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建筑师的序列里，王子耕是一个略显特殊的存在。
　　他是少有的靠着深刻而前卫的作品集年少成名的人，却迟迟在“建筑”领域没有进一步发展，反而跨界跨得相当欢脱，引来众多非议。
　　深港双城双年展（UABB）的发起人、建筑师张宇星甚至觉得，王子耕有点“生不逢时”，是一个没有合适的机会把思想付诸于建筑实践的，在“主流”和“边缘”中间摇摆的矛盾体。

跨界翘楚

　　如果在5年前查询一下“中国最有潜力的建筑师”排行榜，王子耕一定榜上有名。
　　彼时，他拿到全额奖学金后，从世界顶尖高校普林斯顿建筑学院学成归来，留学时期创作的反映资本全球化荒誕性的作品集“A Beautiful Country”三部曲，尚未完成就获得了巨大的关注。
　　有人曾说他是“纸上建筑家”，除了名震天下的设计作品集，似乎没有什么名气与之相符的真实建筑作品。
　　知乎论坛上有个问题是“王子耕是一个怎样的建筑师？”。其中一个高赞回答列出了他跨学科的各种作品图，用“仙气满满的理论派”来形容他，认为“他满足了我们对‘Something beyond architecture’的幻想，即便是他2007年的作品，如今看来也惊为天人。”
　　他本科就读的重庆大学建筑规划学院，走廊上几乎挂满了他的获奖作品，有学弟回忆：“人们经过他的图纸时，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该院学生甚至以拥有王子耕当年作业草图的照片为荣，称之为“传奇”。
　　深港双城双年展（UABB）的发起人、建筑师张宇星一提到王子耕，冒出来的第一句话就是：“才华横溢。”王子耕的确多次在深双上露脸，他可能是国内建筑圈里，个人设计作品被邀展最高的青年建筑师之一。
　　然而，王子耕第一次被圈外人知晓，却是因为姜文和电影《邪不压正》。
　　2015年，姜文受邀到宾夕法尼亚大学座谈，当时正在普林斯顿建筑系读研的王子耕是助教，郎朗和姜文的御用摄影谢征宇就坐在他旁边。
　　后来，姜文的电影《邪不压正》的导演组里，缺一个“营造参谋”，更像是一个环境顾问，需要通过建筑还原1937年北平的街景风貌。姜文要找的这人得懂建筑、懂电影，最重要的还是懂北京，这样才能串联起导演组、美术组、特效组。
　　结果，副导演赵丹想到了在北京电影学院的同事、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热爱电影的青年建筑师王子耕。那时，王子耕因为爱睡懒觉不想当上班族，在北京电影学院和中央美院相继任教。
　　姜文交给王子耕的第一个任务是，在云南搭建四万平方米的屋顶世界。因为建筑没有外立面，需要王子耕分析摄影机按照什么样的轨迹运动，可以只拍到屋顶。除此之外还有全片的第一场重头戏，需要设计从火车站到李天然家的一路老北平街景。
　　王子耕开始搜集散落在世界各地博物馆甚至个人收藏家里的那个年代的建筑资料，每一份都具体到季节和月份。然后他重新建模，考虑车辆的运行速度、人物的生活方式、街道两旁的树种……
　　“从研究资料到绘制沿线建筑，再到建模测试、方案对比，花了一年多。虽然最终反映到成片的可能就是几秒的特效镜头，还有几秒车窗外模糊的背景，但这就是电影。”
　　后来有流言称“天才建筑师要去做导演了。要拍《一次别离》那样的电影。”对这个说法，王子耕既没有澄清也没有否认。可以确认的是，那次唯一的“触电”让王子耕看到了实现理念的更多可能。

时代的旁观者

　　结束与姜文的合作后的时间里，王子耕做策展人，设计展览作品。他进一步减少了建筑实践，多了更直接甚至“刻薄”的批判性。
　　2019年年底，已是中央美术学院教师的王子耕受UABB深双策展团队的邀请，为深双带来了两件作品。其中一个讲述了一个“伊甸园”的故事：一个咬着苹果的少女，全身被蛇一样的线缆缠绕着，似乎暗示着科技对人的某种束缚。
　　和相对难懂的伊甸园相比，另一件作品《人工自然》明了许多，但同样不那么令人愉悦。“全是摄像头，有点恐怖。”一位观众这么评价。
　　对于《人工自然》，王子耕的讲解颇为直白：“我们用城市里常见的设施，模拟出了一个伪造的自然：演员是电线杆、施工绿纱网、线缆、监视器和摄像头。摄像头就像小鸟一样站在枝头，眼睛会动来动去，绿纱网像是草地，底下放着的线缆和电子垃圾则是河流，配合鸟鸣和溪水的背景音，这就构成了今天城市生活的图景。”
　　你再问得深些，王子耕会和你聊福柯的“全景监狱”：在一个圆环形空间里，警察站在中间的点，环视所有放射线尽头的犯人的活动。这是法国哲学家福柯1975年在《规训与惩罚》里描绘的场景。而这种功能，现在已经不需要靠空间来实现了，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和面部识别，无孔不入的数据采集，已经成为智慧城市的常态。
　　“但是监视器那边坐着的是谁呢？”王子耕闷着头来了一句。这是一贯的“王子耕式”作品：讽刺、不讨好、异化的现实和全球化的幻梦。他会批判国内主流建筑界的不断重复，认为“明星建筑师制度下，城市奇观的创造者，慢慢变成了一种媒体消费，所有建筑师都以登上杂志封面为荣，创造一种不同寻常的有品位的生活方式成了建筑师的终极目标，成为市场消费的一员。当忽略掉城市化进程中凶恶、乖张、残暴的一面后，建筑学把学科未来交给开发商和教育部，逐渐失去思考力度和批判力。”
　　千城一面的水泥森林，成了缺乏批判力的中国建筑学最大的遗产。 　　著名建筑师王澍曾经意识到这些，他的抵抗方式是回到农村，寄托于一种乡愁式的城市降维。王子耕则希望建筑师的影响力能再大一点，但是首先，建筑学应该有更大更深沉的思想和抱负。
　　回过头来看，这种堂吉诃德式的诘问，以及之后一脉相承的建筑思考，或许一部分归功于普林斯顿大学对王子耕的塑造。

