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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2月28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形成了公开征求意见稿,其中在高等教育方面有建设现代大学制度、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建立高考录取多样化机制等诸多亮点。笔者认为,规划2020年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三个基本参照依据:一是政府的意志,二是我国的基本国情,三是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
《规划纲要》是国家意志的反映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一些治国理念,形成了一些国家战略。其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020年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思想,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发展之路,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是社会的形态。
2006年底,温家宝总理在与大学校长、教育专家座谈时指出:“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此后,温总理在多次谈话中均提及这一命题。
2009年教师节前,温总理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听了五节课后发表讲话,谈了任继愈、钱学森对教育的建议,谈了自己的内疚,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1] 。温总理进一步指出:我们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比较缺乏。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为什么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大胆探索和改革;需要大批教育家办学,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受名利的诱惑,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教是为了不教”,培养创新思维。我们研究制定《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2010年1月11日～2月6日,温总理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规划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制定《规划纲要》必须坚持以下几点:一是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二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三是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四是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
温总理在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抓紧启动实施《规划纲要》。要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高校适应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术发展紧密结合,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创建若干所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加强师德教育,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规划纲要》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1.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建设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安定安康,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
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发展的现状。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面临着就业保障和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巨大压力。人均GDP刚刚迈入3,000美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经济上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和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双重任务。“三农”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任务繁重。
发展的活力、动力充足。发展是硬道理,从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到2009年的人均3,000美元,也就短短6年。从不同的社会组织到各个利益群体和个人,发展的欲望十足。尽管分享发展成果有不均衡现象,体制转轨后也产生了不少新的矛盾,但改革开放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发展,绝大多数人还是享受到了发展成果。不平衡现象刺激了人们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在现阶段也有其正向意义。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我国的人均GDP虽然不高,但经济总量不小,因此对世界格局还是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后,中国虽然需要针对国际经济分工继续做好加工业,但人口红利优势也逐步减弱,单靠投资驱动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因此,既需要提高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向创新型国家迈进,也需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一直比较薄弱。我国大中型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仅占1/4,大中型企业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1%,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的8%,企业用于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之比是1∶0.078,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技术依赖进口,靠廉价劳动力赚取一些少得可怜的加工费用,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垄断着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并获取着超额利润;在国内市场上,40%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国内市场,拿走了70%以上的利润。
