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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伯钧是中国政治活动家、愛国民主人士、中国民工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我的父亲(章伯钧)愛看戏。父辈似乎都愛看戏。在这个愛好上，分辨不出国民党官员、共产党干部和民主人士政治身份的差异来。难怪从前的艺人地位虽低下，但心理上却是自傲的：“甭管哪朝哪代，你们都得听戏。”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马连良对戏曲的讲究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中，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竞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座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愛的同时，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苟，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愛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待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卜卦。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人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马连良剧艺评介》中称：“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父亲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愛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消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
马连良来我家做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恭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
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
父亲同意这看法，事情果然如此。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休，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做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抬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木干。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什么叫果木?”
“就是苹果木。”
“干吗用的?”
“烤鸭。”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愛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熏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已是夜阑灯珊，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为人义气有求必应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父亲送罗女士时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得直乐。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问母亲抽大烟的事，母亲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
说起父亲与艺人的交往，均在1949年以后。他较早结识的艺人是梅兰芳，而与父母关系比较密切的艺人，要数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马连良和参加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李万春。
马连良对戏曲的讲究
事实还真如此。罗瑞卿当学生时，为瞧一出梅老板(兰芳)的戏，大冬天把铺盖都卖了。1949年后，当了公安部长的他，还把这故事亲口告诉了梅兰芳。梅先生感动得直说：“以后我请您，我请您。”
1956年，禁戏内部演出。其中，由小翠花演一出跷功戏，剧目名称忘记了。父亲和我临开演前十分钟进的剧场，竞发现已座无虚席。跟在后面的人是贺龙。他一拳打在父亲后背上，父亲转身拍着他的肩膀，说：“你也来了。”
“我当然要来。”
父亲说：“好像没有座位了。”
贺龙望了望前面几排就座的人，笑着说：“他妈的!所有的部长都来了，比国务院开会还积极!”
二人相视，哈哈大笑。
这年年底，四川的川剧团在中南海怀仁堂演出《谭记儿》，台下的四川籍首长一边看戏，一边说笑。态度随意，评头品足，语言放肆，一点“首长”的样子也没有，大家又回到了草民时代。
1957年春，安徽的庐剧、泗州戏进京演出。父亲、张治中、李克农三个安徽人，不但相约去看家乡戏，还把剧团的人轮流请到家里吃茶点。
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一个唱腔，千回百转；一件蟒袍，镶金绣银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那些有文化、有身份的人，亦日愈陶醉其间。不管你由朝而野，还是由野而朝，自身的生活经历和社会认识必然对剧中的人情世态、悲欢离合，感到十分投合。民族民间生成性质的中国戏曲在得到平民百姓喜愛的同时，也得到文人、士大夫的青睐。特别是对于像父亲等一批已身居荣耀的人来说，观看再现真实世相与生活琐细的戏曲，是心理上一种必要的替换，是精神上的安慰，是情感上的温暖回忆。
最早关于马连良的故事，我是从表舅那里听来的。表舅一生喜好两件事。一是烹调，且手艺高超。他是“民革”(即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员。民革负责人王昆仑在家里请客，常请他去掌勺。后来，表舅成了历史反革命分子，被踢出民革中央，所有食客竟没替他说一句话。母亲为此愤愤不平，抱怨道：“与其给他们炒菜，还不如给我们做饭呢!”表舅的第二个喜好是听戏，主要是听京戏。什么梅尚程苟，什么南麒北马，没有不知道的。他非但说戏，还能讲戏外趣闻。而这，正是我最愛听的。表舅告诉我，马连良是在1951年由周恩来派人至香港接回大陆的。同时回来的还有张君秋。
我问：“他愿意回来吗?”
“愿意。”
“为什么?”
