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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云在党内堪称“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写下了数百篇重要的文稿，主要收录于《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中。这些文稿，是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陈云的一生有四个写作高峰期，分别是在商务印书馆时期、主持全国总工会党团工作时期、延安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均产生于这几个高峰期间。陈云之所以能在这四个时期写出大量的文章，是由当时社会历史条件和他对革命实践的深入思考相互作用所促成的。
陈云人生中的第一个写作高峰期是1925年至1927年，即他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期间。
1919年冬，14岁的陈云走出家乡青浦练塘，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七八年间，与许多知识分子、经营管理人员有过接触和交往。他利用商务印书馆得天独厚的条件，阅读了大量进步图书。
在商务印书馆，陈云接触到了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陈云正是其中的一员。在斗争的锻炼和洗礼中，陈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八九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云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入党之后，他更是加强对革命理论的学习，阅读了《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图书，多次参加党内举办的流动培训班，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因而也就具备了撰写文章传播思想的能力。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北伐的胜利，使陈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和曙光。他思考最多的是国家的前途命运，并看到了群众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这些早期革命思想的涌动，促使他奋力写作。
192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地下刊物《职工》，陈云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是陈云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相当地位，组织了政党;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深受压迫，但近几年尤其是五卅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商务的职工，与全国的工人，当然是站在同一阶级上。工人运动的最后胜利，就是吾们的最后胜利。”他深刻认识到只能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为什么要罢工》《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是陈云在《职工》第三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罢工运动原因和出现的问题，并以商务印书馆两次罢工斗争为例，论述了职工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怀民”署名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并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的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和平之路》是发表在《职工》第十二、十三期合刊上用“民”署名的一篇文章。文中鲜明地表达了北伐是建立民众政权的初步实践，是中国真和平的一线曙光。《悼苏民先生》一文，论述了许苏民是彻底的革命者，激励更多的人完成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陈云的第二个写作高峰期是1932年至1934年。
1932年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担任全总党团书记，并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正是在工运处于低潮、党内对于开展工运斗争存在严重分歧的复杂历史环境下，走上全总党团书记岗位的。作为临时中央的一员，陈云就任之初，并没有摆脱“左”的工运路线的影响，仍然坚持以赤色工会的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运动。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陈云是尊重实际的实干家，在斗争中遇到的挫折引起了他的深入思考。在这一时期，陈云之所以写下了多篇文章，反映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尤其是1932年7月底8月初，在短短20天内，他一连撰写了10多篇報告和文章，计3万多字，详细记述了3月中旬以后全总领导的几次大的斗争，总结其中的成绩、经验和教训。
其间，陈云组织领导了南洋烟草公司和时事新报馆的工人斗争，尤其在指导时事新报馆的工人斗争上花费了很大精力，并从中加深了对黄色工会斗争策略的认识。他在《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不仅要在罢工中扩大工厂赤色小组的基础，“尤其要利用被迫离厂委员会的公开路线，吸引各报馆积极工人，去用各种名义，如时事新报工人后援会、同情会、保障劳资条约会等，甚至去组织各种灰色名称而有领导斗争作用的各种组织，有系统地建立报界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同时也就是真正艰苦地准备同盟罢工的发动”。随着实践的发展，陈云对黄色工会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黄色工会也有一些领袖为争取工人的合理利益做过一些事情。他在《关于瓦解黄色工会与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一文中写道：“在中国的黄色工会中我们要大量地去发展革命反对派，吸收许多新的工人，培养许多新的干部，是十分严重的工作。”陈云还组织失业工人斗争，起草《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指出：在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时，除围绕目前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提出动员群众的口号外，必须提出要求失业救济等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来动员群众，要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
