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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举制肇始于隋代，经唐、宋、元、明，废止于清末，历时1300余年。“科举”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主要的选官制度，比此前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世卿世禄制”及个人色彩极浓的察举、征辟、讲究门第的九品中正制等选官制无疑进步许多。通过对贫寒子弟苦读成名的列举，分析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的贡献以及造成社会上“读书至上”的风气，这些都与科举制度息息相关。
[关 键 词] 科举；社会流动；读书至上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6）13-0082-01
一、学而优则仕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一直坚持“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相对成为一种常态。
杨凝（？—803），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戊五科进士第一人。他早年丧父，和兄杨凭帝、杨凌奉其母避难于苏州。中状元后曾任侍御史，后为司封员外郎。兄弟三人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不仅在仕途上颇有建树，也为后代人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南宋著名的愛国将领和诗人文天祥，出生在美丽的江西小镇，先辈也是地道的庶民，对书爱不释手，即使把衣服典当掉，也要去买书，就在这种困苦的情况下，起身白屋的他于宋理宗宝佑四年举进士第一，也上演了“起兵秦王、进军临安、常州之役、斥责降将”的感人故事。
明代的商辂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到祖父时落得以大柴狩猎为生，特别贫困。商辂于宣德十年（1435），夺浙江乡试解元。第二年会试落第。遂入太学潜心苦读几达十年。正统十年以会试、殿试双第一大魁于天下。成为明代“三元及第”第二人，历官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卒谥文毅。
清代的毕沅于雍正八年出生在镇洋，幼年失父，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
以上列举的这些贫寒子弟都是历代的文状元，他们通过科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穷书生们通过科考“一日看遍长安花”进入仕途，光耀门楣的事例不胜枚举。即使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到后来发展成八股文乃至扼杀人性的地步，但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它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的贡献
两汉时期推广“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流动，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促使阶级内部人员的上升和下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广招贤才，选取官员，采用自下而上层层举荐“孝廉、贤良方正”的人士，通过考核录用。其在早期实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人情社会，统治阶级由于自身利益需求，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一弊端必然需要社会产生一种新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取士也顺势而生。
“科举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相对封建社会其他选举制度而言，其立意体现出平等原则或民主精神。科举的竞争机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机会的扩大和下移，入仕机会既然平民与贵族皆有，自然会促使平民发愤苦读，并导致教育机会下移。”
三、唯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仕，不仅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好学的风气，但也给读书人形成了“读书目的论”的价值取向。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入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的美名也成为才子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同时，科举主要考进士与明经科，学习的内容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和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较少涉及科学和自然知识，也形成了“重道轻器”的儒家传统，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全面发展。这种考试模式也拉大了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清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在世界上落后，以至于发明火药和指南针的文明古国却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读书人的价值体系中，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官本位的思想，也引导着许多聪慧的奇才进入这一僵化的考试模式中，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时过境迁，“读书至上”的观念依旧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虽然政府、社会各界有关人士都在不断完善着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我国现阶段选拔人才的模式依然清晰可见科举的影子，而我们当代人更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去反思，抓住“读书至上”的合理内核，去除其功利性的一面，真正地发扬中华民族重视读书学习的优良传统。
无论科举考试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如何，科举制度的地位和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华名族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虽然也引导着社会形成了“读书至上”的功利思想，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在促进社会分层上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封建的门阀制度，促进了上下阶级的流动。所以，科举制度的积极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其消极方面有待我们继续批判和扬弃，如此，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改革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怀。
参考文献：
张翔.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视角[J].宜春学院学报，2007（S1）.
[关 键 词] 科举；社会流动；读书至上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16）13-0082-01
一、学而优则仕
科举制度作为一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它一直坚持“自由报名，统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取，公开张榜”的原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世族对政治的垄断。“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也相对成为一种常态。
杨凝（？—803），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戊五科进士第一人。他早年丧父，和兄杨凭帝、杨凌奉其母避难于苏州。中状元后曾任侍御史，后为司封员外郎。兄弟三人踵擢进士第，时号“三杨”，不仅在仕途上颇有建树，也为后代人留下了许多动人的诗篇。
南宋著名的愛国将领和诗人文天祥，出生在美丽的江西小镇，先辈也是地道的庶民，对书爱不释手，即使把衣服典当掉，也要去买书，就在这种困苦的情况下，起身白屋的他于宋理宗宝佑四年举进士第一，也上演了“起兵秦王、进军临安、常州之役、斥责降将”的感人故事。
明代的商辂也是值得一提的人物，到祖父时落得以大柴狩猎为生，特别贫困。商辂于宣德十年（1435），夺浙江乡试解元。第二年会试落第。遂入太学潜心苦读几达十年。正统十年以会试、殿试双第一大魁于天下。成为明代“三元及第”第二人，历官兵部尚书、户部尚书、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谨身殿大学士，时人称“我朝贤佐，商公第一”，卒谥文毅。
清代的毕沅于雍正八年出生在镇洋，幼年失父，由母亲独自抚养成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1785）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
以上列举的这些贫寒子弟都是历代的文状元，他们通过科举改变了自己的命运。穷书生们通过科考“一日看遍长安花”进入仕途，光耀门楣的事例不胜枚举。即使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到后来发展成八股文乃至扼杀人性的地步，但在促进社会流动方面，它的贡献是不容否定的。
二、科举制度对社会流动的贡献
两汉时期推广“察举”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的流动，至少在理论层面上促使阶级内部人员的上升和下降。“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广招贤才，选取官员，采用自下而上层层举荐“孝廉、贤良方正”的人士，通过考核录用。其在早期实行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古代中国是官本位的人情社会，统治阶级由于自身利益需求，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一弊端必然需要社会产生一种新的选拔人才的制度，科举取士也顺势而生。
“科举制提供了平等竞争的机会，相对封建社会其他选举制度而言，其立意体现出平等原则或民主精神。科举的竞争机制促进了教育的普及，也促进了教育机会的扩大和下移，入仕机会既然平民与贵族皆有，自然会促使平民发愤苦读，并导致教育机会下移。”
三、唯有读书高
学而优则仕，不仅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好学的风气，但也给读书人形成了“读书目的论”的价值取向。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入仕的首要途径，进士的美名也成为才子们竞相追逐的对象。
同时，科举主要考进士与明经科，学习的内容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经典和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较少涉及科学和自然知识，也形成了“重道轻器”的儒家传统，越来越多的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头扎进了故纸堆。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均衡发展和全面发展。这种考试模式也拉大了我们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清以后，中国的科学技术逐渐在世界上落后，以至于发明火药和指南针的文明古国却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深入读书人的价值体系中，进一步巩固中国的官本位的思想，也引导着许多聪慧的奇才进入这一僵化的考试模式中，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时过境迁，“读书至上”的观念依旧深入人心，时至今日，虽然政府、社会各界有关人士都在不断完善着选拔人才的制度，但我国现阶段选拔人才的模式依然清晰可见科举的影子，而我们当代人更需要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去反思，抓住“读书至上”的合理内核，去除其功利性的一面，真正地发扬中华民族重视读书学习的优良传统。
无论科举考试在历史上的功过得失如何，科举制度的地位和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华名族一笔巨大的精神遗产，虽然也引导着社会形成了“读书至上”的功利思想，不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但在促进社会分层上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打破了封建的门阀制度，促进了上下阶级的流动。所以，科举制度的积极方面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其消极方面有待我们继续批判和扬弃，如此，才能使我们的教育改革真正地体现以人为本的情怀。
参考文献：
张翔.科举制度的社会流动视角[J].宜春学院学报，2007（S1）.