普林斯顿的“理想主义者”

　　2013年，毕业后工作了几年的王子耕申请留学，得到包括哈佛、哥大、MIT在内的五所建筑学院的录取，最终他选择了普林斯顿。“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占地规模是普林斯顿的四五倍，但我觉得在那样的规模里，各种名流像走秀一样来来去去，学生反而更容易迷失。”
　　普林斯顿不这样。它小巧，面积只有哈佛的三分之一，而招生规模只有哈佛的十几分之一。它的建筑系备受尊重，课程密集，学生常常作业至凌晨两三点。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建筑不仅仅是一种实践性的东西，也是一种和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批评语系。”
　　给王子耕上课的教授是一位80多岁的老头，年轻时是全美第四大建筑公司的老板，名下物业占据普林斯顿三分之二的土地，是当地最富有的人。因为一次缺课，老头专门约好时间从纽约赶来，就为了给王子耕补课。
　　“那天下着大雪，他一个人给我上了三小时的课，而且批改作业时精确到小数点，最后才打着伞，颤巍巍地离开。”
　　这段故事，成了王子耕心中最重要的记忆和动力。他开始逼自己前进，用三个半年的时间，完成了迄今为止最重要的设计作品“A Beautiful Country”三部曲。
　　这个作品的初始想法，来自于“讨论并用一张图表达两个城市的边界”，王子耕选择了纽约和东莞作为对象。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帝国大厦底部的Apple专卖店有个保安，每天都会产生幻听，他去医院检查也没有一个结果。有一天晚上下班后，保安留在这个店，顺着声音进入电梯，目睹了塔楼上面所发生的一切，然后去警察局写了一份目击记录。
　　而记录中描绘的就是帝国大厦里隐藏着另一个世界——中国东莞。这里有苹果的代工厂、警察局、妇科诊所、拆迁办、夜店。两个城市重叠在一起，王子耕选择了中国传统建筑中的斗拱来做两者的分界线，就这样，一个极简的科技朝圣地，与它背后低端的劳动工厂隔开了。似乎都暗含着对全球化下资本对效率的追求的批判。
　　除了批判，王子耕作品中强烈的叙事性和电影感，也是张宇星尤为欣赏的特质。不过，更多声音来自外界的质疑：这是建筑吗？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谭铮可能对这种质疑更能理解。2015年王子耕到同济大学担任设计导师，主题是“设计抵抗雾霾”。王子耕带来了他“Beijing Blue”的研究计划：一个北京民众通过网络支付平台购买国外新鲜空气的荒诞故事。
　　“当时北京的空气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我听说乌克兰的一架飞机在北京机场想降落又降落不了，在机场上空整整盘旋了1.5个小时，因为看不到跑道！”王子耕回忆，自己首先想到的是人对于蓝天的渴望，还有资本社会中，水、空气、森林、土地等各种公共事业的私有化，各种公共资源所遭受的大规模掠夺。他便虚构了一个跨国买空气的故事，将其拍成了一个短片，取名《Beijing Blue》。谭铮评论那次展览带给师生的印象：“这种综合运用媒介图像与技术语言的相对先锋的研究方法，是当前沉闷、呆板的建筑学中的一股清流。”
　　“当然，作为一个跨界的建筑师、艺术家、学者、策展人，王子耕首先是一个建筑师。但是在这个圈子，默认没有实际落成的项目，没有作品，就不是个建筑师。”
　　但王子耕并不是没盖过房子，35岁的人生中，他参与设计的作品，有已落成的深圳微软科通大厦这种高层建筑、有舟山六横岛规划这种城市设计，他还设计过北京簋街的一个酒吧，只是一年后它成了违章建筑，被拆除了。
　　“这些评价我无所谓，我就没做过什么落成的，站在职业建筑师立场，我确实项目积累不够。”
　　不少人希望王子耕能创造出彻底颠覆某种秩序的弥赛亚式的项目，就和他精彩绝伦的纸上作品一样，张扬着反叛和独立精神，矗立在现实的土地上，去挑战那些千篇一律的、沉闷的水泥盒子。
　　然而35歲的王子耕，自称还在“给人打工”、“在体制内做没什么关系的琐碎的事”甚至为“可能存在的经济状况担忧。”
　　天才年轻建筑师的“中年危机”来了。