2.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
世纪之交的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2002年开始迈入大众化的门槛,很快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2009年,毛入学率为24.2%,总规模为2,979万人。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40%,总规模为3,550万人。
适龄人口逐年下降。在2008年18岁～22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到高峰后,开始进入下行阶段。这样,即使2020年的高等教育的规模维持在2009年的水平上,因为适龄人口下降约4,000万人,毛入学率也将增加10个百分点。因此,规模扩展的压力不大。再兼顾今后终身教育发展而产生的增量,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压力就更小了,压力主要是在质量和特色上。
各项改革都充分展开或经历着公开讨论。这些年来,我们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展了学科专业调整、高考制度改革实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进行过深入的现代大学制度探讨和办学理念探讨。但是,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这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
教育财政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穷国办大教育,而且办的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又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压力。因此,教育经费的缺口一直很大,特别是占高等教育人口95%左右的地方高校发展很不平衡,对社会、百姓影响巨大。
独生子女家长心理脆弱。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望与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这一矛盾。过去人们常说上大学难,现在说的是上好大学难,说明人民对教育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家长普遍不愿意看到子女的无知与愚昧,愿倾其积蓄供下一代上大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广大家庭有了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能力。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心理是脆弱的,经受不起失败,要求的是“优质”高等教育,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显著扩展其子女的就业和发展能力。在家长们经过众多的精神和物质投入、学子们经过长期的苦读和筛选之后,如果得到的不是优质的或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百姓是不能接受的。
高等教育的服务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使其服务面向发生着变化。随着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逐渐饱和,企业,尤其是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正在成为接纳高校各个层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高等教育要考虑如何通过学科建设、专业调整、创业教育等措施,去适应和满足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的需要。
3.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
毕业生就业压力大。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即期就业率连续徘徊在70%左右,由学校人才培养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问题。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GDP增长率实现8%可新增1,000万人的就业岗位,可现在普通高校年毕业生总数即超过600万,还有下岗工人转岗、农民工进城等诸多问题。就业即是民生,压力不可谓不大。
高校趋同现象严重。大部分高校发展的理念、内涵相近,办学只有水平高低之分,难以形成互补,因此追求升格。在人才培养方面,面对知识经济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制造业大国对应用性人才旺盛需求的应对不足,顶“天”立“地”不足、“中端”人才过剩。
专业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产生了“满足已有专业”和“发展容易上马专业”两种倾向,而对那些成本高或新兴专业培育不够。“满足已有专业”延缓了学科专业调整的时间,既使得一些欲被淘汰或压缩的冷门专业得以继续发展,又引发了一些办学条件和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膨胀而口碑变坏;“发展容易上马专业”催生了一批“时髦”专业,各学校纷纷通过设立一些短平快、低成本的通用专业来迅速应对规模的扩张,如文秘、管理、会计、法律、外语等专业在较低的水准上繁衍过快,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疑虑。
高校管理过于行政化。一是政府与高校的责任边界不清晰。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手段仍比较直接,管得还比较细,高校“自主办学、自我约束”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二是高校自身的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反映出学校管理的行政色彩还太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严重,学术、金钱、权力产生相互寻租现象。再往深里究,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制度化、合理、行使学术权力,知识分子学术发展的道路没有建设好。
《规划纲要》需要反映国际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1.大学制度有一定之规
哈佛大学前校长普西(N.K.Pusey)教授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2] 高校是现代社会中独立存在着的一类社会组织,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因此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学术性”是大学制度的基础性要素,学术发展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批判,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制度坚守的内涵。以此为基础,大学与政府、社会的边界,大学的使命和自治权,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教授会的学术权力,系主任的服务特性等,均由有法律地位的大学章程给予规范。