这些文章说明，陈云逐渐摒弃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努力寻找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合法群众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斗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临时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与苏区的工会领导机构合并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陈云继续担任党团书记。苏区的职工运动和苏区的其他工作一样，明显打上了“左”或右的烙印。陈云在深入职工、深入基层中了解到不少地方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不从实际出发，机械照搬别的地方的做法，推行过左的工运政策。如，在到中央苏区还不到三个月时，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期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照搬苏联劳动法的做法，“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该文以大量的事实批评了“左”倾政策，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人在经济斗争中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是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1933年六七月间，陈云深入福建汀州进行社会调查，在指导京果业工人与老板订立劳动合同后，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叙述自己到汀州考察领导工会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批判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造成的恶果。 陈云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以后，十分重视开展白区的统战工作。为了扭转党在白区工作落后的局面，1933年12月，陈云发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长篇文章，在《斗争》上连载。在文章中，陈云着重批评了白区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错误。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几乎全面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左”的错误发展到顶点。尽管如此，陈云依然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继续撰写了《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战斗》《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等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陈云和毛泽东等人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会与经济方面的工作，积累和总结了苏区工作的革命经验。陈云在这期间撰写的文章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对纠正苏区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指导白区工作策略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至1943年是陈云人生中第三个写作高峰期。其间，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接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延安时期是陈云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他撰写了多篇党建文章，形成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系统主张。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主持起草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在《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中收录了这一时期的文章、讲话提纲等40余篇。如《华北党的干部问题》《组织工作与领导方法》《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员问题》《关于党性问题》《关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决定》等。其中，不少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关注，并被收录到中共中央文件集《整风运动》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中，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增强了党员意识，起到了教育党员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主要围绕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展开，为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服务。党的建设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展开，陈云对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针对抗日战争的复杂局面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陈云积极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干部工作的决策，提出了丰富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任用干部的思想理论。他先后撰写和发表《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等文章，专门阐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他科学地论证了党的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党的干部的本质特征。陈云指出：“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胜利。”
为了加强对党建理论问题的探索，193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成立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在陈云主持下，研究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经常就党的建设、党内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陈云到党校的讲课提纲也都拿到研究会征求意见。通过研究和讨论，许多干部的思想开阔了，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在此期间，陈云在党的建设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等文章中，论述了巩固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同加强群众工作联系起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和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支部》《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等;他以讲课、讲话等方式作出的有关党的干部政策、干部队伍建设、遵守党的纪律等问题的论述。这些成果，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还着重研究和总结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建设问题，撰写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和《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等文章。文章主要指出：秘密党建设要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大后方党的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长期埋伏，党的组织必须精干隐蔽;等等。这也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特色。