创作者的宿命是痛苦，但我变得越来越舒服

　　每到夏天，中央美院的学生可能会看到王子耕戴着黑色头盔，骑着哈雷摩托穿梭在校园，去给建筑学院的学生讲建筑、讲电影。从普林斯顿回国做老师的原因当然不仅仅是因为“早晨起不了床。”同样也是为了某种创作的自由度。
　　去普林斯顿之前，王子耕当过五年“圈内的建筑师”，做方案服务甲方、汇报甲方，在他看来，这种商业社会服务行业下的建筑师身份，并不足以承载自己的创作想法。
　　就像他曾笑姜文作为导演对于电影的“霸道”和“独裁”，因为那些带有姜文鲜明个人特色的作品。但是在建筑商业模式下，王子耕没有权利享受独裁。 　　“我必须找到一个出口，不一定非得是老师，但是老师有这个自由度。”和国内其他院校比，北电和央美的建筑学专业更自由、更艺术化，王子耕看似漫不经心的选择，其实细致得很。
　　在高校教师带来自由红利之外，是体制内共有的一些弊端。他自己拖了很久才办起来的工作室“pills”（药丸）算是一种保持创作的实践方式，但与之而来的，是为了维持工作室正常运转需要完成的盈利项目，以及繁琐的日常管理事务。
　　回国后的王子耕很忙碌，也有点孤独。
　　王子耕养了五只猫，其中四只是捡来的。他对动物有着超乎寻常的忍耐度，即使是碰翻了书房的作品，挠坏了沙发，他都不怎么生气。教书之外的闲暇时间，他就窝在书房看电影，偶尔还能想起小时候在北京四合院里喝“北冰洋”、吃西瓜的时光，还有北大西门到101中学那条榆树林立、阳光斑驳的小路。
　　“我想象不出更好的现状了，但是我并不满意，是对自己不满意。不能够冲破自己的舒适圈，比较懒惰，没有做出一些特别突破的事情。”
　　沉浸在一种现状里，王子耕把朋友圈的背景设置成一只趴着的、满脸愁容的沙皮狗。
　　他觉得自己像电影《鸟人》里的男主角，在不断地尝试、积累，但有一点自我内耗，充满着创作者焦虑。可能离真正的年老还有一段距离。但是王子耕能明确感觉到那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掣肘，缓慢而温吞的包围，以及不断潜涨的惰性。
　　实际上，身份界定的模糊和建筑圈的整体认知，让王子耕处在一种尴尬境地，造成了某种“中年危机”感。张宇星觉得，王子耕有点“生不逢时”，没有机会把思想付诸于建筑实践。他认为王子耕在“主流”和“边缘”中间，既不抗拒主流，也没有完全脱节，还在寻找一种更合适的状态。
　　他如今回過头看，当初进普林斯顿的作品集可能是某种无意识的早熟。王子耕用唱片向《南都周刊》记者做了类比：“很多歌手第一张专辑都是最有想法、最棒的专辑。” 这更像是对自己现状的一种担忧。
　　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前同事朱起鹏印象中，王子耕除了理想主义，越来越多地出现了北京人特有的“颓”。那种故意对一些事情不看重、不在意，但实际上却很在乎。他有意无意掩饰着得失心，似乎这样，即使失败，也有退身的余地。
　　“北京的‘爷’们，活在两重空间里，一个是真实，一个是虚构世界，在这个虚构空间里，爷附给生活首都市民一些宏大叙事。这种‘爷’文化，不能太积极，积极就没身份了。”
　　最近一次去美国讲学时，王子耕在洛杉矶见到了青年建筑师王耀华。“我感觉很惭愧，他不做委托项目，完全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整个过程可能都是不盈利的，但是很自在、很开心。”
　　“创作者的宿命是痛苦，但是我变得越来越舒服”。就像包裹在锋利批判性话语背后的骑士，当他重复年轻时的思想内核时，善意的人们开始惋惜并期待一轮新的迸发。
　　好友谭铮依然期待着，王子耕能尽快有一个建成的建筑物作品，以消除外界的质疑。
　　“这不是为了他以后成为一个大型项目的建筑师，而是为了他能够更自由、更心无旁骛的用各种媒介来充实建筑学。”在谭铮眼里，王子耕是最有希望彻底搅动中国建筑学的那个人。“否则的话，这个学科真的太沉闷了。”
　　时间回到2015年，王子耕曾在一场演讲的结尾引用了斯洛文尼亚作家齐泽克的话：“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人类的灭亡，但是一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激进改变是不可想象的。今天的青年可能需要更大的勇气去认知真相，去知不可为而为之，相信自己的力量。”
　　那么，王子耕，你敢不敢继续做一个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