就是行政调控的加强。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如果这种修复是靠市场修复,过程虽然会慢一点,但是将来会更健康,并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而政府修复和市场修复的效果将完全不同,企业完全是围着政府的指挥棒转,企业不会有更强的动力去进行市场化的改革。
《财经国家周刊》:所以会看到2009年初,在4万亿元投资拉动下,国有银行与股份制银行处于完全不同的竞争地位。
董文标:在那样的环境下,股份制银行与国有大行竞争,是没有竞争力的。但也因祸得福,我们当时开始调整客户结构做中小企业信贷。
《财经国家周刊》:你所谓因祸得福,是指规避了信贷风险吗?
董文标:我觉得是这样。去年民生银行做了几万家小企业信贷,累计金额800多亿元,收益非常好。因为以前给大型国有企业贷款一般都是下浮20%,最高下浮到30%。
而我们给小企业的贷款利率平均水平都是基准利率上浮19.5%,前后相差四五十个基点。通过小企业信贷,民生银行去年在分不到羹的情况下,找到一条出路。改变业务结构和收入结构,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
十年目标:效益银行
《财经国家周刊》: 十年前,民生银行提出要做成长性最快的银行,今后,民生银行是否还坚持这个目标?
董文标:我们的策略一直很明确,前十年成长性最快。但从2010年开始,民生银行主要是做两件事,一个是效益银行,一个是特色银行。效益银行是增强银行的利润生成能力,特色银行致力于改变现在银行业务同质化。特色银行的工作我们从2005年已经开始了,事业部制就是我们的特色之一,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专业化服务,比如我们汽车消费金融的人士是直接请的中国搞汽车的专家,他跟客户沟通时的能力是完全不一样的。这种超强的竞争能力,三年以后就会迸发出来,去年已经凸显了。
《财经国家周刊》:在一定程度上,效益银行和特色银行的实现是不是连接在一起的?
董文标:是的。民生银行前十年因为规模太快,所以资产收益率、成本收入比等在同业中不是特别好看,但现在民生银行的资产规模已经突破万亿元,现在我们提出“二次腾飞计划”,即不靠原来的粗放式发展,而是把特色和效益做成行业中最好的。
要实现这两点,民生银行不断加强探索创新。比如通过和邮政储蓄银行、国开行等同业机构的合作,通过多种产品创新,民生银行的中间业务收入大大增加。这样实际上改变了我们的收入结构,利差收入占比会大幅度下降。
《财经国家周刊》:大幅度改变客户结构和收入结构,实际上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董文标:民生银行定位非常清楚,第一要为中国的民营企业服务,做民营企业的银行;第二是为小企业服务,这个我下了很大的决心。我们的规划是,未来三到五年内,整个业务结构包括收入结构中至少有30%到40%是小型企业。我们规定,小型企业就是贷款500万元以下,并且70%贷款都是一两百万元的。民生银行去年做了32000家的小企业,户均贷款水平还不到80万元,效益非常好,不良率只有0.09%。
《财经国家周刊》:事业部制改革对于大型企业的跨区和综合服务是有优势的,但现在要做中小企业,是不是需要另外一套组织架构?
董文标:事业部将来主要是做大型企业。而小企业信贷主要是分行和支行在做。对于分行的职能定位,我们也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分行一是做负债业务,即存款;二是做小企业信贷,也就是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对这部分的审贷权全部集中在分行;三是零售贷款。
对小企业服务关键是要有效率,这方面民生银行完全是工厂化管理流程。集中进行流水线式审批,审批团队每人负责其中的一个要素的审核,这样的效率非常高,一笔贷款两天基本就完成了。
小贷:银行不是典当行
《财经国家周刊》:你刚才提到的效率高,固然是个优势。但另一方面,怎么控制风险?
董文标:我们和其他银行的做法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工厂化”管理,我的基本指导思想非常简单,就是不过度强调抵押担保,首先遵循大数原则,定一个容忍度。其次是通过价格来冲销风险,比如厦门分行的一个支行,它只做茶叶,把8000家客户分成3类,企业成立8年以上的是一类,3到5年的是一类,1到3年的是一类,因为价格上浮,基本能够覆盖风险。同时,通过和商会、工商、税务等部门合作,不仅能给我们提供基本的资信讯息,而且通过商会担保或者联保,增强了银行的抗风险能力。
《财经国家周刊》:还有一个问题,这样一种工厂化管理,怎么对审贷人员进行问责呢?
董文标:这个是没有必要的。首先要相信员工是尽责的,出现一点问题也是很正常的,在容忍度范围内的我们可以直接冲销。因为价格已经覆盖风险了。
《财经国家周刊》:民生银行会启动第二轮海外扩张吗?
董文标:目前不会,但我们在香港地区正在搞一个分行。
《财经国家周刊》:现在虽然是分业监管,但是近两年来商业银行对综合经营的探索已经很多,你会抓紧做这方面的拓展吗?
董文标:综合经营的前提有两个,一个是我们对这个行业有了解,二是我们有专业的团队来管理这个事,这样综合经营才能成为现实,如果这两个条件都不具备,那就不要去做,否则会出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