延安时期，陈云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解决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建思想。
陈云人生中第四个写作高峰期是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这段时间是陈云一生中思想最为敏锐、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担任职务最多、工作最为繁重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陈云这一期间撰写文章约52篇，起草报告、讲话、信件约126篇。
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義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共在经济战线上经历了“两个时期”，进行了“三大战役”。“两个时期”是：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2年至1956年的“一化三改”时期。“三大战役”是：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式到最后完成。同时，还进行了“一五”计划的建设。
当时，陈云主持财经工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在陈云亲自领导下实现的。对这一段忙碌而充实的岁月，陈云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陈云就是在国家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受中央的委托主持财经工作的。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他几乎用全部精力去抓经济工作。在到上海经过调查研究之后，陈云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在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陈云亲自指挥这一“战役”。从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其间有过四次物价波动，但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政策，抵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全国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间，陈云撰写了《新老干部要团结》《制止物价猛涨》《发行公债弥补赤字》等10多篇文章，论述稳定物价的意义和措施。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陈云起草的，被收入《陈云文选》，题为《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正当我国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采取新的方针。陈云在11月撰写的《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文中指出：财政工作部署应遵循战争第一、市场第二、投资性经济文化支出第三的原则。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正是坚定执行了这“边抗、边稳、边建”的三边方针，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又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和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恢复和发展。
陈云曾说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花脑子想问题最长的就是统购统销，并说这是走得非常险的一步棋。从陈云《粮食要统筹统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一步步观察和思考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决策统购统销是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比较得出的结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以后，陈云还是部署和落实政策的指挥员。
在《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一文中，陈云强调统购统销政策有缺点、有漏洞可以补充和改造，但绝不能停止。如何改进？他提出了“三定”的政策，即定产、定购和定销。实践证明，这一决策的实施，使国家掌握了大批粮食，基本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粮食的需求。
陈云晚年回忆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因此，这一时期陈云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观点。
一
陈云人生中的第一个写作高峰期是1925年至1927年，即他在商务印书馆当学徒期间。
1919年冬，14岁的陈云走出家乡青浦练塘，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此时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陈云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七八年间，与许多知识分子、经营管理人员有过接触和交往。他利用商务印书馆得天独厚的条件，阅读了大量进步图书。
在商务印书馆，陈云接触到了民主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五四运动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得到进一步传播。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经过不断的摸索，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陈云正是其中的一员。在斗争的锻炼和洗礼中，陈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在1925年八九月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革命道路。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为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陈云积极投身到革命洪流中，学习、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入党之后，他更是加强对革命理论的学习，阅读了《共产主义ABC》《马克思主义浅说》《资本制度浅说》《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进步图书，多次参加党内举办的流动培训班，思想觉悟和理论水平有了质的飞跃，因而也就具备了撰写文章传播思想的能力。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北伐的胜利，使陈云看到了中国社会的希望和曙光。他思考最多的是国家的前途命运，并看到了群众对于革命的重要性。这些早期革命思想的涌动，促使他奋力写作。