大学最早的模式是行会性组织,教授治校其实就是学者共同体模式。目前,大学都是巨型组织,要实施战略管理,学者共同体模式用在大学一级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教授需要得到尊重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共同体特性这一大学产生之初的形态不能丧失而需要有呈现形式,比如放到院系层面。这样,才能真正对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有所激励,而不是对行政权力的崇拜。
2.两个体系的高校模式逐步明朗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校办学模式逐步多样化的历史,是旧的教育形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产生新的教育形式的历史。当然也是办学模式不断趋同的历史,是各模式间不断学习借鉴的历史。这些,再与各国传统特点的结合,产生了极其复杂的高校模式。但是,如果我们总结规律,可看到两个体系的高校模式:一个重视学科性人才培养,另一个重视应用性人才培养,突出的代表是传统大学办学模式和专门学院(或专业大学)办学模式。
先看传统大学模式的演变。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教师按行会模式聚集在一起招收学生。稍后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在学院制模式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学生与教师学习、讨论、生活在一起,在教授“烟斗的熏陶下”成为绅士。1810年,德国创立的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初步确立了近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美国在学习了英国和德国的模式后,催发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产生了现代密集研究型大学。目前,我们所追求的 “一流大学”,参照模式就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再看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在世界高等教育多样化过程中,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产生、壮大与完善最具活力。如德国,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要求其教师必须有五年行业工作实践经验,强调专业、岗位和综合技能。其办学模式、教学模式与传统大学明显不同,专业应用性极强。美国,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高校体系。英国,出现了牛津和剑桥等著名古典大学与新大学、城市大学、多科技术大学的共同繁荣。德国,通过大学与高等专业学院两种模式的并进发展,为其制造精致产品的产业界持续注入经久不衰的创造力和实现力。法国,更是走了一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培养高级应用性人才的工程师学校的社会地位甚至超过了综合大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出现过一批专门学校,战后被改编为新制大学,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又重新出现了高级专门学校,说明着社会需求和市场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和终身学习社会后,两个体系的高校开始融合和沟通,需要架构立交桥。
3.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加大作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规模急速膨胀,社会需求日趋多样,教育成本持续上扬,办学经费出现短缺。大学从“象牙之塔”步入世俗社会的“轴心”,外界开始审视高等教育的质量、效率和社会适应性,高校也开始关注自身的特色、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益。
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与国家发展、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学术成为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大学制度的基础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如何保证大学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仍然保有相应的学术自治成为问题的关键。新公共管理理论给出了新形式下政府与高校关系的管理模式框架,基本含义是,政府给予一个组织一定的目标并向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然后由它独立承担起组织责任,政府进行问责。
英国专门成立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作为政府与大学间的缓冲机构,大学质量评估的结果是财政科研拨款的基础。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将拨款与高校绩效评估挂钩,在拨款公式中加入了政府倡导的绩效指标,政府与学校签订的资助协议也往往附加着限定条件和要求,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则由原来的政府“设施型”管理模式转变为“契约—评估型”管理模式,政府不再直接使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中期目标和计划等宏观手段,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价等手段,在大学的发展中体现政府的意志。法国于1984年1月26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可以根据教学与科研等方面发展目标,通过协商与国家签订合同,大学要承诺完成发展目标规定的任务,国家要保证提供相应的经费与人员编制,形成了大学与国家间的契约管理关系。
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逻辑关系
1.特色是质量的更高要求
高等教育质量的保证离不开人才多样化的实现,而多样化是紧密与特色联系在一起的。特色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有别于“精英”阶段的根本所在,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学校教育质量“高”的标志。同时,也只有让学生接受有不同特色的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人才市场和个人个性特点的多样性需求,促进民主和公平。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克服同质化现象,在不同层次、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因此,《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等亮点,均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组成和纵深发展。
2.制度是创新的保证