表舅说：“那弹丸之地，有几个喜欢听京戏?马连良唱到后来一场戏还要赔上几十块，这使得他有些灰心。一不上座了，再大的角儿也待不下去。马连良又是有名的孝子，年近九旬的老母还在北京。虽说他每月必到银行给母亲汇款，但总不如堂前行孝。”
“怜君身似江南燕，又逐秋风望北飞。”马连良夫妇回到了北京。离开香港之前，曾找一个星相家算卜卦。
马连良天赋条件并不十分好，但勤学苦练。吊嗓子，练白口，无一日懈怠。据说他家隔壁有个保姆，每天清晨洒扫庭院，必听马连良的唱念。居然也会了《十道本》。马连良十分注意保养，嗓子从来没坏过，宽窄始终够用，且维持在一个相当水平。所以，观众对他有“用不完的嗓子”的好印象。至于马派唱腔，业内评价各异。大多认为是柔靡纤巧，也有人指责为“靡靡之音”。不管别人如何议论，马连良的唱腔既可风靡一时，又能流行后世，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他做戏潇洒飘逸，表演入微。每一出戏都有特点、特色，受到业内的一致称赞。他演戏，一切唯美是尚。动作规范，无处不美。拍他的剧照，没有废片，张张漂亮。他的戏班扶风社，讲究“三白”(即“护领白”“水袖白”“靴底白”)。他要求同人扮戏前一定理发刮脸。在后台，他还准备两个人，一个专管刮脸，一个专管刷靴底。马连良本人的行头，极其精美和考究。在扮戏房(即今天的个人化装间)，有专人管熨行头，熨水袖，挂起来，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而选用的衣料，其质地、色泽、花纹都是上等的。为了悦目，马连良八方寻求。《马连良剧艺评介》中称：“一年，故宫拍卖绸缎。他不惜钱财，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存起来慢慢做行头。在颜色方面，他提倡用秋香色、墨绿色(如《甘露寺》乔玄的蟒)、奶油色(如《打渔杀家》萧恩的抱衣)。看起来漂亮得很。”
父亲章伯钧请马连良吃饭
为了艺术生命的持久，马连良的生活很有规律，对饮食更是讲究。就像研究梅兰芳必须研究他的八卦情史一样，研究马连良则必须研究他的请客菜单。马连良最愛吃前门外教门馆两益轩饭庄的烹虾段。每逢渤海对虾上市，他必请好友同往。叫这道菜时，必吩咐要“分盘分炒”。即炒三、五对虾，用八寸盘盛上。吃完一盘，再炒一盘。有时连吃三四盘。抗战胜利后，马连良一度还将西来顺的头灶，延为特约厨师，饭庄熄火，厨师便来到马家做消夜。那时梨园的各路俊杰，无不以一尝马家的鸡肉水饺、炸素羊尾等菜肴为天大的口福。马连良在东安市场的吉祥戏院演出，常去北京有名的爆肚冯清真馆吃饭。
马连良来我家做客，不过是清谈。虽为艺人，却谦恭有礼，谈吐不俗。后来，父亲说要请吃饭。他不仅答应了，而且很高兴。
父亲知他是回民，遂问：“当是个什么吃法?”
他笑着说：“您只管付钱，一切由我去办。”
马连良走后，一家人反复琢磨这个“一切由我去办”的内涵。
母亲说：“马先生肯定叫人去清真馆子订办一桌菜，到时候送过来。”
父亲同意这看法，事情果然如此。但是当马连良请的人和订的菜，一起送过来的时候，着实把我们全家吓了一跳。 父亲是请吃晚饭。可刚过了午休，几个身着白色衣裤的人就来了。进了我家的厨房，就用自备的大锅烧开水。开锅后，放碱。然后，碱水洗厨房。案板洗到发白、出了毛茬儿为止。方砖地洗到见了本色，才肯罢手。说句实在话，自从住进这大宅院，我家的厨房从来没有这么干净过。
时任北京市卫生局副局长的母亲欣喜万分，叹道：“这哪儿是来做客吃饭?简直就是来帮咱们搞清洁卫生啦!伯钧，你见了马连良，可要好好谢谢了。”
再过一个时辰，又来了一拨身着白色衣裤的人。他们肩挑手扛，带了许多“家伙”。有两个^抬着—个叫“圆笼”的东西，据说整桌酒席，尽在其内。还有人扛着大捆树枝和木干。
我问扛木者：“这些树枝是什么?”
答：“是果木。”
“什么叫果木?”
“就是苹果木。”
“干吗用的?”
“烤鸭。”
瞧这架势，我惊奇不已，也兴奋不已，便跟着这些白衣人满院子跑来跑去。看久了，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是马连良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
我问母亲：“这到底是谁请谁呀?”
母亲笑道：“我也分不清了。”
站在一边的父亲，也咧着嘴笑。
时近黄昏，天空呈现出琥珀色的光辉。墙头、屋脊、树梢也都涂上一抹残阳。
“马连良来了!”