1925年，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创办地下刊物《职工》，陈云在上面发表了多篇文章。《职工在现社会的地位》是陈云在该刊创刊号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欧美国家的工人阶级取得相当地位，组织了政党;而中国的工人阶级深受压迫，但近几年尤其是五卅运动后，中国工人阶级成为了民族革命的先锋队。“商务的职工，与全国的工人，当然是站在同一阶级上。工人运动的最后胜利，就是吾们的最后胜利。”他深刻认识到只能依靠工人阶级才能夺取革命的胜利。《我们为什么要罢工》《罢工后职工应有的觉悟》是陈云在《职工》第三期上发表的两篇文章，主要介绍了罢工运动原因和出现的问题，并以商务印书馆两次罢工斗争为例，论述了职工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怀民”署名的《中国民族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一文分析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失败的原因，并指出“在以农立国的中国，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强的农民是民族运动中的唯一大主力。农民不参加运动，中国革命鲜有希望”。《和平之路》是发表在《职工》第十二、十三期合刊上用“民”署名的一篇文章。文中鲜明地表达了北伐是建立民众政权的初步实践，是中国真和平的一线曙光。《悼苏民先生》一文，论述了许苏民是彻底的革命者，激励更多的人完成对“国民革命”的宣传。
二
陈云的第二个写作高峰期是1932年至1934年。
1932年3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陈云担任全总党团书记，并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云正是在工运处于低潮、党内对于开展工运斗争存在严重分歧的复杂历史环境下，走上全总党团书记岗位的。作为临时中央的一员，陈云就任之初，并没有摆脱“左”的工运路线的影响，仍然坚持以赤色工会的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运动。
错误往往是正确的先导。陈云是尊重实际的实干家，在斗争中遇到的挫折引起了他的深入思考。在这一时期，陈云之所以写下了多篇文章，反映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思想变化。尤其是1932年7月底8月初，在短短20天内，他一连撰写了10多篇報告和文章，计3万多字，详细记述了3月中旬以后全总领导的几次大的斗争，总结其中的成绩、经验和教训。
其间，陈云组织领导了南洋烟草公司和时事新报馆的工人斗争，尤其在指导时事新报馆的工人斗争上花费了很大精力，并从中加深了对黄色工会斗争策略的认识。他在《时事新报馆工人罢工斗争中反黄色工会的工作》一文中指出，不仅要在罢工中扩大工厂赤色小组的基础，“尤其要利用被迫离厂委员会的公开路线，吸引各报馆积极工人，去用各种名义，如时事新报工人后援会、同情会、保障劳资条约会等，甚至去组织各种灰色名称而有领导斗争作用的各种组织，有系统地建立报界工会的革命反对派，同时也就是真正艰苦地准备同盟罢工的发动”。随着实践的发展，陈云对黄色工会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黄色工会也有一些领袖为争取工人的合理利益做过一些事情。他在《关于瓦解黄色工会与建立革命反对派的组织》一文中写道：“在中国的黄色工会中我们要大量地去发展革命反对派，吸收许多新的工人，培养许多新的干部，是十分严重的工作。”陈云还组织失业工人斗争，起草《全总失业工人工作的决议》，指出：在领导失业工人斗争时，除围绕目前赤色工会的基本任务提出动员群众的口号外，必须提出要求失业救济等一系列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口号来动员群众，要组织失业工人委员会。
这些文章说明，陈云逐渐摒弃了“左”倾错误的影响，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努力寻找适合当时斗争形势的合法群众组织形式来领导工人斗争。
1933年1月，陈云随临时中央机关迁到中央苏区。中华全国总工会的领导机构与苏区的工会领导机构合并为“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陈云继续担任党团书记。苏区的职工运动和苏区的其他工作一样，明显打上了“左”或右的烙印。陈云在深入职工、深入基层中了解到不少地方受“左”倾错误的影响，不从实际出发，机械照搬别的地方的做法，推行过左的工运政策。如，在到中央苏区还不到三个月时，陈云在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第九期上发表了《关于苏区工人的经济斗争》一文，尖锐地批评了照搬苏联劳动法的做法，“机械地执行只能适用于大城市的劳动法，使企业不能负担而迅速倒闭”。该文以大量的事实批评了“左”倾政策，还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工人在经济斗争中产生“左”倾错误的根源，是政治上的工团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1933年六七月间，陈云深入福建汀州进行社会调查，在指导京果业工人与老板订立劳动合同后，写了《怎样订立劳动合同》一文，叙述自己到汀州考察领导工会订立劳动合同的过程，批判执行过左的劳动政策造成的恶果。 陈云任中央白区工作部部长以后，十分重视开展白区的统战工作。为了扭转党在白区工作落后的局面，1933年12月，陈云发表《粉碎五次“围剿”面前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的长篇文章，在《斗争》上连载。在文章中，陈云着重批评了白区工作中存在的弱点和错误。1934年在瑞金召开的六届五中全会几乎全面肯定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路线，使“左”的错误发展到顶点。尽管如此，陈云依然坚持对真理的探索，继续撰写了《福建事变中党在福建的职工运动》《建立白区工作的几个重要问题》《红“五一”前夜的全国无产阶级伟大的战斗》《游击区域（被敌人占领的区域）的工作方式与组织方式》等文章。
在中央苏区时，陈云和毛泽东等人为建设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做了大量的工会与经济方面的工作，积累和总结了苏区工作的革命经验。陈云在这期间撰写的文章是深入实际、联系群众、调查研究的重要成果，对纠正苏区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指导白区工作策略的转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
1937年至1943年是陈云人生中第三个写作高峰期。其间，陈云在延安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直接负责党的组织建设和干部工作。延安时期是陈云思想转折的一个重要时期，他撰写了多篇党建文章，形成了关于党的建设的系统主张。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主持起草了《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等中央文件。在《陈云文选》和《陈云文集》中收录了这一时期的文章、讲话提纲等40余篇。如《华北党的干部问题》《组织工作与领导方法》《学习是共产党员的责任》《学会领导方法》《关于党员问题》《关于党性问题》《关于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加入共产党的决定》等。其中，不少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与关注，并被收录到中共中央文件集《整风运动》和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中，从而扩大了社会影响，增强了党员意识，起到了教育党员的重要作用。