当前,高等教育界有很多热点问题:招生、就业、评估、贷款等。其中,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是两个直逼症结核心的议题,关乎学术创新环境和教育教学质量。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好像谈论制度建设就只有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而涉及人才培养就只是教学方法。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造就人才,包括学生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温总理多次提到的钱学森之问,“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是一个高度的否定概念,如果该命题成立,那么必然是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创新人才贫乏的深层次原因在大学制度。因此,制度建设要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服务,而有利于学术创新的制度必然能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等亮点,不仅关乎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而且更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注:
1.温家宝.《教育大计、教师为本》[N].中国教育报,2009.10(12).
2.转引自[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主编,郑继伟、徐辉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蔡桂兰]
《规划纲要》是国家意志的反映
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逐步确立了一些治国理念,形成了一些国家战略。其中,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2020年发展目标,科学发展观是指导思想,人力资源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发展之路,和谐社会和学习型社会是社会的形态。
2006年底,温家宝总理在与大学校长、教育专家座谈时指出:“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此后,温总理在多次谈话中均提及这一命题。
2009年教师节前,温总理在北京第三十五中学听了五节课后发表讲话,谈了任继愈、钱学森对教育的建议,谈了自己的内疚,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形势很好的时候,还要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原因”[1] 。温总理进一步指出:我们培养的学生往往书本知识掌握得很好,但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比较缺乏。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为什么改革成效不够明显?培养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必须树立先进的教育理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在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方式等方面大胆探索和改革;需要大批教育家办学,树立终身办学的志向,不受名利的诱惑,完全献身于教育事业;“教是为了不教”,培养创新思维。我们研究制定《规划纲要》,就是想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问题。
2010年1月11日～2月6日,温总理在中南海先后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温总理在座谈会上指出:《规划纲要》应该反映国家的意志、决心和战略眼光,让人民看到希望,从而增强对中国教育的信心。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特别是拔尖人才。制定《规划纲要》必须坚持以下几点:一是积极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二是落实和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三是努力促进教育公平,四是大力倡导教育家办学。
温总理在2010年3月5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今年要全面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抓紧启动实施《规划纲要》。要对办学体制、教学内容、教育方法、评价制度等进行系统改革,探索适应不同类型教育和人才成长的学校管理体制和办学模式;进一步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鼓励高校适应就业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整专业和课程设置,推动高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和学术发展紧密结合,激励教师专注于教育;努力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创建若干所一流大学,培养杰出人才;加强师德教育,增强教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规划纲要》需要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1.社会经济发展的国情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这样才能保证国家建设的长治久安,人民生活安定安康,社会发展的和谐稳定。
人口多、底子薄、发展不平衡是我国发展的现状。我国是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面临着就业保障和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巨大压力。人均GDP刚刚迈入3,000美元,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在经济上面临着加快工业化和迎接知识经济挑战的双重任务。“三农”问题突出,农村劳动力转移、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发展任务繁重。
发展的活力、动力充足。发展是硬道理,从200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到2009年的人均3,000美元,也就短短6年。从不同的社会组织到各个利益群体和个人,发展的欲望十足。尽管分享发展成果有不均衡现象,体制转轨后也产生了不少新的矛盾,但改革开放还是极大地促进了发展,绝大多数人还是享受到了发展成果。不平衡现象刺激了人们发展的动力和活力,在现阶段也有其正向意义。