随着一声喊，我们全家连同秘书、警卫、勤杂、厨师、司机、保姆都来了精神，真可谓翘首以待。这时，我体会到一个名艺人比一个政治首领的吸引力可大多了!马连良身着藏青色西服，身材修长，前额开阔，鼻梁笔直，眼睛明澈，脸上泛着浅浅的笑容。
提及艺人的家世，马连良告诉父亲：自己世居北京。打祖父起就在阜成门外开茶馆，人称“门马家”。茶馆的院落挺大，时间长了，居然成了戏迷聚会的地方。在那样的环境里，马连良的父辈玩票，也都拜师学戏，还都学的是老生。到了自己这辈，兄弟先后进了梨园行。马连良没有谈及家庭情况，父亲知道对一个艺术家来说，最难言者乃世间情愛与家庭，自然不便多问。
之后，父亲向他介绍了民盟的情况。说，民盟虽然被统战部划为以高等院校为主要成分的党派，但像马连良这样有成就的艺术家，当也是吸收的对象。马连良一再说，自己是很愿意和文人往来的。
在院子一角，柴火闪耀，悬着的肥鸭在熏烤下，飘散着烟与香。我又入厨房，见所有的桌面、案板、菜墩都铺上了白布。马连良请来的厨师，在白布上面使用着自己带来的案板、菜墩和各色炊具。抹布也是自备，雪白雪白的。我看了看，觉得只有水和火是我家的了。这哪里是父亲在家请客?简直就是共赴圣餐。这让我想起父亲对我说的那句“有信仰的人跟没有信仰的人大不一样”的话来，心里不由得生发出一种神圣感。
饭前，父亲还请马连良欣赏了自己收藏的折扇、鼻烟壶、玉质小摆件。马连良客气得很。对每—件都说“好，好”。父亲告诉他，自己主要是收藏古书，不是专门收藏古玩的人。
马连良说：“我不是收藏家，只喜好一些小玩意儿。”
已是夜阑灯珊，马连良告辞，父亲送至二门。悠然而至，翩然而归，我觉得他简直是个神仙。
马连良善于肆应，又具仗义之风。对亲戚、对朋友都是一副热肠子。他演义务戏一向热心。有义务戏演出，只要人在北京，他是一定参加的。每年年终的梨园公会演义务戏，更是当仁不让。他和杨小楼、梅兰芳一样，也有私房龙套。马连良从不亏待他们。每月都有固定的私房钱给他们。到了年关，还额外送些米、面、菜等实物。
为人义气有求必应
另有一事，我也是记忆至深。一日下午，我在家做完功课，跑到院子里踢毽子。忽然，洪秘书领着一个年轻的女性，跨进二门。她衣淡雅之服，修短合度，端庄秀丽，婀娜而刚健。
在把客人送进大客厅后，洪秘书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连忙跑过去，问：“那女的是谁?”
“她叫罗蕙兰。”洪秘书答。
我说：“她找我爸有事吗?”
“想在北京落脚唱戏。”
“这事儿，我爸能行吗?”
“你父亲要请马连良帮忙。”洪秘书这样说。
父亲送罗女士时说：“有了消息，会通知你的。”遂转身对洪秘书说，“替我送送客人。”
那罗女士对父亲深鞠一躬，并一再道谢。
没过多久，马连良托^送来四张戏票，是他和罗蕙兰在中山公园音乐堂演出《审头刺汤》。
我举着票，嚷着：“爸，咱一起去呀!”
“去呀，去呀!”父亲也跟着叫。
我搂着父亲，大笑。
到了演出的那一天，父亲恰好有外事活动，不能去了。我看戏归来，父亲问：“小愚儿，那罗蕙兰演得怎么样，漂亮吗?”
我说：“漂亮，比马连良还漂亮!”
听了这句话，没看戏的父亲也和我一样高兴得直乐。
马连良有没有短处呢?有短处。短处是抽大烟。这在梨园行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与当今的演艺圈非常相似。他抽，其他几个名角，也抽。
我问母亲抽大烟的事，母亲认为，吸毒于社会是罪恶现象，但于个人可能与道德品质无关。由于它是一种疾病，所以，靠说教和硬挺是戒不掉的，特别是对那些特殊身份的人，就更难戒掉了。母亲的话，令我非常吃惊。因为这和政府宣传的完全不同。1949年后，政府将抽大烟的名角儿集中起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统一进行戒毒，果然收效不大。最后，政府暗中做了妥协，由彭真特批，他们可以“抽”。不过，量小且严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