延安时期，党的建设主要围绕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政治路线展开，为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服务。党的建设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面展开，陈云对这些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针对抗日战争的复杂局面和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带来的一系列问题，陈云积极贯彻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干部工作的决策，提出了丰富的具有真知灼见的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系统的任用干部的思想理论。他先后撰写和发表《论干部政策》《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尊重和团结非党干部是党的重要政策》《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等文章，专门阐述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问题。他科学地论证了党的干部在党的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阐明了党的干部的本质特征。陈云指出：“党的干部不同于一般党员，是党的骨干。干部在党的组织建设中占重要地位。党看重干部的作用，认为没有坚强的干部队伍，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发展，就不能取得胜利。”
为了加强对党建理论问题的探索，1939年，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成立党建与群众工作研究会。在陈云主持下，研究会的工作开展得十分活跃，经常就党的建设、党内教育、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研究和讨论。陈云到党校的讲课提纲也都拿到研究会征求意见。通过研究和讨论，许多干部的思想开阔了，认识有了显著提高。在此期间，陈云在党的建设等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他在《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等文章中，论述了巩固党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同加强群众工作联系起来;他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和中共中央主办的党内刊物《共产党人》上发表的文章《支部》《巩固党与战区的群众工作》《巩固秘密党的几个问题》等;他以讲课、讲话等方式作出的有关党的干部政策、干部队伍建设、遵守党的纪律等问题的论述。这些成果，对毛泽东党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陈云还着重研究和总结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建设问题，撰写了《大后方党组织的彻底改组和扩大党外的活动》《巩固党在大后方及敌占区的秘密组织》和《改进大后方秘密党的工作》等文章。文章主要指出：秘密党建设要肃清内奸和防止内奸;保证领导机关的安全;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把严密党的内部与开展党外群众工作联系起来;大后方党的基本任务是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长期埋伏，党的组织必须精干隐蔽;等等。这也是这一时期党的建设的特色。
延安时期，陈云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从解决问题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党建思想。
四
陈云人生中第四个写作高峰期是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陈云即被任命为政务院副总理。这段时间是陈云一生中思想最为敏锐、精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同时也是他担任职务最多、工作最为繁重的时期。据不完全统计，陈云这一期间撰写文章约52篇，起草报告、讲话、信件约126篇。
1949年至1956年，是我国社会由新民主主義向社会主义转变的伟大历史时期。在这个历史时期中，中共在经济战线上经历了“两个时期”，进行了“三大战役”。“两个时期”是：1949年至1952年的三年经济恢复时期，1952年至1956年的“一化三改”时期。“三大战役”是：统一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社会主义改造，从低级形式到最后完成。同时，还进行了“一五”计划的建设。
当时，陈云主持财经工作。我们在经济战线上进行的“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胜利，都是在陈云亲自领导下实现的。对这一段忙碌而充实的岁月，陈云曾作过这样的描述：“解放时，我四十五岁。那时，可以三班倒、四班倒，上午、下午开会，晚上同周总理谈，午夜去找毛主席，安排得满满的。”
新中国成立初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紧迫任务是恢复和发展经济。陈云就是在国家财政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受中央的委托主持财经工作的。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任务十分艰巨。他几乎用全部精力去抓经济工作。在到上海经过调查研究之后，陈云指出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主要手段。在将近10个月的时间里，陈云亲自指挥这一“战役”。从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其间有过四次物价波动，但由于采取了正确方针政策，抵住了投机资本的冲击，全国财政收支出现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其间，陈云撰写了《新老干部要团结》《制止物价猛涨》《发行公债弥补赤字》等10多篇文章，论述稳定物价的意义和措施。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统一全国财经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是由陈云起草的，被收入《陈云文选》，题为《统一财政经济工作》。
正当我国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安全。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在这一新形势下，我国的财政经济工作必须采取新的方针。陈云在11月撰写的《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文中指出：财政工作部署应遵循战争第一、市场第二、投资性经济文化支出第三的原则。
在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中，正是坚定执行了这“边抗、边稳、边建”的三边方针，既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又保证了市场的稳定和工农业生产、交通运输等恢复和发展。
陈云曾说过，新中国成立初期他花脑子想问题最长的就是统购统销，并说这是走得非常险的一步棋。从陈云《粮食要统筹统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等文章中可以看出，一方面他花费了很大的精力一步步观察和思考粮食问题，另一方面决策统购统销是经过调查研究反复比较得出的结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实行以后，陈云还是部署和落实政策的指挥员。
在《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一文中，陈云强调统购统销政策有缺点、有漏洞可以补充和改造，但绝不能停止。如何改进？他提出了“三定”的政策，即定产、定购和定销。实践证明，这一决策的实施，使国家掌握了大批粮食，基本保证了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对粮食的需求。
陈云晚年回忆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在那一阶段里，我可以放开手脚干，所以许多观点讲得更充分一点。因为碰到了问题，才出了新的观点，不碰到问题出不了新观点。”因此，这一时期陈云产生了很多重要的经济思想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