经济结构调整势在必行。我国的人均GDP虽然不高,但经济总量不小,因此对世界格局还是产生着巨大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后,中国虽然需要针对国际经济分工继续做好加工业,但人口红利优势也逐步减弱,单靠投资驱动也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发展要求。因此,既需要提高科技含量,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向创新型国家迈进,也需要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一直比较薄弱。我国大中型企业有技术开发机构的仅占1/4,大中型企业研发支出占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仅为0.71%,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制造业比重的8%,企业用于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之比是1∶0.078,只有万分之三的企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所带来的后果是:企业缺乏自主知识产权,品牌和技术依赖进口,靠廉价劳动力赚取一些少得可怜的加工费用,劳动生产率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全世界86%的研发投入、90%以上的发明专利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它们垄断着国际产业分工的高端并获取着超额利润;在国内市场上,40%的外国资本,控制了50%的国内市场,拿走了70%以上的利润。
2.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
世纪之交的高校扩招后,高等教育从2002年开始迈入大众化的门槛,很快在规模上成为世界第一。2009年,毛入学率为24.2%,总规模为2,979万人。2020年,毛入学率将达到40%,总规模为3,550万人。
适龄人口逐年下降。在2008年18岁～22岁高等教育学龄人口达到高峰后,开始进入下行阶段。这样,即使2020年的高等教育的规模维持在2009年的水平上,因为适龄人口下降约4,000万人,毛入学率也将增加10个百分点。因此,规模扩展的压力不大。再兼顾今后终身教育发展而产生的增量,普通高等教育的规模扩展压力就更小了,压力主要是在质量和特色上。
各项改革都充分展开或经历着公开讨论。这些年来,我们经历过轰轰烈烈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办学体制改革、内部管理制度改革、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开展了学科专业调整、高考制度改革实验、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设,进行过深入的现代大学制度探讨和办学理念探讨。但是,许多问题仍悬而未决,这说明了问题的复杂性,改革正在进入深水区。
教育财政的压力依然很大。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是穷国办大教育,而且办的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又面临着巨大的人口负担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的压力。因此,教育经费的缺口一直很大,特别是占高等教育人口95%左右的地方高校发展很不平衡,对社会、百姓影响巨大。
独生子女家长心理脆弱。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期望与供给短缺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独生子女政策加剧了这一矛盾。过去人们常说上大学难,现在说的是上好大学难,说明人民对教育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家长普遍不愿意看到子女的无知与愚昧,愿倾其积蓄供下一代上大学;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广大家庭有了支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经济能力。这里需要关注的是,独生子女家长的心理是脆弱的,经受不起失败,要求的是“优质”高等教育,是希望通过高等教育显著扩展其子女的就业和发展能力。在家长们经过众多的精神和物质投入、学子们经过长期的苦读和筛选之后,如果得到的不是优质的或有质量保障的高等教育,百姓是不能接受的。
高等教育的服务主体发生了根本变化。高等教育规模的不断扩大,也使其服务面向发生着变化。随着政府机关、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人员的逐渐饱和,企业,尤其是发展迅速的高新技术企业、中小企业正在成为接纳高校各个层次毕业生就业的主要渠道。高等教育要考虑如何通过学科建设、专业调整、创业教育等措施,去适应和满足企业的技术创新主体地位建设的需要。
3.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
毕业生就业压力大。近几年来,高校毕业生的即期就业率连续徘徊在70%左右,由学校人才培养问题转变为一个社会问题。按照经济学家的测算,GDP增长率实现8%可新增1,000万人的就业岗位,可现在普通高校年毕业生总数即超过600万,还有下岗工人转岗、农民工进城等诸多问题。就业即是民生,压力不可谓不大。
高校趋同现象严重。大部分高校发展的理念、内涵相近,办学只有水平高低之分,难以形成互补,因此追求升格。在人才培养方面,面对知识经济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制造业大国对应用性人才旺盛需求的应对不足,顶“天”立“地”不足、“中端”人才过剩。
专业结构不合理。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展,使得高校在专业设置上产生了“满足已有专业”和“发展容易上马专业”两种倾向,而对那些成本高或新兴专业培育不够。“满足已有专业”延缓了学科专业调整的时间,既使得一些欲被淘汰或压缩的冷门专业得以继续发展,又引发了一些办学条件和就业前景好的热门专业膨胀而口碑变坏;“发展容易上马专业”催生了一批“时髦”专业,各学校纷纷通过设立一些短平快、低成本的通用专业来迅速应对规模的扩张,如文秘、管理、会计、法律、外语等专业在较低的水准上繁衍过快,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质量的疑虑。
高校管理过于行政化。一是政府与高校的责任边界不清晰。政府对高校的管理,手段仍比较直接,管得还比较细,高校“自主办学、自我约束”的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二是高校自身的治理结构不够完善。反映出学校管理的行政色彩还太浓,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冲突严重,学术、金钱、权力产生相互寻租现象。再往深里究,是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制度化、合理、行使学术权力,知识分子学术发展的道路没有建设好。
《规划纲要》需要反映国际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
1.大学制度有一定之规
哈佛大学前校长普西(N.K.Pusey)教授指出:“每一个较大规模的现代社会,无论它的政治、经济或宗教制度是什么类型的,都需要建立一个机构来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领域。换言之,凡是需要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那里就会有大学。”[2] 高校是现代社会中独立存在着的一类社会组织,有自己独特的使命,因此有自己的运行规律。
“学术性”是大学制度的基础性要素,学术发展离不开自由的学术批判,有助于激发创新活力的“学术自由、教授治校”是西方大学制度坚守的内涵。以此为基础,大学与政府、社会的边界,大学的使命和自治权,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教授会的学术权力,系主任的服务特性等,均由有法律地位的大学章程给予规范。
大学最早的模式是行会性组织,教授治校其实就是学者共同体模式。目前,大学都是巨型组织,要实施战略管理,学者共同体模式用在大学一级显然是不合适的。但是,教授需要得到尊重并有一定的决策权,共同体特性这一大学产生之初的形态不能丧失而需要有呈现形式,比如放到院系层面。这样,才能真正对学术发展和人才培养有所激励,而不是对行政权力的崇拜。
2.两个体系的高校模式逐步明朗
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校办学模式逐步多样化的历史,是旧的教育形式不能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断产生新的教育形式的历史。当然也是办学模式不断趋同的历史,是各模式间不断学习借鉴的历史。这些,再与各国传统特点的结合,产生了极其复杂的高校模式。但是,如果我们总结规律,可看到两个体系的高校模式:一个重视学科性人才培养,另一个重视应用性人才培养,突出的代表是传统大学办学模式和专门学院(或专业大学)办学模式。
先看传统大学模式的演变。法国的巴黎大学是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教师按行会模式聚集在一起招收学生。稍后英国的牛津、剑桥大学在学院制模式上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学生与教师学习、讨论、生活在一起,在教授“烟斗的熏陶下”成为绅士。1810年,德国创立的柏林大学提出教学与研究相结合,初步确立了近代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美国在学习了英国和德国的模式后,催发出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产生了现代密集研究型大学。目前,我们所追求的 “一流大学”,参照模式就是美国的研究型大学。
再看应用型高校的发展。在世界高等教育多样化过程中,应用型高等教育机构产生、壮大与完善最具活力。如德国,高等专业学院(Fachhochschulen)要求其教师必须有五年行业工作实践经验,强调专业、岗位和综合技能。其办学模式、教学模式与传统大学明显不同,专业应用性极强。美国,逐步建立起了适应市场需求的多样化高校体系。英国,出现了牛津和剑桥等著名古典大学与新大学、城市大学、多科技术大学的共同繁荣。德国,通过大学与高等专业学院两种模式的并进发展,为其制造精致产品的产业界持续注入经久不衰的创造力和实现力。法国,更是走了一条与其他工业化国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培养高级应用性人才的工程师学校的社会地位甚至超过了综合大学。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出现过一批专门学校,战后被改编为新制大学,废除了专门学校制度,但在20世纪70年代后又重新出现了高级专门学校,说明着社会需求和市场的作用。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在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和终身学习社会后,两个体系的高校开始融合和沟通,需要架构立交桥。
3.政府在宏观管理方面加大作为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后,世界高等教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学生规模急速膨胀,社会需求日趋多样,教育成本持续上扬,办学经费出现短缺。大学从“象牙之塔”步入世俗社会的“轴心”,外界开始审视高等教育的质量、效率和社会适应性,高校也开始关注自身的特色、水平和经费使用效益。
现代大学走出象牙塔,与国家发展、地方经济联系在一起。学术成为资本,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要素,大学制度的基础由学术自由主义转向学术资本主义。大学与政府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如何保证大学在接受政府资金的同时仍然保有相应的学术自治成为问题的关键。新公共管理理论给出了新形式下政府与高校关系的管理模式框架,基本含义是,政府给予一个组织一定的目标并向其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然后由它独立承担起组织责任,政府进行问责。
英国专门成立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以作为政府与大学间的缓冲机构,大学质量评估的结果是财政科研拨款的基础。在美国,越来越多的州政府将拨款与高校绩效评估挂钩,在拨款公式中加入了政府倡导的绩效指标,政府与学校签订的资助协议也往往附加着限定条件和要求,这事实上形成了一种契约关系。日本的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则由原来的政府“设施型”管理模式转变为“契约—评估型”管理模式,政府不再直接使用行政手段,而是通过中期目标和计划等宏观手段,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价等手段,在大学的发展中体现政府的意志。法国于1984年1月26日实施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大学可以根据教学与科研等方面发展目标,通过协商与国家签订合同,大学要承诺完成发展目标规定的任务,国家要保证提供相应的经费与人员编制,形成了大学与国家间的契约管理关系。
高等教育发展政策的逻辑关系
1.特色是质量的更高要求
高等教育质量的保证离不开人才多样化的实现,而多样化是紧密与特色联系在一起的。特色是大众化阶段高等教育质量有别于“精英”阶段的根本所在,也可以说是这一时期学校教育质量“高”的标志。同时,也只有让学生接受有不同特色的高等教育,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人才市场和个人个性特点的多样性需求,促进民主和公平。今后,中国高等教育必须克服同质化现象,在不同层次、领域办出特色,争创一流。
因此,《规划纲要》提出的“建立高校分类体系,实行分类管理”“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建立健全有利于专门人才、创新人才选拔的多元录取机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等亮点,均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组成和纵深发展。
2.制度是创新的保证
当前,高等教育界有很多热点问题:招生、就业、评估、贷款等。其中,现代大学制度建设和创新人才培养是两个直逼症结核心的议题,关乎学术创新环境和教育教学质量。但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好像谈论制度建设就只有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而涉及人才培养就只是教学方法。这虽有一定道理但不够全面。
高校的根本任务是造就人才,包括学生和教师的专业发展。温总理多次提到的钱学森之问,“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是一个高度的否定概念,如果该命题成立,那么必然是一个体制性问题,即创新人才贫乏的深层次原因在大学制度。因此,制度建设要为人才培养和学术创新服务,而有利于学术创新的制度必然能促进创新人才的培养。
《规划纲要》提出的“建设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探索教授治学的有效途径”“探索建立高等学校理事会或董事会”“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等亮点,不仅关乎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增强社会服务能力,而且更有助于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
注:
1.温家宝.《教育大计、教师为本》[N].中国教育报,2009.10(12).
2.转引自[美]约翰·S·布鲁贝克著,王承绪主编,郑继伟、徐辉等译:《高等教育哲学》,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页。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蔡桂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